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利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署名“何无适、倪希程同撰”的《诗准·诗翼》，是成书于宋末的诗歌选本。它的编选深受朱熹诗学观念的影响，是构建理学诗观的实践成果之一。然自四库馆臣疑其为伪书以来，书之真伪、编者为谁一直存有争议。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文本的解读，辨真伪、明编者，并对其编选意图、诗学主张以及在后世的影响作一全面考察。
《诗准·诗翼》虽有宋本传世，但一直以来仍被视为伪书。《伪书通考》《中国伪书综考》《中国伪书大观》皆直接定其为伪书(1)参见张心澂《伪书通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6页；
俞兆鹏《中国伪书大观》，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0页；
邓瑞全、王冠英主编《中国伪书综考》，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793—794页。，而依据主要是《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内容。《总目》云：
旧本题宋何无适、倪希程同撰。其诗杂撮古谣歌词一卷，又附录一卷，复掇汉魏晋宋诗二卷，而以齐江淹一首终焉，命曰《诗准》。杂撮唐杜甫、李白、陈子昂、韦应物、韩愈、柳宗元、权德舆、刘禹锡、孟郊，宋苏轼、黄庭坚、欧阳修、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秦观、张耒、郭祥正、张孝祥诗为四卷，而以陆游一首终焉，命曰《诗翼》。盖影附朱子古诗分为三等、别为一编之说，而剽窃真德秀《文章正宗》绪论以为之。庞杂无章，是非参差，又出陈仁子《文选补遗》下。疑为明人所伪托，观其《岣嵝山碑》全用杨慎释文，而《大戴礼·几铭》并用钟惺《诗归》之误本，其作伪之迹显然也。[1]1736
从《总目》内容来看，之所以疑其为伪书，主要是出于对选文内容的无序、误入明人释文以及录文用明人版本等原因。今试从《诗准·诗翼》的版本流传来考辨此书之真伪。
(一)宋刊本
清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曰：“《诗准》四卷，《诗翼》四卷，四本，宋板。”[2]此本今已不全，藏于国家图书馆。傅增湘撰《藏园群书经眼录》谓：“《诗准》四卷，宋何无适、倪希程辑，存二卷。宋刊本，半叶十一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记字数及刻工人名，有李林、王昭等字，鱼尾下标‘诗’一字。首行题‘诗准卷之一’，次行顶格阴文题‘歌诗正题’，(以下凡箴铭各类标题均用阴文。)三行低一格题‘雅比’二字，加墨圈，(以下风雅颂等亦加墨圈以别之。)空一格，‘虞书帝庸作歌曰’云云。钤有‘季振宜藏书’朱文小印。(己未)。”[3]可见傅氏所见《诗准》残本正是季振宜藏书。张元济对此本曾做有详细的校勘。张氏著录云：
