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宇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共同富裕是自古迄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担当于肩的使命追求。关于共同富裕这一现代化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2，“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2]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42。因此，对共同富裕理论和实践的回应，既不能停留于宏观意义的分析，也不能局限于物质生活向度的观照，还应当聚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何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呈现何种样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何以实现？思考和回应这些问题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绝对抽象的。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其逻辑必然性，即深厚的理论逻辑、持久的历史逻辑和突出的现实逻辑。
（一）理论逻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传统文化和科学理论的题中之义
尽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表述初现不久，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不缺乏有关人民精神富足和共同富裕的论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生产理论和共同富裕思想的题中之义。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隐含对精神富足和共同富裕的希冀
中国古代文人并没有将人的精神世界和共同富裕直接联系，但诸多论述隐含着对人之精神富足和共同富裕的祈盼。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生活状态，王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高尚心境，刘禹锡“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德性生活，体现着古代文人墨客对精神富足的追求和践行。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哲思，晏子“权有无，均贫富”的主张，孔子“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观点，王夫之“均天下”的理念，概括了古代劳动人民对共同富裕的憧憬和期盼。随着共同富裕从梦想走向现实，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践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精神生产理论包含对精神生活不断发展的展望
区别于动物的片面生产，以实践为基础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是人类全面生产的基本形式。其中，物质生产旨在确保人类“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7，即满足人类基础性物质生活需要；
精神生产则是指人类“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进而满足求知、情感、审美、信仰等精神生活需要的生产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中肯定英法两国工人的崇高之处，即“钻研精神、求知欲望、道德毅力和对自己发展的孜孜不倦的追求”[3]290，这是其对人类崇高精神生活和精神境界发展的理解。可以说，精神生产以物质生产为基础，随着物质生活不断富足，人的精神生活也将不断发展，直至进入自由全面发展阶段。
3.共同富裕思想蕴含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强调
在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生产不仅可以保证一切社会成员富足充裕的物质生活，还可以使其“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9。，这一观点隐含着对精神生活高度发达的希冀。在列宁、斯大林看来，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6]参见：列宁.列宁全集：第3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56。，而“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是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基础条件之一[7]参见：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76。，“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正是对共同富裕精神样态的概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也日益重视共同富裕的精神生活向度，“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8]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95。“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9]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社会主义不仅要使人民物质生活丰富，而且要使人民精神生活充实”[10]参见：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21。“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11]参见：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63-164。“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2]146等论述都蕴含着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展望和要求。
（二）历史逻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个人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必然趋势
人的精神生活从实际需要产生到共同富裕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且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具有同一性。历史视野中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彰显着人的需要跃升、人的现代化演进和社会生产力发展。
1.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的需要发展跃升的关键表征
