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峰 王珊
（河海大学，江苏 南京 211100）
自2002 年我国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以来，人才强国建设理论和实践探索持续深化。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三大基本国家战略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坚持“人才引领驱动”。人才强国战略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是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的先行区。[1]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发展来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都是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的主阵地。历史上，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一流大学的发展总是与人才高地的形成息息相关。从中世纪欧洲博洛尼亚大学的壮大和博洛尼亚法学人才高地的形成，到20 世纪美国斯坦福大学崛起为创业型大学和硅谷发展为创新创业人才高地，世界主要高等教育强国产生了一批一流大学和人才高地“共存共荣”的典型案例。现实中，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主体，是高层次人才成长、流动和集聚的重要因素。北京、上海和粤港澳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密集区，也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创新高地，因此也最有希望率先形成高水平人才高地。在人才高地形成中，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挥作用如何？如何更好发挥作用？这些是实现2035 年人才强国远景目标亟须研究的问题。本研究首先从多学科视角提出并解释研究型大学促进人才高地建设的作用机制，其次系统总结我国人才高地建设中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现实作用路径，最后借鉴国际经验分析提出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作用短板和应对策略。
1.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人才高地的概念界定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一种特殊类别的一流大学，兼具一流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研究型大学中的佼佼者，其各项核心指标都达到了卓越标准。卓越学术贡献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核心特质，主要体现在围绕知识的传播、生产和应用而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培养高层次人才、广泛参与高影响力社会服务。[2]鉴于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QS 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HE）这三个公认度最高的世界大学排名均设置了衡量大学卓越学术贡献的指标（如研究经费、研究影响力等）且权重均在50%以上，本研究将上述排名中前100 名高校视作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代表，重点分析世界百强高校在人才高地建设中的作用。
“人才高地”概念源于1994 年上海市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上提出的“构筑人才资源高地”。[3]叶忠海从人才地理学视角提出了人才资源高地的五层内涵和两大特征，[4]深刻影响了后来学者对人才高地的解释。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理解人才高地的三个维度。其一，人才高地是一个区域概念，即人才密集区。区域范围小可为一个科技园区、城市，大可至一个省份、地区，甚至一个国家。其二，人才高地是一个层次概念。根据聚集人才的水平和辐射范围，人才高地可划分为世界级、国家级和地方人才高地。[5]其三，人才高地兼有静态和动态的概念属性。人才高地具备一系列可测量的静态特征，如人才规模大、质量高、结构优、产出高等。[6]同时，人才高地还具备对人才的超高吸引力和保持力，对于人才高地以外的人才来说是“向往之地”，而对于已有人才来说是“最能实现之地”。[7]显然，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是在都市圈、城市群层面建设世界级人才高地，不仅要在静态指标上达到世界级人才高地的同等水平，也要在动态发展上实现人才吸引和保持的可持续。
2.作用机制及其理论解释
人才集聚是人才高地形成的核心标志。学界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多学科视角解释了人才集聚现象，提出了诸如选择排序模型（selection &sorting model）、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工作匹配理论（job matching theory）、创意阶层理论（creative class theory）以及个人与环境影响分析等多个理论模型。综合已有研究，本研究构建了身份与路径双维框架来解释研究型大学对人才高地建设的作用机制（见图1）。
图1 研究型大学促进人才高地建设的作用机制
首先，研究型大学的双重身份是其在人才高地建设中的作用基础。从大学功能来看，研究型大学是人才培养及使用主体。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通过高层次人才培养和供给、吸引和使用等途径来促进人才高地形成。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研究型大学是区域创新系统的创新主体之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其他区域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合作构建区域教育及创新网络，通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领域的深度合作来促进人才高地形成。
其次，借助双重身份，研究型大学通过“教育吸引”和“就业吸引”两种独特路径来促进人才在大学所在区域的集聚。教育吸引路径指研究型大学通过提供教育机会来吸引和保持人才。传统的Roy 选择模型认为，人才将权衡自身技能、流动目的地的技能需求、预期工资、流动成本等因素作出流动决策，技能需求和预期收益匹配度高的区域容易聚集人才。[8]但事实上，很多人将就业流动决策前置到了大学前，他们会综合考虑教育和就业机会的供给情况来决定求学地，并留在求学地工作。[9]尤其在高教资源集中区域，研究型大学的教育吸引已成为区域引才的重要路径之一。[10]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教育机会吸引作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优质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项目帮助人才积累和升级留在当地工作的人力资本，利用大量的深造机会为人才在当地寻找合适岗位提供缓冲；
