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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山水文化记忆的建构路径及其结果研究

时间:2023-09-22 16:10:31 来源:网友投稿

李 佩,胡金龙,陈慧婷,青 果

(桂林理工大学大学 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山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国独特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中孕育出来的文化现象,是中华民族与自然长期进行的物质和精神交互的结晶,包含山水精神文化、山水物质文化和山水科学文化[1]1-20三大内容。山水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只是一种风景,其早已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和骨骼中,成为一种民族气节,成为中国人毕生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山水文化作为客体对象的反映,具有多种属性,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由此,也赋予了其教育、哲学、经济、环保、审美等多方面的价值[2]。2021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桂林市象鼻山公园考察调研时指出,“桂林山水甲天下,天生丽质,绿水青山,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一定要呵护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格调品位,努力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宜居城市”。随后,从2022年春节开始,桂林象鼻山景区正式步入全面免费开放的新时代,这体现出桂林从门票经济向全域旅游、全方位产业拉动的态势。对此,在全域旅游时代中,桂林又何以山水甲天下?

针对以上问题,关于桂林山水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显然成为桂林全域旅游时代中的重要议题。中国山水文化源远流长,其宏观层面的文化解读[3][4]1-20[5]、文化体系[6]、山水精神[7]、文化价值与传承[2]等话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探讨,桂林山水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可从中得到启发。人创造了文化,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但从目前研究成果看来,有关微观层面的个体山水文化记忆感知研究处于相对空缺并亟待推进的状态。文化记忆作为地方认同、文化传承、地方依恋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特定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有着重要的作用。为此,本文基于文化记忆理论,以山水文化资源富集的桂林主城区为研究地,剖析桂林本地居民和游客的山水文化记忆建构路径及差异,以期研究结论呼应时代与社会发展需要,为桂林山水文化传承和发展、生态宜居的山水名城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文化记忆理论

德国海德堡大学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发展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提出了“文化记忆[8]3-19(cultural memory) ”这一极具当下意义的关键概念,用以概括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传承现象。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并非借助基因继承,它只能通过文化的手段传承下去,即通过各种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媒介进行存储、激活和传达意义。1990年代,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共同致力于文化记忆理论研究,从时间、功能、建构、媒介和权力等五个维度阐释了文化记忆理论,将记忆理论由个体记忆经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发展到文化记忆[9]。自2000年始,扬·阿斯曼[10-13]与阿莱达·阿斯曼[14-16]的众多文章陆续在国内期刊发表,这些文章成为国内学者了解文化记忆研究的重要资料。此后,国内学者敏锐地捕捉到文化记忆本身所蕴含的巨大文化张力,记忆媒介[9]、文化符号[17-18]、文本、节日与仪式[19-20]、乡村文化[21]、文化遗产[22-23]等都成为该理论的应用焦点。文化记忆理论从记忆的视角研究文化传承,认为正是那些承载着记忆的文化象征才能使得人类绵延千年、万年,并成为实现集体认可的纽带[9]。

2. 文化记忆理论对记忆建构路径研究的适用性

文化记忆理论从一开始就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的特性,它不仅是一个文化理论,也是一个记忆理论,它能把记忆、文化和群体(社会)这三个维度关联起来[24]。开展文化记忆研究,不是把一个来自个体心理学领域的概念运用到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分析中,而是强调心理、意识、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10]。该理论分析框架对特定记忆建构的适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记忆理论的内涵由五个维度进行诠释,其中时间维度、媒介维度、功能维度和权力维度一起决定了文化记忆的生成性、建构性,即建构维度[9]。文化记忆的内容是在权力逻辑的导引下依托媒介有目的、有计划的建构。二是强调了文化记忆空间的空间性与时间性,即记忆媒介—记忆场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由此,“主客”群体—居民和游客对某特定的文化记忆在时间和空间的作用下可以在社会维度里不断被生产、表征与建构。

