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评论诗人荷尔德林时曾言，诗人的天职是还乡①。对于哨兵来说，这些年他真正做到了下笔就回到洪湖，因为洪湖作为故乡与很多地方不一样，这就带来了诗人对“诗与思”的独特认知：我的乡愁和你们不同。也许是既爱又恨，哨兵的笔触充满了柔情、善意、矛盾和纠结，他一方面全情投入地歌唱，另一方面，又时刻警惕故乡变成后工业时代的遗弃物，这些更具现实性的问题，通过现代性的焦虑体现出来，正构成了其诗歌写作的精神源头。诗歌究竟为哨兵带来了什么？他倾注全部心力，套用穆旦的诗来说，难道最后只是完成“普通的写作”？
尽管写下的皆为日常所见所闻，看似平淡，但每一句都来之不易，呕心沥血所得，只是坚持的结果。哨兵是一个内心藏着至高抒情理想的诗人，但其表达又显得节制和内敛，这可能出于某种“孤傲的压抑”，“绝对的抒情只有通过精准的叙事才能完成”②。这是诗歌的方法论，也是一种诗学准则。哨兵对于洪湖的抒情也是由素描般精准的叙事完成的。一方面，他以自己的观看之道对自然保持了足够的敬畏，另一方面，他也通过对自然的描绘建构了自己的生态诗学。在此过程中，诗人以洪湖书写为中心确立了自己的自然观。他宣称要“站在自然这边”，但这一宣言并非症候性的潮流之说，而是出自个人多年身处洪湖而获得的一种整体审美，他让自己沉浸其中，从而体验到了与那些凭空书写自然的诗人不一样的认知。他领悟到了洪湖这些年随着现代化转型而发生的变化，用心在感受，用力在书写，并由此关联起了对故乡的辩证态度——既表达自我的鄉愁意绪，也深度关注洪湖的生态危机，这种在现代性意义上的内在抵抗，呼应了诗人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诗学诉求。
一、守着洪湖，在语词间修行
从《江湖志》到《清水堡》，从《蓑羽鹤》到《在自然这边》③，哨兵每一本诗集的关键词都离不开洪湖，它作为诗人的故乡和诗歌题材的来源，确实也使更多熟知其革命圣地意义的人感到陌生。哨兵诗中的洪湖是一处自然之所，那里的水、鸟、鱼和风、雨、雾，无不成为他对话的意象。他很早就通过书写洪湖建构了自己的诗学观，后来也由此确立了不同于很多人的自然观与生态观，这是哨兵区别于那些惯写浪漫主义自然的乡绅诗人的原因。他不是仅仅凭借才华来书写理想中的洪湖，也不是常态化地将日常观看经验作一种浅层次的转化，他寻找的是洪湖所呈现出的不确定性，并试图从不确定的自然中剥离出某种诗意和神秘感。当然，他并非刻意为之，因为洪湖作为自然有其客观性，但在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大道中，又隐藏着为人所不知的诸多秘密“故事”，这或许就是哨兵愿意去挖掘的诗性资源。
——也是在这一维度上，我理解哨兵的写作所透出的命运感，它来自平静的洪湖，也可能外化于这片有着悠久历史的山水，它和诗人共同构成了一道值得我们去注目的风景。哨兵持续性地书写洪湖，且在每一阶段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和力道，正在于洪湖发生变化的同时，诗人也在悄然地探索。他以个人之力无法改变洪湖的生态，但在主动书写或被迫所为的合力中，他试图超越内心的倦怠而生发出新的主体性，从而靠近一种自然诗学的志业，这种“劳作”本身就是动力。诗人不时地发出感慨：“而我，一个叫哨兵的写诗人，远隔千年尘封，也挣脱不了写作的宿命，从洪湖这个小地方出发，腾挪辗转，无非要回到诗歌的洪湖。”④哨兵诚恳地道出了自己的精神轨迹，他看似很有野心，实际上，这种野心也是由一个个词语所建构。最终他还是回到了朴素的质地，即在远景规划中让自己找到方向，然后顺着方向延展思路或回溯历史，这是他不断追问自己诗歌源头的现实逻辑。在洪湖这个地方，他没有变得麻木，也“不老成世故”，时刻“还能分泌县城的激情”（《秋日札记》），这是诗人保持天真和纯粹的前提，也只有如此，他才会专注于洪湖书写，并练就激活潜在诗性力量的独到技艺。
