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本超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204）
古代的经典名句浓缩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古老的中国人的智慧，用典日译的过程中译者应该充分理解典籍原本的意思以及其在现代语境下所产生的新的寓意，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要“准确理解作者用典的真实意图与意义，然后以译文作者的身份通过再语境化完成用典的语际互文性吸收与转化”（陈大亮，陈婉玉，2019）。从这个层面上看，用典的日译实际上是古今语境、中日语境的双重转换。中日同属汉字文化圈，现代日语中保留了大量的古代汉字，如果把用典的日译看作是一种再语境化的文字转换，那么翻译如何实现这一转换，并且在保留典故本身语言特征的同时准确传达其在现代语境中的涵义呢？本文试图通过对用典日译的考察，探讨典故从汉语环境到日语环境转换的过程，以及译者应如何通过翻译实现典故日译的再语境化。
（一）再语境化与翻译
翻译的过程也不仅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而是更广泛的语境转换的过程。英国翻译学家纽马克（1982）指出，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大于任何法规、任何理论、任何基本词义。从这个角度看，翻译过程需必要考虑语境的因素。离开了具体的语境，翻译便无从谈起。用典的翻译亦是如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语境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充分理解典故在不同语境下的内涵，表达在不同语境下用典的涵义。由于中日两国语言文化的特殊性，典故的翻译尤其需要考虑语境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需要经历“古今语境”和“中日语境”这两次语境的跨越，要充分考虑到语言的相似之处和文化的差异之处，避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产生误解，必要的时候需要结合语境的变化对用典的翻译进行一定的阐释和补偿，这就需要考虑如何通过翻译实现用典日译的“再语境化”。
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在教育学领域提出了“再语境化”的概念。他提出教学机制包括知识的生产、再语境化及知识再现三个阶段。在伯恩斯坦看来，再语境化是整个教育机制中介于知识生产和再现的一个过程，从中起到调节或者协商的作用。进入到21世纪，国内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到语境与翻译的问题，将再语境化这一概念引入到翻译领域。王国凤（2015）研究了诗歌翻译的再语境化，提出再语境化和语境是人类心理构建的内核，指出翻译过程是译者运用再语境化与互文性主观梳理语言关系以达到最佳效果的过程。陈琦（2016）认为翻译过程就是译者对原文信息进行解码并进行再编码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本质就是再语境化。
田海龙（2016）从话语角度探究跨文化交际的机制出发，提出了再语境化模式的分析框架。陈勇（2017）、李霞（2019）分别利用这一框架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和政治话语中新奇隐喻的翻译进行了研究，探讨了译者主观性在再语境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李晶（2017）探讨了典籍名言英译的“再语境化”，认为典籍的翻译不应当只关注文本的语言层面，忽视其延伸意义和当代应用，应通过不断地“再语境化”对典籍进行文化层面的解读和当代话语的重建，以顺应时代的发展。
由此观之，好的翻译不能脱离语境，译者要结合不同的语境分析文本语言在新语境下的新意义，对原文本进行“再语境化”的处理，使目的语接收者理解旧语境下的元话语在新语境下的意义，从而实现翻译的目的，以达到最佳的接受效果。
（二）习近平用典日译的再语境化
领导人用典多出现在政治文本等中央文献当中，在翻译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方面追求译文的准确性，以达到正确对外宣传的目的；
另一方面为了传播好中国声音，必须让受众看明白”（蒋芳婧，2016）。这也进一步要求译者要遵循“功能加忠诚”的原则，对用典进行“识别，理解，吸收，转化”（陈大亮，陈婉玉，2019），以实现翻译的目的。
用典的日译多采用“音读法”和“汉文训读法”。所谓“音读法”，就是保留汉语典故原有的形式，对汉字的读音按照音读的方式予以标注。之所以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是因为在现代日语当中，保留了大量的汉字，这些汉字经过演变，一些汉字的读音发生了变化，一些汉字读音和意思均发生了变化，对于典故的翻译而言，就需要结合汉字的特点和语境的意义进行灵活的翻译。其中一些词义变化不大的成语、熟语较多采用音读法的方式对读音进行标注，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可以直接翻译成「百花斉放（ひゃっかせいほう）、百家争鳴（ひゃっかそうめい）」。从翻译角度来看，这种音读方法无论在保留语言形式和结构特点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原文本几乎完全对等，实现了翻译“达意”的基本目的，使得读者觉得自己就是原文语境中的一员。可以说作为形式和内容与源语密切对等的音读直译法是典籍翻译的最佳方法。（张晓希，2019）
