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震 何志攀
[访谈嘉宾简介] 韩震，男，1958年生，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兼大中小德育一体化专家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思想政治（道德与法治）教学指导专委会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委会主任，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主编，《哲学研究》《外国哲学》《哲学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编委会委员。入选首批“新世纪百千萬国家级人才”、中宣部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中组部“万人计划”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00年获政府特殊津贴。
[访谈人简介] 何志攀，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1]因此，“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1]。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出了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义、作用与发展路径，为我们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北京师范大学的韩震教授一直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发展，参与了大量课程建设与教材编写审核工作。访谈人围绕在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思路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话题，与韩震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韩震教授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概念、德育对塑造现代国家的重要价值、教材编写是国家事权、思政课的学科特色对教材编写的挑战、思政课教材的编写要求与通盘考虑、教材编写的统筹协调机制、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联动协调机制等。他的一系列观点，对我们在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思路下推进思政课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访谈人：
我们平时既使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也常说“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建设”。请问您如何理解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韩震教授：
德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德育涉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思想观念、价值观以及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教育;狭义的德育即“道德教育”，则是关于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的教育。狭义德育与广义德育密切相关，有什么样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思想观念、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教育。
我们通常讲“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大中小德育一体化”等，就是广义的德育。德育的渠道很多，课程教学与课外活动、对学生的管理与服务等，都是德育的重要载体。国家提出“三全育人”，即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就是提示我们德育工作具有广阔的空间。
其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德育的主渠道，集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规范、法治观念、革命传统和基本国情等方面的教育，培养学生的思想观念、政治认同、道德品质，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步骤。因此，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做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包括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师培训、课程实施与管理等诸多方面。
访谈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德育的传统，强调德才兼备，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那么在全球化的现代社会，我们该如何看待德育的意义？
韩震教授：
除了德育的一般性意义外，在今天这个时代，还要看到德育的“民族性、时代性和战略性”，这三个问题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但在今天显得尤为突出。
民族性，是说任何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对文明的理解，这种独特的传统和理解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民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的标识。但是这种独特性，在全球化的时代面临“淡化”和“强化”的双重可能。人们既有可能在更多面对“他者”时需要寻找“我”是什么、“我们意味着什么”，也有可能面对强势文化的冲击而自觉不自觉地被“同化”，甚至在“国际社会认可”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下，滑入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
时代性，是说任何国家要想发展都需要其国民具备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和时代潮流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规范。任何民族的文化、道德都不能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无论是当代社会的发展，还是外来文化的冲击，都需要以民族文化为根基的变化发展。特别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涌现了很多此前没有或表现不明显的问题，造成了大量的思想道德困惑。社会上有人说“人没吃饱只有一个烦恼，吃饱了会有无数个烦恼”，就是讲这个问题。这都需要我们的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及时应对。
战略性，在于德育是培养国家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事业。古人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后继有人”是事业传承发展的关键，“后继无人”则是一个事业极大的悲哀。为了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实现中华民族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让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
德育的民族性、时代性和战略性，决定了德育对塑造现代国家的重要价值。有了统一的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和道德理想，才能保持国民主体性自觉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有了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占据人类文明和道德制高点的价值观，才能成为具有内在活力和走在人类历史发展前列的国家;有了代际的文化传承、核心价值观以及道德范式的承续与有序变迁，才能保持国家的永续发展和长治久安。