人的需要并非同时生成并一成不变，而是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具有层层递进性和渐次发展性。就人的两大基本需要而言，物质生活需要产生具有先在性，精神生活需要则大体经历“遮蔽—生成—异化—复归”的过程。“遮蔽”指人的基本生存仍有难度，物质生活需要占绝对主导；
“生成”指随着社会分工和物质积累，精神生活需要初步形成；
“异化”指在阶级社会中，由于资本剥削，精神生活需要与人的本质相异；
“复归”指物质生产发达条件下精神生活需要呈现复杂样态。“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3]194，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对应“复归”阶段，即每个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得以完整呈现和高度满足，间接表征人的需要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和跃升。
2.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的现代化持续演进的必然走向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命题，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根本旨归。“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3]162，思维活动和精神生活构成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异。然而，由于社会分工不足、社会生产力低下、资本主义剥削等原因，人并不能在任何阶段都完全占有自身本质，而是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自我异化。直至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完成“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3]185，人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189。人的现代化发展正是由人的本质的这种历史演进所决定的。评价人的现代化的重点并不局限于物质生活转型，更在于文化学识、心理情感、伦理道德、理想信念、政治信仰等精神层面的跃升。因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表征，甚至是核心指标。
3.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为改造和影响自然的物质力量，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起着关键性推动作用，邓小平因此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9]373。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直接作用于物质生产资料积累和物质生活资料剩余，还对精神生活需求的发展和精神生产资料的充实产生积极影响。“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3]541，人类终将进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的阶段，丰富多样的个人精神生活和共同富裕的社会精神样态无疑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因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以物质生产资料的高度完善、物质生活资料的充分积累和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为基础，还表征着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现实逻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回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必要之举
当下，人民生活的改善、民族复兴的推进、人类文明的深化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的需要和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化发展的需要的回应。
1.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显著改观，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侧已经实现了从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美好生活内涵广泛且动态扩充，既包含基础性物质要素，又包含文化文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精神要素。尽管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但“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12]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5。因此，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意味着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双重满足，以及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质量的同向提高。可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满足的内在要求之一，直接表征着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充分满足。
2.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民族复兴的必要手段
民族复兴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异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西方式现代化过度追求资本积累和扩张，其中人不过是资本增殖的工具。人的实质缺场致使其精神生活存在异化状况，功利主义、拜物主义、消费主义盛行，西方式现代化在物质和精神层面表现出不平衡性。有别于这种资本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始终遵循民本逻辑，其根本目的在于人的现代化，强调“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2]146，“丰富人民精神世界”[1]23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关注民族复兴的宏大视野，也有体恤人民生活的人文关怀；
既有对人民物质生活改善的基本关切，也有对人民精神生活富裕和精神境界提升的直接回应。可以说，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又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手段。
