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利妹
(安庆师范大学 图书馆；
安徽 安庆 246133)
吴汝纶是清代重要的评点大家，其楚辞评点最早见于其朱笔手批吴启昌刻《古文辞类纂》本，后不断有增补，直到1914年吴汝纶《古文辞类篹评点》刊行。姚鼐选编《古文辞类纂》，将各类文体分为十三类，吴汝纶将每类文体都作了点评。其评点楚辞汲取了古文评点的方法，体现出古文评点的特色，在楚辞评点史中别具一格。目前此问题尚缺乏应有关注，故本文不揣简陋，从以下方面展开论述。
吴汝纶评点楚辞是在《古文辞类篹评点》中[1]，分析这个问题就需要从古文的编纂及评点说起。姚永概《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篹》序曰：“古文辞评点自宋已有之，真西山、茅鹿门以后，方望溪、刘海峰为著。惜抱先生《古文辞类纂》有二本，康刻全载评点，吴刻存先生意存评语去圈点，而世顾多以康刻为便。[2]”古文作为文类名称起源于唐代，在南宋确立了其崇高的地位，以唐宋八大家为古文作家的代表。姚永概序中所言古文辞评点，即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方苞《古文约选》、刘大櫆《唐宋八家古文约选》。真德秀《文章正宗》虽然录选了大量古文，但同时也录选了诗歌，不是纯粹的古文选本，方苞《古文约选》主要选取两汉及唐宋八大家文章。如同唐诗选本一样，通过一代代的古文选本及评点，优秀的古文得以选出并经典化。
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是影响最大、最富有特色的古文选本。姚鼐《古文辞类纂》序曰：“鼐少闻古文法于伯父畺坞先生，及同乡刘才甫先生，少究其义，未之深学也。其后游宦数十年，益不得暇，独以幼所闻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请归，伯父前卒不得见矣，刘先生年八十犹善谈说，见则必论古文。后二年，余来扬州，少年或从问古文法…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3]”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是基于“古文评点”的学术背景，而为少年编选一本古文教材，传授桐城派的古文法，则是其直接动因。康绍镛《古文辞类纂后序》曰：“余尝受学于先生，凡语弟子未尝不以此书，非有疾病未尝不定此书。盖先生之于是亦勤矣。[3]”姚氏以古赋为古文，大量录入辞赋，“姚氏以辞章合于义理，选录古赋，效赋法，法赋辞，重屈宋、司马相如之赋，重在以古赋为古文。[4]”由此吴汝纶以屈宋为中心的楚辞评点，不可避免地笼罩在古文评点的语境之中。
桐城派晚期学者，包括曾国藩、吴汝纶等，对姚鼐《古文辞类纂》都特别推崇，吴闿生《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篹》序曰：“先大夫生平自读之书，经、史、子以下，及各家专集论文，凡数百种，皆有评点，而于此书尤兢。[2]”民国三年吴汝纶《古文辞类篹评点》刊行，其后专题附录《张廉卿论文语》，张氏主要论述了以唐宋八大家为中心的古文创作，显示了吴汝纶评点此书的古文立场。吴汝纶对姚鼐将辞赋编入古文，尤其持赞赏态度，其《古文辞类篹校勘记》后记云：“姚选特入辞赋门，最得韩公论文尊马扬本意，而楚词至为难读，因颇发其旨趣著于篇，用质后君子学问之途博矣。独沾沾为此，殆《尔雅》注虫鱼者类也。虽然，欲治文事者，倘亦有取于斯。[5]”吴汝纶认为，姚鼐编录辞赋入古文选，真正领会了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精神。相较于其它文体，吴汝纶对“辞赋类”评点较多，尤其是以屈骚为中心的楚辞，几乎每篇都有评点，非屈原创作楚辞作品，如《招隐士》《惜誓》等，吴汝纶都于题下注明“楚词”。所以，吴汝纶对楚辞的评点用力尤多，其楚辞评点也无疑沾溉了古文评点的特色。
姚鼐《古文辞类纂》的文中圈点，主要是一种古文评点的习惯，后来逐渐延伸到其它文体中。文章圈点起源于南宋时期，如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刻本书之有圈点，始于宋中叶以后，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圈点必校之语，此其明证也。《孙记》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旁有句读圈点。[6]”这段话明确交代了圈点的起源，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是一部著名的校刊学著作，书中总结了一些有价值的校刊原则，其中提到了“圈点必校”。真德秀《文章正宗》所选虽然有诗歌，但毕竟“重文章、轻诗赋”，主要属于古文选本，对后世文选、文风乃至文学流派，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其中旁有“句读圈点”，作为古文圈点的初创时期，足以让读者引起重视，具有较大的价值。
文章圈点发展到明清时代，成为八股文章最常见的评点方式，也表现出明显的缺点。虽然其弊端一直饱受诟病，但其作为评点古文的一种习惯而留存下来，具有深刻的影响。“有明中叶以后，坊选滥行，雌黄杂出，黄口小儿，学语言未成，辄复放神高远，妄肆品题。其所为文，必求句句可以著圈而加赞。其有识者观之，知道其文理不通而已。[7]”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也继承了这种古文圈点的方法，但对八股文的句句圈点的陋习有所反拨，使圈点成为品评文章的有效组成部分。清人吴德旋曰：“《古文辞类纂》其启发后人，全在圈点，有连圈多，而题下只有一圈两圈者；
