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喜娟
（广西民族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2015年，我国公布并实施《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旨在引领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谋发展、合作共赢。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擘画出新时代中国积极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努力实现民心相通，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的宏伟愿景。这是我国大国担当和造福人类使命的集中体现。积极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与交流，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追求，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直接实践。众所周知，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是推动当代国际关系的三大支柱。其中，人文交流作为人与人之间沟通情感和心灵的桥梁、国与国之间加深理解与认同的纽带，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广泛性和持久性的作用［1］。也正因为如此，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倡议不可或缺的内容与持续动力［2-3］，是根基和灵魂［4］，是建构沿线国家关系的一项奠基工程，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我国的毗邻地域，东南亚地区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开放和加强交流合作的“最近投射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起着“示范、连通、提升、巩固”的作用。为此，我国在加强中国—东盟政治对话和经贸往来的同时，还积极打造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支柱。而作为人文交流重要载体的教育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长效手段，有效推进“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切实促进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心灵沟通，可以更好地实现双边关系稳定而可持续地发展。
“媒”即“媒介”（Media），其意可理解为“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5］。在人文交流语境下，“以教育为媒”可指涉两层含义：其一，强调教育的媒介属性。教育作为人类文明文化传承与延续最为直接的方式，教育交流过程必然伴随着人员、思想、文化间的沟通互动，也就是说教育具有媒介性质。其二，强调教育的媒介功能。教育作为媒介在推动人文交流的生发与存续上具有其独特的功能生效路径，是在拓宽人文交流双向通道、培养人文交流国际使者、牢固人文交流情感纽带中增进人文交流，展现出了任何其他媒介不可比拟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因此，推动构建“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有助于深化教育在双边人文交流深入推进中的媒介与桥梁作用，对于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助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打造裨益良多。
（一）教育是传统且基础的人文交流形式
教育与人文交流关系密切，这从教育与人文交流的内涵与功能关系上可见一斑。
1.内涵关系上，教育是人文交流的“题中义”，且最能体现人文交流的时代意蕴。首先，教育交流本身就是人文交流。“人文”一词最早出现于《易经》，是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中“人文”指代一切由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礼仪。由古及今，“人文”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延伸，它已涵盖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6］。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人文交流粗略理解为以人为载体，以人所创造的文化现象为内容，涉及各相关领域的交流活动。那么，以人为主要对象、以人类文化与文明传承发展为重要使命的教育，无疑应是人文交流活动。可以说，教育与人文交流以“文化”与“人”两大要素作为连接点，在内涵逻辑上呈现出鲜明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教育交流是人文交流在教育领域的具象化。其次，教育最能体现人文交流的根本旨归，彰显人文交流的时代意蕴。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中外人文交流的宗旨是“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7］。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第三大支柱，人文交流承担着推动各国人民相亲相近、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时代使命。而教育国际交流恰是立足国家间教育合作交流，推动不同文明平等对话、互学互信，彰显人文交流特质的生动实践，是“民相亲”“文相通”最贴切、最生动的表达。因此，教育是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又最能诠释和彰显人文交流的时代内涵与精神。
