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辉，毕楠，买佳
(1.广西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2.山东体育学院 竞技体育学院，山东 日照 276800)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尤其是在世界新冠疫情防控局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2022年再次安全、圆满地举办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创造了奥运史上的奇迹，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总数也在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再创历史新高。这些举世瞩目的体育成就彰显了大国实力和大国担当。然而，遥想100多年前的国家和体育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此间演化历程亦是国运与体育相辅相成、荣辱与共的过程。这不禁令人深思其中的体育救国、兴国、强国的历史逻辑，及其赖以生成发展的文化根源。近代以来，中西文明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古老的农业文明在新兴的工业文明冲击下骤然衰落下来，几至亡国亡种。为力挽狂澜于既倒，师夷长技是唯一出路。清政府虽经历洋务运动、变法维新等改良运动仍无法挽救国运颓势，因而文化改造、教育变革成为上下一致的共识。在这种大背景下，体育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样式迅即成为国内精英大声疾呼的救国之道，进而被当局政府纳入新式教育系统推广全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之下，西方体育已无可能按其原有样态在中国运行与开展，必然融入中国文化要素。因此，西方体育在中国的演化过程即中国体育的本土化进程。此过程中，围绕着本土文化与体育文化的关系定位，衍生出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体育思想观念，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深入考查与研讨不同时期中国体育及其思想内涵的历史逻辑和文化根源颇具意义，不但能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体育由弱到强的根本原因，而且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理论体系和实践规划的逻辑起点及背景格局。
20世纪初，为救亡图存，清政府下决心实行新政，废除科举，效法西方学校教育体制，全面推行新式学堂教育体系，“体操”科作为一门正式课程位列其中，这标志着中国学校体育乃至中国体育的正式开启。当时清政府主要是效仿日本和德国实行军国民教育，即“主张通过教育培养国民的军事技能和尚武精神”[1]，体操科的主要内容就是当时盛行欧洲和日本的“兵式体操”，以此为主要内容的军国民思潮流行于清末民初期间20余年。
军国民体育或者说军国民思潮之所以能够在当时被广泛认可，源头可追溯到严复译介的进化论思想。“这种思想一直影响了后来的中国人。而早期的体育思想，也必须从进化论的思想中去寻觅源头，并且，是进化论推导出体育神圣的复兴种族的职责”[2]216。在《天演论》中，严复强调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进化论被描述为群与群之间的斗争。“严复把‘鼓民力’提升到很重要的地位，认为一国富强之效，在于其民手足体力之为基。希望能提高中国人民的身体素质。更进一步，这是整个民族或种族的存亡关键”[2]217。从“强种强群”的考虑，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实际上就是最早的“增强人民体质”，这确实是一改传统文弱风气的开拓思想，不能不说是务实进步之观念。虽然严复体育观念深受进化论的启迪，但其具体强国强种手段和内容却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本土文化固有之形式，他所提倡的“鼓民力”很自然地与中国古有的“六艺”联系在一起。不止他一人，就连提倡军国民教育的代表人物蔡元培，在其论著之中也认为军国民教育的内容应该是“六艺之射御”与西洋之“体操”并行，呈现出中西融合之体育景象。可见，大力宣扬西方文明的民族精英们，其传统文化底蕴同样深厚，对于体育的认识也没有超越传统文化的范畴。总之，“严复的思想又为我们展示了东西方文化的邂逅之初的状态——以本土文化为核心为主体，西方文化只是一种辅助工具，仍然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倾向”[2]219。在严复的启发下，社会知识精英们对于体育的认知也迅疾提升至“强国强种”之高度，逐渐形成军国民思潮。这种社会思潮自下而上迅速成为一种救国良策而被清末民初政府所采用，新式学堂和“兵式体操”得以全面推广，意在强身强种、维护政体、抵御外侮。由于体操科的设立，也带来了一些西方体育的素材，为后来国人全面了解和学习西方体育做好了准备。
