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东，卢 惠
（燕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0）
开滦煤矿是中国近代早期民用企业的典型代表，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世纪中后期，日益增多的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急需大量煤炭，而国内的旧式煤窑已远不能满足燃料所需。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于1878 年开办开平矿务局，以新技术开采国内煤炭，从而“船械制造所用煤铁，无庸向外洋购运，榷其余利，并可养船练兵”。(1)李保平、邓子平、韩小白主编：《开滦煤矿档案史料集》（第1 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第42 页。1900年前后，开平矿务局被英商骗占。1907 年，袁世凯委派周学熙筹办成立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意图“以滦收开”；
然滦矿在与开平竞争中不敌对手，遂被迫联合经营，实则“以开并滦”。1912 年，开滦矿务总局正式成立，从此企业进入开滦时期。(2)本文专论开滦时期煤矿工人的生存状况，少量数据涉及开平时期。
开滦煤矿近百年的企业变迁史贯穿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主线，它不仅是中国早期工人的重要来源地，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发源地。1922 年的开滦五矿大罢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开滦煤矿工人艰难的生存状况是工人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关于开滦工人生存状况的研究，学术界已有相关成果，但仍有待进一步丰富拓展。鉴于此，本文试图呈现近代开滦煤矿工人群体的劳动与生活细节，以揭示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诠释一百年前开滦工人运动的历史背景。
开滦煤矿分为井下采掘工程和地面土木工程，因此工人的劳动环境包括井上和井下两部分。开滦煤矿井上设备较先进，井下采煤则异常原始、落后。工人在井下的劳动内容包括上罐、开凿巷道以及运输煤炭等。
上罐是工人上工的第一道关卡。工人乘坐罐笼上下井，罐笼共分为三层，每层按规定只能容纳十六七人，三层共五十人左右。但为压缩人员运输时间，罐笼常常超载，一罐总要装上九十多人。(3)郭士浩：《旧中国开滦煤矿工人状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62 页。“工人在罐笼里被挤得前腔贴着后腔，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挤伤、挤昏、被井眼的罐道梁刮伤刮死、掉在竖井里摔死的事经常发生。”(1)郭士浩：《旧中国开滦煤矿工人状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62 页。
工人到达井下，便面临第二道关卡：开凿巷道。开凿巷道需要打眼儿，打眼儿使用的绝大部分工具是手锤和钢钎，两三个工人一组，交替着掌钎和抡锤。据唐山矿老工人李士成、王吕宗等人回忆：“开拓巷道绝大部分使用9 至12 磅的手锤和钢钎，少数使用风锤，但都没有劳动保护用品和防尘措施，工人得矽肺病的很多。”(2)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开滦煤矿志》（第3 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年版，第281 页。解放前，开滦煤矿一直采用落后的“落垛采煤法”，这种采煤法是典型的“以命换煤”的行径。煤方采空后，就形成了“老塘”(3)老塘指矿井下已经废弃的采空区，是一个没有支柱的巨大的黑煤洞。。包工头为了多出煤，多分得利润，强迫工人进老塘采煤的现象时有发生。因为老塘没有支柱，即使不触碰，顶煤因自身重量随时有塌落的可能，如若工人用镩枪去捅煤极可能因为牵动造成大面积的塌落。唐山矿老工人常瑞琪回忆：“老塘里看不见顶，也看不见底，连一根柱子也没有，在老塘里干活儿随时有被砸死的危险。1944 年冬天，我弟弟常小山到矿才5 天，就被派到老塘去挖煤，快到下班时老塘落了顶被压在底下，工头催促下班，等下一班人干活儿时将小山扒出后早已断气，死时才20 岁。”(4)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开滦煤矿志》（第3 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年版，第281 页。
开滦煤矿的井下运输亦是一项艰苦的重体力劳动。开采出的煤一般全靠工人用大筐拉到“放煤眼”，然后在石门洞子里装进小煤罐车，用骡子拉到离井口有百十米的地方，再由工人推至井口，装进罐笼提升上井。(5)郭士浩：《旧中国开滦煤矿工人状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71 页。唐山矿老工人张立兴等回忆：“旧开滦井下运输非常落后，掌子面上出的煤，全靠工人用大筐拉到放煤眼，大筐本身有好几十斤，装满煤一筐足有100 多斤重。井下顺槽，只有一人来高，低的不过一米，工人只得弯着腰拉大筐，甚至跪着爬，脖子上还要挂着一盏7 斤半的镀灯，一个来回就有百十米，把头规定每班每工要拉100 多筐，否则不记工。”(6)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开滦煤矿志》（第3 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年版，第281 页。
