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寒天 陈 浊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经历“全球化1.0”时代以来的漫长发展(1)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M].何帆等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8.，全球高等教育体系逐渐呈现出类似几何学中“分形”的结构特征，即宏观、中观、微观等各“层级”(维度)具有某种结构上的相似性。具体而言，从全球高等教育体系(或曰全球学术知识生产体系)，到某一国家(地区)的大学系统，再到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基层学术共同体，都呈现出近似“差序格局”所描述的权力结构或权力秩序。
就全球高等教育体系而言，“中心-边缘”理论所描绘的图景尚未被全球化进程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所颠覆。在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中心”国家)仍然具有显著的话语权优势。具体而言，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仍享有学术知识生产和学术话语建构的主导权。与之有着相近文化、历史背景的其他西方国家则居于权力秩序的内圈。就一个国家的大学系统而言，其相对发达地区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往往居于学术知识生产体系的中心，并且位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相对前沿。就机构内部的基层学术共同体而言，例如学系、研究所、实验室等，少数权威学者通常居于“中心”位置，部分与之有着较近的学缘关系、从属于相同或相近学术流派的学者则居于权力秩序的内圈。除外在的“中心-边缘”格局，上述各“层级”的权力秩序具有“情感亲疏”与“地位尊卑”的内涵。显而易见，这一权力结构或秩序在各个“层级”(维度)所造成的话语权落差，极易给学术知识的流动与共享造成阻碍，更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所内涵的“去中心化”(2)“去中心化”一词在本文中指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知识生产过程对学术话语权力“中心”的依附，不涉及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间的关系。愿景背道而驰。
在当前全球疫情的形势下，“逆全球化”思维在一些国家的回潮以及日渐加深的“数字鸿沟”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权力结构或秩序在各“层级”上的固化。有国际政治领域学者已经认识到疫情冲击下国家间合作话语的消退与合作需求的增长(3)吴琳.亚洲区域合作的话语消退与重新激活[J].国际问题研究,2021,(5):90-107.，而类似的二元张力同样存在于国家内部的各个“层级”，继而加剧了不同“层级”知识流动与共享的供需矛盾。然而，现有理论似未能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以认识和应对存在于各“层级”阻碍知识流动的显性及潜在因素。诚如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和加里·罗兹(Gary Rhoads)指出，既有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对于宏观(全球、国家)维度的片面关注致使其未能充分诠释全球化背景下中观(地区、机构)和微观维度的实践(4)Simon Marginson and Gary Rhoades,“Beyond National States, Markets, and Systems of Higher Education: A Glonacal Agency Heuristic,”Higher Education 43,no.3(April 2002): 281-309.，因而难以准确描述上述尺度上的变化与张力。就中观和微观层面而言，全球化所造成高等教育及知识生产过程同质化现象使得现有理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适性。然而，不同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后发国家)、社会内部各“层级”高度差异性的“亲-疏”“尊-卑”关系却未得到既有理论的充分关照(这在一方面是由于学术知识生产“中心”对“边缘”的习惯性漠视，另一方面则在于西方学者的现代性预设面对后发国家内部前现代要素时的适切性问题)。此外，就全球/国家维度而言，既有的“中心-边缘”诠释对于全球高等教育体系大而化之的描述，似难以反映不同“中心”“边缘”，以及“半边缘”知识生产体系之间差异化的互动关系及其形成的历史、文化、社会根源，即由上述传统及现实因素所塑造的“亲-疏”“尊-卑”关系。因此，为应对各“层级”知识流动与共享不足的客观现实，本文尝试建构新的理论框架，对全球高等教育体系的既有结构加以再诠释与反思。
自“全球化3.0”时代以来(5)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M].何帆等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9.，“国际化”成为高等教育领域难以绕开的话题。实则，大学自中世纪肇始，即具有“国际化”的内在冲动与内生属性。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大学)的“国际化”或“世界主义”属性经历了三个阶段嬗变，即“由教权保护与推动下的‘宗教世界主义’向由科学主导的‘知识世界主义’演变, 进而向信息时代由技术主导的‘数字世界主义’演变”(6)吴寒天,阎光才.大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国大学的时代使命与自我革新[J].探索与争鸣,2019,(9):149-157.。“每一个阶段的演变并不意味着上一个阶段的主导因素彻底退场”，例如在当今的“全球化3.0”时代，信息技术作为新兴要素与既有的文化要素、知识要素一同构成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推力(7)同上.。换言之，当前新技术的快速迭代似乎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前景增添了一抹乐观的色彩。