2.功能关系上，教育在人文交流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交流则是“指向人文交流主体”的交流活动。从功能关系上来说，教育交流是指向人文交流主体的交往交流实践，在推进落实人文交流中能够起到基础性、先导性作用。首先，教育交流有利于拉近认知距离，减少和消除戒备与误解，为人文交流奠定信任基础。教育交流是观点碰撞、思想对话的天然平台，它能够为具有不同文化和地域背景的人们提供表达思想、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的空间和机会。而这种建立在亲身经历与理性思考基础上的对话互动，有助于拉近交流双方的情感和心理距离，更有利于调整乃至消弭认知上的偏差，增进国际理解、认同与包容。其次，教育交流有利于形成价值共识，推动人文交流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为人文交流的推进提供思想保障。教育可以触达人的认知深处并对其产生深刻影响。在交流互动中，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传递、共享人文交流的理念与共识等，从而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为人文交流的发生发展提供支撑。最后，教育能够以自身的育人职能为支点撬动人文交流发展的未来。教育交流的主要对象是青年一代，他们是国家与时代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人文交流的基调和走向。教育可以促进各国学子加深“对人类各种知识、文化的认知，对各民族现实奋斗与未来愿景的体认”［8］，为人文交流的未来发展培养既拥有国家根基又具有全球视野，既熟悉本国历史文化又融通世界先进智慧的生力军。
可见，人文交流与教育交流之间存在天然联系，前者包蕴后者，后者寓于前者之中，二者共享“以人为本”的核心内涵。同时，教育交流过程集贯彻人文交流理念、落实人文交流实践、践行人文交流旨归等职能于一体，其意义不仅是推动人文交流实践见之于行，更在于促进人文交流精神内化于心。
（二）教育能够有效对接东盟人力需求，打开人文交流的双向通道
近年来，东盟地区劳务市场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为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东盟国家相继推出实施“工业4.0”战略部署，并急需大量推动本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度对接，中国—东盟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东盟在持续深化与我国的合作中需要引入更多领域的人才。多重因素共同推动东盟人才需求市场呈现出需求总量急剧增长、需求类型趋于多样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推进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并针对东盟国家的人力需求组织开展人才培养相关合作，不仅符合东盟国家的现实利益需求，更是能走进对方“心坎上”、为对方所乐于接受的交流路径选择。
人力资源培训一向是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重点领域。以东盟国家的现实需要为端口，以教育的人才培养职能为桥梁，中国教育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中正在不断探索和创新，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双向通道也随之进一步拓宽。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和东盟双向留学生人数已突破26万［9］。在全球来华留学生中，东盟来华留学生的占比达到20%［10］。此外，随着东盟地区产业调整步伐的加快，以培养相关专业技术人才为直接目标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迅速。2016年，“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正式成立，成员单位包括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地区11所高职院校、12所中职学校、35个对接边境产业的企业单位以及10所东盟国家学校，紧密对接中国—东盟边境地区支柱产业，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提供平台与渠道，为密切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铺路奠基。以人才需求为纽带，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产学融通、人才流动等开展深入合作交流，有助于推动中国—东盟教育资源共享、教育机制体制互通，更有助于引领和带动中国—东盟的人文交流。
（三）教育有利于形成“知华、友华、爱华”的观念，培养人文交流的国际使者
认识源于理解，理解源于沟通。教育是一种长久且持续的文化沟通与理解的途径，有利于将沟通交流的种子种到学生心中，扩展其文化视野，加深其文化认知、文化理解、文化融通。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等群体是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深度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是推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深入、持久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深化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合作，有助于增进东盟国家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形成其对“中国故事”“中国话语”的正确认知与正向评价，进一步扩大国际社会知华、友华、爱华的友人群体。这有助于进一步夯实和扩大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人缘”基础。