《诗准》残二卷，《诗翼》残二卷，宋何无适、倪希程撰。宋刊本，二册，季沧苇旧藏。两书均仅存前二卷，有目无序，不著撰人名氏。《四库》著录为明刊本。题“宋何无适、倪希程同撰”。是本半叶十一行，行十八字。宋讳匡、恒、贞、桓、構、慎诸字均阙笔。版心上记字数，《诗准》下记刻工姓名，只李林、王昭二人，书名题一“诗”字。《诗翼》仅题一“中”字，无刻工姓名。所选唐宋人诗，与《提要》所载同，惟《诗准》则略有不合。《提要》称：“杂撮古谣歌词一卷，又附录一卷，复掇汉魏晋宋诗二卷，而以齐江淹一首终焉。”又谓：“《岣嵝山碑》全用杨慎释文，《大戴礼·几铭》并用钟惺《诗归》误本，疑为明人所伪托”，云云。是本平分四卷，前二卷却为古谣歌词，然目中并无“附录”之名，且亦无《岣嵝山碑》。即所引《大戴礼·几铭》，“皇皇惟敬”下不叠“口”字，与钟惺所刻《诗归》异。盖《四库》所收必明人改纂之本，故不免稍有参差。此则犹为宋刊宋印，馆臣所未见也。据明本尚有淳祐癸卯金华处士王柏仲会父序，此已佚。两书卷首，均有“季振宜藏书”印记，延令《宋板书目》，有《诗准》四卷、《诗翼》四卷，注“四本宋板”，必即此书，惜今仅存其半矣。藏印：“季振宜藏书”。[4]
通过宋本与《四库》本的对照，张元济明确了《四库全书总目》所云疑伪内容是所收版本的不同所致，基本上否定了《诗准·诗翼》为伪书的结论。
(二)明刊本
1.嘉靖本
明嘉靖三年(1524)郝梁刊刻的《诗准·诗翼》，称明嘉靖本，今存台北“中央图书馆”。书末有郝梁题记：“嘉靖甲申春三月三日龙渠山人郝梁子高父书于萃文楼之西燕轩。”是书前有王柏序。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八：“《诗准》四卷，《诗翼》四卷，明刊本，何梦华藏书。宋何无适、倪希程同撰。无适、希程里贯事实无考。前有淳祐癸卯暮春金华处士王柏仲会父序，云：……有何元锡印，白文方印。”[5]文中没有提及万历刊本所存新乐王序，是知所见正为嘉靖本。《扬州刻书考》有关于此书版式的记载：“《诗准》四卷，《诗翼》四卷，宋何无适、希程编。明嘉靖三年江都郝梁万玉堂刻本。半叶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6]
《诗准·诗翼》另有明刻本，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均有收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289册据清华大学藏明刻本收录。此本《诗准》前二卷为古谣歌词，无“附录”，且《诗翼》亦无收《岣嵝山碑》。
2.万历本
万历十二年(1584)，明新乐王朱载玺刊刻进士沈大忠所增葺《诗准·诗翼》。傅增湘曾藏此书，并作《明本诗准诗翼跋》，对此书的内容、刊刻情况著录颇详。跋文曰：
此书题“宋何无适、倪希程编类，明进士沈大忠附葺补注”。万历甲申重刻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双栏，版心下方记刊工、字数。首载淳祐癸卯金华王柏仲会原序，次有新乐王序，署名为“清社载玺信父”，次青州守四明沈大忠序。盖《诗准》卷二后有附录十七叶，乃大忠所增补，而青藩捐禄付梓者。《诗翼》后有嘉靖甲申龙渠山人郝梁跋，亦言刻传此书。疑嘉靖时郝氏刻于先，至万历时，新乐王见沈氏增葺本又覆刻之耳。收藏有“云间陶氏藏书之印”“南村草堂校定”“清风泾”“陶松谷家藏本”“南村草堂”“陶氏家藏善本”“风溪陶家崇质家藏本”诸印。余别藏隆庆本《人物志》，亦有陶氏诸印，未审为何时人，竢检府县志乘考之。[7]
由傅氏跋文可知，万历本的《诗准·诗翼》经由沈大忠的修补，在《诗准》卷二后附录有文。这与《四库总目》所言“其诗杂撮古谣歌词一卷，又附录一卷”大致相合。沈大忠，明万历丁丑(1637)进士。由钟惺、谭元春合编的《诗归》至迟在万历丁巳(1617)年已经刊刻。故而，万历本如果收入了杨慎释文、选用了钟惺《诗归》本并不是没有可能。但《四库总目》所言《诗准·诗翼》并没有提及新乐王序文，或许又是另一版本。从上述内容可知，《四库总目》所言版本与宋本、嘉靖本皆不是一个系统；
虽与万历本有相合之处，但并不能确定就是同刊。可以明确的是，《诗准·诗翼》在流传过程中确实经过了明人的篡改。
可见，《诗准·诗翼》之所以被疑伪书，是在后世流传过程中后人篡改所致。是书有宋本传世，那么，此书会不会是宋人的伪作？毕竟关于是书的编者说法也不一致。《诗准·诗翼》成书于宋季，宋代目录著作无此书的相关记载。在明代的书目类著作中有关于该书的著录，但关于是书的编选者却记载不一。高儒《百川书志》载：