井下环境本就恶劣，若赶上在“热掌”和“漏掌”(7)热掌指温度高的工作面；
漏掌指漏水的工作面。作业则更加艰辛和危险。煤矿井下通风不良，采用的是落后的“一条龙通风法”(8)一条龙通风法指全矿只有一个排风口和一个进风口，全部用风只靠这两个风口之间风的对流而串连供应。，工人如在“热掌”上干活儿，就像被关进蒸笼里一样，干活儿时汗如雨下，每人头上扎着一根麻绳，挡着汗水别往眼里流，下身围着一条面袋布，有时甚至完全赤身。由于风量小，热气散不出去，闷热难忍，工人一边干活一边大口喘气。此种恶劣的劳动环境，井下甚至没有饮用水供给，工人渴得无法忍受时甚至会喝井下的污水，因为饮水不洁，工人多患有肠胃炎。(9)郭士浩：《旧中国开滦煤矿工人状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74 页。工人若赶上在“漏掌”上干活儿，那又是另一番情景。据唐山矿老工人张炎友、王焕珍等人回忆：“在旧社会，矿工在‘漏掌’干活儿，有时好像下起瓢泼大雨，淋得工人睁不开眼，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包工大柜根本不发给工人雨衣、胶鞋等防护用具。有的地方给矿工一件破蓑衣，还得几个人轮流使用。不少人怕把衣服弄湿，下班后无法回家，就光着身子干活儿，冬天冻得直打寒战，手麻的拿不住东西。由于缺乏排水设备，掌子面积水往往有一尺多深。矿工就在‘上头浇水，下头水泡’的条件下一刻不停地刨煤、拉大筐。在掌子面低矮的地方，工人就得弯着腰跪在水里干活。长期在漏掌工作，很多人得了关节炎、腰痛腿痛等症，有的成了终身残疾。”(10)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开滦煤矿志》（第3 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年版，第281 页。
近代开滦煤矿的劳动环境恶劣，劳动设备缺乏检查与维护，致使瓦斯爆炸、毒气熏伤、坍塌、蹲罐、水淹及火灾等工伤事故层出不穷。“这么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对于工人生命上没有安全的保障，几万工人时时刻刻有被砸死或烧死的危险，地底下设备并不完全，缺少风扇，防御火气的设备也是不足，煤洞子里面所需的棚子材料，也是不好与不够。总之，井底下没有设备极完善的防御器具。”(1)佚名：《开滦五矿之概况：包工头剥削工人无微不至》，《矿业周报》，1931 年第146 期。
据开滦矿务局生产年报记载：1919—1920 年度，井下死亡工人162 名，平均每2.2 天死1 个工人。1920—1921 年度，死亡人数高达629 人，仅在1920 年10 月14 日唐山矿井下瓦斯爆炸一次事故中，就有433 名工人死亡。(2)张凤阁：《开滦工人运动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年版，第14 页。在此次事故发生前，工人发现工作面有瓦斯密集，井下工作有危险，曾向矿方提出排除瓦斯后再进行生产，却遭到比利时籍矿师马利的反对，他说：“我只晓得要煤，不知道什么气不气，煤矿里总是危险的，好好叫他们去挖！”(3)中共开滦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开滦工运史资料汇编》（第1 辑），唐山：中共开滦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5 年版，第43 页。事故发生后，英国控制下的煤矿为了保护矿井而不准抢救工人，致使矿工“死在洞口的特别多，他们一个抱着一个，许多人把手指都挖折了。当时的报纸评论说：此不独为中国开矿最大之惨剧，亦为世界今年最酷之奇灾”。(4)薛世孝：《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115 页。事后挖出来的工人尸体大都已被烧烂。
《大众日报》（北京）记载，仅1949 年1 月份被毒气熏伤的工人高达103 人（见表1）。事故原因是十七道半有一个老塘，从前因起火被封闭起来，里面便装满了毒气，老塘附近有一大块煤，本应留挡，但矿务局为了取这块煤，竟不顾工人的安全，致使老塘里的毒气透过来，熏伤了工人。
表1 唐山矿九道行十七道半石门熏伤职工统计表（1949 年1 月1 日至31 日）
《新唐山日报》记载，仅唐山矿九道行十七道半石门九九七四号洞和九九七五号洞，1949 年3 月21 日至27 日仅一周之间就发生过5 次熏伤职工事件，先后共有93 名工人被毒气熏伤，仅九九七四号一个洞就有69 人被熏伤（见表2）。
表2 唐山矿九道行十七道半石门熏伤职工统计表（1949 年3 月21 日至26 日）
对于此类事件，矿方并未设法积极补救，而是采取“拿工人生命当儿戏，把工人阶级当牛马看待的蛮横态度”。“每次出事之后，职工都马上向矿务局要求起码的改善，而每次要求都得不到应有的回答。而且工人受伤之后医疗护理也很不负责。”(5)佚名：《短评：声援开滦矿工》，《大众日报》（北京）1949 年4 月1 日。