据有关数据显示，在全球华侨华人中，有大部分人口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东南亚地区最多［11］。海外华侨华人群体是传播与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主体，是我国加强对外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海外华文教育立足其独特的语言文化传播优势，在存续华人文脉、加深华裔新生代与中华文化的亲近感、加固海外华侨华人与母国的联系和纽带、夯实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天然的人缘基础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留学生群体亦是推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深入、持久发展的重要力量。来华留学教育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良好中国形象的塑造以及大国影响力的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是推促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又一有利渠道。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面向东盟的留学教育。从“中国—东盟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到“中国—东盟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升级版”，昭示中国—东盟双向留学的活力与潜力。来华留学生在国外受众与中国形象之间，是增进双边“群际接触”的重要纽带和中介。广大东盟来华留学生群体的语言表达是“他塑”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参数，是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解和认同的“他者”主体。由是观之，立足中国—东盟的天然优势，主动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更好地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等群体的因子作用，有助于深入推进人文交流。
（四）教育有助于加深“亲缘”文化的联结，加固人文交流的文化纽带
教育既是文化的构成体，又是文化传递与发展的重要途径［12］。教育自身的双重文化属性决定了教育交流过程必然伴随着文化的选择、交流与创造。中国与东盟具有共通的“文化基因”，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人文交流的先天优势和良好条件。通过深化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合作，在充分发挥教育文化传播功能的同时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文化交流，赓续并深化双方间天然的“文化共识”，加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文缘”纽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13］人文交流与中华文化相生相伴，融通互促。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既是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及传播力的必要前提，也是向世界阐释中国人文交流理念追求、拓宽人文交流实践边界的可循路径。而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媒介和载体作用，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对海外本土中文师资培养工作愈加重视，国际中文教育师资培训项目正趋于机制化和规范化，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开发及建设工作持续向好。东盟是海外国际中文教育最大的市场，除文莱外，东盟诸国均设有国际中文教育机构［14］。深入发展东盟国际中文教育有助于增进双方共识，有利于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为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提供助力。
人文交流是面向未来的事业，而要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教育交流可谓当仁不让。近年来，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合作内容日益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成效更加显著，也使中国—东盟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基础更加稳固。基于此，着力推动构建“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势必能够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以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带来新动能。
统观来看，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贯穿国家、机构和民间（“民间”在此处及下文中主要指以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等为代表的民间个体层面）三大层面主体；
覆盖教育、旅游、体育、卫生等多个交流领域，渠道多元，形式多样。在具体类型上，既有面向东盟整体建构起来的多边及“混合式”人文交流机制，如中国—东盟文化部长会议机制、中国—东盟教育部长会议机制、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等；
也有同东盟某一国家建立起的双边人文交流机制，如2015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政府共同启动的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强调充分发挥教育的媒介功能，通过国家、机构、民间（个体）三大层面主体有序整合、协同推进，助力中国—东盟人文交流。
（一）机制核心：充分发挥教育的媒介功能
“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强调重视教育在人文交流中的媒介功能。正如上文所述，教育交流作为最基础和最传统的人文交流手段，同时也是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传统优势领域，蕴藏着丰富的能够推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提质升级的潜在动能。它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东盟教育互联互通水平，还是深化和提升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关系的有力抓手。推动构建“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即是以此为出发点，以教育为着眼点，借助机制建设进一步激发教育在人文交流中的媒介作用，通过辐射影响，不断提升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质量与水平。