3.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人类文明大抵经历“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个性”三个阶段[1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每一次文明演进都是进步性和对抗性的统一。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演进是以人的本质被遮蔽和人的精神世界受异化为代价的，这种文明形态并未真正关注人的生活境遇，更不重视人的实质解放和自由发展。与之相异，中国的发展克服了文明演进的对抗和冲突，扩大了文明发展的进步意义和世界价值，并逐步“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2]10。进一步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精神文明建设在人民生活维度的价值追求和必然走向，也是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化发展、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关键手段和现实选择。
学术界对精神生活的讨论由来已久，但至今仍未形成共识性定义。可以明确的是，精神生活以一定的物质生活为基础，却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经济发展水平、民主法治现状、文化服务供给、社会民生样态、生活环境质量等社会历史条件都会影响人的精神生活。可见，精神生活是现实的人立足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基于一定物质生活基础，通过追求、交换、消费、创造等实践形式获得精神要素和精神资源，以此满足自身精神需要、超越自我精神现状的精神活动及精神状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特指个人精神生活全面富裕和社会整体精神生活普遍富足的状态。就对精神生活的衡量而言，我们固然要承认其抽象性和无形性，重视其与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等个人主观感受的关联，但也要看到，精神生活不能孤立于物质世界而存在，也不能超然于客观现实而发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无法描述的。以知、情、意、信、行等人的基本精神要素为分析依据，可以从文化、情感、道德、信仰、政治五个维度展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人民个体层面和社会整体层面的基本样态。
（一）高雅文明的文化生活和包容多样的文化形态
文化生活是精神生活的理性认知维度。基于对现实世界的化悟，现实的人可以建构特定文化。文化生活改观是精神生活发展的题中之义，文化形态变迁是精神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高雅文明的个人文化生活和包容多样的社会文化形态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文化维度的基本样态。
1.个人文化生活高雅文明：知识富有与审美高雅
基于文化的“人化”本质，将文化看作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化结果，可以将求知和审美视为文化生活的基本形式。一方面，“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14]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知识多寡表征着文化生活的富裕程度。知识富有不仅意味着惯习、规范、技巧、常识等经验知识充足，也意味着专业知识、科学文化、应用技术等理论知识丰富。倘若满足于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暂时享有，已有知识对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注定不可持续。因此，知识富有还隐含对个人信息获取、自主学习、知识生产、技术创新的较高要求。另一方面，审美是人特有的需要，审美优劣彰显着文化生活质量高低。具备全面生产能力的人往往“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3]163，这使得“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163。可以说，动物不具备的审美实践是为人的精神生活而服务的。审美高雅意味着人对美的发现、欣赏、体悟和创造，美的元素得以充分满足人的娱乐消遣、修养感悟和全面发展需要。
2.社会文化形态包容多样：文化交融与文化自信
文化生活可被理解为社会文化客体满足主体文化需要的活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化维度既是对主体文化生活样态的展陈，还包含对作为客体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呈现。一方面，文化形态在多样性上突出开放包容的融通特征。世界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将会形成对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的替代，“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面对文化交锋，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和互鉴融通的内在品质将成为实现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关键。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的有机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和谐交融、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都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表现。另一方面，文化形态在独立性上体现全民坚定的自信特质。“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2]349，既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来自应对多元文化冲击的清醒判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坚定文化自信，自觉担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使命，勇于承担创造多元文化产品以满足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主体职责，善于成为批判性吸收西方文化和外来文明的独立主体。
（二）富足丰盈的情感生活和健康良好的社会心态
情感生活是精神生活的感性体验维度。赵汀阳将深刻的情感生活视同为精神生活（也就是心事）[16]参见：赵汀阳.心事哲学（之一）[J].读书，2001（3）：107-113。，道出了情感生活之于精神生活的基础性。情感尽管内嵌于人的感性世界，但不免和社会环境发生联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包含了对个人情感生活和整体社会心态的期待。
1.个人情感生活富足丰盈：心理安定与感情丰富
日益增长的风险性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对个人心理活动建构和情感世界塑造形成了一定挑战。一方面，心理安定是个人身心健康的基本方面，维系情感生活稳固性。良好的心理状态和富裕的心理生活既需要人们在面对风险挑战、社会竞争、生活压力时通过全面思考和客观分析形成理性直觉、平稳情绪和乐观心态，又需要人们动态把握和清醒认知自身心理状态变化以降低罹患心理疾病的风险。另一方面，情感丰富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彰显情感生活充实性。人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了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复杂社会关系和紧密情感联系。高质量的情感生活具有丰富性特征和公共性面向。前者表明真正富裕的人可以在亲情、友情、爱情交织的感性世界中满足情感需要。后者强调富裕的情感生活涵括积极向上的公共情感，对集体、社会、国家等的浓厚情感不仅是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个体情感基础。