然而，如若以更具批判性的视角审视之，“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一经国内外众多学者反复建构的概念，与其说是对现状的描述或是对某一类现象的归纳总结，不如说是一种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理想。在西方(英语)语境下，这一理想的底色毫无疑问是安那其主义(Anarchism，或译为“无政府主义”)的，意在消解历史和政治因素所人为造成的藩篱，实现跨国家、跨地域、跨文化的学术知识生产、流动及共享。在此基础之上，“高等教育国际化”理想内隐着知识生产与共享过程去“中心化”的愿景，即在宏观、中观、微观等各“层级”消解学术话语权力“中心”的主导地位。如若站在“认识论哲学”的立场上(8)John Seiler Brubacher, 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82), 13-14.，这一愿景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显然与全球高等教育体系各层级的“差序”结构现实有着较大距离。愿景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一方面或可成为进一步完善现有理论体系的内在驱动力，继而产生出高等教育学领域的若干研究问题；
另一方面，国际化理想所包含的诸多愿景虽然并非尽都可以被当作高等教育发展的应然取向，然而着眼于这一在西方学术界被反复建构的概念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势必有助于对在地化实践进行反思。
社会学语境下的“差序”概念最初由费孝通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用以描述当时的中国社会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独特关系网络。费孝通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关系格局如同以自我为中心的环形水波纹，关系的亲密程度由内圈向外圈逐渐疏离(9)刘娜.差序格局概念的内涵演变与发展[J].文化学刊,2021,(3):93-97.。这一概念经过广义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反复引用和再造，逐渐被赋予了新的、更具现代性的内涵，并且被应用于极其多样的场景，但其内核仍然是描述围绕“(权力)中心”的涟漪状结构所体现出的“亲疏”“尊卑”关系(10)王宁等.差序格局视角下个体反馈寻求行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OL].软科学:1-12[2021-07-30].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268.g3.20210601.1428.015.html.。例如在管理学领域，“差序”概念被用以描述现代组织中的“圈子文化”和高权力距离(11)同上.。在高等教育学领域，这一概念则被借用以描述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12)张继明.略论大学权力结构的差序格局——对大学治理语境下“权力制衡论”的反思[J].高校教育管理,2018,(5):47-53.。就人类学领域而言，基于费孝通对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想，赵旭东等使用“差序”概念描述本民族与外部客体的亲疏关系(13)赵旭东,李飔飏.从多元一体到差序多元的世界意识——互惠关系下“走廊民族志”的新范式[J].探索与争鸣,2021,(3):47-56.。基于过往研究，本文借用“差序”一词用以描述全球高等教育体系在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级”上的涟漪状权力结构或秩序。相较于高等教育学语境下更为常见的“中心-边缘”概念，本文所使用的“差序”一词内隐着其原始概念所涉及的“情感亲疏”“地位尊卑”等内涵。
作为几何学术语的“分形”(fractal)概念最初由贝努瓦·曼德尔布罗特(Benoit B.Mandelbrot)于1973年提出，其内涵可大致概括为：一种碎片化的几何形状可以不断地分成数个部分，且每一部分都是整体缩小后的形状，(14)Benoit B.Mandelbrot, The Fractal Geometry of Nature(New York: W.H.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1.即具有一种递归的自相似特征。这一数学概念看似抽象，实则在自然界中充满着具有类似“分形”特征的事物，例如植物的根系、雪片以及海岸线等(15)Ibid.。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事物都大致具有无限迭代和自相似的特征，即在任意微观尺度上的各部分都具有与宏观尺度相同或相似的精细结构。本文认为，这一自然界事物所普遍具有的数学特征，同样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即对于某一社会部门而言，其各层级(维度)的组织形式、权力结构、运行秩序等均与宏观(整体)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以本文所关注的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为例，其在全球、国家、地区、机构以及基层学术共同体等各层级(维度)上，均在学术权力结构、学术知识生产组织方式，以及学术知识流动等方面具有相似的“差序”结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递归的(或曰自我复制的)自相似特征或许在人类社会中也是无限接近于“连续”的，即无论对某一横向部门进行何种纵向切分，其微观结构仍与宏观结构具有某种相似性。囿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既有理论体系所普遍采用的视角，本文权且将全球高等教育系统纵向切分为全球维度、国家(地区)维度以及基层学术共同体维度，三个维度(层级)上的利益相关主体分别为国家(地区)高等教育系统、单个高等教育机构以及个体利益相关者。
