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春福 张悦
［摘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二者之所以能够进行有机结合，是因为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历史观、价值目标、知行观、自然观和理论品格等方面。当前，充分发挥这些契合点的价值，有利于增强人民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认同感，有利于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也会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加令人信服、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契合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3）05-0009-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16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不但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还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因为理论只有得到人们的需要和认同，才能真正地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非但不是对立，反而是相得益彰、相映生辉的。［2］在当前条件下，深入研究二者的契合点并加以引导，充分发挥这些契合点的价值，有利于增强人民对“中国化時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认同感，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文化自信，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思维方式方面：唯物辩证法和传统辩证思维的契合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的总观点是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联系的观点是指一切事物皆有联系，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发展的观点是指世界是永恒发展、一直在变化的。唯物辩证法还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三大规律：其一是对立统一规律，所有事物皆有矛盾，分析问题时应去探索它的矛盾，矛盾里包含着可能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二是量变质变规律，量变引发质变，质变开启新的量变，分析事物要考虑量变的极限与质变的影响；
其三是辩证否定规律，对一个事物进行否定，也要对否定结果再进行否定，在处理各种问题时要结合时代、谨慎创新。其中对立统一规律是根本规律，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强调从现存事物之间的联系出发，把握问题本质，通过事物运动变化发展规律，抓住问题走向，分析事物矛盾转化，寻找解题突破口。
传统辩证思维是古代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古人认为，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都是变化发展的；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且对立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思想可以说是传统辩证思维的主流。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周易文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阴”“阳”组成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体现了适度原则。《道德经》中的“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蕴含了量变质变思想，“相反相成”“否极泰来”“物极必反”等观点都具有鲜明的辩证思维，“福祸相依”“有无相生”等概念说明事物的对立并非亘古不变，不变的是对立面的依存，对立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表明古人已经意识到，在特定的情况下事物对立面可以发生转化，世间万物之间都是互相联系、息息相关的。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很相似的。
在思维方式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中华传统辩证思维具有相通性，都体现了联系和发展、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在当前条件下，我们要将二者有机结合，发挥出其当代价值。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以客观全面、系统的眼光看待、分析、解决问题，并积极地吸收传统辩证思维的养分，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使人们能将辩证法与个体生存联系起来，在认知上否定原先的自我，在困难中不放弃自己，在与生活斗争中重塑自我，迎来崭新的自我。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科学思维，有善于从全局视角谋划问题、用长远眼光思考问题、从整体思路上把握问题的战略思维；
有坚持两点论、重点论、转化论的辩证思维；
有从最低目标出发但要争取最大期望值，牢牢树立“红线”意识的底线思维；
有坚持科学统筹推进社会各方面改革措施协同配合及良性互动的系统思维；
有从具体问题入手，积小胜为大胜的精准思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传统辩证思想的应用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层面，是新时代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遵循。
二、历史观方面：群众史观和民本思想的契合
群众史观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群众史观把人民群众视为历史进程的积极主体，认为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起主要决定性作用。因此，群众史观也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人民群众创造了社会财富。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资料，即物质财富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
如科学文化、文学艺术等丰富人们精神境界的精神财富也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其二，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主体，无论何时、面对何种情况，真正的革命运动实质上都是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推翻腐朽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斗争。其三，英雄人物来自人民群众。英雄人物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时代和群众的产物，群众史观主张时势造英雄，反对英雄造时势。马克思所说的群众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群众，不是观念里的群众，也不是思想中的群众，所以现实中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落脚点，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以后，之所以能很快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与认同，与它的群众史观紧密相关；
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面指导旗帜，离不开它对人民群众的高度重视。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最主要、最精彩的部分，它不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重要理念。在传统的民本思想中，治理国家要把民心问题放在首位，古人认为民心向背关乎社稷安危，关乎社会稳定，所以及时调整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是治国的核心内容。《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本之源，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是当代“以人为本”思想的雏形。《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讲的是君主要关心民生，善待民众；
《荀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把君主和人民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来突出人民的重要作用；
《管子》“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尚书》中“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指出政权唯有符合民心才能长久；
《孟子》“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表明“民心”是君主最宝贵的东西。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朱熹的“新民”思想、王阳明的“亲民”思想、顾炎武的“厚民生，强国势”等无不崇尚民本思想，“讲仁爱、行仁政”思想始终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治国理政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虽然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从君主专制社会中诞生的，受到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必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封建主义的残留，但其实质依然肯定了民众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及关键性作用。
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观上，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具有相通性，都体现了深厚的以人为本思想，在当前条件下，我们要将二者有机结合，发挥出其当代价值。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初就把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作为自身的文化使命，把握好“人民”这一根基，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牢记把握群众路线这一工作路线，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也创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群众，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己任，取得了发展的伟大成就。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高尚情怀，带领人民共同奔向更美好的新生活，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日子幸福与否，他们是最能真切感受到的，是最有发言权的。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最受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问题如果能一一得到解决，那么人民的幸福感也会更持久，更有保证，从而更加听党话、跟党走，汇聚起磅礴力量，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共创民族复興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群众装在心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3］的重要论断正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最好诠释。