2.社会心态总体健康良好：心态积极与关系融洽
社会心态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成员面对个体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普遍心理状态、整体情绪境况和大众情感态度，在总体上反映全社会的精神生活质量[17]参见：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J].社会学研究，2006（4）：117-131。。一方面，社会心态是个人心理状态的普遍凝结，良好的社会心态普遍具有积极性。心态积极意味着社会成员能以普遍自尊的心态看待国家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历史，以自信的心态对待西方敌对势力及不良社会思潮的冲击，以相对理性的心态面对个体间、群体间、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以总体平和的心态应对风险性和突发性因素，以广泛积极的心态看待个人生活挫折和社会发展曲折。另一方面，社会交往是人的本质需要，关系融洽是良好社会心态在社会交往领域的关键表征。伴随社会转型的加速，人的交往愈发具有复杂性，交往场景从现实物质空间向虚拟网络空间延伸，交往圈层由熟人圈向半熟人圈和陌生圈扩大，交往质量由情感之交向利益之交异化。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交形势、满足人民精神交往需要，健康融洽和稳定良好的交往心态是必要的。
（三）友善高尚的道德生活和向上向善的道德风尚
道德生活是精神生活的社会品性维度。道德的生成是人类依赖自觉意识协调处理人与自身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结果。这种尺度功能使得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受到道德的教化和规训作用。故而，精神生活发展既不可能脱离人的道德生活，亦不可能缺失道德评价尺度，友善高尚的个人道德生活和向上向善的社会道德风尚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道德基础。
1.个人道德生活友善高尚：为人端正与处世通达
由于学识和经历不同，个体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道德素养难免存在差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离不开良好道德水准的支撑。一方面，“端正”是主体为人的良好道德准则。基于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道德观念的批判，与道德失范行为相界划，端正的道德生活表征着为人道德从趋利避害人类本能到义利并举基本样态，再到舍利取义崇高境界的跃升。另一方面，“通达”是个体处世的良好道德尺度。面对复杂未知的外部世界，如何处理诱人的物欲生活、如何应对叠加的未知风险、如何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何面对交织的多元文化、如何对待变化的资源环境，拷问着人的道德认知。形塑通达的处世道德，以勤俭之德处理物欲生活，以豁达之德应对风险挑战，以友善之德处理人际关系，以包容之德面对多元文化，以恻隐之德对待资源环境，是满足个人精神生活需要、实现精神生活富裕的基本要求。
2.社会道德风尚向上向善：社会和谐与新风正气
仰赖于个人良好道德生活的建构，社会道德风尚也注定实现新的发展、呈现新的样态，这种向上向善的特征既有映照社会现实的具体性，也有透露社会风气的抽象性。一方面，社会关系网络和谐稳定。理想的社会关系应当是一个和谐存续的网络和动态稳定的结构，这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在相互交往时都能将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置于最高位置，失范行为、越轨行为、乱伦行为等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社会整体风气积极向上。彼时，融通衔接的个人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将总体呈现积极面向，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实践活动的共同价值准则和基本行为遵循。总之，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社会成员总体具有较高的道德认知水准，对生活世界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可以形成科学理性的认识和客观全面的评判；
基本具备良好的道德行为能力，能够合乎道德、符合伦理地进行实践；
普遍享有优质的道德生活质量，真正摆脱道德模糊、道德迷失、道德沦丧，实现道德生活与其他形式生活的协调发展。
（四）意义充盈的信仰生活和坚定团结的信念共识
信仰生活是精神生活的意义实现维度。马克思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视为“人的类特性”[3]162，韦伯将人视作“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18]参见：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5。，表明有意识的人对意义的探寻具有永恒性，人类对生命意义、生活目的和人生价值的追问和省思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信仰生活既是精神生活的最终归属，也是精神富裕的不竭动力。
1.个人信仰生活意义充盈：认同坚定与信仰崇高
于个体而言，对信仰的追求依赖自我身份的精准定位和自我价值的清醒认识。一方面，自我身份定位是个人实践的基础。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个体有着差异化的角色定位和社会分工。如何认识社会中的自己、如何定义自身社会角色、如何看待自身社会职责，没有人可以避开对这些问题的回应。精神富裕的人纵然无法完全认识自己，但至少可以拂去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和依附性，相对理性地看待自身在社会中的“位”与“为”，最大限度地激发自身主体性。另一方面，自我价值认知影响个人实践的性质。自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是在主客观因素和内外部条件共同作用下进行的意识活动，不仅受到禀赋条件、知识阅历、认知水准等内部主观因素的驱动，也难以避免政策导向、外部舆论、行动空间等外部客观条件的影响。全面理性的自我评价有益于形塑积极正向的价值信仰。故此，精神生活富裕需要个体形成对自我社会价值的理性判断，进而确立满足自身精神生活需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
2.民族信念共识坚定团结：民族自信与民心凝聚