《诗准》四卷，宋何无适、倪希程选取古歌、谣辞、逸诗、韵语及汉魏晋宋诸作，有合《三百篇》者，为诗准则。
《诗翼》四卷，何、倪既成前书，又间取唐宋名公之作合于古者，为羽翼。而又放黜唐律，法度益严。[8]
王柏(1197—1274)，金华(今属浙江)人，字会之，一字伯会，慕诸葛亮为人，尝自号长啸。三十多岁，抛去俗学，感叹长啸非圣门持敬之道，遂改号鲁斋。师从何基，与何基、金履祥、许谦，并称“金华四先生”。以教授为业，曾任教于丽泽书院、天台上蔡书院。何无适、倪希程，明清著录皆曰其生平、爵里不详。王柏《〈诗准·诗翼〉序》谓“友人何无适、倪希程”[9]2，是知此二人与王柏是友人关系。今试从王柏《鲁斋集》来寻绎二人的具体情况。
王柏《鲁斋集》有《跋何无适帖》，曰：
君讳钦，字无适，北山先生之嗣子也。天才不群，有晋宋之遗风焉。予得其帖甚少，止二十有五。“遗砚帖”，其绝笔也。予不敢受，姑勉其意少留数月，将面还之。未几，君死矣。[10]卷十二
北山先生即何基，何基(1188—1268)，字子恭，金华(今属浙江)人。师从黄干。后隐居北山盘溪，人称北山先生。与王柏师友相得，王柏作《何北山先生行状》，谓：“(何基)生于淳熙之戊申十月己卯，终于咸淳戊辰十二月乙未。……子男二人，长钦，后先生半年而卒。次铉。”[11]18按，何基卒于咸淳四年(1268)十二月，后半年则为咸淳五年(1269)五月左右。由以上内容可知，何无适即何钦，为何基长子，卒于咸淳五年。王柏有《和无适四时赋雪梅》《与何无适》《挽何无适》等诗文，是知王柏与何钦亦颇有交情。
王柏《鲁斋集》有《送倪君泽序》，云：“君旧字希程，今改字君泽，夫致君泽民固儒者之事业，亦朋友以是期君也。”[10]卷四据《南宋馆阁续录》载：“倪普字君泽，贯婺州，庚戌进士，习赋。”[12]庚戌即淳祐十年(1250)，这与俞文豹《吹剑录外集》所载也正相符，《吹剑录外集》曰：“倪君泽普，淳祐十年廷对为第三名。”[13]在宋佚名《群书会元截江网》中亦有“倪普探花”[14]之言。倪普曾知吉州，德祐元年(1275)，除签书枢密院事。然据《宋史》记载，元兵将至临安，与文及翁等人皆弃官而遁(4)《宋史·瀛国公》载，“己巳，大元兵攻嘉定九顶山……文及翁签书枢密院事，倪普同签书枢密院事”；
“庚寅……签书枢密院文及翁、同签书枢密院倪普讽台臣劾己，章未上，亟出关遁”。参见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26、928页。。王柏《〈诗准·诗翼〉序》作于“淳祐癸卯”，是时倪普尚未入仕，由是可知“希程”当为倪普入仕之前的字。
由此可见，明清书目著录的“何无适、倪希程”实为何钦、倪普，无适、希程为二人之字。宋人著述题名多示本名，《诗准·诗翼》题字而藏名显然不符合常例。《〈诗准·诗翼〉序》曰：
友人何无适、倪希程前后相与编类，取之广，择之精，而又放黜唐律，法度益严。予因合之，前曰《诗准》，后曰《诗翼》，使观者知诗之根源，知紫阳之所以教。[9]2
是知此书关于编选者的争议实始于王柏序文。明清书目中所言“何无适、倪希程撰”或“王柏撰”多是从王柏序文得来，故而才会出现题字藏名的现象。作伪者多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粗制滥造，未必会不厌索考地去作一篇序文。
综上所述，《诗准·诗翼》并非伪书，之所以出现如此误会，是四库馆臣因所见版本在流传中经后人篡改而引起的，后人不加考辨，以讹传讹。至于编者，当是何钦、倪普二人初步编选，王柏在此基础上再加以整理。
所谓“诗准”，顾名思义就是诗歌的标准、典范。所谓“诗翼”，则言诗之羽翼、舆卫。那么，什么样的诗歌可以称得上是诗歌的标准与典范？什么样的诗歌是“诗”之羽翼？它们的分类标准是什么？在诗歌创作上又有什么现实的指导意义？下文试从《诗准·诗翼》的编选意图及其所蕴涵的诗学思想去考察。