[11]第二，通过通识教育、跨学科培养[12]、产教融合育人[13]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帮助人才提升在当地的就业能力；
第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优质教育体验、校友网络、当地合作网络等均有助于人才建立和积累当地社会资本，提升人才留在当地工作的意愿。[14]
就业吸引路径指研究型大学通过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就业岗位来吸引人才。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是高层次人才流动和集聚的主要动机之一。[15]根据工作匹配理论，人才与任职机构之间的低匹配会抑制职业发展，是人才流动的主要诱因。[16]一个区域提供的就业岗位规模越大、多样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增加人才与机构之间的匹配成功率，促进人才在该区域集聚。作为人才使用主体，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提供人才岗位的规模和多样化程度直接影响其对人才的吸引力；
而作为区域创新主体，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也能通过科研成果在当地的转移和转化、大学科技园区建设等途径向人才提供大量的衍生就业机会，吸引人才向大学所在地聚集。
最后，大学及所在区域营造的引才环境影响着教育吸引和就业吸引路径的有效发挥。动力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人自身和其所处环境的函数，人才集聚是个人和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17]创意阶层理论则认为，宽容度高的环境有利于吸引创意人才，形成创意人才集聚。[18]因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组织环境来增强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对人才的吸引力。大学的人才结构、人才理念和组织文化、人才考核和激励政策等组织因素均对人才流动产生了显著影响。[19]同时，当地政府出台的教育、科技、产业和人才等领域的政策也构成了有利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引才的区域环境。
1.北京、上海、粤港澳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人才高地的建设现状
首先，我国人才高地建设已具备良好的一流大学基础。如表1 所示，北京和上海各拥有2所世界百强高校，与东京持平，与纽约和波士顿大致相当；
粤港澳有6 所百强高校，多于国外世界级人才高地。以百强高校的最高位次计，三地均有至少2 所世界前五十的顶尖高校，与纽约、波士顿和东京不分伯仲。但我国暂无世界前十的顶尖高校，而波士顿、伦敦和纽约均至少有1 所世界十强高校。
表1 国内外人才高地拥有的世界百强高校
其次，我国人才高地聚集的世界级人才已初见规模。据统计，北京、上海和粤港澳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规模已达到东京的水平（见图2）。北京和粤港澳的世界2%科学家数量与东京相近，均在1500 人左右；
三地的全球顶尖前10 万科学家和全球高引学者均超过了东京，以上海为例，有1000 余名全球顶尖前10 万科学家和60 余名全球高引学者，分别达到东京的1.3 倍和2.5 倍。在个别数据库中，北京和粤港澳的顶尖科学家规模已与纽约和伦敦相当。北京拥有2000 余名全球前10 万科学家，超过了纽约和伦敦；
粤港澳拥有160 名全球高引学者，超过了伦敦，接近纽约。但与波士顿相比，我国人才高地聚集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规模仍有明显差距。
图2 国内外人才高地的科技人才规模及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人才贡献率
最后，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对人才高地建设的促进作用已经显现。百强高校对上海和粤港澳顶尖科学家的贡献比例均超过了一半，在世界2%科学家、全球高引学者中的贡献率已超过纽约和东京，但低于波士顿和伦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北京顶尖科学家规模的贡献率明显低于其余人才高地，这可能与北京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分布密集、人才资源分散有关。
2.教育吸引路径的现状及表现
北京、上海和粤港澳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通过教育吸引路径每年为当地吸引和培养了大批高学历人才。2021 届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约有300 名本科生、4900名硕博生留京工作，约占就业毕业生的45%。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约有6500 名学生留沪工作，占就业毕业生的比例超过60%。中山大学有近4800 名学生在粤港澳就业，占就业毕业生的76%。2020 年，申请非本地学生留港工作签证（IANG 签证）的学生约7100 名，①其中本科生1500 名、硕博生4200 名，这些学生大都培养自香港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百强高校的教育吸引路径具体体现在学位项目的丰富性、专业设置的灵活性和培养模式的创新性等方面。
第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学位项目。三地百强高校平均每校开设的本科和研究生专业（项目）分别达80 余个和100余个。②本科层面，各校设置了校内双专业、跨校双学位、辅修、第二学士、衔接学士（Topup Degree）等项目；
研究生层面，各校设置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项目、研究学位和教学学位项目、中外合作双学位项目等。这些学位项目不仅最大程度吸引了国内外的优秀人才，也满足了本地人才的教育需求。京沪两地百强高校每年每校约招收4000 名本科生、6000 名硕士生、3000 名博士生和1000 名境外留学生。粤港澳地区，中山大学每年约招收8000 名本科生、7000 名硕士生和3000 名博士生；
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每年约资助香港百强高校招收1.5 万名本科生、3800 名研究生。③
第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保障了专业选择的灵活自主性。首先，百强高校通过开设辅修、双学位和跨学科专业来拓宽学生的专业选择空间，为有能力和潜力的学生提供具有挑战性的专业培养方案。北京大学为本科生提供了近50种辅修专业、30 余种双学位专业，超过一半的本科毕业生获得了双学位；