近代中国体育是以官方全面推行“兵式体操”为开篇，凸显了国人迫切的“体育救国”的厚望，体育与国运密不可分的关联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当局政府之所以大力推行军国民体育，完全是因为其具有强兵尚武这一明显的实效，这意味着当时国人对于西方体育的理解和认同非常有限，重形式轻内涵。虽然欧洲的各种学说纷纷引进，传统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但实际上传统文化并没有被完全抛弃，其核心价值观念依然是国人的精神支柱，构成了中国体育本土化思想的重要来源。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西方传来的体操与运动竞赛等是无益于身体健康且耗时耗钱的无聊游戏，根本不适宜中国积贫积弱和民族危难的国情。为此，在体育救国和保存国粹的主旋律下，武术作为“土”体育的代表，其蓬勃发展便体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对西“洋”奥林匹克体育文化的抵抗[3]。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欧美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其中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自然体育思想备受推崇。国人正是受此思想的影响废除了“兵操”，将“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引进了许多新式体育项目。显然，这种体育思想与只重视兵操和体操的军国民思潮截然不同，更加符合青少年学生的身心特征，在我国体育演化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从20世纪20—40年代末，自然体育思想逐渐在国内占据优势。
自然体育思想源于卢梭的《爱弥儿》，后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融合并传入我国。“在卢梭那里，体育教育是所有其他教育的基础，是人实现从自然自由到社会自由，最终完成道德自由的根基”[4]。美国自然体育思想基本观点是，“体育主要是教育和文化的一种形式和方法，体育之目的亦是教育与文化的目的，体育如果只是为了劳动与卫国的价值，为了促进身体的发展和健康的价值，那是功利主义……体育是人类生活的经验和习惯，是生活的需要，体育应当为了使人们‘善用闲暇’‘丰富生活’使生活美满愉快和满足。再者培养社会行为标准、道德标准、民主自治精神，是体育的另一项主要任务”[5]。自然体育思想反对任何的体育功利主义的倾向，提倡将体育融于生活、善用余暇，反映出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
自然体育思想非常看重体育教育功能，重视其对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所发挥的教育和引导作用。这种思想意境似乎更能体现西方体育的本义。显然，自然体育思想的这些基本理念与本土文化固有观念大不相同，这种提倡“体育融于生活”的自然体育思想与将体育视为谋利手段的实用体育观念相差太远。当然，美国自然体育思想是有其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当时美国属于发达的工业化社会，拥有雄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国民生活水平较高，因此，美国人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和闲情逸致充分享受体育的生活方式。加之欧美文化本是同宗同源，在共同的体育文化长久熏染之下，美国人也更能理解和认同欧洲体育文化内涵，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而当时中国正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国民生活温饱尚不能完全保障，加之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既没有条件更没有心情像欧美人那样理解和认同西方体育的价值所在。只有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人民生活水平达到足够高度时，国人才有可能有条件真正体会到体育的内涵，那种功利短视的实用价值观才能有所缓解乃至消解。因此，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欧美自然体育思想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认同背景，自然体育思想在国内的推行也无法原样复制，必然带有本土文化的印记以求更广泛的认同。因此，国内自然体育思想也带有鲜明的“土洋融合”特色。
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越大，本土体育思想的抵触也愈烈。20世纪30年代初，最终引发了关于中国体育走向的大辩论，即“土洋体育”之争。代表土体育的就是“国粹体育”观，其基本思想就是将武术视为“国粹”，提倡以武术代替西方体育，主张摈弃和脱离西方体育。国粹体育观“更多的是把体育定位在祛病延年的手段和卫国(政治)治产(经济)的工具”[6]，体现
了浓厚的实用取向，这也是本土体育的基本特征。对国粹体育观的主张，自然体育论者坚决反对，认为“体育之范围至广，而其所包括之活动亦至多，国术不过其中之一种活动耳。其在体育上之地位，犹拳术及角力之在体育上之地位也”。若以国术替代其他体育活动，“是实未明体育与国术之内容与性质及其二者之功能也”[2]213。可见，国内自然体育论者不否认武术是体育的一种，而是反对以武术替代体育，主张体育的内涵不应按国界分派，而应看其是否有益于人的身心、能否满足社会需求，做到“土洋不分、世界大同”，这种思想观念与后来的体育整体观何其相似。国内自然体育论者坚持文化交融的开放心态，体现出学习先进、文化融合的热情。当然，他们无法在当时的中国原封不动地推行美国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必然会融入一些本土文化元素。即便如此，这种土洋融合的自然体育观与拒绝交融的国粹体育观相比仍然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经过这场争论，自然体育思想在国内逐渐处于主导地位，本土体育(武术)也借机在体育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体育总体上保持着开放的姿态处于短暂的良性发展时期。后来，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打断了这种局面，中国体育再次进入体育军事化时期。