(一)《诗准·诗翼》的编选意图
《诗准·诗翼》的编选意图，王柏在《〈诗准·诗翼〉序》交代得很清楚，即“使观者知诗之根源，知紫阳之所以教”。
其一，“知诗之根源”。宋末理学家论诗都颇为关注探求诗之源流，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序》谓：“‘正宗’云者，以后世文辞之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15]《诗准·诗翼》对诗歌源流的考辨主要理论依据是朱熹的文论思想。正如序言所云：“昔紫阳夫子考诗之原委，尝欲分作三等，别为二端：自《书》传记虞夏以来及经史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辞，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
又于其下二等，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9]2朱熹的这番言论见于其《答巩仲至书》，此文也是朱熹诗学思想的主要体现。文曰：
顷年学道未能专一之时，亦尝间考诗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
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
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注:且以李、杜言之，则如李之《古风》五十首，杜之《秦蜀纪行》《遣兴》《出塞》《潼关》《石濠》《夏日》《夏夜》诸篇，律诗则如王维、韦应物辈，亦自有萧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细碎卑冗，无余味也。)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为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16]3337-3338
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云：“朱子论诗，谓‘虞夏以来……则其为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愚按诗之源流得失，实尽此数十言之中。学者诚知诗无可学，而日治其性情学问，则诗不学而亦能之。必不得已，遵朱子此论，而采摘精审，专一沈潜，庶乎其不悖于圣人之诗教，而足为能诗之士矣。”[17]直到清代，潘德舆依然很看重朱熹关于“诗之源流得失”的言论，从而为诗歌创作不悖圣人之教又不失诗之教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诗准》卷一“诗歌正体”录选“谣体”“讴体”“诵体”“谚体”“逸诗”“琴操”“箴体”；
卷二收“铭体”“祝辞体”“谣体”“韵语”；
卷三录陶渊明诗歌十九首；
卷四选古乐府、李陵、张衡、江淹等人诗作。这正是朱熹所言及的“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
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诗翼》收诗四卷，皆唐宋诗人古体诗，这也正是朱熹所云“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从诗歌发展的角度来看，朱熹的“三等说”既是对诗歌进程的概括总结，也是对诗歌源流的探寻。《诗准·诗翼》可谓是朱熹文论在作品中的具体化，通过对诗歌的编选更为直观地凸显诗歌发展中的“源”与“流”，这在一定程度上何尝不是对诗歌发展脉络的一种梳理。