民族的总体信念和整体共识直接表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社会信仰基本样态。一方面，中华民族具有坚定的自信心，能够清醒判断民族定位，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自信自立是支撑人们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并不断取得成功的顽强品质。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和鲜明特征。这种抵御糟粕侵蚀、不受他国摆布、杜绝随波逐流的自信有着深厚底气，既源于产生众多精神文化资源的悠久历史，又源自科学规划发展目标和扎实推进发展进程的可感现实，还来自民族复兴进程中值得期待的美好未来。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凝聚力，能够应对多元风险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随着世界历史的深度发展，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传播风险、西方政治主张和政治阴谋的渗透风险、外来多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击挑战、病态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蚀风险接踵而至。为此，新征程上，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在精神和行动层面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这种民心凝聚的样态也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表现。
（五）积极有为的政治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政治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外化实践维度。政治生活看似与精神生活存在区别，但从人类生产和需要满足的深层逻辑看，政治活动属于精神生产范畴，政治生活的根本目的在于精神需要的满足，政治生活也因此属于精神生活。个体政治生活和社会政治局面与其他精神生活形式紧密联系，体现着精神生活的公共面向和实践指向。
1.个人政治生活积极有为：觉悟清醒与行动积极
理想的政治生活既要求政治观念、政治心态、政治道德、政治信仰等政治觉悟的提升，也包含履行义务、行使权力等政治活动的具体实践[19]参见：廖小琴.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研究：小康社会进程中人的发展图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63。。一方面，清醒理智的政治觉悟是人民政治生活发展的意识基础。合理的政治观念体现着人民对社会制度、国际政治形势、国内政治生态等的全面认识和深度理解；
良好的政治心态彰显着人民对政治民主、政治冲突、政府形象等的热切关注和理性态度；
积极的政治道德表征着为政者和参与者对政治活动合乎伦理道德和价值规范的行动；
崇高的政治信仰意味着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和坚定信念。另一方面，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是人民政治生活丰富充实的重要体现。“政治参与”包含着人民通过一定方式影响政治运行发展的内涵，区别于“政治冷漠”而彰显积极面向。以清醒理智的政治觉悟为基础，精神生活富裕的人民能充分考量自身权利和义务，认真审视外部背景和社会条件，通过选举、协商、议事、管理、监督等民主实践参与政治的运行和发展过程。
2.社会政治局面生动活泼：制度健全与社会民主
在政治生态维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然通过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和具体现实的民主形态表现出来。一方面，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制度与人的精神生产有着密切关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充分吸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和精神期许，彰显着人民意志。制度体系的完善程度与社会的物质经济发展基础、人民的精神生活富裕状况基本匹配。在物质经济基础薄弱、人类精神生活贫乏的阶段，制度仅以未成文字或未成体系的规则和规范形式存在，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各项制度愈发具有全面性和体系性。因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阶段的制度体系也就更加健全完善。另一方面，民主的有效发展与人民精神生活的完善富裕具有共向性。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民主凝结着人民在精神层面对政治生活的期盼，完善的民主权利、开阔的参与空间、良好的民主氛围等，都是人民的实际需要。从中国民主实践看，生动广泛的民主样态不仅奠基于科学有效的制度程序，更依赖人民积极的政治参与和良好的政治素养。人民精神生活越是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越能有效实现和巩固发展。
得益于民生工作的推进，人民物质生活实现了从相对独立、完全温饱、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飞跃，但人民精神生活依然存在发展空间。聚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样态，建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可能路径，对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物质奠基：正视物质生活多维差距，推进物质生活富裕
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5]591。因而，正视物质生活短板、推动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是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物质生活群体差距
着眼物质生活的群体差距，“保障最底层、提低扩中层、激励较高层”[20]参见：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8）：117-129。是迫切需要。对于底层收入群体，不仅要提供必要的经济帮扶和生活保障，还要加大公共服务供给，也要激励社会力量在第三次分配、公共服务供给、民生项目运作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于低收入群体，要重视人力资本建设，提高其劳动致富能力，阻断经济贫困和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
同时，通过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创造更多更优就业机会，实现其充分就业。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既要通过拓宽居民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加大人力资本和高等教育投入力度等提高其收入水平，也要通过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改善其物质生活质量，还要通过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取缔非法收入等保护其合法收入。对于高收入群体，要通过加大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健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机制等方式，调动高收入群体的创新创业激情，对其他收入群体的共同富裕产生促进带动作用。