（二）基本框架：国家宏观指导、机构中观推进、民间（个体）微观影响的有序整合
依据国家、机构、民间（个体）三大层面主体的职能定位、参与层次及互动关系，“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主要可分为国家宏观指导、机构中观推进、民间（个体）微观影响三大部分。
1.国家宏观指导。国家宏观指导主要强调各级政府部门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合作中发挥规划、推动与政策保障的作用，是中国—东盟人文交流重要的引领性力量。众所周知，人文交流作为中国—东盟关系的第三支柱，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并通过积极与东盟国家建立高级别的合作关系与合作机制等，逐步促进国家间在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对接。这是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得以深入推进的前提保障。同时，政府还需对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作出宏观规划与引导，促进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在良性轨道上稳步发展。
2.机构中观推进。机构中观推进是指高校、企业等机构作为主要主体积极组织落实人才培养交流合作实践，由此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持续赋能。打造“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即基于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这一教育的根本职能，最大限度地探索、开拓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发展空间。而以各类高校、行业企业为代表的相关职能机构则扮演着将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先行者的角色，即以服务国家建设为宗旨，以促进中国—东盟教育交流提质增效为目标，以人才培养为纽带，以发展留学教育、加强合作办学、建设孔子学院、召开学术会议与开展科研合作等项目形式为抓手，务实推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
3.民间（个体）微观影响。民间（个体）微观影响是指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等群体作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重要因子，充分发挥其在促进双边交流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民间（个体）微观影响主要是借助华文教育、留学教育等教育实践，推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以及跨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借此来维系和巩固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情感纽带，培育和提升来华留学生的中国情怀，进而引导、带动海外华侨华人、留学人员等主体积极参与到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之中，由此最大限度地发挥此类群体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中的影响力。
概而言之，依托“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国家、机构、民间（个体）各层面主体有序整合，通过发挥教育的媒介功能推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焕发新的生命力、展现新格局。
（三）作用路径：提升国家、机构、民间（个体）三大层面主体的协同效能
“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的作用路径主要表现为：通过广泛调动并有效整合国家、机构、民间（个体）三大层面主体力量和资源，提升多元主体参与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推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多元主体协同推进。多元主体协同推进主要强调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中国家、机构、民间（个体）三大层面主体在充分发挥各自主体性基础上进行高效互动，实现有效协作，形成助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强大合力。具体而言，国家层面主体聚力宏观指导，通过做好顶层设计，为发展高级别教育交流合作关系畅通渠道，为开展多主体、多样化的交流活动提供政策支持与保障；
机构层面主体立足中观推进，通过务实推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合作，为构建双向互动、密切深入、合作共赢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格局激发内生动力；
民间（个体）层面主体着力微观影响，通过发挥自身“桥梁纽带”作用，不断拓展文化交流互动的空间，推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深入发展。
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系统的建立与维持有赖于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整体发挥作用。帕森斯认为，系统中行动者基于自身“位置—角色”履行相应角色行为是部分作用得以形成和整体功能稳定发挥的核心问题［15］。由此出发，构建“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可从组织结构入手，通过优化国家层面主体、机构层面主体、民间（个体）层面主体三部分间的功能关系以及调适其中行动者的“位置—角色”来推进实现。理想状态下，“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内部的“结构—功能”和“位置—角色”关系如图1所示。国家层面主体、机构层面主体、民间（个体）层面主体分别处在宏观指导、中观推进、微观影响的“结构—功能”方位上。推动政府角色重塑、机构主体作用发挥、“特殊人群”影响力增效是优化角色行为以及各部分功能表现的主要着力点。