其二，“知紫阳之所以教”。《诗准·诗翼》编选思想完全来自朱熹，书名亦取自朱熹文章，而其编选目的更是直接为弘扬朱子学说而服务的。从《答巩仲至书》一文可知，朱熹不仅提出了“诗分三等”，而且曾经尝试通过对诗歌的编选以更好地阐述这一理论，遗憾的是，朱熹生前并没有能够完成这一工作。《诗准·诗翼》的编选者中，何钦早逝，倪普无传，其撰著不可知。王柏拜师何基，一生致力于理学的研讨，著述颇丰，《文章复古》《文章续古》《濂洛文统》《拟道学志》《朱子指要》等显然都是与理学相关的论著，终其一生，王柏对于理学的发展，对朱学的推广作出了莫大的贡献。
由此可见，宋季朱熹后学对于朱氏思想与文论有着明确的整理与继承意识。《诗准·诗翼》的编选准则严遵朱熹“诗分三等”说，其编选意图虽是欲后学“知诗之根源”，但更多的还是让后学“知紫阳之所教”，这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综而述之，宋代理学家在宣讲“道统”的同时，也非常关注“新文统”的构建(5)详见祝尚书《论宋代理学家的“新文统”》(《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中的论述。。“新文统”的实践成果之一就是在此理论基础上对传统诗歌的整理和编选，理学家们试图通过“不合者则悉去之”的方式来编选能体现“新文统”的诗歌范本，以此巩固理学的地位。《诗准·诗翼》的编选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代表作，通过对诗歌的编选，试图对朱熹的诗学理论具体化，进而弘扬朱氏学说。
(二)《诗准·诗翼》的诗学思想
朱熹《答杨宋卿》一文中谓：
熹闻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16]1757
朱熹的诗学思想在此段文字中有着明确的表达，“诗言志，歌永言”(《尚书·舜典》)、“《诗》以道志”(《庄子·天下》)、“《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效》)，对“志”的一再强调，可见他对“诗言志”的认同。作为古代文论本体论的一个命题，在后世的阐述中，“诗言志”的含义也因个人理解的不同而变得复杂起来。在朱熹看来，诗所言之“志”显然是义理，是诗人的道德修养，其道德修养的高下直接决定了诗歌创作的优劣。这是从诗歌之本体来论诗，而从诗歌创作形式而言，格律的精严、用韵的险怪、遣词的华丽，并不是言诗之志的必要手段，故而，朱熹并不主张以形式上的工拙来论诗，换言之，在诗歌的形式上，朱氏更为推崇质朴之作，以能否言诗之志作为论诗之工拙的主要标准。王柏等人根据朱熹诗学思想选编的《诗准·诗翼》，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正是朱熹诗学思想的直接代言和实践。故而，《诗准·诗翼》的编选也是反映理学家主志、黜技诗学思想的代表之作。
其一，主志。王柏《〈诗准·诗翼〉序》曰：“圣人在上，礼乐用于朝廷，下达于闾里，命之以官，典之以教，所以荡涤其念虑之邪，斟酌其气质之偏，动荡其血脉，疏畅其精神，由是教化流行，天理昭著，使天下之人心明气定，从容涵泳于道德仁义之泽，故感于心，发于声，播于章句，平淡简易，有自然之和，虽伤时叹古，亦无非忠厚之至，可谓洋洋乎得性情之正矣。”欲使人“知紫阳之所以教”是《诗准·诗翼》的编选意图之一，在参与编选是书的王柏看来，只有“从容涵泳于道德仁义之泽”，才能述性情之正，从而使得“教化流行，天理昭著”，这也正是朱熹所言之“志”。《诗准》收录了经史诸子中的“韵语”，并在目录卷中进行了说明：“今之韵与古之韵不同，其见于吴才老《韵谱》及紫阳《诗传》所谓叶韵是也。