将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系统视作一个整体，其全球维度上的“差序”结构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最先为学者所关注。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借鉴依附理论和中心边缘学说对世界不平等格局的描述，将全球高等教育划分为“中心”和“边缘”。(16)Philip G.Altbach,“Centers and Peripheries in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The Special Challeng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in Tradition and Transition: The International Imperative in Higher Education, ed. Philip G.Altbach(Leiden: Brill Sense, 2007), 135-157.阿特巴赫认为，居于“中心”地位的国家/地区及其高等教育系统在资金、研究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各个方面居于优势地位，对全球人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17)Ibid.而居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地区及其高等教育系统则依附于前者，处于资金、设备、人才，尤其是话语权的劣势地位。(18)Ibid.20世界90年代，基于对当时全球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的判断，阿特巴赫将中国和印度的高等教育体系界定为“巨大的边缘”(gigantic periphery)，用以描述二者庞大的体量和相对匮乏的理论生产能力和模式创新能力。(19)Philip G.Altbach,“Gigantic Peripheries: India and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System,”in Knowledge across Cultures: A Contribution to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ed. Ruth Hayhoe and Julia Pan(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9-213.就全球维度而言，本研究虽尝试修补和细化既有的“中心-边缘”诠释，但仍沿用“中心”“边缘”等概念工具用以形容涟漪状结构或秩序中不同主体的位置。
时至今日，伴随着各主要新兴经济体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国际化进程，不少学者对全球学术知识生产体系的扁平化趋势作出了预言，并且对非西方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马金森曾提出高等教育“儒家模式”(Confucian model)的概念，用以阐释其对于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等东亚新兴经济体高等教育发展现状的理解。(20)Simon Marginson,“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 and Singapore: Rise of the Confucian Model,”Higher Education 61,no.5(October 2010): 587-611.马金森认为，儒家文化圈国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干预促进了其高等教育体系的高速发展(21)Ibid.。
然而，新兴经济体高等教育的崛起并未彻底改变全球知识生产体系的不平等现状，“中心”相对于“边缘”的话语权优势仍十分明显。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仍享有学术知识生产和学术话语建构的主导地位，部分欧洲发达国家居于涟漪状权力秩序的内圈，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则位于最外层。原创性概念及理论由“中心”高等教育系统提出后，通常逐层由内向外传递。因此，部分“半中心”国家/地区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原创性理论、方法的实践或再发展，通常会被一些非西方边缘国家奉为圭臬。“半中心”西方国家通常具有与“中心”国家相近的语言、文化、制度、历史背景等。居于学术话语权力中心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出于文化和历史的亲近感，通常将这类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视作位于涟漪状结构的内层——纵使部分西方国家就学术知识生产能力而言已经落后于部分非西方新兴经济体，其高等教育系统仍得益于上述历史、文化因素而居于权力结构/秩序的相对优势地位，部分掌握着全球范围内的学术话语权。
此外，就部分曾受殖民统治的国家或地区而言(例如我国香港地区)，因其与前宗主国相同的学术语言和相近的学术文化，其高等教育系统较之其他非西方(非“中心”)国家仍然居于相对优势地位——纵使其高等教育系统的真实创新能力已并不具有压倒性优势。因其处于知识流动或知识传递过程的上游位置，这类国家或地区对“中心”国家原创性理论、方法的实践或再发展同样会为部分非西方 “边缘”国家所推崇。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国际(英文)学术期刊发文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上述全球维度“差序”结构。有学者基于对我国教育学领域国际期刊发文现状的研究指出，上述国际发文中的高被引论文“尚未能充分体现中国固有的认识论传统对现有理论或方法论的贡献，尚不足以支撑起国际学术舞台上‘中国话语’的建构”，因而“尚未能完全摆脱世界学术知识生产体系‘巨大边缘’的历史身份”(22)吴寒天.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教育研究——基于大陆学者国际期刊高被引论文的分析[J].现代大学教育,2020,(5):27-34.。