图1 “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运作机理示意图
（一）国家层面：推动政府角色重塑，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
国家层面主要指以政府为主体的官方教育交流与合作，包括建立高级别合作机制，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对接、教育对接。国家层面的优化方向为推动政府角色重塑，具体是指推动政府部门逐渐转变职能，由直接参与宏观指导转变为着重做好构建“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的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工作。
1.加强顶层设计，为拓展中国—东盟教育交流提供宏观指导与保障。政府部门是中国—东盟教育交流的方向引领者和政策支持者。构建“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需要政府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政策对接，为深化合作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条件；
同时应强化资源统筹，推动构建高级别交流合作机制，为推动高级别教育交流合作提供方向指引、执行监督以及政策支持等。
第一，推动政策对接，促进双方及多方间制度、标准等互联互通。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中国—东盟教育合作，以更大的教育交流实效助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走深走实。这需要政府主体发挥好把握大势、统筹规划的职能，厘清中国和东盟各自的教育发展需求，促推双方在教育政策、发展规划等方面的沟通对接，培育有利于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合作深入推进的土壤和环境。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政府可以加快与东盟国家签订更多双边互认与多边互认相结合的教育资格互认协议，推进中国—东盟学历学位互认进程，借此助力中国—东盟双向留学教育的发展；
完善及改革中国—东盟教育交流质量监督、风险防控、评估认证、准入及退出等市场机制，优化中国—东盟合作办学的程序设计，在提高合作办学质量的同时减少参与单位的后顾之忧；
建立健全中国—东盟教育高层定期磋商、教育专家学者定期研讨等机制，加强双方及多方间的教育信息沟通，为多元主体有序、有效参与交流合作做好“探路”工作；
在对象国设立驻点文化教育宣传机构、联合举办大型会议论坛等，为中国—东盟双方教育单位创造更多接触、共事的平台机会，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开展人力资源开发，使双方在教育交流过程中能够共同获益。
第二，强化资源统筹，探索增加中国—东盟多边高级别交流机制。当前，我国与东盟的教育合作基本形成了国内国外统筹、双边多边结合、官方民间联动的机制格局。为进一步促进中国—东盟教育交流，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层面的宏观聚力和引领作用，加强资源统筹，推动增设更多中国—东盟多边高级别交流机制，为深化双边合作、开发多边合作、带动区域合作提供有效平台和支撑。为此，政府可以立足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新加坡—中国—印度高等教育对话论坛等相对成熟的合作机制与平台，充分利用和发挥现有双多边交流机制的作用，进一步扩展合作空间、推进合作深度，推动其向更高级别的国际机制方向发展。同时，还可以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合作推出更多吸纳多国主体共同参与且具有更高机制化、制度化水平的教育交流合作机制，如区域间高校联盟机制、科研协作机制、国际人才库等，在使多方均能有所获益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东盟多边高级别交流机制的发展创新。
2.优化制度建设，为规范、扶持和鼓励双方教育交流合作提供政策支持。近年来，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合作呈现出崭新态势。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需跟进相关配套政策。2017年，《意见》的出台对中外人文交流事业建设作出整体谋划，给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我们也发现，与该意见相配套的政策、意见与规章等仍不够健全。对此，相关政府部门应不断优化和完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合作的相关制度章程，确保交流合作有章可依、有规可循。与此同时，配套制度章程还可适当增加一些旨在吸引更多主体参与教育交流合作的内容。甚至可以适当放宽一些政策规定，简化部分行政程序，为高校、企业等民间机构参与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便利渠道。例如在留学生招生资格审批、专业认证及服务管理，联合办学学历学位资格互认，以及教助学金项目申请等方面，对国内与东盟国家开展合作办学的高校予以政策优待，并根据实际需要制定推出一些吸引东盟国家人才到中国学习和开展研究的福利性政策。
当前国际交往已从政府部门和专员主导转向以多重行动主体为基础［16］。且结合以往经验来看，政府直接参与人文交流，相比外交资源的付出，其收效并不理想［17］。因此，政府部门可从直接参与转为宏观调控，让企业、高校、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等成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主体，政府更多地承担顶层设计、宏观指导等工作，以此推动完善政府主导、多主体有效协同的人文交流主体参与格局。
（二）机构层面：促进学校等组织主体作用的发挥，推进双向交流合作