今从之。”[9]2-3这部分内容选录了《尚书》十三章、《论语》六章、《左传》二章、《礼记》十五章、《家语》二章、《孟子》三章、《荀子》十二章。所选如《尚书》“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论语》“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荀子》“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积水成渊，蛟龙生焉；
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循焉”等。尽管“韵语”在意思上特指诗词，《诗准》所选“韵语”只能说是字句押韵的语言，而不能称其为诗歌，但《诗准》不仅选录了这部分内容，且以“诗之准则”视之。究其原因，皆缘于这些“韵语”所蕴含的道德内涵，即朱子所谓“志”。诗歌的工拙不在于技艺的工整，而在乎其内容所蕴含的道德之高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诗准·诗翼》主志去情的诗学主张。《诗翼》所选唐宋诗人之作，在内容上亦侧重于诗歌的言志载道功能，所选杜甫二十首诗歌，几乎都是心系国民之作。杜甫《同谷七歌》被朱东润誉为是“千古少有的诗篇”[18]。七首诗歌结构相同，既独立成章又有内在联系，重言叠章、反复咏叹，生动地再现了安史之乱时期诗人一家悲惨的生活。这组诗歌不仅不在《诗翼》的编选范围，而且在朱熹看来，这抒发一己之悲欢的诗歌并不高明：“叹老嗟贫，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也哉？”[16]4322可见，诗歌的典范之作最主要的条件就是要能言其志，关乎道德教化。正如王柏所言“圣贤不作，教化陵夷，讴吟于下者淫亵鄙俚，伤伦悖理”，而“琢句炼字，猎怪搜奇”之作更是尤为低劣。
《四库提要》对于《诗准·诗翼》的选诗颇为不满，谓其“庞杂无章，是非参差”[1]1736。《诗准》选录谣体、诵体、琴操、韵语、魏晋诗歌，这些从诗体上而言，确实是杂乱无序，但是从所选诗歌内容而言，这些在内容上有关教化的诗歌，正是朱子及其后学所称颂的能言圣人之“志”之作。
其二，黜技。王柏《〈诗准·诗翼〉序》曰：“友人何无适、倪希程前后相与编类，取之广，择之精，而又放黜唐律，法度益严。”《诗翼》选录唐宋诗歌，其中选唐诗68首，试从诗歌体裁的角度对所选诗歌进行分类，列表如下：
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乐府杂言诗杜甫北征羌村(二首)示从孙济石壕吏新安吏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宿花石戍新婚别无家别杜鹃出塞(朝进东门营)古柏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雨叹(雨中有草秋烂死)缚鸡行天育骠骑歌哀江头忆昔兵车行李白古风九首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寓言(周公负斧扆)月下独酌把酒问月关山月蜀道难天马歌胡无人战城南陈子昂感遇诗(六首)
续表