对于哨兵来说，洪湖构成了一种召唤的力量，它不仅让诗人找到了用力的方向，而且也作为某种方法论构成了其诗学技艺的一部分，在此，它是一道风景，也是一种视野。“这些年/唯有在洪湖，诗/才是我的通行证。”（《赶在春节上班前，雨雾中从渔村访友归来所闻》）这看似世俗之语的诗歌变体，实则透出了诗人在洪湖的处境，诗歌是他的手段，也是写作之大道。在这一“道发自然”的语境中，哨兵诗歌质地有着潮湿的柔韧性，但又不乏四两拨千斤之力，或许是受洪湖水的影响，它给予了诗人某种无形的力量。“我以诗探寻洪湖，并在泥水里/插栽语词，如植/种藕。暮春。凌晨一点/步入夜间荷塘边/最深的寂静，虫鸣/模仿人世的喧嚣，却把寂静/加重一分。”（《自然课》）这可能是哨兵典型的书写策略：以洪湖的任意一处作为切入点，他可以在诗中盘活自己熟悉的每一只动物或每一株植物，并赋予它们通人性的敏锐，这种移情方式经常被哨兵植入写作中，从而形塑出“风景之发现”的灵魂感知诗学。
就此而言，哨兵一直秉承有态度的书写原则，对于洪湖，他看似强化了一种失败感：“洪湖是大自然的幸存，我也认同/世界不过是悲剧。”（《灰鹤》）但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道义：“我真不能动用那些小词/向你描述身边发生的小事。”因为“对发生在身边的小事/我保持着足够的敬畏：像白蚁噬堤”（《秋日札记》），小事也可能在某一时刻酿成大错。他不仅敬畏自然，同样也是在敬惜字纸。哨兵绝少乱用词语，因为他还拥有一颗谦卑之心，“无论我的想象多么辽阔/词语抵达百里外的县界//我也不能重新命名飞禽/水生植物和那些没有户籍的渔民//我不知道写什么样的诗/送给洪湖，才能穷尽厄运……”（《故乡诗》）即便如此，他仍然要义无反顾地去书写洪湖，而洪湖和汉语的关系在其笔下已经有了微妙的联系，它比单纯的想象式书写更具在地性和厚重感，词语和洪湖由此形成一种审美共同体。哨兵通过词语建构了一片有肌理的洪湖，而洪湖也在诗人的表达中成为词语本身，其互动与内在渗透共同促成了自然诗学的生成。
也是在对洪湖书写的探索中，哨兵完成了诗歌写作的体系建构，即在持续性的自我折磨中接近洪湖的本质。虽然他引入的是日常经验，但其观看之道与转化之途中带着强烈的审视性，他并没有一味迎合洪湖的变化，而是打破了洪湖恒久的自然循环格局，以被我们所忽略的细节还原真实的景观。“你能忍受洪湖吗/你会在早上捕鱼捞虾，晚上摇动/那只单柄把手，把鱼虾/绞成肉浆，喂养/鳖龟和洪湖的兽？这样你就能发现鱼虾/卷进绞肉机前，一直冷眼瞅着/那口双架刀片，如同洪湖/看待世界的方式。”（《鱼虾绞肉机》）这是对洪湖的鱼虾表示同情，还是来展示洪湖残酷的一面？以鱼虾的生死遭遇来看待洪湖，如同鱼虾被绞死前“冷眼瞅着”双架刀片，仇恨与怨愤就是未被工业化所污染的洪湖对于外在世界的态度。哨兵写出这些残酷细节，并非要丑化洪湖，他只是如实地表现了自然的另一面。在修辞实践中，他承担了“再造”洪湖的责任，那不仅是一片自然风光的洪湖，也是一道隐含暴力的历史景观。“我了解世界的焦虑，在鸭子/青鲫和水獭与芦苇中，我了解/我终生浪迹其间的奢望，这种/祈求，已在心头淤积/成另一座洪湖……此地矛盾重重/又言不由衷。”（《自然课》）矛盾和纠结的状态体现出了诗人的欲言又止，其审慎性最终还是落脚于如何以人性对接自然，以敬畏善待万物。这些在洪湖鱼禽空间里的探索，无不指向以移情达到感同身受之效果的目的，这是哨兵守着洪湖在语词间修行的实质。