因此,本研究基于文化记忆和“记忆场”理论框架(图1)对桂林山水文化记忆的建构展开研究,尝试在文化记忆五大维度范围里阐释居民和游客的山水文化记忆建构路径。

图1 文化记忆理论的解释框架

1.研究区域概况

桂林不仅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山水文化脉络保存良好的山水城市,从古至今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前来游赏,由此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文章与诗词碑刻。本文选取桂林主城区(象山区、秀峰区、叠彩区、七星区)作为田野调查的范围,该区域内有着丰富的山水文化资源,这些山水文化遗产不仅作为反映一代又一代桂林民众过去生存状态、创造力以及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记忆媒介,更是城市文明的纪念碑,在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脑海里都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山水文化记忆。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实地观察、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等方法获取数据。首先收集桂林市志、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旅游资源统计报告、历史文献等文本资料,获取相关信息并对其进行筛选与梳理,挖掘桂林山水文化记忆的内容来源;其次进行为期15天的田野调查,重点调查桂林山水文化氛围、文化传承途径与记忆构建举措以及本地居民和游客的活动行径与实践记忆,初步明晰桂林山水文化记忆建构的路径;最后再次进入研究地对研究主体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旨在从微观个体角度了解与验证本地居民与游客桂林山水文化记忆的建构路径与差异。

访谈话题主要包括三个内容:(1)访谈对象对桂林山水文化记忆的解读;(2)访谈对象对桂林山水文化场域的认知;(3)访谈对象在山水文化熏陶下的活动实践。访谈分为开放式探索和结构化调查两个阶段,访谈时间在30~90分钟,受访者中居民20人、游客20人。接受访谈的居民中,男性11名、女性9名,年龄18~35岁10人、36~59岁5人、60岁及以上5人,职业包括公司职员、离退休人员、事业单位人员、学生、自由职业者;接受访谈的游客中,男性8名、女性12名,年龄18~35岁12人、36~59岁4人、60岁及以上4人,职业包括公司职员、离退休人员、农民、学生、自由职业者。为了区别居民和游客身份及其所属年龄层,需对访谈对象进行编码,如YR、MR 、ER 分别代表青、中、老年居民;YT、MT 、ET 分别代表青、中、老年游客。

1. 桂林山水文化记忆的建构路径

(1)内容挖掘与记忆生成。文化记忆是指主要通过各类文本和代码以表征过去、通过反复实践习得并可多代际跨越(至少三代以上)、对社群个体的行为经验有指导和支配功能的所有知识[25]。文化记忆形式包括硬记忆和软记忆。硬记忆主要指纪念性的建筑实体,包括纪念碑、雕塑、博物馆等,一般由政府主导;软记忆主要指具有文本和叙事性质的文化产品,包括回忆录、小说、诗歌、电影等,多由私人领域发起[26]。正是两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桂林居民和游客山水文化记忆场域。通过查阅桂林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相关资料和实地考察获取相关资料,并根据吕龙[27]等人对于乡村文化记忆场域的类型划分方法,对桂林山水文化记忆内容深入挖掘。

从硬记忆(hard memory)角度来看,它具有物质性并能被人们直接感知体验的桂林山水整体形态格局和具有代表性的自然、人文景观等空间,包括纪念性场地、标志性场地2大类型(图2a)。前者是指涉及桂林山水文化的纪念性场所或建筑,包括桂林市美术馆、各区文化馆、桂海碑林博物馆等文化展馆。后者是指具有山水文化、景观代表性的地点,包括园林建筑、名山胜迹、河流、洲渚、岩洞、摩崖石刻、特色植物景点等7大种类。园林建筑是指以山水主题的各类亭台楼阁桥,如訾洲亭、知音台码头、逍遥楼、日月双塔、花桥等;桂林的名山胜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城中有独秀峰、伏波山、叠彩山,城南有象鼻山、南溪山,城东有七星山、骆驼山、穿山、尧山,城西有西山、老人山、隐山,城北有虞山等;滨水景观包括两江四湖在内等12个景观节点;漓江中形成了包括蚂蟥洲、伏龙洲、訾洲、大洲在内的6个洲渚;岩洞景观有芦笛岩、七星岩、龙隐岩、龙隐洞等多个岩洞;城中特色植物景点有榕湖边的古榕、古樟和訾洲中的古樟等。从图2b中,可以发现桂林主城区的山水文化硬记忆场以城中为核心,形成以叠彩山、榕湖、象鼻山、七星公园4个核心空间。桂林硬记忆场映射的空间类型主要生活以生产类、社会表征类为主。

图2 桂林主城区现存山水文化硬记忆场的分布及核密度分析

从软记忆 (soft memory) 角度来看,桂林山水文化包括文学文本、节日仪式、历史人物、身份符号4大类型(表1)。总的来说,这些软记忆构筑了居民和游客的桂林山水文化感知基础,大部分居民和游客正是通过这些软记忆完成了桂林山水与自我的初步联结。