由此表来看，王氏所谓“放黜唐律”并非虚言。不仅如此，在宋诗的编选中对近体诗也同样放黜不选。诗歌发展到唐代，格律要求日渐严格，随着唐初律诗的成熟，以讲求声律、对偶的近体诗在诗坛上日愈盛行。唐代诗坛上出现了不少的名篇佳作，如张九龄的《望月怀远》、王维的《山居秋暝》、崔颢的《黄鹤楼》、杜甫的《登高》等等，然而这些诗歌并不在《诗翼》的入选范围。朱熹在谈及诗歌的发展时，曾说“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16]3337。律诗的特点之一即格律要求严格，并且在诗歌的句数、用韵、平仄上都有明确的规定。朱熹显然不主张以形式的工拙来论诗，并且认为过分追求格律、辞藻的诗歌有失古人之风。故而，在他看来唐诗不如晋、宋，不得入“诗之根本准则”。他提及李杜等人诗作，只称许其“有萧散之趣”。可见，在朱氏看来，诗歌的高下只在于内容的是否“言志”，而对于诗歌的艺术形式则是不甚关心的。王柏在朱子诗学思想的基础上又有发展，故而，在他看来：“琢句炼字，猎怪搜奇，按为事业，资为声光，凿之使深而益浅，抗之使高而益下，疲精劳神，雕心镂肝，而终不足以铿锵于古者畎亩旄倪之侧，尚何望其动天地、感鬼神，而有广大深远之功用乎？”[9]1用韵工整、炼字造句，对诗艺的过分追求不仅不是评判诗歌优劣的标准，以至于使诗歌失却了“广大深远之功用”。这大概就是《诗准·诗翼》的编选者放黜唐律的主要原因。
“主志”“黜技”，不仅是《诗准·诗翼》的编选所体现的诗学思想，也是宋末理学家论诗的主要基调。宋代诗坛，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以“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为创作方法，虽不失宋诗的革新精神，但随后的追随者过于追求文字技巧、声韵格律，使得宋诗倾向于形式主义。南宋末年，先后出现的沿袭晚唐诗风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虽不乏清巧之作，但终多衰飒之气。《诗准·诗翼》的编选本着追源溯流、探本求末的精神，以朱熹诗学思想为指导，对历代诗歌进行梳理，崇古贵朴，凸显了一种浑朴自然的古典审美意趣。这种对古朴之风的追求虽有重道轻文之嫌，但对于过分追求诗歌形式美，在细碎冗杂中浅吟低唱的宋季衰飒之风仍不失为一种反拨。
《〈诗准·诗翼〉序》后题记“淳祐癸卯莫春望”，是知《诗准·诗翼》大致成书于淳祐三年(1243)。现存宋代文献中提及此书的只有王柏的《鲁斋集》。《鲁斋集》卷十二《跋韩初堂帖》曰：
君讳境字仲容，相台之秀，寓居于越。尝以架阁言事贬于婺，称适庄先嫂为姑。而笃亲谊焉，议论磊落可听，诗书笔札皆工，予以《诗准》《翼》与之，即能洞知其本末。形于谢帖，其胸次已加人一等，宜其眇视一世终于再贬，亦可伤也。[10]
王柏以教授为业，《宋史·王柏传》谓：“来学者众，其教必先之以《大学》。蔡抗、杨栋相继守婺，赵景纬守台，聘为丽泽、上蔡两书院师，乡之耆德皆执弟子礼。”[19]12981韩镜生平不详，是否师从王柏不可考，但从王柏授之《诗准·诗翼》而言，《诗准·诗翼》是被王柏用来作为教材为学子课诗的。对于韩镜的“能洞知其本末”，王柏在称许韩镜才俊风发的同时颇有欣慰之情。从中可以推知，当时王柏肯定不是仅授韩镜一人《诗准·诗翼》。王柏约在景定年间出任丽泽书院讲席，而任教于上蔡书院的时间，从《宋史·赵景纬传》来看也是在景定年间[19]12673，是时《诗准·诗翼》早已刊刻成书。对于老师参与了编选并作序称许，且以朱子诗学理论为指导，以传“紫阳之所以教”为目的的诗选，书院学子虽不至于人手一册，当也有着较为广泛的传播。
明嘉靖三年(1524)郝梁刊刻的《诗准·诗翼》在明代文坛引起了较大反响。明代诗坛崇尚唐诗，前后七子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帜，在创作上一味地模拟唐诗而忽视了诗歌发展的源流，以至于在诗坛上出现了一批形似而神不似的低劣仿作。嘉靖十七年(1538)中进士的冯惟讷，“见世之为诗者多根柢于唐，鲜能穷本知变，以窥风雅之始”[20]3，于是自嘉靖二十三年(1544)开始《古诗纪》的编纂。《古诗纪》专门选录唐之前的诗歌，“溯隋而上极于黄轩，凡三百篇之外逸文断简、片辞只韵无不具焉，秦汉而下词客墨卿孤章浩帙、乐府声歌、童谣里谚，无不括焉。