除在全球维度对既有“中心-边缘”诠释加以细化和修补，本文尝试运用“差序”结构或秩序这一概念工具对“类分形”结构的其它“层级”进行再诠释，继而对各“层级”知识流动与共享进行反思。就一国(地区)内部及其大学系统而言，相似的“差序”结构存在于发达与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之间，以及精英大学与非精英大学之间。阿特巴赫认为，无论“中心”国家抑或非“中心”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都存在着“中心”学术机构和“边缘”学术机构，前者居于国际化进程的相对前沿。(23)Philip G.Altbach,“Globaliz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Realities in an Unequal World,”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gher Education, ed. James J.F.Forest and Philip G.Altbach(Dordrecht: Springer, 2007), 121-139.地理学者克里斯蒂安·马蒂森(Christian Matthiessen)等基于对SCI 数据库的分析指出，包括伦敦、阿姆斯特丹地区(Amsterdam region)、巴黎和旧金山湾区在内的北美及欧洲“一级全球城市”(first-level global cities)仍是学术知识生产的重要节点，而北京、香港等非传统西方中心城市则有望跻身其中。(24)Christian Wichmann Matthiessen et al.,“World Citi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ystems, Networks and Potential Dynamics. An Analysis Based on Bibliometric Indicators,”Urban Studies 47,no.9(July 2010): 1879-1897.就我国而言，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研究型大学(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位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高校，相较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位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高校而言，在资金、设备、人才等各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并且居于国际化进程的前沿。显而易见，发达地区的顶尖高校兼具区位优势与科研优势，通常能率先接触到国际学术的前沿热点，同时能率先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学者，继而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掌握本国学术知识生产体系的话语权。换言之，这类高校在学术知识的吸收、传播，以及再生产方面具有优势地位，即处于知识流动或知识传递过程的上游。
在这一中观权力结构或权力秩序中，机构间关系的远近亲疏由多重因素决定，例如地理空间的远近、发展理念的异同，以及科研实力的强弱等。以我国为例，上述因素共同作用所产生的无形纽带，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等区域高水平大学合作机制得以产生和运转的前提条件。相近的科研实力、相邻的地理位置，以及相似的发展理念与国际化愿景，使科研合作、联合培养、学分互认等项目或制度安排在此类高校间极易实现。而对于处于“差序”结构外圈的机构而言，则难以与上述“中心”机构开展对等、双向的合作，更遑论实现从知识传递过程下游向上游的移动。
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所建构的“高等教育权力三角协调模型”将主导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因素界定为“国家/政府权力”(state authority)、“市场”(market)以及“学术寡头/权威”(academic oligarchy)，并以此为工具将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置于三维度谱系中的不同位置。(25)Burton R.Clark,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43.就大学内部的基层学术共同体(学院、学系、研究所等)而言，“学术权威”主体相较于前两者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其内部存在着以权威学者为中心的“差序”权力结构。“中心”学者拥有资金、设备以及人力资本的优先支配权，并且在享有国内学术话语权的同时，也享有对外交流过程中的话语权。先进学术知识的吸收、传播以及再生产过程围绕着“中心”学者展开，非“中心”学者则居于依附地位，处于知识流动或知识传递过程的下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微观权力秩序的运行过程中，学缘关系作为一种重要因素通常发挥着显性或隐性的作用。
近年来，尤其是在理工科领域，我国部分研究型大学从海外引进了相当数量的青年科研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受过良好学术训练且具有国际视野。海外青年学者的引进看似对部分学科基层学术共同体既有的“差序”结构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青年学者虽然直接师从于“中心”国家“中心”机构中的“中心”学者，在汲取先进学术知识的过程中无需经由本土“中心”学者(或“半边缘”国家/地区“中心”学者)的转述，但他们在科研资源的分配方面仍然居于弱势地位，在开展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本土“中心”学者。
如前所述，“国际化”愿景内隐着学术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扁平化”“去中心化”的价值取向。然而，当前的全球疫情实则固化了既有的“类分形-差序”结构，加剧了各层级(维度)上“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话语权落差，继而给学术知识的流动与共享过程造成了负面影响。就全球范围而言，在人员交往受阻的前提下，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间的“数字鸿沟”日益明显。就单一国家/地区的大学系统而言,“数字鸿沟”同样存在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学术机构与个体之间。此外，“逆全球化”思维在部分西方国家的回潮使得“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知识生产成果的漠视乃至排斥非但未能得到缓解，反而有所加剧。部分国家和机构中的学术共同体呈现出自我封闭的趋势，各层级(维度)上的利益相关主体“共同体意识”与“中心-边缘意识”此消彼长，进一步阻碍了全球、国家乃至机构维度上的知识流动与共享。
有鉴于这种情势，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尤需持续更新对全球高等教育体系现状的认知并加以反思，以推动全球范围内的高等教育体系进一步满足“(后)疫情时代”对学术知识流动与共享的需求。