如果洪湖书写只是在为风景诗作注，那么哨兵的诗就会窄化其最初的定位，他向内走的结果，也许就是强化了手艺，而弱化了洪湖书写的精神质地。因此，他会发出这样的追问：“我的诗，该如何在洪湖叙事？又该怎样抒情？”⑤如此棘手的选择，同样也是修行之一种。无论是抒情言志还是语言创造，他都是出于一颗真心在坦诚地告白：洪湖既是自然诗学的来源地，也是自我修行的精神避难所。哨兵在此得到了自然课的教育，也达到了自我救赎的目的。
二、自然观也可能是一种人性观
在长期的洪湖书写中，自然已经成为哨兵诗歌书写的关键词。虽然这个词并没有经常出现在他笔下，但自然所包含和容纳的所有物事，都成为他观察和体验的对象。因此，在哨兵的写作中，自然已是他的美学和精神自觉。多年对洪湖的观看和“阅读”，以及沉浸式的生活体验，让他在这个独特的地理空间内逐渐把握住了自然的内核。一条鱼的游弋，一只鸟的飞翔，都是可以在别人熟视无睹中被诗人形塑为洪湖自然的表征，那么，在哨兵的诗歌意识中，自然已经内化为每一个词语和意象，并由此形成了他的自然信仰。虽然他也意识到自然随着时代的更迭已然发生变化，不管是微妙的变化，还是颠覆式的变化，他必须从整体上打量洪湖的精神脉络。“在洪湖，我遭遇的自然，早已经不是陶渊明的自然，不是王维的自然，也不是孟浩然的自然了。也許，像理解远山一样，理解摩天大楼；
如认同风与荷一般，认同这艘雅马哈高速汽艇；
或者，以鸟类的眼光打量自我和自然，才有可能重新叙事和抒情。”⑥这样的观点能够解释诗人上述提到的如何叙事与抒情的问题，换位思考或进行角色互换，方可更真实地切入对洪湖现代自然的观察中，这是一种辩证的诗性正义。
在自然成为一种信仰的过程中，它某种程度上也成为“问题”本身，给诗人带来写作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压力。因为自然很容易滑向理念性的空想，或者是不食人间烟火，或者趋向虚无，这种漂浮感会让人缺乏判断，从而导致自然只是诗歌的一个噱头，而非实质性存在。但在哨兵笔下，他因身处实体的自然空间中，其经验的获得无须刻意寻找，他只需辨识并突出自然的构成，以更多细节来印证其所具有的自然素养。“悲伤/如失偶的鸳鸟。谁也看不出世界/有好起来的迹象。直到天鹅/重回枯芦荡，秋沙鸭和须浮鸥/又飞入残荷林，成为洪湖的隐士/糟糕的气象里，唯草木/庇护候鸟，可谁都不是珍禽/谁能全身而退呢。”（《观鸟屋随记》）这样的观看对于他人来说可能是陌生的，但对于哨兵来说就是日常经验，他对自然的理解就在这种悲悯的人生习得中渐趋生成，且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何以如此？他与自然为邻，也就变相地成为被自然凝视的对象，双重的观看和审视是其与自然互动的内在延伸。
在哨兵众多写鸟的诗中，《蓑羽鹤》当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既体现出了诗人的观看与技艺，也表达了某种性情与美学。“雪雾中蓑羽鹤躲在众鸟外边，支起长腿/洗翅膀//蓑羽鹤打开乐谱架，却拒绝加入/合唱团//驾船路过阳柴岛，我在洪湖遇见过她们/终身的一夫一妻，比我更懂爱。”这是一首从看见到思想的诗，中间可能经历了观察、审视、认同与自我质疑的过程，最终生成了严肃的诗意建构。当人作为观看的主体，蓑羽鹤是一道风景，但这道风景被纳进了一个再创造的空间，由诗人重新定义为鸟之外的美学对应物。其实，在人和蓑羽鹤之间，有一个互为参照的视野，蓑羽鹤作为有着较强辨识度的鸟，之所以引起诗人关注，大概在于它“躲在众鸟外边”，是一种不太合群的鸟，它的自我边缘化，就独来独往的习性而言，也有“内心的王者”自得其乐的一面。于是，诗人开始比拟于鸟，并再次回到对蓑羽鹤的描绘，“我”和鸟的对比，呈现出的恰恰是对自我的反思：个体的“我”在一场对鸟的观看中，被置于更开阔的“封闭之境”，只有以这种个体和群体的对比，才更能显出命运的不同面向。