其实，本土化思潮和西化思潮尖锐对立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要特征，不同体育思想的对立与争论只不过是这一社会文化大背景的一种表现而已。“近代体育的发展提示我们，体育一方面代表着外来文化，一方面有其特殊性。它始终是在一次次中西文化对话的思潮中、在梦魇般缠绕的内忧外患之中、在民族主义的总体语境中，寻找着自己的定位”[7]。可以想象，自西方体育被引入积贫积弱的中国后就背负了太多的民族责任和历史使命，从原本属于欧美生活方式和文化教育，转变为国家意志和军政教育手段，中西体育反差之大可想而知。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外来体育在中国文化中的开展注定不能原样照搬，必然带有鲜明的本土化特质。国内时局危急时造就了极端体育思想观念，如军事化与国粹化；
时局的缓和时则促成开放的体育观念，如自然体育观。可见，当时局动荡、颠沛流离时，体育只能被当作某种生存手段。国家长治久安体育才能正常开展，生活惬意有闲暇的国人才有可能体会到体育的意境。
新中国成立后，集中高效的国家体育体制、持续发展的国家综合实力、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为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我国体育事业总体上呈现高速发展态势。我国体育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毛泽东于1952年为全国体育工作所作的题词。长期以来，这一题词及其增强体质的核心思想是中国体育事业的实践与理论的总指导，由此衍生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奥运战略与全民健身等中国体育方略。深刻影响着国人对于体育的基本认识和观念。进入21世纪，增强体质思想逐步淡出，三维健康观念逐步凸显并接续主导位置。体育被赋予了国家振兴、民族振奋的根本任务。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蕴含多重意义。首先，“增强体质”有鲜明的传统文化背景。早在1917年毛泽东撰写的《体育之研究》中明确“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程次序之可言者也”[8]3，“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8]9。此外，青年时期毛泽东还创编了一套独特锻炼身体方法，包括“冷光浴、静坐、废止朝食，风浴、雨浴、日光浴、雪浴、游泳、登山、露宿、野营等锻炼项目”[9]。从这些观念可以看到严复“鼓民力”思想的影子，具有明显的传统文化底蕴。其次，“体育运动”可以理解为“体育”和“运动”两大领域，这里的“体育”是狭义的，指的是体质教育；
“运动”与Sport对等，具有明显的西方体育文化的特色，将二者并列表述意味着二者同属一个大系统，具有不同的增强体质功效。“发展体育运动”表明了一种主动吸纳和开展西方体育文化的积极开放态度。将二者放在一起解读，就会体会出这一题词具有双重关系以及多重含义。如果将“发展体育运动”与“增强人民体质”看成因果关系，那么，“增强人民体质”是目的和主体，“发展体育运动”是前提和手段，体现了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又表达出西方文化的可用性，更接近于“中体西用”的价值取向。如果把“发展体育运动”与“增强人民体质”理解为一种并列关系，意味着“体育运动”与“增强体质”二者分立独行，互无关联，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也不符合题词的初衷。因此不能从并列关系理解题词的内涵。可见，应该从因果关系来理解该题词的主旨意蕴。由于理解的不同，便产生了不同的体育观念。
在1982年7月的烟台会议后，体育学界内形成了两大论派，即“真义体育”观(狭义体育观)与体育整体观(广义体育观或大体育观)。真义体育观坚持“增强体质”为体育的本质，因而拒斥“运动(sport)”，是为“狭义体育”观；
广义体育观则将sport与体育融为一体，并以体育作为总概念囊括了健身、竞技、教育、娱乐等内容，是为“大体育观”。大体育观与“真义体育”观都不否认增强体质的意义所在，前者将其看作部分，后者将其看作全部，由此导致在看待sport和体育的关系上发生根本分歧。根源在于是否接受sport作为增强体质的手段和途径。它们之间的尖锐对立正反映了国人对待西方体育文化的不同态度，这种对立与当年的“土洋体育”之争的场景颇为相同。增强体质思想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思想派别，各执一端，针锋相对。“真义体育”观具有鲜明本土文化特质而排斥竞技。大体育观则是基于一个“大”体育系统的立场，认为“真义体育”与竞技运动既有各自独立的领域，又是密切关联的部门，不可割裂。虽然其理论体系略显杂乱，但却体现了一种开放与交融姿态，代表着我国体育的总体走向。
21世纪后增强体质逐渐淡出官方文件，作为其思想观念的传承与超越，三维健康观念脱颖而出并接续了主导位置。2001年开始，国家全面推行体育与健康新课程标准，健康第一的理念替代了增强体质成为学校体育的根本指导思想。增强体质是强调身体机能完好的一维健康观，健康第一的理念则是基于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方面保持良好状态的三维健康观。三维健康观体现出对人的全面关怀，这是对身体机能一维健康观的继承和超越。现代社会的人只是强调身体健康显然是不够的，还需给予充分的心理关怀、社会适应锻炼，尤其是对于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更加重要，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颁布，全民健康已经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的高度，三维健康观乃至四维健康观越来越被广泛认可和接受，全民健身在健康领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三维健康观本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理念，并非本土文化的产物。国内三维健康观的提出也是一种文化融合的结果，官方认可三维健康观的理念，但在身体练习方法、心理健康指标、社会适应内容等3个维度都表达了不同程度的中国特色，这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质。