2.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缩小物质生活城乡差距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是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依托农民主体性建设，挖掘乡村既有资源，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优化乡村居住环境，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确保亿万农民得以勤劳致富、享受均等生活。二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高村级组织综合能力为手段，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和实现形式，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和农民富裕。三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能只追求城镇人口增长和空间扩张，更要促进支撑产业、人居环境、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从乡到城的转变，确保农民在城镇就得了业、留得下来、致得了富、融得进去。广大县域则要发展特色产业，拓展发展空间，完善市政设施，优化公共服务，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辐射能力，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3.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物质生活区域差距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实现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和必然选择。一是精准定位不同区域的发展目标，追求差异化发展。立足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基本定位，不同省域、市域、县域还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规划，推进差异化实践。二是依靠市场和政府作用，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契机，促进劳动力、信息、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着眼于营商环境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生活环境改善，将有条件的地区打造成产业集聚和人口聚集高地，推动就近就地就业致富。三是扎实推进结对帮扶工作，践行“先富带动后富”构想。拓展党政部门、产业行业、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社会组织等结对帮扶主体，持续创新经济帮扶、产业帮扶、文化帮扶、教育帮扶等结对帮扶形式，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偏远山区等欠发达地区的稳定发展。
（二）服务推动：聚焦文化教育事业不足，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近年来，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发展，但教育服务均等化、教育质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不足仍制约着人民文化生活富裕和社会文化形态繁荣，发展教育事业和推进文化建设具有现实必要性。
1.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升个人知识学历和社会人力资本
教育对于个人文化生活富裕和社会文化形态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既要坚持明确的教育目标，也要坚守先进的教育理念，还要发展可行的教育实践。就目标而言，教育要着眼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34，既强调受教育者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也强调受教育者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就理念而言，需要坚持以德为先、注重全面发展、面向全体人民、推动城乡一体、强调终身学习、重视因材施教、做到知行合一、实现共建共享，使人民精神生活在教育引导之下向着合理、知性、丰富的轨道发展。就实践而言，需加强教育事业的顶层设计，完善教育法治体系建设，为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优质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规范遵循；
优化教育资源在区域间、城乡间、阶段间、群体间的合理配置，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
推动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技能教育协同发展，推动科教融汇和产教融合，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
2.持续推进文化建设，满足个人生活需求和文化发展需要
精神生活发展过程也是个人文化生活需求和社会文化发展需要不断满足的过程，因此，需持续推进文化建设。一是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持续开展专项行动以强化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开展扎根人民生活的文艺工作。二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在充分调查人民需要的基础上，既要重视文化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又要实施重大文化惠民工程，也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还要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三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为了坚定人民文化自信、增强人民精神力量，需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发展；
通过强化文化体制管理、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文化产业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在构建中国故事叙事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增强中国故事传播力和中华文明影响力。
（三）情感助力：关注群众情感世界变化，完善社会心理服务
鉴于个体情感状况和心理状态对社会心态建构和社会治理推进的影响，需要理性客观地分析影响人民情感生活的多元因素，密切关注人民群众情感和心理世界的变化，以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为手段，推动人民情感生活富裕，形塑良好社会心态。
1.优化心理服务平台建设，提高心理素质与情感素养
面对居民情感变动和心理变化的不确定性，有必要转变重视问题干预而常规建设不足的工作理念。一是打造实体性社会心理服务空间。以县域为单位，打造集心理监测、心理引导、问题化解、危机应急于一体的社会心理服务中心，并在社区、乡村设立社会心理服务站，在社会组织成立社会心理服务点，形成多元共建的格局，确保社会心理常态化服务落地生根。二是利用政务服务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短视频平台等融媒体矩阵，建立社会心理服务线上平台，消解居民对个人隐私的顾虑，实现对重点人群情感状况和心理动态的实时监测。三是在公共卫生服务热线中开辟社会心理服务专线。鉴于社会心理问题的隐私性和突发性，不仅要通过社会心理服务电话专线及时回应居民的情感障碍、心理困惑、心态失衡等实际问题，还要将其打造成倾听居民情感诉求和心理呼声的常态化热线。