机构层面主要指孔子学院、高校等组织机构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以人才培养、国际中文教育为主要内容形式。机构层面应突出有效发挥相关组织机构的主体作用，充分吸纳多元主体，突出高校、智库、孔子学院、海外华社组织等的优势。同时，鼓励各机构集中优势资源，在留学教育、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等重点领域实施需求导向下的“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行动方略，推动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
1.因应东盟人才需求，加速中国教育“走出去”。需求导向下的“走出去”强调以深入了解东盟国家教育需求为前提，以恰切对接其现实需要为目标，以开展有针对性的合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要求高等院所等组织机构深化对外开放工作，创新教育交流合作思路及内容，在东盟国家现实需求与自身职能优势的结合点上推出更多实用性强的合作项目，探索构建更具互动性的合作模式，推动面向东盟的教育“走出去”向着“走进去”“走下去”方向持续迈进。
在具体实施上，可通过常态化的交流、研修等活动，互派专家学者到合作院校参与学科专业共建、课程标准厘定、科研项目合作等；
加强双方学者间的交流往来；
统筹推进学分转换、联合培养、援外培训等工作，畅通学生流动渠道。例如，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背景下，一些东盟国家对轨道交通人才的培养培训需求不断增加，对此中国轨道交通类院校及时察觉到“需求信号”，并于2016年举行中国—东盟轨道交通教育培训高峰论坛之合作洽谈和签约仪式，北京交通大学等国内14所高校与泰国暹罗大学等19所东盟国家高校签订了73份合作协议，聚焦为东盟国家培养技能娴熟的轨道交通人才［18］。协议签订后，联盟内中方高校利用各种渠道奖学金，招收培养适应东盟当地需要的轨道交通专业留学生，并向其输送相关应用技术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盟各国轨道交通人才紧缺的情况，是通过教育“走出去”实现互利共赢的典型范例。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教育部印发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一系列政策已为中国教育“走出去”做好宏观规划和部署。在面向东盟施行教育“走出去”的具体场景中，相关高校、企业等机构可以沿着既定方向，将东盟国家的现实性因素融入“走出去”的目标与策略中，统筹服务国家总体战略与对接合作对象需求，立足自身教育职能优势开创“走出去”的新格局。
2.打造中国教育品牌，推动东盟资源“引进来”。所谓产品导向下的“引进来”是指从“产品思维”出发，聚焦“质量建设”，遵循“质量优先，品牌取胜”的行动理念，通过不断提升教育服务质量来优化国内教育市场，提高中国教育美誉度与吸引力，提升我国教育在国际市场的综合影响力和竞争力。以留学教育为例，留学教育历来都是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更是推进落实“引进来”工作的重点领域。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出色表现令80%以上的来华留学生对中国看法更为积极［19］。国内院校可抓住全球留学教育市场复苏、海外学生赴华留学兴趣上涨的机遇期，多措并举提升留学教育服务水平和质量，将做强、做响“留学中国”品牌作为吸引更多东盟学生赴华深造的有力抓手。具体而言，不同院校可立足自身，围绕打造优势学科、线上教育平台建设及质量保障、学分转化与学历互认等开展改革创新、提质增效相关工作。
在实施层面上，可充分发挥广西、云南等地区的区位优势，积极打造面向东盟的来华留学教育基地或示范区等，提升区域内高校对东盟学生的吸引力。如广西组建的“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就在东盟国家取得了较好反响，相关经验值得进一步推广。与此同时，我国还应更为重视关于“中国教育”“留学中国”品牌的宣传推广。当前，相比一些教育服务贸易较为发达的国家，我国相关机构还需加强国际营销意识，进一步提升东盟来华留学教育的招生宣传工作质效。对此，一方面可以立足现有平台，如每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下设的来华留学与学生服务国际研讨会等，进一步加强关于面向东盟地区留学教育交流合作的经验分享与成果宣传；
另一方面也需积极开拓创新，充分利用多种互联网传播方式开辟留学教育宣传阵地。在这方面，2021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期间正式启动的“留学广西”网站即是一项有益尝试。该网站会实时发布有关广西教育、新闻、院校的最新信息，也会为在广西长期驻留人员提供各种实用信息与服务等，极大地提升了“留学广西”品牌的知名度。
可以说，全面提升国内教育国际化建设及发展的质量水平是持续推进“引进来”工作的关键诉求。这要求从事相关活动的各机构组织加紧关于自身涉外活动的反思与改进，各级各类院校应进一步广泛借鉴国外同类型机构的有益经验，加快营造与国际标准接轨的高等教育学术环境，在此基础上凝练自身优势，形成品牌效应。这对于吸引东盟意向留学人群，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引进和留住国内外高层次人才都十分重要。
（三）民间（个体）层面：提振重点群体影响力，重视中国形象的“他者”传播
民间（个体）层面主要指基于华侨华人、留学生等重点群体的教育交往交流实践。民间（个体）层面应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留学生等重点群体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从根本上说，“以教育为媒”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民间（个体）层面的优化方向也就在于细化和聚焦人才培养，推动东盟来华留学教育、华文教育及当地中文教育实现进一步发展，建设好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前沿”阵地，有效激发华侨华人、留学生等重点群体推进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潜能活力。
1.优化留学生教育课程体系，提升东盟在华留学生社会融入度。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东盟在华留学生群体不断扩大，伴随而来的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问题亦广受关注。在这其中，课程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和指标。创新留学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提升东盟来华留学的教育质量。