表1 桂林主城区山水文化软记忆场一览表

综上所述,桂林山水文化记忆场主要由纪念性场地、标志性场地、文学文本、节日仪式、身份符号、历史人物等6大类型构成,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桂林山水文化记忆场体系,并承载着具有象征意义的记忆内容。

(2)叙事表达与记忆筛选。目前桂林山水文化的叙述主要以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公益补充三种形式进行,并分为宏观视野与微观叙事两种策略。宏观视野是由政府所主导,并赋予山水文化叙事内容更强的官方性质。宏观视野以丰富的自然山水景观和人文景观资源为内容支撑,向个体传达景色宜人、山水文化底蕴浓厚的地域特征,如游客YT-6所说,“从小学课文里,我就知道桂林山水甲天下”。随着大众媒体的流行,以企业和个体作为叙述者的微观叙事形式得到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宏观视野上的不足。微观叙事以人物个体为关注对象,聚焦大众生活中的感性内容,采用故事化、生活化的叙事方式,使山水文化记忆内容呈现更细微、更真实、更多元的图景,如居民ER-2所说,“桂林城中每座山都有相关的传说和诗词歌赋,如象鼻山的由来、伏波山的还珠洞、伏波将军一箭射三山等故事对下一代品德教育是非常有意义的”。与宏观视野相比,桂林山水微观叙事方式更多描绘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故事,使公众更易产生共情感,实现对山水文化更深层次的理解。宏观视野与微观叙事这两种叙事策略从不同的角度完成了桂林山水文化内涵的解读和传承,并对个体记忆筛选产生深刻持久的影响。

(3)文化资源活化与记忆加固。文化记忆的加固过程不是由记忆主体——人单独完成的,更多的是借助文化资源活化后提供的外在信息刺激。山水文化资源活化的路径主要包括静态展示、动态重现、符号化再创作三种方式。静态展示是文化资源活化最广泛和基础的形式,以公共文化设施的展览陈列为主,并配以一定的图片和文字记录进行文化资源展示。动态重现是指综合运用多种现代技术手段,将平面化的文字叙述转换为鲜活视听形象的文化资源活化方式,能够生动地讲述连续和细腻的山水神话故事,进而触发观众强烈的情感认同并构建了观众忠诚的文化记忆系统,如游客ET-3所说,“聊到桂林山水文化,我首先想到的是电影《刘三姐》,估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吧”。动态重现的手段有影视制作、VR场景模拟、实景舞台表演等,如《印象·刘三姐》《象山传奇》等作品常被受采访者提及。符号化再创作是指将文化内容进行抽象化处理获得新的文化记忆载体,一般以城徽、商标、工艺品、纪念品等方式呈现,如桂林的城徽、山水文化旅游节标识等。总的来说,以上三种形式是很多地方都采用的模式。例如晋商文化资源[28],这样的做法不仅重现了彰显地方魅力的历史文脉,还带动了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2.桂林山水文化记忆的构建结果

(1)文化解读。桂林本地居民对桂林山水文化的理解范畴涉及精神、物质、科学三个层面, 55%的居民对桂林山水文化了解程度为比较熟悉,并且有15%的受访居民对桂林山水文化达到非常了解的程度。在文化解读方面,在不同年龄层之间出现了显著差异,每个年龄层被问到哪些元素能代表桂林城市山水文化记忆,排名前五的元素中都有名山胜迹、诗词碑刻、江河湖泊,但青年居民还包括了岩溶景观、山水传说,中年居民则包含特色植物景观、历代相关名人雅士,老年居民包含岩溶景观、园林建筑。总的来说,青年居民对山水文化的理解主要是从视觉感知以及身边长辈曾经的教育进行阐述,如YR-6所说,“桂林的山水文化就是日常生活中看到的自然风光,……不过,小时候家里人还会和我们说象鼻山的传说”;中年居民对山水文化的认识体系和价值标准表现出一定的实用主义倾向,如MR-2所说,“我从事旅游行业,平时需要向游客推荐一些卖点,我所理解的山水文化更多的是可游山玩水的景区景点”;老年居民则是以更阔达的心态看待眼前的山水景色,甚至能以哲学思维解读桂林山水文化,不管是桂林喀斯特地貌由来还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山水传说都能娓娓道来。