2.健全心理疏导干预机制，排解心理困惑与情感危机
常态化的社会心理服务若是无法解决居民情感心理问题，心理疏导干预机制就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是完善事前服务机制。定期开展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和情感知识普及活动，提高人民心理健康意识；
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普查和情感心理状况动态监测，完善社会心理服务的风险研判和危机预警机制；
加强对留守儿童、特殊职业人群、社会闲散人员等特殊群体的情感监测和心理服务。二是完善心理疏导机制。发挥心理医生、心理教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多元主体的力量，为居民提供个性化和精准化的疏导干预。同时，要重视个体情感状况和心理状态的差异，综合运用心理辅导、音乐放松、运动调节、反馈减压等疏导方式。三是完善危机应对机制。建立心理危机应急预案和处置机制，应对可能发生的情感心理危机；
整合相关职能部门力量，遴选组建一支专业的危机干预人才队伍，并注重人才队伍的技能培训和素养提升；
及时关注舆情动向，回应人民合理诉求和理性声音，加强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防止个体心理危机演化为社会心态危机。
3.完善人文主义关怀机制，厚植人文情怀与共情心理
丰富人民情感生活、建构良好社会心态不能单纯依靠严苛生硬的规范，也要借助更加温和的人文关怀手段。一是主动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情感联系。管理者和服务者需要通过实地走访、电视问政、网络交流等形式走进人民生活，聆听人民声音，在深层沟通中了解和回应人民急难愁盼的问题，找准并完善过去工作的不足和短板。二是培养人民的人文情怀与共情心理。除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还要在公益广告、宣传标语、新媒体视频等载体中主动植入情感教育元素，营造良好的情感环境。三是特别关照弱势群体或特殊群体。借助网格化治理优势，对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进行全面记录和动态监测，常态化开展物质帮扶、平等对话、情感交流等关怀活动，使其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更好地调整自身情感状况和心理状态，稳住社会心态建设的薄弱环节。
（四）舆论支撑：回应舆论高地建设需要，加强社会舆论宣传
舆论好坏对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民意表达、道德建设等具有全面持久的影响。促进人民道德生活和社会道德风尚发展，推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抢占舆论建设高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澄清各种模糊认识，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1.重视思想教育和政策宣讲，为社会舆论引导夯实基础
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显著功能优势[21]参见：廖小琴.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J].思想理论教育，2022（6）：25-31。，重视思想教育和政策宣讲对社会舆论引导具有基础性作用。一是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社会思潮交织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应当贯穿各教育阶段，包含各社会群体，覆盖各社会领域，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为舆论建设创设条件。二是加强法治教育，促使人民知法懂法、用法守法。通过道德与法治教学、法治讲座、普法行动等方式，开展涵盖不同群体和涉及全面领域的法治教育，培养人民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促进人民自觉地以法律准绳约束自身行为。三是注重政策解读，促进人民形成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正确认识。鉴于民众的政策认知限度，有必要加强对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政策宣传和政策解读，确保全社会都能准确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理念、路径等内容，形成统一明晰的政策舆论环境。
2.坚定批判非主流社会思潮，营造清朗积极的舆论空间
非主流社会思潮的主流意识形态批判对人民精神生活发展具有引领性作用。一是提高对西方文化的甄别能力。对待西方外来文化，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完全接受，而是要提高甄别和取舍能力，精准识别并坚决剔除西方文化中的不良意识形态、扭曲价值观念和不轨政治目的。二是加强对非主流社会思潮的批判。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严峻形势，必须加强理论建设，展开对“普世价值”论、“宪政”自由、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非主流社会思潮的批判，尤其要防止其对青少年群体产生侵害。三是定期开展舆论建设专项行动。针对现实社会，广泛组织意识形态建设、舆论管控、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专题理论学习，提高党员传播正确舆论、引导舆论走向、应对舆情危机的能力。针对虚拟空间，定期开展“净网”“护苗”等专项行动，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和舆论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3.宣传崇德向善的正面事迹，发挥模范人物的示范作用
榜样示范是人民道德生活发展和社会道德风尚建构的重要方式。一是宣传道德高尚的正面事迹，营造良好社会风气。党政部门要落实主体责任，牢牢掌握对宣传工作的领导权，顾全共同富裕大局，把握正面宣传重点；
教育者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先进事迹，强化对受教育者的引领；
媒体工作者要充分挖掘凡人善举，客观真实地报道社会正能量。二是重视荣誉表彰制度化建设，激励人民崇德向善。不论何种级别、何种形式的荣誉表彰，都应建立在制度基础上，确保荣誉表彰层次分明、标准明晰、流程规范，进而激励人民约束自身社会行为、努力提升道德修养。三是发挥模范人物的示范作用，鼓励人民学习先进。对于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感动”人物、“最美”人物等先进典型，要利用事迹巡讲、专题学习、媒体传播等方式开展全方位宣传；
对于表彰对象、单位先进、好人榜样、善举凡人等先进典型，要塑造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形象，积极主动发挥榜样引领作用，促进广大人民在生活点滴中追求友善高尚的道德生活。
（五）观念驱动：对接价值观念重塑需求，强化思想观念引领
个体信仰生活的发展和社会信念共识的凝聚离不开观念驱动作用。尽管理性观念的形成有其自发性，但在意识形态激烈斗争、文化霸权主义侵袭、多元社会思潮交织的背景下，一定的思想观念引领和主流价值引导是必要的。
1.发挥先进思想和科学理论的引领作用，提升人民自我境界