三、价值目标方面：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的契合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的最终理想社会。马克思以全面考察和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为出发点，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设想出一个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而又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的描绘中，共产主义社会具有高度和谐的社会环境，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整个社会是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4］185，它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脱离现实社会条件的空想，而是一种对人的实践和生存方式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思考。在马克思看来，我们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必须经过两个必要的阶段：一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二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人们通常把初级阶段看作现如今的社会主义社会，当我们步入高级阶段后，不仅落后的痕迹荡然无存，社会生产力也会得到飞速发展，社会财富源源不断涌出，人人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真正形成一个没有阶级和剥削的堪称完美的社会。
大同社会是古人思想中社会发展最终达到的理想世界，被看作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大同社会是和谐美好的，人们是能安居乐业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每个人都希望社会能达到《左传》中“亲仁善邻”和《尚书》中“协和万邦”的状态。在我国的儒家思想学说中，理想社会就是所谓“大同社会”，《礼记》是最早记录其内涵的文献。在这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中，应该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而不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所有人都不分彼此的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和平共处的社会。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世外桃源”，也传递着这种美好的社会理想，洪秀全也提出了“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主张。大同社会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上，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共产主义和古代大同社会具有相通性，都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向往，在当前条件下，我们要将二者有机结合，发挥出其当代价值。在“共产主义理想”和“追求大同社会”的意愿下，共同富裕成了当下中国人民群众共同的追求与期盼。中国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群、特定人群的富裕，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全民富裕”；
是包括物质、精神、环境和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全面富裕”；
是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互帮互助辛勤劳动的“共建富裕”；
是遵循规律积极有为、脚踏实地逐步推进的“逐步富裕”。在当前条件下，高举“共同富裕”的大旗具有深刻的感召性，反映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对共同富裕这一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理论，这对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除此之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等，其终极目的都是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这既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理想不谋而合，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高尚情怀。
四、知行观方面：实践观点和知行统一的契合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指实践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够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包括三部分内容：其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的所有社会关系都是通过实践产生的，人只要进行实践活动，就会持续生成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社会关系，人才成为“现实的人”。其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是因为社会关系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
实践创造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
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实践。其三，实践是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径。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502。改变世界仅靠理论批判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通过实践的方式来进行。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第一的特性，它不是僵化教条的理论，而是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马克思还强调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认为实践是认识之源，对认识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人不但不能以理论代替实践，还要在实践中充分利用理论，让理论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
知行观是古代哲学史中极具特色的问题之一。中华传统文化对于知行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在传统哲学语境中，“知”与“认识”相对应，而“行”与“实践”相对应，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知行关系的论争。春秋时期，孔子在《论语》中提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学习与温习的角度侧面体现了实践观点；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则主张少说多做、言行一致。汉代王充认为人类认识源于实践，提出“眼见为实”的说法，朱熹认为：“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
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荀子以“知之不若行之”“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来主张通过自身的实践得出理性的认识。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与行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不同方面，王夫之的“知行相资以为用”“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表明了“行”是人类获取真知的本源。中国古代的知行观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道德准则。
在理论与实践的知行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和中华传统知行统一具有相通性，都体现了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在当前条件下，我们要将二者有机结合，发挥出其当代价值。中国共产党在对传统知行观进行继承的基础上，结合了实践观，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是善于创新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勇于创新的政党，我们永远不会停止理论的创新，也不会停止实践的探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新时代的中国正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实践的旺盛生命力，始终与时代同步发展，站在世界发展大势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在理论上大胆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五、自然观方面：对立统一和天人合一的契合
