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青海 董 宇
哈尔滨工程大学体育部，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1.1 社会变迁给大学生带来巨大压力
社会环境快速变迁给年轻一代造成了时代压迫感。第一，社会快节奏生活和新型技术革命到来增加了大学生的学习焦虑感和压力感。知识的海量式增长和社会变迁对大学生提出了新时代更高要求，为了适应社会生活，大学生需要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不断提升自我，以便为未来职业做好知识储备。第二，社会竞争激烈程度加剧也增加了大学生的学习焦虑和学习压力。随着大学生毕业人数的增加，岗位需求反而缩减，两极反转现象明显，不断引发就业“代际剥削”现状，本身社会留给大学生的优质岗位就少，又在高物价、高房价、高消费等因素的作用下，促使大学生生活压力和就业竞争压力不断增大，其压力在不知不觉中由家庭潜移默化地传导给大学生，进而转化成学习和生活压力。第三，现阶段的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很多家庭目前是“4—2—1”的家庭结构，促使三代人的期望都放在大学生身上，传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出人头地的育人思想依然没有清除，过高期望也促使大学生的学习压力日益倍增。在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在文化理论上的学习时间占比多，自然而然，运动锻炼、体育锻炼的时间占比缩减，进而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就难以保证。
1.2 大学生体质健康认知水平低下影响健身行为
我国大学生体质健康认知度依然存在较低水平，具体表现在对自身健康生活方式和体质健康状况缺乏详细认知。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不知道国家颁布的《国家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其对体质健康的了解和认知不足。从实地教学、观察、访谈资料得知，大学生对体质健康的认知存在薄弱环节，对自身的体质健康问题基本不了解，很少去医院做检查，有体质健康问题就寻求家庭帮助，高校对于大学生体质健康认知的教育，现阶段也处于缺失状态。目前，我国大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形式依然是体育课，“被动参与”现象明显，多数大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体育考核，其与“保持形体、强身健体、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形成鲜明对比。加之高校缺少体育锻炼条件和运动环境，外部体育氛围不浓厚，其对大学生体育锻炼内驱力的激励作用无法发挥，进而不利于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养成。再加上大学生对体质健康认知的不足，体质健康意识薄弱，直接影响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行为。
1.3 缺少有效的大学生体质健康管理系统
作为有机整体的系统，是由输出模块、反馈模块、输入模块、干预模块等构成的复杂结构。立足系统理论分析视角，有效科学的大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应包含绩效监测、健康增进处方、健康干预、体质测试、效果反馈、健康诊断等多个环节。依据管理学和系统论学科知识，深入研判现阶段我国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管理系统，在深入分析和研究中不难发现，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管理体制存在管理复杂混乱、各部门权责界限模糊、机制运行效率不高、体制健康服务体系不完善等。现阶段实施的“大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依然固守传统体质测试方式，一部分高校并没有将体质健康监测结果和体质测试成绩及时反馈给学生本人。尤其是没有针对每个大学生体质健康情况做出体质健康干预、健康效果反馈、绩效有效监测、健身处方等工作机制，其机制在国内依然是需要填补的空白。面对不够完善的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管理系统，其双向反馈互动机制、有效精准干预机制在国内还没有实现，进而给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管理造成一定难度.
1.4 家庭教育方式固化促使终身体育意识难以培养
家庭作为社会发展的个体细胞，其对大学生体质健康成长的影响与高效具有同等意义。深入分析我国现阶段大学生的家庭教育模式可知，从计划生育政策后现代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进而被家庭所有人呵护，尤其隔代亲，从而错误地把体质健康和没疾病等同。生活上不让大学生参与家务劳动；
饮食方面怕其营养不良、助长偏食、挑食习惯养成，进而造成大学生缺乏应有的体力活动，相继出现身体肥胖、超重、生活缺失症、自然缺失症、过度焦虑等问题。同时，家庭教育模式固化的影响，由于长期受到传统重文轻武文化思维熏陶、学生评价体系、社会竞争、升学压力等多元因素的作用，目前高校教育依旧注重学生的文化认知指标，造成轻视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和身心协同发展，促使高校教育偏离“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