桂林外来游客理解的桂林山水文化主要指山水物质文化,70%的游客对桂林山水文化了解程度为一般了解,仅有5%对桂林山水文化了解程度达到非常了解。游客对文化解读的程度主要受专业背景的影响,具备相关知识背景的游客,对桂林山水文化的见解会相对独到,如从事园林专业的YR-12所说,“它以民族文化为基调,在桂林独特的自然景观中孕育而成,这是别的地方无法复刻的一种文化”。而缺少相关文化知识背景的游客,文化解读程度主要停留在视觉感知层面。景区会安排导游向游客讲解景区相关文化以及观赏特色,但游客对桂林山水文化的理解程度仍然非常有限,如YR-12所说,“我了解桂林山水文化是源于小学课本那篇文章,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也不是很明白山水文化是什么,我能理解到的仅是眼前的山水景色”。此外,一些拥有一定人生阅历的游客对桂林山水精神会有更深的个人领悟。

(2)实践活动。桂林居民长期生活在一个山水文化氛围相对浓郁的环境中,参与各类文化记忆实践众多。接受访谈的居民中,了解桂林山水文化的方式以及其占比分别为实地考察学习(55%)、各类文本记载(15%)、身边人讲述(10%)、其他(10%)、各种媒体及活动(5%)。居民参与山水文化实践活动是伴随着年龄递增由被动到主动参与其中的变化过程。青少年居民在学校、社会宣传及多种媒介的影响下,会定期、多次参与一些春、秋游活动,通过耳濡目染的方式接触和学习了更多山水文化知识,如YR-2所说,“其实我并不懂什么是山水文化,不过学校会组织我们去七星公园春游,还会让我们背一些山水诗词”。中年居民日常忙于家庭和工作,参加山水文化实践活动的原因一部分源于个人兴趣,另外一部分源于对满足家人、朋友出游愿望,如MR-4所说,“平时会陪孩子去美术馆看看一些新展出的山水画作,或者带着家里小朋友一起去江边来场沉浸式的山水游”。与其他年龄层相比,老年居民参与山水文化实践活动类型主要由个人日常兴趣爱好导引,是一个主动参与的过程,如ER-2所说,“我本身很喜欢游山玩水,平日里喜欢读诗写诗,游山玩水后也能赋诗一首”。但老年居民受身体素质的限制,如爬山、涉水的实践活动会逐渐减少。

外来游客产生的桂林山水文化实践活动是由个人兴趣导引产生的结果。接受访谈的游客中,了解桂林山水文化的方式以及其占比分别为实地考察学习(35%)、身边人讲述(25%)、各种媒体及活动(20%)、各类文本记载(15%)、其他(5%)。由此可见,游客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学习、身边人讲述两种方式去了解桂林山水文化。在“互联网+旅游”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已经成为青年旅游者形成旅游决策的最大途径[29]。采访结果发现,80%青年游客、75%中年游客都会在媒体平台确认自身感兴趣的旅游目的地。因此,他们涉入的场所以大数据下的热门景点为主,如象鼻山、七星公园等,而一些冷门但山水文化浓厚的场所往往未被纳入行程表中,如西山公园、桂海碑林博物馆等。相关研究发现,一些既可以满足老年旅游者知识文化动机,还可以满足其身体健康动机等的景点,会被广大老年游客列为出游首选,而一些不符合广大老年游客健康动机的全国著名的山岳行景区,会被他们排在景点偏好的末尾[30]。桂林的山多为陡峭型,老年游客偏爱坐船泛舟而不是爬山登顶,如两江四湖、七星公园、漓江游船等景点或旅游项目颇受老年游客偏爱。

(3)情感记忆。当受访居民讨论到桂林山水,80%的居民会表现出强烈的地方依恋,但各年龄层会有独特的特点。青年居民的山水文化情感记忆往往掺入童年的嗅觉记忆,如YR所说,“说到山水文化,我脑海里总有一个画面,桂林满城桂花飘香,漓江边还有各种小吃摊”。中年居民的山水文化情感记忆表达中出现性别显著分化的现象。中年男性的文化自信明显高于中年女性,当回忆起桂林山水文化时会表现出自豪、自信等积极情感。反之,25%的中年女性在访谈过程中会多次表示 “自身文化水平不高,谈及到文化层面的东西不懂该怎么表达”,在情感表达方面较为羞涩或含蓄。老年居民的地方依赖和认可最为强烈,频繁出现在其访谈文本中的“愿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话语表述便是佐证,并且老年居民的山水文化情感记忆常通过当地民族文化、历史文化、抗战文化进行联系,如ER-1所说,“桂林不仅山清水秀,少数民族文化也很丰富,历史上来桂林的名人有很多,如叶剑英、周恩来……我年轻的时候从东北来到桂林,由于很喜欢这里便留了下来”。相关研究发现,居民对地方依恋的程度越高,文化保护行为强度越高[31]。