近代开滦煤矿工人深受压迫与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6)《李大钊全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315 页。工人住的房子，名叫“锅伙”，“锅伙”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这个‘锅伙’就跟留养局的形式一样，内容狭窄污秽，臭气熏人，也有睡在地上的，也有睡在土炕上的，讲究的猪窝也比它好。”(7)张凤阁：《开滦工人运动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年版，第17 页。“有的是用碎石、土坯垒起来的，有的是用秫秸涂些泥巴搭起来的。冬天透风，夏天漏雨。屋内除了通炕和黑乎乎的四壁外，几乎没有任何家什家具。”(8)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开滦煤矿志》（第5 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年版，第352 页。“锅伙”一般都是面对面的两条大通炕，中间隔着一条一尺宽的过道，炕上铺几块破席。一条炕上要睡20 多人，每人至多只有尺宽的地方，因而工人只能侧身睡觉，翻身很困难，更不能蜷腿，夜里也不敢上厕所，怕回来就没睡的地方了。(9)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开滦煤矿志》（第5 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年版，第352 页。唐山矿老工人刘浩德回忆：“1938 年开的‘锅伙’小店，有三间正房，专门赁给住‘锅伙’的工人。两个人盖一床被，一间炕上睡16—17 个人（三班倒），炕底下四个铺，一间屋共睡21—22 人。”(1)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开滦煤矿志》（第3 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年版，第280 页。冬天通炕烟火少，工人挤靠一起互相取暖；
夏天屋内潮湿闷热如蒸笼，加之蚊子、臭虫及跳骚等叮咬，使人难以入睡。除此之外，工人很少有被褥枕头，多半用衣服当被盖，用炕沿或破鞋当枕头。
“锅伙”的伙食很糟。开滦副总矿师柏兰亭承认：“生活在包工头的肮脏的集体锅伙中，那里包工供给的伙食质量极为低劣，说不上有什么营养价值。”“玉米面经常是发了霉的，又苦又涩。秫米往往是壳子都没有去净，甚至连发了霉的照样下锅煮给工人吃。咸菜里长蛆是常有的事。”(2)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开滦煤矿志》（第5 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年版，第353 页。“工人吃的还不如开滦的骡子好，开滦的骡子很壮健，许多工人很瘦弱。”(3)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开滦煤矿志》（第3 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年版，第279 页。据曾在德丰大柜“锅伙”中当过多年厨师的刘怀回忆：“‘锅伙’里的伙食一年到头都是一个样式，秫米吃得多，根本不淘洗，整袋的往锅里倒，牙硌得很。白菜汤实际是菜帮子汤，把菜帮子剥下来，不清洗，剁几下，就下锅煮，喝到后来碗底剩下一层泥汤。”(4)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开滦煤矿志》（第5 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年版，第353 页。
在经年累月的井下繁重劳作中，开滦矿工把亲身经历编成歌谣，耳传口授，互相传唱。正如住“锅伙”这首矿工歌谣所反映的“提起住‘锅伙’，心火往上窜。盖的麻包片，枕的半块砖。啃得臭咸菜，吃的橡子面。白流一年汗，还得倒找钱。有病不等死，乱石岗里填。苦辣酸臭咸，样样尝齐全”。(5)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开滦煤矿志》（第5 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年版，第391 页。此外，住“锅伙”还有很多“规矩”，工人一旦违反“规矩”会遭到包工头的辱骂和毒打。(6)张凤阁：《开滦工人运动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年版，第18 页。尽管这种条件的工房，如果没有门路，也是住不上的。
与其他底层劳苦群众一样，开滦煤矿工人习惯将自然神灵作为精神寄托。矿工有自己的行业神——窑神，在他们看来，窑神掌管着矿工的吉凶祸福，所以常去窑神庙里烧香上供以求得保佑。矿工对窑神的祭拜最勤甚至不惜血本，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各庙宇都请和尚来念经祭神，所谓超度灵魂；
这天夜里还指使大井绞车绞空罐，佯称往上绞鬼魂。
随着西方宗教在矿区的传播和渗透，部分工人加入了天主教，试图从“原罪—耶稣—天堂—地狱—炼狱”中寻求现世安慰。20 世纪初，开滦总矿师杜克茹与唐山乔屯天主教堂的正堂神甫薛礼渊谋划，由开滦提供钱财物资，在唐山矿西北边修造天主堂，起名“工人堂”，在工人中传教。(7)郭士浩：《旧中国开滦煤矿工人状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38 页。宗教在西方殖民侵略中从来不是纯粹的“救世主”，“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8)《列宁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638 页。当工人受尽人间苦难、冻馁而挣扎在死亡线时，天主教便用“天堂”作为医治工人创伤的精神鸦片。反之，如工人稍示违抗，他们便威胁“死后要下地狱，遭永劫”(9)郭士浩：《旧中国开滦煤矿工人状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40 页。。为了防止工人反抗，他们鼓吹“忍受”信条，宣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甚至公然号召“爱你的敌人”(10)郭士浩：《旧中国开滦煤矿工人状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40 页。。