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对自然界的总体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然是比人类更早出现的，伴随着自然的发展人类才渐渐产生，因此他们非常重视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总体而言就是，人与自然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从对立角度来讲，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通常会采取一定手段来改造自在自然，进而创造出人化自然。由于自然规律会对人类活动产生限制，因此人类在实践中不但要遵守自然规律，还要协调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从统一角度来说，人是属于自然界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要想获得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就必须依靠自然，从自然中获取生活条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核心要旨也是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二者的统一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实现的。恩格斯认为人类是由自然界孕育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5］384。所以人具有自然属性，一旦脱离自然界，人类也无法生存发展。他反对那种将人与自然相对立的看法，肯定自然的先在性，同时指出人并非必须完全顺从自然，可以采取合理的能动性措施将“自在自然”变成“人化自然”。由上述可知，马克思主义突出强调对于自然要正确理解、科学改造，人类在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同时要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天人合一思想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是古人探索天人关系的智慧结晶，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天人合一思想。“天”也就是自然规律，“人”即人类，天人合一体现为外部规律与人类行为的辩证统一。儒家强调顺应自然的生产，《论语》“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教导我们要保护环境，对于自然资源要有所节制地采用。《孟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提倡进行农业活动要依照天时，要想保障自然界生态平衡，就一定要注重合理开采利用；
“仁民爱物”反映了如果对人亲善，那么进而也会对生物爱护。《荀子》“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管子》“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都表明自然界的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有规律可循的。《庄子》“天与人不相胜”认为自然与人是不可能相互对立、相互超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从价值目标来看，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并非两相对立、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中华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具有相通性，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张。在当前条件下，我们要将二者有机结合，发挥出其当代价值。生态文明建设一直以来都关乎着人民福祉、民族未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的关键一环。为补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满足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顺应人类文明发展历史新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结合国内外发展现状形成了逻辑缜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思想和立场，又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得到了赓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等观念，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新概念，“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所追求并且为之奋斗的生态建设目标。美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也是人民宜居生活的重要来源。纵观现实生活，环保行动、新闻播报、宣传标语随处可见，随时可闻，生态环保问题越来越得到人民的重视，也契合了人民的内心文化需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已经得到新时代中国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华夏大地正在逐步形成一幅美丽生动、宏伟壮阔的生态图景。
六、理论品格方面：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契合
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始终拥有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6］9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某个国家专属的，也不是某个地区专属的，而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在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6］9，无论时代怎么发展，马克思指出的规律性内容从来没有变过，不断汲取人类进步的成果正是其历久弥新的秘诀，他一生都未停止过思想探索。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就是自然开放的，这一开放性体现在指导某一民族或某一国家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将其所具有的独特的民俗文化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于其并非一成不變的理论，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状态，通过实践使其不断地得到更新和本土化。这种开放性、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特质使它能够按照人民的实际意愿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包容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和独有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纳百川，具有明显的包容属性，这种包容性不仅表现在各种本土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上，还表现在学习和吸收外来文明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向具有极强的接受能力，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崇尚和平，与人为善，从不采用侵略殖民的手段，而是通过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对话形成新的文化形式。中华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不是宗教文化，佛教中国化、东学西渐、西学东渐这样的典范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并非排斥外来文化的封闭文化体系。《中庸》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深刻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兼容并包的美好品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美美与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性格和突出特点［7］，这就决定了中华文化天生就具有包容的特性，这种包容的特性是其能够一直传承至今的重要因素。
在理論品格上，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具有相通性，都体现了兼收并蓄的特点，使得这种理论或思想体系具有较强的张力，有不断创新的内在因素。在当前条件下，我们要将二者有机结合，发挥出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了指引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展的理论体系，其开放性在中国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通过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使人民群众能够从合乎实际的文化特征、思维模式等方面来认识、认可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巨大成功，更好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世界经济科技的快速变化，我们要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敏锐观察深邃思考的新论断，我们必须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不断研究解决“时代之问”，要充分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这样才能永立时代潮头，处于发展的主动地位，才能让中国为世界和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总之，以上六个方面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历史观、价值目标、知行观、自然观和理论品格等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契合点，这些内容是两大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都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牢牢把握二者之间的这些契合点，一方面，更有利于我们认识、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也会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更容易主动真心地去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运用其指导我们的实践，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增强“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会凝聚起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二者有机融合，共同助力于国家的强国复兴建设，也会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加令人信服、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指引人们续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付洪，侯耀宗.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历史基础［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01）：33-39.
［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1）.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7］刘建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2）：56-63.
责任编辑 宋桂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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