有全无连圈，而题下乃三圈者；
正须从此领其妙处。末学不解此旨，好贪连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则文思过半矣。[8]”对《古文辞类纂》的文中圈点作了较高的评价。
《古文辞类纂》的文中圈点，经过了不少周折，吴汝纶《与裴伯谦书》曰：“康刻有圈点，吴刻为其近俗，复刊去之。敝处藏有晚年圈点，与康本又复不同。今拟附刻圈点，起止于后，又遍考诸书文字异同，为吴刻校勘记，亦附于后，俾便于学者之参考，于是姚氏一家之学，可以复存于世。后之学者必当有赖于是书。[5]”吴刻刊去圈点，本是承姚鼐之意；
吴汝纶所藏“晚年圈点”，也是姚鼐本人所为。可见姚鼐对文章圈点也有一个认识变化的过程。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参考姚鼐晚年圈点，又在文中增加了自己的圈点，其体例主要为：某句至某句，圈；
某句至某句，点；
某句，横截。到徐树铮辑《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在文后详细了附录了诸家圈点。以《离骚》为例，辑录了姚鼐晚年圈点，梅伯言圈点，张廉卿圈点，吴至父圈点。其中姚鼐圈点最为简略，只有三处。而吴汝纶圈点最为详细，占了一页还多的篇幅。圈点在清代虽然有时候也运用到诗歌，如刘大櫆《历朝诗约选》、梅曾亮《古文词略》等，也使用了圈点，但这只是古文圈点的习惯延续到了诗歌，而且只是在诗题下加圈，诗歌内容少见圈点。圈点从其起源到盛行，都是因文章而起而兴，可以说属于古文评点的标志性方法。桐城派作家以骚为赋祖，以赋为古文，以古文为时文。吴汝纶的楚辞评点中的圈点系统，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古文辞类纂》自康刻本以来，就附录各家点评，康刻本书中有姚鼐评语，书后又辑录吕祖谦、茅坤、方苞等九家评注，他们基本上都是古文选家或作家，其中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古文关键》，选取了唐宋著名古文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三苏、张耒之文共六十余篇,首次确立了唐宋古文的经典。其在点评时对文章布局谋篇的精辟见解,对散文创作方法的强调,在文章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古文选本附录诸家评点，也成了一种惯例。所选诸家往往是古文大家，这就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古文评点氛围。选录的诸家及其评点，又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选评者的学识和观点。
吴汝纶录《古文辞类篹诸家评识》，不仅原有九家评语数量大大增加，而且还增加了不少人的评语。吴闿生《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篹》序曰：“既精选而评定之，又汇归、方以来，及梅伯言、曾文正公、张廉卿先生之说，时取而参校之。盖姚氏此书集文章之大成，而先君又集诸家评点之大成。[2]”所增诸家主要为桐城古文家，如张裕钊、张惠言，梅曾亮、曾国藩、方东树等。以楚辞作品而言，选录评点最多的作家，依次为张惠言、张裕钊、梅曾亮。张惠言受桐城古文家刘大櫆影响，与恽敬共治唐宋古文，开创阳湖文派，张裕钊推尊桐城义法，强调古文之道。梅曾亮编辑《古文词略》，坚守传承桐城师法。吴汝纶大量选录他们对楚辞的评语，也就使得吴汝纶的楚辞评点，蒙上了一层古文评点的色彩。
自汉代开始，对以屈骚为中心的楚辞，就有一种经学化的阐释，如依经立义、说经话语、经传体例、诗教阐说等，它是一种与文学阐释相对立的阐释方式。楚辞的经学化阐释自清代而大盛。清代古皖大地尤其是桐城地区，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楚辞的经学化阐释比较显著，如钱澄之《屈诂》具有明显的经学化倾向，方苞的《离骚正义》、梅冲的《离骚经解》等更以经学化阐释为主，他们之间具有明显的前后传承关系。其他如望江鲁笔《楚辞达》、贵池吴世尚《楚辞疏》、桐城马其昶《屈赋微》等，也能清楚看到经学化阐释的痕迹。但吴汝纶的楚辞评点，完全不受影响，看不到一点经学化的影子。尤其是吴汝纶在引用诸家楚辞评点中，对上述皖籍先贤只字不提。钱澄之被誉为桐城文派的先驱，其《庄屈合诂》对清代安徽楚辞学影响很大，但吴汝纶楚辞评点未及片语。方苞是名扬天下的古文大家，桐城文派始祖，吴汝纶《古文辞类篹评点》在其它文类中，重点引用方苞评点，但唯独于楚辞评点中，对方苞《离骚正义》充耳不闻。梅冲为梅曾亮父亲，吴汝纶评点楚辞，较多引用了梅曾亮的观点，但对其父梅冲的《离骚经解》也是不闻不问。吴汝纶所引楚辞评点诸家，在楚辞学的成就与影响上，皆不及上述诸贤。这就从侧面说明，吴汝纶的楚辞评点，确是在古文语境中展开，因而拒绝经学化阐释。
就吴汝纶评点楚辞的内容来看，其所涉猎是广泛的，而且每个方面的评点，都有其价值和意义。将古文评点的方法运用到楚辞中，无疑突出了楚辞文学性的特征；
将古文的圈点习惯运用到楚辞中，强化了评点楚辞的古文色彩；
大量引用古文大家的评点，显示了评点楚辞的古文背景。这些都表明吴汝纶评点楚辞，受到桐城派古文创作的影响，在一种散文化的语境中展开评点，因而独具特色。当然，吴汝纶引用古文家的评点，都与桐城派学者及其古文创作有关系，这就使得其楚辞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吴汝纶评点楚辞虽然常常被后人征引，但最终没有构建自己的楚辞学体系，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