对一只鸟，诗人可以做到全身心投入观看，这貌似经验的再现，实则隐含着内在的批判性，体现为对某种庸俗自然观的反拨。自然不仅包含风景，它也有人心与人性本身，就像柄谷行人所言，“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⑦。风景也需要人在发现之后才真正成为风景，而自然观有时也是一种人性观。“所有的莲/来到这个世界，都得在荷叶中挺住//练习孤立。像我在洪湖/总把人当作莲的变种。而有些莲//却像人类学习爱，自授花粉/成为并蒂。这不是隐喻//是人性……”（《莲》）哨兵不仅从鸟身上发现了其通人性的一面，也从一株莲上意识到了人性的价值。如果说诗是写给灵魂相通的人看，那么，哨兵以对鸟和莲的打量建构了他的自然观。在这一层面上，他又何尝不是将自然作为方法在重塑他的精神结构？在那些悲悯的告慰中，他对自然有着崇敬，同时也显现出其批判意识。从自然出发，经由人性与人心，重新再回到自然的内部接受拷问，这一路径也让哨兵的写作通向了某种大道。
虽然有时哨兵表露出了自然主义学习的自信，“早在人们进湖前，我已修完洪湖的/自然主义”（《在湿地保护区》）。但他并非完全融入自然，有时甚至与其对峙，这种对峙乃基于个体的渺小——洪湖之浩大宽广，不能尽收眼底，但可以装在心里。诗人以此野心来对抗自然，而阶段性的认同过去之后，终不免还是要回到道之无为，且渗透着深深的宿命感。“从一座孤岛到一座孤岛，从一片水域进入一片水域，我终于理解什么叫漂泊，什么叫隐忍，仿佛遭遇人类命运的巨大隐喻。”⑧从洪湖来审视人类的命运，这不是隐喻，有时就是现实本身。从天象到气候，从动物到植物，从人到人性，哨兵将自然作为一种信仰和方法，终归是回到了人，这种本质主义的书写，如同其对自然主义的修行一样，也暗藏着他对“词与物”的自然实践。
怎样在生活与诗歌的区间中体现自然？哨兵有着自己的双向行动：一方面，他在各种冒险中靠近真实的自然；
另一方面，也在词语的修行中挑战自己，双重冒险不过是寻找审美的可能性。“这些年，在芦苇与荷花和大水间，在县城和渔村与鸟群中，洪湖给我设置的美学课堂和自然教育，像诗歌私塾，单调，平庸，重复，也关涉浩渺、包容、寂静等艺术品质。”⑨哨兵的自然观里有辩证法，这形塑了他趋于复杂的诗学观——既无限向上，也无限向下，撕扯与平衡交织，而冲突形成的张力，也许就是其美学课堂和自然教育的一部分，当它们升华为一种理性的认知，就成为诗人所认同的诗学秩序。
三、表达之难与“疼痛诗学”的建构
相比于空泛的自然观念升华，哨兵的自然书写趋于复魅，他力图还原的是自然生态的一面，而非将自然概念化，这种对自然的“改造”呈现为做减法的过程。哨兵很少用到自然这个词，但其诗中处处见自然，这种“隐藏”是有难度的。其难度不在于表象上的修辞，而在于诗人如何言说人和自然的关系，并将其转化为一种行动的可能。就像他写船，“多年来我认为船//在长江的工作，比写诗/更有意义”（《看船》）。这是一种从现实考量的结果，诗人的立场也并非为诗歌降维，如果抛开所谓的意义提升，这里面内蕴着对看船行为的价值界定，相反显出了写诗的艰难。船作为一种水上交通工具，它承担着长江水运的功能，其作用不可低估，但船作为一道江上风景，只能被诗人看见并审视，这会从视觉上为我们提供审美的可能。在此，船是作为风景被消费的，这是否要比写诗本身更有意义呢？