第一，内容上借鉴融合中国—东盟“亲缘性”文化内容。在内容方面，中国—东盟的历史文化联结是建设面向东盟留学生课程的重要基础。奥博格（Kalvero Oberg）的“文化休克”理论认为，个体进入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时，会因失去自己熟悉的社会交流标记、符号和手段而出现心理或生理上的不适。将留学生母国文化元素巧妙融入课堂教学，既有利于消减东盟留学生来到中国后对新文化环境的不适感，提高课堂教学的感染力和留学生对课堂学习的接受度，又有利于建构和延展中国—东盟共同的历史文化想象空间，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为真切地体验中国与本国文化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培养学生对多元文化交融互鉴的感受力、理解力和接受力。
第二，形式上有效利用“第二课堂”等活动平台。在形式方面，相关院校可尝试将课堂搬出教室，释放“第二课堂”中隐性教育的价值，通过为留学生提供更多有意义的校园文化活动，帮助留学生在参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实践中深度感知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注意的是，实践活动设计应避免以展示为主生硬地进行“文化输出”，应更关注促进学生间平等交流、合作共事与互动互通等。例如，积极邀请留学生加入中国学生的社团等，组织中外留学生共同参与文化知识竞赛、同台文艺汇演、参观历史文化遗迹等互动式体验活动，为中国学生与东盟学生创造更多交往共事的机会和平台，借此丰富东盟学生的留学生活，也推进东盟学生在愉快的交流氛围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知。
综合而言，课程建设是留学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提升课程实施质量，可以有效提高东盟学生来华留学满意度和认可度，更大限度地激发和释放来华留学教育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独特优势，扩充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人缘”基础。
2.助力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建设，巩固海外侨胞与祖籍国情谊纽带。华文教育被誉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希望工程”“留根工程”，关系到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承担着促进中华文化海外传承、传播的重要职责，也为海外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新时代背景下，为进一步促成以“侨”为“桥”，发挥好华侨华人、华文教育增进中外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桥梁优势，有必要加强海外华文教育建设工作，助力海外华文教育的持续性、创新性发展。综合考量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现状及趋势，华文教师培养和华文教育本土资源开发是推进海外华文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
第一，加强华文教师本土化培养。在华文教师培养问题上，可以进一步加大中外合作，并致力于实现“输血”与“造血”的兼顾并重。所谓“输血”是指以外派教师、志愿者为主要形式，为对象国直接输送华文教师工作者。多年来，我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毕业生都充当了国际中文教育师资队伍的“后备军”，对缓解海外华文师资压力起到重要作用。未来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外派教师来源渠道，如通过加强高校间的往来合作，通过奖学金、定向培养等方式扩充海外华文师资人才库。但从长远角度考虑，“输血”式合作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地华文师资不足的问题，“输血”必须以实现长久的“造血”功能为目标［20］，即加强师资的本土化培养工作更为长久之计。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联合培养华文本土教师的相关工作，包括借助孔子学院平台推动其所在大学汉语相关专业学历教育落地；
助力相关高校加强中文学科建设，为不同阶段华文师资培养设置区别化的专业课程；
投入更多资源在孔子学院内建设本土华文教师常规培训点；
鼓励国内院校针对性推出东盟本土华文教师培训类项目活动，如开设专门的师资培训课程、定期组织中外教师交流活动及举办教师技能大赛等，多措并举推进本土华文教师培训工作的落实与深化。
第二，促进华文教育本土资源开发。在华文教育本土资源开发上，一方面是加强“因国而异”华文教材建设工作。东盟十国内部情况各异，华文教育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境遇相差较大，针对东盟地区开发打造区域国别教材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这项工作上已有前人为我们打下良好基础，如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为柬埔寨编写的华文教材《中文》，厦门大学组织专家编写的印尼国民高中教材《华语》，以及《老挝汉语教程》《缅甸初级汉语教程》。这些国别类教材的出版与流通为提高中文及中国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力和可接受度作出了贡献。在此基础上，我国可以进一步聚焦和加强语区类、地区类教材研发工作，立足当地政治、经济、民俗、华人社会现状，就地取材、因地制宜，通过精心打造区域国别教材提高教材使用者的接受度和学习主动性。此外，还可以探索形成多元联动的华文教育课程资源开发模式，即吸引和邀请当地政府部门、高校、孔子学院和企业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到华文教育发展建设中，以期在政策、人员、信息、项目等方面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如通过加强与当地民间机构的交流合作，吸纳更多民间资本和民间力量，在教材中合理借鉴、融入当地民间文化元素，这既有助于当地民众更好地理解教材内容，也有助于凸显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特质。