香港科技大学开设了个性化交叉学科专业来促进跨学科学习。其次，百强高校通过设置人才培养特区来实现学生专业选择的完全自由。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和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都是融合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精英人才培养特区，入选特区的本科生可以自由选修课程和专业。最后，百强高校通过适时更新专业来满足学生对新兴专业的需求，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工程等是新增专业的主要方向。2016 年以来，内地五所百强高校共计新增本科专业50 个、自主设置交叉学科22个；
香港科技大学增设了“AI+”和“数字媒体和创意艺术+”扩展本科专业。
第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引领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百强高校承担了大量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博士生培养改革的任务。比如，“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在理工科、人文社科领域设置了10 个英才班，吸纳了约4%的在校本科生；
上海交通大学围绕优势理工科专业实施了“致远荣誉计划”，2021 年通过该计划毕业的本科生约占7%；
北京大学面向前沿工程科技领域设立了“前沿工程博士专业学位”，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实施了“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
3.就业吸引路径的现状及表现
北京、上海和粤港澳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通过人才招聘、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途径为人才高地创造了大量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机会，并借助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有前景的职业发展机会、良好的组织和政策环境等因素促进了人才吸引和集聚。
第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设置了以教职和科研人员为主的大量招聘岗位。三地百强高校近年开放的教职岗位数量从40 到100 余个不等，部分高校的招聘人数达现有教职规模的6%左右（见表2）。教职岗位设置大都借鉴西方大学的“预聘-长聘制”（Tenure-Track）形成了预聘长聘岗位体系，其中，预聘岗位用于引进尚在观察期的职初青年人才，而长聘岗位用于引进高年资、成熟型人才。各校设置的专职科研岗位数量庞大，一些高校的招聘规模甚至超过了现有专职科研人员规模的1/3，涉及青年研究员、特聘研究员、研究助理、博士后等不同称法。专职科研岗位是高校为吸引有潜力的博士毕业生、培养后备力量而设置的临聘岗位。虽然多数高校打通了专职科研和教职岗位之间的晋升通道，但是竞争激烈、通过率低。此外，百强高校还在上述岗位的基础上设置了特设岗位，用于额外激励有突出业绩的高层次人才，比如，北京大学的“博雅人才体系”、中山大学的“百人计划”、复旦大学的“超级博士后”等。
表2 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招聘岗位规模
第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立了成熟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百强高校设立了专门的创新创业教育机构，如清华大学X-Lab、上海交通大学创业学院等。这些机构面向在校生、校友、社会人士提供创新创业课程、技能培训项目、创业指导与服务、实体众创空间等，有助于提升人才在本地创业的意愿和能力。以香港理工大学为例，该校已累计为社会培训7600余名青年创业者，培育1000 余名企业家。
第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推动了科研成果在当地的转移转化。百强高校设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部门、实体公司和创新创业基金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管理服务，并以市场化手段推进科技成果在当地的转化和产业化，如清华控股、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等均在科研成果转移转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大学科技园已成为百强高校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孵化高新技术企业、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创造衍生就业岗位的主阵地。据 《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21）》 统计，2020 年，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平均每家在孵企业81 家，平均创造了近800 个工作岗位；
平均每家科技园累计毕业企业146 家，创造了5000 余个工作岗位。三地百强高校在当地建立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在孵化企业、带动就业方面的表现远超当地大学科技园的平均水平。
虽然北京、上海和粤港澳的人才高地建设和形成有不同的特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其中发挥的具体作用也可能存在差异，但三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均借助人才培养和使用主体、区域创新主体的双重身份，通过教育和就业吸引两条路径为当地汇聚了大批人才，对人才高地建设的作用初步显现。对比国外人才高地，三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吸引人才规模、人才贡献率上均还存在一定差距。为更好地促进人才高地建设，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提升教育吸引路径的人才吸引功能，提升就业吸引路径在青年人才、跨学科人才上的引育功能，促进人才培养与使用主体、区域创新主体双重身份的融合，建立校地协同的人才发展机制。
1.教育吸引路径：促进学生来源的区域多样化，提升人才吸引功能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教育吸引路径发挥着人才吸引和保持两种功能：一方面将外来人才吸引至大学所在地求学并留在当地工作；
另一方面为本地人才提供就地学习和深造机会，将本地人才保留在当地。从三地百强高校的学生来源结构看，本地生源比例、研究生的本校生源比例和本地高校生源比例均维持在较高水平，教育吸引路径的人才保持作用明显大于人才吸引作用。举例来说，上海交通大学2020 届本科生中上海籍学生占比为23.3%；