而对于古代典籍当中的语句或者诗词的日译，采用“汉文训读法”是常见的一种翻译方法。如：“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日「行ク二百里ヲ一者ハ半バトス二九十ヲ一」（百里を行く者は九十を半ばとす），这样通过添加助词、标注语序符号「レ点、一二点」以方便日文读者阅读的汉文训读法，在汉日语言之间寻求尽可能地对等，保留了原文的结构，确保了信息的传达。
无论是音读法的翻译还是汉文训读法的翻译，虽然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文的句式结构和语言特点，实现了自然的对等，但是对于对中国古典文化不了解的日本受众来说，如果不具备相应的古典文化知识，那么在理解上势必会造成一定的障碍。习近平总书记引经据典，就是希望通过这些典故在新的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使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得以保存和流传，通过日译的“再语境化”，使受众读懂典故背后的深意，推动新时代新思想的对外传播。因此，就需要译者考虑如何翻译才能够既保证源语的结构形式，又能够准确传达典故所表达的涵义。通过考察，笔者认为，通过“翻译迁移”能够最大可能地满足句式结构和句意表达，满足读者对于语言形式和文化理解的双重期待，实现用典翻译的“再语境化”。
翻译迁移，即翻译转换，最早是由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提出，从纯语言的视角，将其界定为“偏离从源语到目标语过程的形式对应”（1965:73）。之后又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迁移”的概念进行了发展。安东·波波维奇将“迁移”定义为“所有那些原文中没有，或原文中有而译文中没有出现的内容”（1970:79），同时指出“迁移”代表了“原文和译文措词之间的关系”（1970:85）。描述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图里（1980；
1995）进一步发展了“迁移”的概念，将其分为由语言促发的“强制性迁移”和由文学或文化原因促发的“非强制性迁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受源语文化和目标语等因素的影响，需要对译文进行“迁移”或“转换”，以实现翻译的目的，达到良好的交际效果。
从语言形式上来说，在翻译过程中，改变用典的语言形式，对语言进行重新编码即是常见的迁移现象。因此，我们首先要确定是谁造成了“翻译迁移”现象的发生，以实现用典的“再语境化”。本文研究的对象均选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二卷的日文版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并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因此，“再语境化”的产生过程就包括了产生译文和发布译文两个阶段。那么，译者和发布者两个就成为了“再语境化”的主体。可见，文本再语境化的主体均隶属于中国政府的翻译和传播领域里的权威机关，发起者、赞助人和翻译主体都是国家。这就要求译者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和元语的制造者高度一致，译者在元语再语境化过程中一方面要尽可能准确并充分地表达典故的原始意象；
另一方面，必须要坚持政治上维护国家利益，文化上利于对外塑造国家形象，提高文化软实力。
其次，为实现用典日译的再语境化，就必须要确定译入语的新语境，就要确定受众群体的变化和受众所处的认知环境的变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日文版的读者可能是国内的日语学习者，也可能是日本读者。本文只选取后者作为研究对象，即译本在国外的再语境化。在新的语境下，译者和读者之间，只是单一的“传达-接受”的关系，并无上下级之分，且二者的意识形态不同，政治立场也不同。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和日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但是由于文化的差异，日本读者和我国读者面对同一个文本的认知环境也一定是不同的，这就会导致译文在新语境下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时候，必定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障碍。
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外国受众的群体也在发生着变化。虽然中央文献外译的读者对象大多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专家以及了解中国文化的学者，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体也希望了解真实的中国，他们并不像专家学者那样，对中国特色的表述或典故的内涵有深刻的理解，甚至他们的认知也会受到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只有在充分了解受众新的接受语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把握元话语该如何在新的语境下进行表述，从而避免受众理解的偏差。
在用典日译的过程中，为实现“再语境化”，译者就会改变典故原有的语言形式，从而促使迁移现象的发生。
（一）解释型翻译迁移
例文1：