简·奈特(Jane Knight)指出，虽然各国高等教育系统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保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然而与此同时，它们之间也将达成更为广泛的利益共识，即通过知识共享在全球层面解决全人类共有问题、应对共同挑战。(26)Jane Knight,“Knowledge Diplomacy: What Are the Key Characteristics,”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100,(January 2020): 38.对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而言，有学者指出，大学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平衡以下几组关系，即朝向世界与面向国家/本土/民族、普遍知识探索与本土现实问题解决、占领科技制高点的竞争与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合作，以及建构中国话语体系与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等。(27)吴寒天,阎光才.大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国大学的时代使命与自我革新[J].探索与争鸣,2019,(9):149-157.简而言之，即需要实现从本土角色向全球性角色的转变。
然而在当前形势下，以下两者之间的矛盾已然上升为高等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亟需面对的主要矛盾之一，即疫情对全球高等教育体系既有“类分形-差序”形态的进一步固化，以及该体系各层级(维度)对知识流动与共享与日俱增的需求。换言之，“前疫情时代”的全球高等教育体系尚能基本满足自身及其他社会部门对知识共享的需求，然而伴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学术界以及全社会对高等教育体系知识共享职能的需求持续增加，而疫情对该体系既有形态的进一步固化则给知识的流动与共享造成了阻碍。大学或高等教育体系固然有其内生稳定性，但知识共享“供给”与“需求”的消长使其难以在全球危机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疫情下知识流动与共享需求的增长在不同“层级”和不同领域均有体现。例如与应对疫情直接相关的医学(及生命科学)领域，《自然》(Nature)期刊曾撰文呼吁世界各国的研究者保持数据和研究成果的开放与共享，允许更为广泛的科学共同体成员参与对既有研究结论的验证以及时发现错误(28)Nature Editorial,“Coronavirus: Three Things All Governments and Their Science Advisers Must Do Now,”Nature,(March 2020): 319-320.。实现这一愿景显然有赖于国家、机构以及基层学术共同体的持续努力。美国兰德公司(RAND)高级政策研究员珍妮弗·布伊(Jennifer Bouey)指出，在经历了SARS、H1N1、H7N9等一系列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后，世界各国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之间已经形成一定的数据共享文化，例如中国科学家通过可公开访问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基因库(GenBank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Global Initiative on Sharing All Influenza Data)向全世界同行共享新冠病毒基因组数据，为全球范围内的疫苗开发、诊断、风险评估等提供支持。(29)Jennifer Bouey,“From SARS to 2019-Coronavirus(nCoV):U.S.-China Collaborations on Pandemic Response: Addendum,”https://www.rand.org/pubs/testimonies/CT523z2.html.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信息共享发生的时间节点正值中美两国双边关系面临严峻挑战期间。
就机构主体而言，结构基因组学联盟(Structural Genomics Consortium，SGC)、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以及该校埃谢尔曼药学院创新研究所(Eshelman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于2020年4月宣布启动“快速新兴抗病毒药物开发计划”(Rapidly Emerging Antiviral Drug Development Initiative，READDI)(30)SGC,“Open Science Drug Discovery Partnership, READDI, Aims to Invest $125 Million to Prevent Future Pandemics,”https://www.thesgc.org/news/open-science-drug-discovery-partnership-readdi-aims-invest-125-million-prevent-future-pandemics.。SGC首席执行官阿利德·爱德华兹(Aled Edwards)指出，“当前疫情大流行凸显了世界各地的顶级研究人员和药物开发者亟需共同努力发明新的疗法，我们在几十年前就应该这么做，而当下的 READDI计划则有可能确保我们不再会措手不及”(31)Ibid.。就学术共同体中的个体而言，一项基于对爱思唯尔(Elsevier)Science Direct和 Scopus收录论文以及medRxiv、bioRxiv、arXiv三个主要预印本平台收录预发表论文的分析显示，医学领域年度国际合作发文数量从2019年(疫情前)的1602篇增长至2020年(疫情期间)的3260篇，增量占该领域发文总增长量的65%，其中870篇论文直接与新冠疫情研究相关。(32)Shir Aviv-Reuven and Ariel Rosenfeld,“Publication Patterns’ Changes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 Longitudinal and Short-Term Scientometric Analysis,”Scientometrics 126,(June 2021): 1-24.类似现象在其它科研领域同样存在：就收录有物理、数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统计学等各领域最新科研成果的arXiv预印本平台而言，相较于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处于疫情影响下的2020年有更多的预发表论文由超过2位研究者共同撰写，其中69.72%(89513篇)的论文由至少3位作者撰写(这一比例在2019年为67.95%，共75598篇)(33)Jiangen He et al.,“Examining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Using Arxiv Preprints,”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tometrics and Informetrics Conference, (January 2021):511-516.。