北京大学2020级研究生新生中约20%来自本校，另有较高比例来自本地其他高校。相比而言，世界级人才高地的名校非常注重招生的区域多样化，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招收州内学生的比例均远低于20%④，他们从本校本科生中招收研究生的比例也明显低于我国高校。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追求学生来源的区域多样化对于人才高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筛选到更优秀的人才；
其次有助于构建多元文化的大学环境，促进人才跨文化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最后有助于促进外来人才和本地人才的双向流动，提高人才高地的辐射力。虽然学生来源的区域多样化没有绝对标准，且各校招生的“本地化”现象有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招生改革阻力较大，但从长远来看，三地百强高校应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国际名校的做法，将区域多样性作为招生标准之一，根据各校实际，将本地学生的比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追求学生来源的多样化。
2.就业吸引路径：改善青年人才的引育生态，提升跨学科人才的引育力度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设置的人才岗位以面向职初青年人才的流动性岗位居多，包含少量的预聘准聘岗位和大量的专职科研岗位。虽然三地百强高校为专职科研岗位提供了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也打通了专职科研岗位和长聘岗位之间的晋升通道，但是专职科研岗位设置普遍存在重待遇轻发展机会、重引进轻培养的问题。以博士后岗位为例，调查显示，国内博士后仅有约56%最终能晋升至固定职位，而其中接近一半是本校博士，外校博士的流动性非常高。[20]职业晋升机会的稀缺不利于激发博士后对学术职业的认同感，降低了博士后留在学术界的概率。[21]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注重青年人才的引育结合，为青年人才成长提供宽松环境和良好支持政策，特别是在保障科研时间、提供稳定科研经费、建设科研团队、建立符合科研产出规律的评价机制等方面给予青年人才切实的支持。[22]
另外，三地百强高校吸引的跨学科人才较少，拥有的跨学科领域全球高引学者数量不及波士顿的30%。跨学科领域的顶尖人才是人才高地建设中的稀缺人才资源，决定着跨学科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成效。跨学科人才的成长需要依托于跨越学科边界的“多学科”“跨学科”甚至是“超学科”组织。因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需整合校内外资源，建设新型科研组织来吸引跨学科人才。跨校合作成立新型科研组织，有助于整合更多的优质学术资源，增加对跨学科人才的吸引力。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众多合作项目为波士顿吸引和培育跨学科领域顶尖科学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两校合作成立的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共计吸引和培育了49 名全球高引学者，其中，12 名为跨学科领域高引学者。
3.促进双重身份的融合，建立校地协同的人才发展机制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要依靠其人才培养和使用主体的身份来促进人才高地建设，区域创新主体身份的效应还不够凸显。多数百强高校倾向于将国家和地方提供的资源重复投入于支持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人才发展中，区域发展的人才需求没有得到充分响应，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体系对区域发展的响应不足。百强高校近年针对区域人才需求开展的教育改革力度较弱，人才供给不足以引领区域产业发展。二是产学研合作培养机制尚处在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单向合作阶段，高校主动参与当地产业人才培养的实践较少，尚未建立产业人才终身教育体系。三是百强高校与产业界的科研合作强度明显低于世界级人才高地，不利于高校更大规模地提供衍生就业机会。据InCites 数据库统计，百强高校近五年发表的国际论文中仅有2%—3%与产业界合作，而纽约、东京等地名校超过了5%。
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需要促进人才培养与使用主体、区域创新主体双重身份的融合，建立校地协同的人才发展机制，以发挥在人才高地建设中的更大作用。首先，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将地方投入资源更多应用于区域紧缺专业和人才队伍建设上，更加积极地服务区域创新和人才需求。其次，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将社会服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作为一流学科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可依托一流学科专业打造更加开放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通过提供不同形式的教育机会满足当地人才多样化的创新创业教育需求，为当地产业发展和升级提供可持续的人才保障；
另一方面还可与其他区域创新主体合作建设更具包容性、以应用为导向的创新平台，吸引和聚集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技术转移专家等在内的多样化人才队伍，鼓励开展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并促进基础研究成果在当地的转化。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为https://www.immd.gov.hk/eng/facts/visa-control.html#，获取时间为2022 年3月21 日。
②如不特别指出，内地高校数据主要来自各校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招生指南、信息公开网站等官方渠道；
香港高校数据主要来自各校官方网站。
③数据来源为https://cdcf.ugc.edu.hk/cdcf/searchStatSiteReport.action，获取时间为2022 年3月22 日。
④数据来源为https://www.collegefactual.com/，获取时间为2022 年3 月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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