风景并不完全是用来消费的，它在诗人眼里成为检视自我的参照。哨兵几乎以一种自嘲的语气将自己悬置起来了，他是否陷入了表达和失语的两难？而两难之境好像成了哨兵写作的常态。在自然、语言、修辞和思想的多维度交融中，诗歌并不是一步步推进的，有时甚至可能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情形，这给诗人带来的考验，就是如何直面随时到来的挑战。“在洪湖/语言相隔七省十八个县的距离，仿佛/鸟鸣。在洪湖，写诗比庸医/更可耻。”（《命运》）在洪湖与自然面前，诗人再次强调了“写诗”的可耻，我们可从不同角度来理解此言，这充分证明了诗的有限性乃至“无用”性，也呼应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局限性。承认了人的有限性之后，哨兵才可能将自己置于被审视的位置上，与自然平等地对话。因此，他的诗歌多体现为对话形式，与自我的对话，与自然万物的对话，“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向螃蟹学习/独居，寡言/写诗，试图打听到先知下落”（《洪湖螃蟹的生活史》），在这些对话中，他设置了写作的难度，这源于诗人内在的困境。有时他看起来散淡，实则对自我是有要求的，一个词语，一个句子，都可能让他有紧迫性和焦虑感。
哨兵时常陷入困境，而困境的转化就导向了诉苦、批判与忏悔。他将那些异议置换为针对洪湖的想象和描绘，“今天雾大，看不见洪湖/也看不清楚自己……现实/如雾，早已在湖面泼洒丹青。但山水/易容，须重新认知。岸边/楼群隐没，似远山/又如怪物。视线之外/我已无力表达，语言尽头才是诗”（《自然课》）。他有时也对洪湖产生怀疑，这种怀疑本身也可能是难度的变形。而独特的地域空间能否重塑他的价值观？对于哨兵来说，长久置身洪湖的时空多少有些固化了他的认知，为了避免滑向廉价的自然主义抒情，他为自己设置了诸多“障碍”，“写一行，死一回。再写/才会重生。诗/总是这样折磨我……”（《自然课》）当面临“人”在自然面前的失语，这种有限性会反噬其精神能量，此时求助于野生的“自然”，和鸟对话，并进入它们的世界，某种程度上能够让观察、表达与冥想通往诗的内核。“鸟鸣”之所以成为沟通诗人和自然之道的中介，也在于其所具有的日常性，哨兵将这样的经验转化成了一种“表达之难”，其潜在的心境呈现为茫然无解又不甘于此的无奈。
透过其矛盾重重的内心，哨兵字里行间的语气暗示了“人”的荒谬性，尤其是面对常态的自然，人的原罪意识油然而生。“大隐隐于野。写作/让我过上了禽兽一样的日子/在洪湖湿地。我可能是一只白鹳/可能是黑脸琵鹭，也有可能是五步蝮蛇/是蠢獾……哦，面对自然/我以人言为耻，拒绝书写、表达。”（《秋日札记》）这种悖论式的表达，反映了诗人内心的自我撕扯：既有写尽一切的野心，又知道世界和汉语的有限性，他要书写的正是那无法穷尽的难处。哨兵何以有着如此曲折的创作路径？他并不回避这样的表达难题，甚至不惜以自我否定的方式来重构自然的复杂性，因为那些悖谬的存在不是依靠单纯的经验就可看透，它必定要诉诸“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来呼应从地方性出发的自然写作。诗人从地方出发，其終极目的不是再回到地方，而是进入一种普遍性的整体时空，这种超越地方性的写作，一方面拓展了历史视野，另一方面也重建了独特的诗学谱系。有研究者指出哨兵写作的独特性所在：“超越了赞美家乡赞美地方文化的一般模式，用以洪湖为叙述主体的地方志写作来展开他对个体生命和破碎生活的思考，既怀疑又审问，且将地方审美与人类审美贯连，从而成为一个现代派诗人而非单纯体制批判的现实主义乡土诗人和单纯赞美的浪漫主义乡土诗人。”⑩从地方到自然，从批判到对话，哨兵没有如愿抵达浪漫主义的源头，他只是阶段性地完成了自然书写的使命。诗人在地方漫游般的状态，不是赞美，而是在唤醒，其地理行走体现出的更像是见证诗学的动态感：他走出了故乡，然后再返回故乡，这种“离乡—返乡”路径同构于鲁迅小说的叙事模式，透出的正是拉开距离后的审视意味。