先进性和科学性是思想理论得以发挥引领作用的关键所在，就其具体路径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就人的思想境界提升而言，要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其立场、观点、方法成为人民社会实践和精神生活的指引。同时，也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化和国际化发展，使先进的科学理论不断成为人民的思想武装。二是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教育。视场域和时机而定，开展主题教育、红色考察、交流学习、理论宣讲等实践活动，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和群众的价值信仰。同时，打造数字化理论学习平台，使之成为人民提高理论修养的平台，促进人民在学习中不断反思生命意义、生活目的和人生价值等高层次的精神信仰问题。
2.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导，坚定人民理想信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离不开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和制度保障。一是注重教育引导。学校教育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需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将其融入思政教学、专业授课、实践教学、红色研学等教育渠道。同时，发挥社会教育作用，通过专题研讨学习、选树先进典型、融入家风建设等形式不断加强教育引导和熏染感召。二是重视实践养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方位融入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以文艺作品、文创产品、媒体平台、仪式活动、纪念活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为载体，促进人民理想信仰在社会实践中的自觉养成。三是强化制度保障。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使其更具约束力和规范性。同时，出台专门性的政策文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实践进行指导和规范，确保培育与实践的立场坚定和方向明晰。
（六）政策护航：重视共同富裕政策短板，巩固政策保障体系
尽管共同富裕从理念提出到具体实践由来已久，但相关政策依然存在完善空间。为此，需从保障人民政治生活和规范指引共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思考政策保障何以优化和何以提效。
1.创新人民政治参与的形式并将其常态化，保障人民政治生活
政治参与渠道和方式等外部条件的完善会对人民政治生活质量产生影响。推进人民政治参与形式创新是促进政治生活发展的主要方式。一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行使。尽管人民基本权利得到了法律的充分保障，但权利在行使过程中难免遭到遮蔽；
关注法律执行、重视制度落实、推进政策落地、防止越权行事因此也就有了迫切性。二是拓宽人民的参与渠道。创新民主恳谈、电视问政、网络问政、基层协商等参与渠道，激励人民参与选举、协商、议事、管理、监督等的积极性，进而提高人民政治生活质量。三是推进民主实践的常态化运行。对于取得良好成效、益于政治生活发展的基层民主实践形式，要将其提炼为常态化运行的经验做法，甚至上升为全国性推广的固定制度，使人民政治参与和政治生活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和持久性。
2.健全聚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规范指引共富实践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同样需要政策指引。一是完善共同富裕的宏观政策支撑和微观政策指引。宏观政策需要对共同富裕的目标、理念、原则、步调、举措等方面内容进行明确，对城乡关系协调、物质精神协调、评价标准制定等共同富裕重难点问题进行把握。微观政策则需立足各地、各领域实际，对共同富裕的阶段目标、可能方向、具体举措等进行适当调整，并及时对遇到的问题、获得的经验进行反思提炼，实现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二是健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相对独立的政策体系。除了在共同富裕政策中强调人民精神生活富裕问题，还要健全专门聚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政策体系，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目标理念、推进步调、衡量标准、重点难点、具体举措等内容进行规定，使其成为具有约束力和规范性的独立政策，推动人民精神生活的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自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规范命题提出以来，社会各界普遍认识到，深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解读和实践探索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然而，对于这一抽象复杂且难以捉摸的命题，不同学者见仁见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仍是一个亟待发展和方兴未艾的学术题域。聚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然逻辑、基本样态和实现进路，我们发现：第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绝对抽象的，它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持久的历史逻辑和突出的现实逻辑；
第二，以知、情、意、信、行等人的基本精神要素为分析依据，可以相对细致地梳理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人民个体层面和社会整体层面的基本样态；
第三，“物质奠基—服务推动—情感助力—舆论支撑—观念驱动—政策护航”是一条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系统路径，推进物质生活富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完善社会心理服务、加强社会舆论宣传、强化思想观念引领、巩固政策保障体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尽管我们试图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意蕴与实现路径等基础性话题和关键性问题作出深入探究，但囿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问题本身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我们的研究也只能说是一个立足特定切入视角的探索性尝试。“作为一个理论命题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着怎样的哲学基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不同群体（如农民、青年等）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上的现状如何”等关乎学术推进和实践探索的问题都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