海外华文教育从发展之初到现在，其职责使命经历了从早期单纯以培养华侨华人的中华文化气质与文化归属心理，确保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承，到逐渐兼顾侨务公共外交功能，再到“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民心相通建设的发展演变。华文教育始终与中国的发展同向而行。加强东盟华文教育发展建设，引导当地华侨华人传承、推广中华文化，有利于凝聚“侨心”“侨智”“侨力”，共塑良好中国形象，共促中国—东盟人文交流。
3.创新国际中文教育内容形式，提高中文教育国际影响力。国际中文教育内涵广泛丰富，包摄全球范围的各类中文教学活动，关乎国家的语言治理能力和中文的国际影响力。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文热”“中国文化热”在全球各地持续升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下国内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文化的差别、价值观的差异被放大，这使得国际理解与文化交流的难度有所上升，也给各类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带来一定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东盟中文教育的持续推进需要“稳中应变”，在发展理念与实现方式上谋求结构性的创新突破，其中关键是提高中文教育对当地经济社会各方建设的服务性和“后疫情时代”中文教育的可持续性。
循着“以服务求生存，以增效谋发展”的改进思路，创新国际中文教育可以加强“中文＋”实用性中文教育和“互联网＋”在线型中文教育建设，借此提高中文教育在当地社会的接受度和融合度，以及争取在科技赋能条件下实现更大范围的推广传播。
第一，发展适应地方需要的“中文＋”实用性中文教育。“中文＋”实用性中文教育是指将单纯的汉语和中华文化教学与实用学科、职业技术、技能教育相结合，使中文教育迎合更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这需要院校机构、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等涉及跨文化交流的部门之间加强沟通合作，了解并根据当地社会的中文人才需求制定调整教育方案，加大“中文＋职业教育”“中文＋专业特色”实施力度。2020年，全国首个“中文＋职业技能”国际推广基地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挂牌启动。我国中兴教育与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合作开展“中文＋职业技能”培训，在马来西亚设立“中兴丝路奖学金”。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不断拓宽着“中文＋”教育的合作空间，面向东盟国家的国际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协同“走出去”正在不断落实。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构建“中外＋”教育高质量新体系对于探索构建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式、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发展适应信息时代的“互联网＋”在线型中文教育。“互联网＋”在线型中文教育是指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交互、虚拟现实等技术提高国际中文教育产品的吸引力和传播度。新冠疫情期间，“互联网＋”与中文教育的创新融合，如依托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搭建起的“全球中文学习平台”以及北京语言大学等高校精心打造的各种线上优质中文国际教育课程等，使全球中文学习者、爱好者得以借助网络随时随地自主学习中文，实现“停课不停学”，在特殊时期下为维持甚至提高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水平作出了突出贡献。现代信息科技的发展为国际中文教育带来新气象，同时有利于优化全球国际中文教育的资源配置。在未来的国际中文教育中，可以依托互联网技术开发更多类型的线上教学课程，如开展中华文化实景交互体验式教学，使国际中文教学摆脱时间和空间上的束缚，为受众创造更好的中文学习体验。
“知华友华”的留学生、“身在异乡，心系故土”的海外侨胞，以及遍布东盟各地的中文爱好者，他们作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中的重要群体，是构建“双向融通、良性互动”人文交流格局不容忽视的积极力量。以创新在华留学生国情教育、海外华文教育师资培养与本土化建设、国际中文教育实践理念与实现方式为切入点，以提升中文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为着力点，以构建完善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为落脚点，是对用教育的方式托举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深入探索，也是发挥教育促进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有益作用的重要途径。
2021年，中国—东盟正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教育共同体建设成为双边重要的合作目标和共识基础。构建“以教育为媒”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机制，通过教育的媒介辐射影响提升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质量与层次，这是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提质升级的应然选择。
猜你喜欢华文人文交流“和而不同”的华文教育华人时刊(2022年11期)2022-09-15如此交流，太暖！科教新报(2022年12期)2022-05-23加强交流沟通 相互学习借鉴今日农业(2021年14期)2021-10-14周樱 两岸交流需要更多“对画”海峡姐妹(2020年8期)2020-08-25华文教育中的汉字文化教育海外华文教育(2017年6期)2017-08-07人文绍兴中国三峡(2017年3期)2017-06-09人文社科全国新书目(2016年5期)2016-06-08华文智慧教学探索国际汉语学报(2016年2期)2016-05-17谁来教“医学人文”课中国卫生(2015年8期)2015-11-12让人文光辉照耀未来中国医学人文(2015年6期)2015-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