北京双奥从筹备到结束无不体现了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完美融合，宛如一件精美绝伦的奥运文化艺术品杰作彪炳奥运史册。北京双奥的巨大成功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斗志、彰显了国家实力，这是中国体育的竞赛成绩和赛事承办方面的最高成就。北京奥运明确提出了“人文奥运”理念，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这种文化自信、开放交融的理念成为后北京奥运时期中国体育思想的精神内核和方向导引。体育信念和思想内涵的升华也为体育强国战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提起人文奥运，必然要说到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其“基本特征是提倡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中心，提倡人道，提倡人权，提倡现实幸福，肯定现实生活的乐趣和享受，提倡古希腊身心既善且美的和谐发展教育”[10]。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核心理念，是对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千年压抑的强力反弹，彰显“人”的价值和尊严，摆脱在“神”面前的卑微和渺小。将“人文”引进体育大概也是要在体育领域倾注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方面有所强调。为什么在体育中要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和突出“人”的地位？因为现代体育运动的人文理念乃至以人为本的宗旨已经大大削弱。随着职业化和商业化的不断深入，原本以业余原则为精神主导的奥林匹克运动越来越难以为继，不得不放开商业化与职业化的限制，由此产生的负面作用非常明显，贿赂裁判、假球黑哨、拜金主义、金牌至上、滥用违禁药品等丑闻屡禁不止，不断地腐蚀着奥林匹克运动等体育竞赛，让体育运动蒙尘、奥林匹克蒙羞。此外，世界上不同政治阵营的意识形态差异导致奥林匹克运动深受停赛、罢赛、抵制等政治干扰之苦，作为体育竞赛的主体——运动员往往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此背景下，北京申办奥运之际就明确提出了“人文奥运”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为了克服这些弊端，关注运动员完满的体育权利，这是实现奥林匹克运动和谐发展的基石。“‘人文奥运’理念的解读回归以奥林匹克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就是要使奥运会回归人的主体性，使其真正成为人的奥运会，而不是政治、金钱或其他什么的奥运会。‘人文奥运’理念拒绝政治干预奥运会，也拒绝奥运会成为过度商业化的牺牲品。拒绝人在奥运会中的主体地位的沦丧，也拒绝人在奥运会中沦为政治或过度商业化的客体。一句话，使人的价值成为奥运会的最高价值，让人重新成为奥运会的主人”[11]。
要实现“以人为本”的体育理念，必须克服过度商业化和政治化的种种弊端，这很难从西方文化自身寻找有效解决思路，最好从其他文化体系寻找合理要素，而中华文明就是最好的文化参考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完全可以借助一些合理化的中国思想元素弱化和消解体育运动中物欲横流人文缺失的弊端，重新发扬人文精神之光。本土文化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以“和”“和谐”等为代表的传统理念，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和谐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理念。西方文化强调个体往往缺乏整体视野，以“和”的精神特质为核心的这些理念能够很好地缓解和化解西方体育运动中过度商业化、过度竞争以及意识形态突出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冲突，促进运动员之间、各民族之间、各国家之间、各区域之间达到和谐共处、和
谐发展，而不以金牌作为唯一标准、不把金钱当作价值体现、不将底线视为可有可无，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这种“人文奥运”“人文体育”的理念正是融合了中西文化的优质要素，达到了文化创新的意境和效果。
以往，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导致国人从未真正认同西方体育文化的思想内核。这是出于文化惯性和文化自卫的本能，根源在于文化自卑，此种心态在国力衰弱之时属于正常反应。如今的中国再也不是百年前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再也不是西方文明的崇拜者与追随者，凭着坚实的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可以平心静气地与西方文明对等交流。北京奥运主动回归奥林匹克精神体系提出“人文奥运”理念，意味着中国人首次愿意在西方文化背景中真正理解和认同奥林匹克精神，真心推广和传播奥林匹克文化，在此基础上，融合中国文化作为克服奥林匹克运动种种弊端的有益补充。同时，北京期望借助奥运会的平台让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成就，增加互通与了解，减少成见与隔阂。百年前国力孱弱、民族危亡之际国人慌乱拿来西式兵操作为救国之器，重在形式因而忽略内涵；