在审视中对故乡进行重新命名，是哨兵深入这种见证性地理诗学的初衷，就像他凭借对杜甫的想象，强化了自己对汉语和乡愁的理解一样：“看起来故乡是写作的坟墓/汉语唯有在他乡，颠沛//流离，才能保全自己。”（《过巩义杜甫故里，雾霾中遇梅》）很多诗人选择像鲁迅那样，“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1。“乡愁”此时变成了一种抒发情感的方式，哨兵不断在地理和精神上返回故乡，又何尝不是在寻求“别样的自然”呢？这样的自然不是一般意义上概念的自然，乡绅的自然，精英和贵族的自然，而是带有阿甘本意义上“凝视深渊”般的探索性自然，因此，洪湖看似是哨兵诗歌书写的背景，实际上又是主体。诗人在“万古愁”的主体性中再造了一片“纸上洪湖”，它是属魂的，也是超越了具体地理界限的普遍自然，从而成为在现代性语境中重新认识个体自然的一种表征。它再次指向了感伤的生态诗学，这既是历史的演化，也是现实的逻辑。
哨兵曾在诗中感慨道：“我认命/我肯定成不了洪湖的屈原或杜甫。”（《多年后在湖上再次驾船》）这仍然是在回应此前那些纠结和焦虑，“认命”不是宿命感的来源，而是其写作的内在动力。他以屈原或杜甫作为参照，其表达之难才更显真实性和及物性价值。诗人继续行走在这条大道上，沿着通向现代性的线索一次次地返回洪湖，再一次次地变换视角观察着变化中的自然，在更精确的表达中维护自然诗学的尊严与生态诗人的身份认同。
【注释】
①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242页。
②哨兵：《现代汉语诗的传统》，《西藏文学》2017年第5期。
③哨兵：《在自然这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本文所引诗歌皆出自该诗集，故不再一一标页码。
④⑤⑧⑨哨兵：《现代汉语诗歌的自然（创作谈）》，《延河（上半月刊）》2021年第4期。
⑥哨兵：《在自然这边》，《作家》2021年第11期。
⑦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第15页。
⑩刘川鄂：《哨兵的地方志书写及在当下诗坛的意义》，《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
11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7页。
（刘波，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世纪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再发现”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BZW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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