七略四部之所鸠藏、齐谐虞初之所志，述无不搜焉”[20]3。《古诗纪》前十卷收录了先秦古逸诗，几乎全收了《诗准》前两卷，汉魏诗歌的收录又包含了《诗准》后两卷内容。《古诗纪》凡例其一曰：“汉以后篇什广矣，观史传所载历代作者，其集动若干卷，今所录千百之一尔。将以著诗体之兴革，观政俗之升降，资文园之博综，罗古什之散亡，故备录之，不暇选择。若必云本道德之旨，叶风雅之音，参校论叙成一家之书，尚有望于大雅君子焉。”[20]4可见，《古诗纪》的编选目的是探诗歌源流之本末，而选诗又是以能够体现“道德之旨”、扬“风雅之音”为旨归。这与《诗准》的编纂可谓是异曲同工。胡应麟称赞《古诗纪》：“两京以至六代，靡不备录，有工于古者也。”[21]但是在收录古逸诗、通过对诗歌的编选来探寻诗歌源流这方面而言，《诗准》虽收诗不多，却颇有开先河之功。
明人朱绂编《名家诗法汇编》，此书共十卷，分别收录了元范梈《木天禁语》《诗学禁脔》、严羽《沧浪诗话》、杨载《诗法》、白居易《金针集》、揭傒斯《诗法正宗》等。卷九、卷十则是全文收录《诗准·诗翼》。万历五年(1577)朱绂作《刻名家诗法汇编题辞》曰：“夫子雅言诗，又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自卫反鲁删诗，鲁人之《駉》《駜》，太师之《猗那》，皆经吾夫子手笔，诗之为教，其所由来久远矣。厥后世道变，诗道亦从而变，诗变而诗法生焉。自唐及宋元而下，言人人殊。如《木天禁语》《金针》等集行世，试寻绎而深求之，率有味哉！诗之字句、神情、意兴，与夫音节、体裁、境象，大都章章乎备矣。至我皇朝，杨、王、黄氏先后搜比诸集，勒成一家之言，题曰《名家诗法》。前此，宋淳祐何、倪、王氏，摧本晦庵先生所论，选辑古来传记所载篇章，并汉魏以下名公制作，名曰《诗准》《诗翼》。可谓穷幽入微，透彻底里。学者读《三百篇》，读《楚辞》，复进诸此，诗道其殆庶几乎！”[22]《名家诗法汇编》虽把《诗准·诗翼》收在了最后两卷，但对于其选编内容却颇是称道，认为其在探寻诗歌源流方面穷幽入微、透彻底里。诗变而诗法变，在朱绂看来，诗歌创作中了解诗法是必要的，而对于诗法的理解和借鉴又必须是在明了诗歌发展源流本末的基础上。故而，《名家诗法汇编》在编选中收录《诗准·诗翼》显然也是颇有深意的。
由此可见，在明代的诗坛上，虽然对于诗歌创作的争论很是激烈，在“复古”与“反复古”之间的争议中流派纷出，诗风数变，对唐诗的过于推崇时常把诗歌创作推向一种僵硬、呆板的模仿状态中。但正是在此背景下，一些文人开始致力于寻绎诗歌源流、探寻诗歌发展历程，以此试图反拨“诗必盛唐”的狭隘论断。《诗准·诗翼》的重刊，在一定意义上恰巧给这些文人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文本借鉴。从《古诗纪》的编选到《名家诗法汇编》的收录，《诗准·诗翼》在明代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流传，在这一风向指引下，甚至引发了明人对于“诗准”的探求。周诗雅编选《古诗准》，谓“诗何以准称也，准于古颛蒙三代以前，立言之旨也”[23]，显然也是受这一时代风向的影响。
作为理学思潮下的诗歌选本，《诗准·诗翼》的编选虽被四库馆臣疑为伪书，并对其编选颇有微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编选思想以及通过对古逸诗的收集来探寻诗歌源流的编选方式，在诗歌的发展中仍是有所启示作用的，这在明代诗坛表现尤其明显。从《古诗纪》的编选到《名家诗法汇编》的收录，王柏等人企图通过此书使世人“知诗之根源”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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