然而，大学以及学术共同体内生属性中的“国际化”或“世界主义”色彩显然不足以完全抵消政治局势、国际关系等因素对知识共享的影响。就全球维度而言，政治因素在国家间形成的张力给全球疫情防控造成了阻碍(34)Sara E.Davies and Clare Wenham,“Why the COVID-19 Response Ne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Affairs 96,no.5(September 2020): 1227-1251.，更遑论给国家间、机构间以及个体研究者间科研合作所造成的阻力。就国家内部而言，2021年一项针对12037名美国受访者、具有广泛地理代表性的问卷调查显示，疫情冲击下的美国民众普遍相信政治动机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科学研究，并且相信程度与其对于疫情风险的感知水平成反比。(35)Danielle M.McLaughlin et al.,“The Belief that Politics Driv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ts Impact on COVID-19 Risk Assessment,”PLOS ONE 16,no.4(April 2021): 1-11.除政治因素在全球范围内给知识共享带来的风险，疫情冲击下各“层级”固有“数字鸿沟”的加深同样值得关注。有学者指出，疫情加剧了由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数据匮乏”(data deprivations)、“数据鸿沟”(data gaps)、“数据离场”(data absences)等全球性问题，“这一现象将‘不平等’地放大全球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并在全球危机的影响下继续被强化”。(36)Wim Naudé and Ricardo Vinuesa,“Data Deprivations, Data Gaps and Digital Divides: Lessons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Big Data & Society 8,no.2(August 2021): 1-12.祖海尔·赫莱夫(Zuheir Khlaif)等对3个发展中国家的60门中学在线课程的观察以及对教师、学生、家长的访谈显示，疫情期间在线课程全面代替面对面交流后，由“数字鸿沟”造成的受教育权利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37)Zuheir N.Khlaif et al.,“The Hidden Shadow of Coronavirus on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Online Learning 25,no.1(March 2021): 269-285.这一现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疫情对社交形态的改变给欠发达国家及地区知识有效共享造成的阻碍。有鉴于此，在当前“(后)疫情时代”，对全球高等教育体系认知的持续更新尤显必要。基于对既有理论成果的理解和对现实的观察，高等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或需思考以下几个问题，以期为推动全球高等教育体系知识流动与共享职能的充分发挥寻找潜在路径，继而使之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时期“成为全球社会的‘内在稳定器’和理性反思者，并参与解决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38)吴寒天,阎光才.大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国大学的时代使命与自我革新[J].探索与争鸣,2019,(9):149-157.。
第一，全球高等教育体系既有的“类分形-差序”结构是否是由知识生产与共享过程的内在属性所决定，因此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自我消解？
如上文所述，中外学界普遍认为高等教育(大学)具有一定程度的“世界主义”或“国际化”内生属性。就现代大学的历史传统而言，中世纪大学即具有浓重的国际化色彩——操持着拉丁文的教师为来自不同地区、使用不同母语的学生讲授知识，人员的流动与知识的流动近乎于常态。就现代大学而言，布鲁贝克将其发展的哲学取向概括为“政治论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与“认识论哲学(epistemological philosophy)”(39)John Seiler Brubacher, 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82), 13-14.。“认识论哲学”将纯粹的知识探索视为大学的终极使命，其本身即内隐着国际化或世界主义取向。布鲁贝克话语中的“政治论”取向以解决真实社会的复杂问题为导向，客观上趋向于在一定范围内将资源引向解决现实问题能力较强的利益相关主体。然而伴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和“全球化3.0”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日趋复杂，依赖单一主体已经难以解决，一定范围内不同主体间的关系从竞争转变为合作，在客观上并不利于“差序”结构的形成与维持。
当前“类分形-差序”结构的成因，从高等教育“国际化”或“世界主义”内生属性的演变过程中或能窥见蛛丝马迹。众所周知，工业革命与现代性肇始于西方，作为“全球化”各阶段重要动力的宗教、文化、科学知识等因素皆源于西方，这一客观历史事实导致现当代学术话语体系中的“西方中心”思维势必会长期存在。身处于国际化进程前沿的地区、机构以及个体很自然地成为西方知识和话语的转述者，继而在知识转述和再加工的过程中成为拥有学术话语权力的“中心”。