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辛亥滦州起义燃起了这一地区的革命烈火，五四运动促进了开滦工人的觉醒。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北京、唐山的学生深入矿区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3 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动员下，工人的革命意识与阶级觉悟逐渐增强，其精神归属亦突破个人范畴，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交织在一起。1921 年年底，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首先在唐山南厂开始筹备工人图书馆。(1)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四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年版，第77 页。1922 年4 月，林西矿工人成立“工余补习社”，以学习技术为名，联络和教育工人，启发阶级觉悟。(2)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四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年版，第419 页。不久，又在唐山矿北门东侧成立了“大同社”。当时到“大同社”学习的唐山矿的木工只奎元、铸工李星昌等，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开滦第一批党员，并建立了唐山矿党支部。(3)张凤阁：《开滦工人运动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年版，第53 页。10月19 日，作为罢工的总指挥机关“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4)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史（1919—1949）》，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53 页。1922 年，开滦爆发五矿同盟大罢工，这是开滦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自觉斗争，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与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洋务运动客观上推动中国蹒跚地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开平矿务局（开滦煤矿的前身）是洋务运动中较早开办的民用企业，被誉为“中国煤炭工业源头”和“北方民族工业摇篮”。开滦煤矿近百年的企业变迁史，见证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艰难历程，贯穿着近代中华民族的屈辱沉沦与中国先进人士救亡图存的探索。开滦煤矿吸纳了大量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等社会底层群体，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集聚地。
近代开滦煤矿劳动设备落后，井下劳动环境尤为恶劣，工伤事故频发，危及工人生命安全。工人常年从事高强度的劳动作业，他们通过祭拜神灵、信奉天主教寻求精神寄托，身体与心理承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榨。他们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深受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挣扎在生存的边缘。此般艰难窘困的生存状况，使得开滦煤矿工人急迫地想要改变现实，具有极强的革命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滦煤矿工人由蒙昧到觉醒，并逐渐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发展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北方的重要力量。随着开滦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及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与动员，工人运动此起彼伏，1922 年开滦五矿大罢工和1938 年抗日大暴动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近代开滦煤矿的兴衰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交相呼应，开滦工人运动融入20 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推动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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