原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译文：「海は百川を納め、容の大なる有り（海のような寛容さを持つ）」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元话语产生的时间是2017年7月1日，元话语的接受者是现场的观众以及收看直播的全体受众。元话语的制造者和接受者虽处于相同的情景当中，但接受者的文化背景多元，意识形态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则典故曾被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引用，每一次引用都会赋予这个典故新的语境涵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引用这个典故，所要阐明的是“一国两制”所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包容和气度。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将其译为「海は百川を納め、容の大なる有り（海のような寛容さを持つ）」。这样的译法是在汉文训读法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译者的解释。单纯的「海は百川を納め、容の大なる有り」容易让受众进行字面的解读：“海容纳百川，有很大的容量”，那么对于不具备古典知识的受众来说，很难理解其中的隐喻，即译者通过解释所阐释的道理「海のような寛容さを持つ」（拥有像大海一样宽阔的胸怀）。通过这样的解释，就能够使读者在上下文的语境中明白典故的用意，把“一国两制”伟大创举的包容性形象地传递给受众。
（二）补偿性翻译迁移
例文2：
原文：“导扬风化”
译文：「導揚風化（徳によって感化するよう導き発揚する）」
习近平总书记在《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中指出：“县委书记作为县里的权力人物和公众人物，要注意道德操守，道德上失足有时比某些工作失误杀伤力还要大。我国古代就要求县令‘导扬风化’。”这段话选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的讲话，元话语的接受者是参加研修班的县委书记，元话语的制造者和接受者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接受者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和思想境界。从权力关系上来看，元话语的制造者和接受者属于上下级的关系，在原始情景中，元话语要起到的是对接受者的要求和提醒作用。
“导扬风化”这则典故采用的是“音读+注释”的译法，译为「導揚風化（徳によって感化するよう導き発揚する）」，译者在注释中对这则典故进行了补偿式的解释。在元话语语境当中，“风化”指的是风俗教化、社会风气。“导扬风化”的含义是指，宣扬好的社会风气，引导社会风气朝好的方面发展。
在译入语的语境中，「風化」有「徳によって教化すること」之意，这与元话语当中的“风化”有些许涵义上的偏差，另外，在日语中，没有「導揚」这个词语，这势必会造成受众的不解，因此，译者将其语义进行补偿和解释，译为「徳によって感化するよう導き発揚する」（发扬以德化人的指引方略），这样的解释，不仅清楚的表达的元话语在原语境下的内涵，同时，照顾到了新语境下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例文3：
原文：“浇风易渐，淳化难归”
译文：「澆風は進み易く、淳化は帰り難し」（軽薄な気風は蔓延しやすく、誠実な習わしは回復しにくい）
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浇风易渐，淳化难归。’净化政治生态同修复自然生态一样，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从元话语的出处和接受者来看，与上一则元话语的原始情景相似，同样是元话语的制造者对接受者的一种提醒，旨在强调要纠正、扭转不良的风气，打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达到的，需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
“浇风易渐、淳化难归”这则典故在翻译的时候也采用了相同的迁移方式，在现代日语当中，已经没有「澆風」、「淳化」这样的汉字词语，对于不具备古典汉字知识的一般读者来说，若日文中仅仅使用汉文训读的方式，译成「澆風は進み易く、淳化は帰り難し」，那么就很难完全理解元话语要表达的涵义，因此，译者也对此典故进行了补偿性的翻译，将「澆風」解释为「軽薄な気風」（浮华的风气）；
「淳化」解释为「誠実な習わし」（诚实的习俗），从而将整个典故译为「澆風は進み易く、淳化は帰り難し」（軽薄な気風は蔓延しやすく、誠実な習わしは回復しにくい），避免了在新的语境下受众的误读。
用典的日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也是两种话语体系之间的转换。虽然日语当中有大量的汉字，很多典故可以直接采用“音读法”或“汉文训读”的方法进行翻译，这样既保留了原典的形式，也保证了句意的传达，但是，对于有语义差异或是在现代日语当中已经不再使用的汉字，译者在翻译的时候需要分析原典在原语境中的涵义，并且采用“解释”或“补偿”的迁移手段对译文进行修改，以实现在新语境下的交际目的，避免受众的误读和理解的偏差。同时，政治文献的翻译要讲政治，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也是有空间的，因此，也要充分考虑到用典在原语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坚持政治优先的原则，在新语境中再现原典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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