百年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之时国人自信请来奥林匹克作为强国之道，形神兼顾强调文化融合。这是国家强盛的必然诉求，亦是文化自信的应然表达。
“人文奥运”与“人文体育”的意蕴相同，虽词义略有不同但可以互换通用。人文体育的理念不仅适用于高水平竞技运动，也完全适用于惠及大众的全民健身领域，以人为本就是要面向全民，重视和满足每一个公民的健身权利和健康需求，我国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以及相关配套制度改革正在快速推进中，这是保障每一个公民健身需求和权利的基础设施和工程，也是中国体育体制的制度优势根本体现。后北京奥运时期，人文奥运的理念必然引领人文体育的理念在国内铺陈推广，逐步提升中国体育思想精神内涵和境界，成为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体育思想和价值取向。
百余年来中国体育演化历程就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西方体育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运行展开必然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此亦可称其为体育的中国化进程。基于前文的讨论，发现中国主流体育思想的发生发展有其明确的历史逻辑与文化根源：一方面，中国体育始终置于国家体制之内，体现出鲜明的国家意志和政策导向，这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环境和运行机制；
另一方面，国内不同体育思想派别均受本土文化影响，总体上由保守趋向开放，即由排斥西方体育趋向文化交融，由重形式轻内涵趋向形神兼重。以上两方面可以概况为“国家至上，以人为本”的本土化特质。
国家至上，意味着中国体育的开展必须置于国家体制之内，由国家和政府主导和管辖，因此体育必然被赋予国家利益、政治格局、民族复兴等使命，这是中国体育本土化进程的历史逻辑。最初，西方体育被当局政府认可并纳入新式教育体系就担负着“体育救国”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底色的体育体制，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基本原则，随着第一个世界冠军、第一项世界纪录的诞生，极大提升了国家的形象和地位，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和凝聚力，体育被赋予了国家振兴、民族振兴的根本任务。如今，体育作为民族复兴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部分被赋予构建体育强国的历史使命，都是这种历史逻辑的延续，这是理解中国体育及其思想观念的重要线索。体育被纳入国家体制既要求体育为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服务，又要求国家为体育运行与走向负责。一方面，国家体育竞技水平不断提升，国际体育大赛上的国旗升起、国歌奏响持续增强民族凝聚力、国家认同感的精神力量；
另一方面，全民健身服务系统的不断完善、全民体质和健康水平持续提高，实现小康社会的健康生活和幸福生活。这些目标的实现完全依靠国家总体投入和综合实力，国家是体育的基底。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中国体育必须置于国家体制内才能有所作为，这是中国体育演化的历史逻辑。体育强国的实现必须依托国家综合实力的保障，体育强弱与国家兴衰密切相联，这是中国体育百多年演进路程的总体写照。
以人为本，意味着国人对于体育的理解和价值取向达到一种新高度，超越本土文化的局限，提倡文化交融、文化创新，这是100多年中国体育本土化进程的结果，蕴含着文化根源和精神来源。从军国民教育思想、自然体育思想、增强体质思想，到人文奥运理念，国人敢于突破以往体育观念重本土轻西方、重形式轻内涵、重身体轻精神的褊狭，能够主动吸纳奥林匹克精神解读体育的精神内涵，体现出相当大的文化勇气与文化自信，这是百余年来中国体育历程中的第一次。提倡以人为本就是针对世界体育运动与奥林匹克中过度商业化、过度竞争和意识形态斗争所造成的人文精神的缺失，缓和与化解之道正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和”“和谐”等文化要素以及衍生理念。“以人为本”“人文奥运”“人文体育”理念重视运动员竞赛权利以及每个公民的健身需求，达到个体-社会-国家的和谐共处与和谐发展。中国体育的文化根源一定是中西交融的、多元互补的机制，才能达到文化创新的新高度。单一的、极端的本土文和西方化均不合时宜。
中国体育的演化历程就是本土化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的体育道路，历史和事实证明中国体育本土化过程是成功的，成就巨大的，中国特色体育道路是具有历史逻辑和文化根源的最合理选择。我们只有坚持国家统筹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保持不断开放交融的文化自信心和包容度，中国特色体育道路才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快。中国特色体育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以此为逻辑起点和格局背景，以更宽广的视野和胸怀阐述体育与国家、体育与社会、体育与世界、体育与个人的关系，解读中国特色体育运行机制、基本原理，加深国人对中国体育的认识和理解，促进全民健身行动融入国民生活习惯之中，凝聚与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增加中国体育的认同感和感召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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