由此可见，全球高等教育体系既有的“类分形-差序”结构并非由大学或知识生产/共享过程的内在属性所造成，而是由“(近)现代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所造成。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国际局势等)，“差序化”与“扁平化”趋势反复消长，两股“力量”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如前所述，当前全球疫情进一步激发了学界和全社会对知识共享的需求，自我消解既有的“类分形-类差序格局”成为大学发展的选择，然而这一过程必将是曲折而反复的。就居于非“中心”位置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其学术共同体不仅应逐渐摆脱对“中心”国家理论与实践的盲目崇拜，同时在全球知识共享的过程中需要逐步摆脱对部分前殖民地学术共同体的依赖。
第二，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高等教育体系既有的“类分形-差序”结构是否会逐渐自我消解？在哪个“层级(维度)”上会率先消解？
当前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填平“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知识鸿沟提供了潜在的路径，“文化和本土知识也借助技术登上世界舞台，为非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散播提供了更多可能性”(40)吴寒天,阎光才.大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国大学的时代使命与自我革新[J].探索与争鸣,2019,(9):149-157.。然而与此同时，各层级(维度)上“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数字鸿沟也在迅速加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技术进步对于知识鸿沟的弥合效应。如前文所述，全球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数字鸿沟的加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体和机构得以更快速地获取和传递信息，继而使其在既有权力秩序中的“中心”地位得到巩固。在这种情势下，如何使用信息技术这柄“双刃剑”成为亟待回答的问题。
此外，既有的体系或秩序在哪个“层级(维度)”上会率先消解，则取决于哪个层级上的治理工作能发挥最大的果效。例如在全球层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曾提出“全球共同利益(global common good)”的概念，呼吁“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重新规划教育愿景”，以“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尊重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分担责任”作为发展教育的基础(41)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Paris: UNESCO, 2015), 4.。相较于20世纪中后期科学主义、经济主义在教育发展理念建构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近年来包括UNESCO在内的国际组织更加倾向于提出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发展愿景，这事实上也是对当前全球局势和全人类共同危机的回应。
就国家层面而言，如何通过优化资源分配缓和不同地区、机构间的话语权落差，继而促进“中心”与“边缘”之间知识的双向流动，或业已成为各国所面对的挑战。就各地区间发展较为不平衡、各机构间国际化程度存在较大差距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发达地区的“中心”机构应在与区域内高水平大学开展合作的同时，重视对相对欠发达地区非“中心”机构的智力援助。就基层学术共同体而言，营造健康的、相对扁平化的学术生态显然有利于发挥多元主体的能动性，继而有助于原发性创新能力的育成；
这一目标的达成有赖于共同体内部全体利益相关主体的共同努力。
第三，各国高等教育系统应对疫情的举措是否有助于弥合国际化愿景与“类分形-差序”结构现实之间的鸿沟？
如前文所述，疫情期间高等教育领域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应如何避免对既有权力结构或秩序的固化作用，业已成为高等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亟待思考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相对先发国家(包括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国际组织加大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援助、智力援助，同时也有赖于基层学术共同体和个体在尊重国际知识产权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基于既有信息技术平台推动学术知识的流通与共享。在当前全球局势下，国家(地区)高等教育系统、单个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基层学术共同体等各“层级”上的利益相关主体应以“共同体意识”代替“中心-边缘”意识，继而持续更新对自身使命的认知，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时期持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本文显然无法对以上诸多问题作出终极回答，作者也不认为存在单一研究可就上述问题给出完备、终结性的答案。上述问题的答案势必伴随着全球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发展而变化。因此，高等教育研究者对这一体系的认知和诠释方式也需要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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