1.5 学校体育没有实现促进体质健康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体育工作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先，高校体育文化建设薄弱，高校管理者对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不够重视，促使校园体育文化氛围缺失，大学生只通过体育课程单一的方式来接触体育锻炼，其不利于大学生体育健身习惯培养。其次，监管措施不完善，促使学生体育锻炼过程浮于表面形，体育健身质量难以保证，体育健康知识宣传不到位，体育资源较为匮乏，高校体育教师队伍、体育器材和学生人数不成正比，体育教学课程制约，无法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化健身指导，评价体系并不完善，高校基本都设置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心，但对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结果缺乏数据结果的反馈共享机制，体测成绩多以分数形式进行评定，过程考核评价缺乏科学性,不利于终身体育锻炼意识培养，学校及教师个人对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意识有待加强，要强化体育对大学生强身健体功能的实现，进而落实体质健康促进目标。
2.1 运用大数据促进大学生体质健康
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需要持续不断的政策保障，让政策为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指引方向。现实样态下大学生体质健康保障政策不完善，其存在监管松懈、落实不到位、执行效率低等困境。如何快速完善大学生体质健康政策，让政策符合现实所需，则需构建完善的政策制定协同模式，而大数据是驱动大学生体质健康政策完善补位的有效支撑，即大数据为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提供科学的政策制定基础。面对传统数据采集模式的局限性，以往借助简单统计分析，针对大学生体质健康某个时间段来分析群体健康状况，存在不合理之处，其数据预测价值无法体现，更不能为体质健康政策制订提供科学基础。[1]而大数据的运用将弥补其缺陷，其能全面采集对象健康状况和处理复杂多样的健康信息，对其进行可视化、系统化和关联化的深度分析，基于数据支撑保障政策制定科学性。[2]促使大数据引领大学生体质健康向创新管理机制转变，其管理机制包含组织架构、管理计划和管理运作、管理要素和管理职责、管理效果、管理评价、管理反馈和管理调节四个维度。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管理的关键应是政府主体，[3]其次是学校、社会、家庭、社区等相关利益主体，[4]充分协调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利益链，优化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充分发挥大数据对大学生体质健康管理的积极作用，大数据的运用能保障政府对其体质健康决策的可信度，节约其经济成本，优化管理技术，推进管理机制转变，逐渐延伸管理深度。从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大数据保障机制看，建立以政府为核心、学校为主体、社会、社区、家庭为补充的三维保障链，[5]多方驱动大学生体质健康实时、可控、可调和可用的监测，从而全面开启大数据智慧决策，有针对性地进行健康治理，从而保障大学生体质健康。
2.2 体质健康政策结合顶层战略，明确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目标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新时代，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已然成为民族复兴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质健康的重要论述和指示，已包含健康、体育、教育等多领域、体系完善的体育健身思想。[6]在“健康第一”指导思想下，培养大学生群体在体育锻炼中增强体质、健全人格等的全面发展，着力强化运动锻炼对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作用，使其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相结合，共同促进大学生体质健康。然而在政策实施中高校将体质“达标”作为硬性规定，强制要求其锻炼，片面理解导向削弱了主体锻炼能动性，也导致出现体质健康数据虚假，相关体质健康促进工作成为表面。所以，确立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目标需要结合顶层设计和健康政策，全面理解顶层设计和政策颁布的初衷与引领，应依据高校大学生的体质健康现实状况，制定科学健身方案，运用大数据实时调整体质健康促进的疗程，以驱动其群体自主锻炼，营造共同健康的生态格局，也要确保与顶层设计、政策和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生态环境系统相衔接，保障顶层设计、政策和落实的高度契合，培育时代所需的体质健康人才，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2.3 创新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机制
在大学生体质健康维度，应聚焦其内外部动机激发。内部动机激发是培养其自我参与体育锻炼和主动参与运动健身的内生动力；
外部动机是借助有效激励工具，有针对性的强化和保持大学生参与体育健身的内部动机。高校对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维度，关键在于营造高校体育锻炼、运动健身的生态环境，通过科学制订有效制度，从体质健康促进组织保障、校园运动文化建设、体育锻炼健康促进等进行建设，为其提供多元参与体育运动选择，满足其需求动机、兴趣倾向参与体育项目。[7]社会对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维度，推进其体质健康促进需社会多部门、多组织共同联动，[8]如，借助专业医疗机构为其提供体质健康监测和心理疏导服务，体育组织开展各类锻炼、健身活动，使其锻炼动机进一步加深，培养大学生体质健康意识、健康生活行为和健康素养。[9]
3.1 构建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干预机制
现阶段，各高校只依据国家体质健康标准对大学生体质进行监测，而对监测数据反馈运用、体质不达标的群体，相关责任主体并未做过多干预，但现实中机制干预比体质测试更关键，尤其是对体质健康不达标的大学生群体。首先，构建大学生体质健康动静干预模型。近年来大学生体质健康干预研究存在滞后，特别是大学生在运动锻炼时无科学指导，为促进体育运动对大学生体质健康的干预，需要推进大学生体质健康干预模型探索。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为大学生群体构建普适性干预模型。其只是宏观干预模型框架，在执行中应具体细化。其次，构建大学生健身智慧化指导模型。运用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程序机制，其根据大学生体质健康数据，善用运动处方，对个体进行科学有效指导健身，使其健身强度、健身时间、健身频率、营养膳食符合科学摄入，从而增强体质健康，智慧化模型是具有体质健康理论体系与健身运动处方实践的智能健身系统。[10]其编码输入是大学生体质健康现实样态，如生活平衡度、营养摄入、锻炼规律；