受访游客当讨论到桂林山水,大部分人则表现出平淡的地方依恋。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游客们随着游玩次数增多,对其地方依恋情怀会有所提升,与本地居民的成长过程感知相类似。游玩1~3次的游客,理解的山水文化主要指眼前的秀美自然风光,文化认可度也会偏低;游玩5~10次的游客,地方文化认可度会有所增长,对山水文化内涵的理解程度仍非常有限;游玩10次以上或者有暂住经历的游客,对桂林山水文化内涵会有所思考,地方文化认可度会呈持续增长状态。文化接触在旅游动机与重游意愿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2],调查显示60%的受访游客表示不会再来重游桂林。在后疫情时代,桂林的旅游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游客重游桂林的概率会受到影响。由于缺少重游的经历以及相关知识背景,游客对桂林山水的情感依恋便不再升温。

(4)场域认知。根据访谈内容进行文本挖掘,获取桂林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桂林山水文化记忆要素频数信息,以此作为主客场域认知差异的依据。为提升结果的准确性,避免部分专有地名和称谓不能正确识别,在分析前需对相关的地名、人物、文学等词汇录入分词自定义词库,然后从各自前1 000词频中筛选出有关桂林山水文化记忆场域信息。由图3可以看出,桂林本地居民关于桂林山水文化的记忆场域要比游客更详细,其精神意识类的记忆场域远远超过了外来游客。同时,将词频按记忆表征形式分类发现,居民的硬记忆和软记忆所占比例差异不明显,而游客的山水文化记忆中以硬记忆为主,软记忆较少。

图3 桂林城市居民及游客山水文化记忆要素的频数对比

1.结论

本文基于文化记忆理论框架,明晰了桂林山水文化记忆的建构路径,并通过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两个群体去检验其构建结果的现状(图4)。研究表明:(1)桂林山水文化记忆构建体系包括三段路径:从内容挖掘到记忆生成、从叙事表达到记忆筛选、从文化活化到记忆加固, 每段路径依序起作用共同促构了桂林本地居民和游客的山水文化记忆。(2)桂林本地居民和游客山水文化记忆的构建中,本地居民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山水文化的解读逐渐清晰全面,而不同专业背景的游客对山水文化理解深度也会不同,大部分游客对桂林山水文化的理解仅停留在视觉层面上的山水景色;本地居民的山水文化场域认知详实丰富且地方依恋强烈,构成其山水文化记忆的硬记忆和软记忆均很丰富,而游客的山水文化场域认知片段零碎且地方依恋不足,构成其山水文化记忆以硬记忆为主。

图4 桂林山水文化记忆的建构体系与建构结果分析

2.建议

桂林山水文化记忆的建构与发展,本质上是文化历史、文本、媒体、公众和自然等多种元素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过程。结合桂林山水文化记忆的建构结果提出以下建议:(1)在文化传承方面,将山水文化融入大众生活,在全市积极开展各类山水文化主题活动,如山水诗词大会、歌圩、旅游节、全民导游短视频大赛等,联合多渠道的方式去科普全民山水文化知识。同时,通过名人效应去增强桂林山水文化的传播力度,例如营销桂林山水传说文化传承人、邀请名人做文物守护者等。(2)在文化发展方面,山水文化可以融合本土壮、苗、瑶、侗等少数民族文化和民俗活动,通过人物角色的塑造、故事情节的编排以及场景的搭建,能获得更感性立体的文化内容,触发大众更强的共情感,如印象刘三姐就是通过这种形式给公众留下深远的地方印象。(3)在文化旅游发展方面,可进一步挖掘与推广桂林山水文化软记忆方面的文化资源,如神话传说、节庆活动、书画作品等,给予软文化记忆场更多的曝光度,凸显地方文化特色以及提高游客的文化认同感。文化创意型旅游地在经营管理中,想要获得长足发展,需重视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文化互动与体验质量[32]。

由于山水文化往往与本地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等多元文化融合发展,后继研究中可以聚焦多元文化视角下本地居民和游客群体在地方文化记忆认同与传承方面的异同,深入挖掘本土文化传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为推动桂林城市文化记忆延续与传承,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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