其译码输出是智慧化的个体运动处方，即健身时间、锻炼频率、运动负荷等个性方案。其智能系统能够依据大学生体质样态与锻炼倾向，有针对性地为其输送个性化健身锻炼处方，对其行为进行健康干预，为其健身锻炼提供科学指导，实现健身数据实时反馈，以提升大学生健身锻炼能动性。最后，构建大学生体质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大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组织，现阶段体质健康监测由教育部和卫生部共同管理，二者之间无必然关联，大学生体质健康监测需要有力的组织管理，高校作为大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的执行单位，其体质健康监测部门、监测人员存在巨大缺口，促使体质健康监测服务效果受到影响。大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应搭建以政府为主导、教育机构为牵头，体卫部门为主体的多方参与模式，实行大学生体质健康四级管理，即省、市、县、高校四级管理模式，并构建大学生体质监测指导组织。对其监测和干预就需推进体质健康监测数据反馈机制，通过对大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网络管理平台，实时公布大学生体质健康现实样态，对其个体的体质健康数据信息应及时告知学生个体和家属，引起相关主体对大学生体质健康的关注，以驱动大学生参与健身锻炼。也要对参与运动干预的大学生群体进行实时健身状况监测，运用可视化数据模型反馈给相关主体，[11]告知其干预机制的良效，从而驱动大学生群体参与运动健身的内驱力与参与健身锻炼的主体性。
3.2 构建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决策机制
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决策机制中，决策机制各要素系统间的耦合关联度，客观有效的体现决策相关主体的动态运动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管理主体决策行为的有效度。决策机制在其促进机制中处于核心位置，是其它机制的前提，融于其它机制运行的全过程。首先，明确决策权利结构。清晰体育部门、卫生部门、教育部门等相关利益主体间的权力结构，保障决策主体界限明确，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涉及诸多利益主体，为强化决策有效度，须清晰决策主体。其也要确保决策民主性，科学合理分配权力，避免权力集中引发管理幅度问题，导致其它利益主体缺乏主动性。其次，明确主体责权利界限。制定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规章制度的决策主体，通常由权力运行、责任约束、利益驱动构建，为确保决策行为科学性，需建立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相平衡的机制，确保权利、责任、利益达到动态平衡。如，政府、教育部门建设体育运动场，体育部门配备相应比例体育工作者，卫生部门监管大学生卫生和营养状况，共同促进大学生体质健康。最后，建立组织管理体系。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需决策和权力支撑外，还需组织管理运行，如，体质健康管理部门、体质健康监测中心、医院健康监测、高校体质研究所等管理组织，共同为决策主体提供科学决策信息流等。
3.3 构建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保障机制
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保障机制是基于人力资源、物力保障、财力支撑、信息反馈、制度保证、法律助力的运行机制，其相关利益保障主体由政府部门、学校部门、社区组织、家庭联络和社会机构。从在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中的位置来看，政府是核心，学校体育是主体，家庭体育是辅助，社会体育和社区体育是补充。[12]首先，发挥政府核心领导。完善公共服务体制，驱动大学生体育锻炼、运动健身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化其公共服务职能，基于体育公共产品的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体育服务，其政府应肩负相关体质健康促进的举措保证，加大对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资本投入，构建人力资源与信息流服务的一站式，主动监督与管理相关主体部门工作，充分协调相关主体利益。
其次，发挥高校体育的主体作用。高校在促进大学生体质健康方面有基础优势，充分发挥高校体育的健体作用，有效运用高校体育场地软硬件基础、体育教师技术技能指导、体质健康教育的资源优势，结合大学生的身心特征，主动和家庭体育并举促进，积极开展“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特色体育竞赛表演、健身锻炼比赛等，为其运动健身、参与体育活动提供路径，落实“健康第一”思想，把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作为评价高校全面发展的关键指标。最后，重视社会体育和社区体育发展。全民健身开展关键在大学生群体，大学生体育是全民健身的有效载体，在社会和社区开展各类体育运动活动、体育俱乐部联赛、一站式健身驿站等，保证运动场所的供给。其体育活动、项目、赛事应倾向娱乐性、健身性、特色性和普及性，立足群体身心所需，培养终身运动锻炼习惯。为此，需加强二者的体育软硬件开发建设，不断整合各种资源，建立体育运动场地，完善体育指导组织体系，按人数比例配备相应社会体育指导员，也要和高校体育有效关联，实现大学生体育健身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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