访谈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中小学教材建设，并将其提到国家事权的战略高度。针对义务教育阶段中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建设，总书记多次提出要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来抓好。您也多次在文章说：“教材的事情不是小事情，教材应该是国家事权”，“德育教材体系属于国家事权，必须由国家一体化考虑”。“国家事权”这一定位，对我们理解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建设、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有怎样的启示？
韩震教授：
这包含两个问题，一是怎么看待教材，特别是德育教材的作用，二是怎么看待教育中“同”和“异”的关系。
今天的教师教学，并不是“一切围绕教材转”，而是“用教材”。教师要积极主动地开发和利用包括教材在内的各种课程资源，在教学中“激活”教材所承载的信息。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也不仅仅是教材，除了学校、教师、教材，他们在课外有日渐丰富的信息来源，甚至形成了自己的“话语场”“圈子”。学校、教师、教材在学生信息网络中的比重日渐下降，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教材上下的功夫都是无用功呢？这就需要我们正确看待学校教育、教师、教材的作用。
信息技术革命对信息的传播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这大大改变了政治思想教育的方式。过去我们的信息传播是由单一中心向外传播，而互联网和移动端的出现让信息传播“去中心化”了。今天学生获取信息能力日益提高，渠道和需求都日渐多样。也许他还没有听老师讲经济、哲学之前，就已经在网上看了相关的国内外网课，这时他回过头来看面向全国学生编写的教材，难免有“不解渴”的感觉。网络舆论、社会舆论鱼龙混杂，学生在课堂学习之前，也许在某些热点问题中已经接触了一堆错综复杂的“意见”。但教材大多是讲“通识”的，对于某些敏感的复杂问题或者并未涉及，或者简单触及，甚至一些结论正受到社会舆论的猛烈冲击。这都造成了教材的权威性有所下降，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并应对。
当然，这里有“信息鸿沟”的问题，考虑到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在很多地方，教材仍然是学生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但即使如此，学生获取信息的需求多样化、渠道多样化，是不可忽视的发展趋势。
对此我们要注意，教材不仅蕴含“知识”，还蕴含“方法”与“方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教育中，“鱼”可以理解为知识，“渔”可以理解为方法。怎么教？怎么学？教师通过解读教材，激活相关信息。无论是知识还是方法，人类的智慧浩如烟海，我们学什么？怎么学？这些教育安排，集中展示的平台就是教材。我们通过教材，向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展示了一种取舍标准，是基于学术研究的取舍？还是基于学生成长规律的取舍？还是基于国家民族发展需要的取舍？这些都体现于教材中。
所以，教材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关乎青少年精神世界的塑造，好的教材能成为青少年人生道路上健康成长的引导地图。只有拥有正确的地图，才能让旅行者在旅途中走正确的道路;地图出现差错，人就可能走错路，教材的差谬往往会把一代人引向歧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教材领域绝不能放任自流。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教材是进行教育的基本遵循，是引导学生进行知识学习、文化传承和塑造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指南。今天的教材越来越不是信息的唯一提供者，甚至在有些学生那里不一定能成为主要提供者，但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教材要充分发挥自己“指南”“引领”“地图”的作用，帮助学生走出“信息的烟尘”，掌握正确的方法，明确自己的前行方向。由此，与学术文章或著作相比，其影响更为广泛、更为长远。一般论文或著作出错，影响范围有限，而教材出问题往往影响这个年龄段学生的一生。
数十年来，我国教育包括教材建设的成就是主要的，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但在一段时间内，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个别教材不同程度地存在“去革命”“去红色”的现象，红色素材有所删减;存在某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现象，如缺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反而过度渲染中国的封建传统，渲染中国没有法治意识、缺失科学传统、缺乏独立人格等，正面讲的例子往往是“保罗”或“比尔”，而反面的例子往往是“小明”或“小刚”;存在一定的崇洋媚外现象，如渲染国外的节日、人物等，甚至把国外的宗教现象当作先进文化来宣扬;存在某些极端个人主义、西方个人自由至上理念的渗透，把一些西方“普世价值”“政治正确”的东西不加分析批判地引进;甚至有些教材还涉及不利于国家主权安全、强化社会差异对立的问题。这些问题尽管是个别现象，但也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问题近些年来已经得到了清理和改正。目前，教材建设势头是很好的。我们要高度重视教材的研究、编写、使用问题，从而更好地实现我们的教育目标，促进“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建设”。这其中“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特别是思政课教材的研究、编写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访谈人：
感谢您对教材作用的分析。确实，教材不仅蕴含知识，还启示方法，引领方向。尤其是“方向”问题，跟国家的意识形态引领紧密相连。但是实际教学中，教师面对的学生往往是千差万别的，老师们自己也有不同的知识背景、成长经历。如您前面提到的，该怎么看待教育中“同”即统编教材，和“异”即师生各方面差異的关系？
韩震教授：
德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人的成长需要个性的培育，但是作为社会性的存在，又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把握自己。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有可能有个人自由。所以我们既要“求同存异”，又要“聚同化异”。德育是培养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的，因此必须在教育过程中尽可能消弭差异性，超越多样性，以便塑造公民的同一性、共同性和“我们感”。德育过程是塑造“我们”，而不是制造“他者”。
首先，教育的环境多种多样，但有了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材，教育就有了体现国家统一的框架。中国幅员辽阔，一方水土一方人，不同地域的生产、生活方式各有特色。如果让各省分头编写自己的德育教材，就会因环境的不同而出现多样化的理解。多样化就是差异化，适当的差异可以富有特色，但过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受教育者的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甚至危及国家认同，埋下更具颠覆性问题的种子。
其次，教育所处的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家必须根据时代要求对教育内容进行富有时代性的调整，但这种调整必须保持内部的同一性和步调的一致性。我国发展还是不平衡的，如城乡差别、东西差别、发展阶段差别等。如果各自按照自己对时代的理解去编写教材，不仅会有前述的空间“差异”，还会有发展水平上的时间“差别”，也就是社会上讨论的“信息鸿沟”“数字鸿沟”。地域不同的青少年应该享受基本同样水准的教育。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只要国家的课程标准和教材反映了时代脉搏和时代要求，各地的教育就能够在大体相同的时代水准上进行。
最后，教师的思想意识、知识水平和个性也千差万别，必须有统一的教材作为德育的基本遵循，才能保持塑造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的基本框架。如果没有统一的德育教材，任由教师根据自己的想法去进行教育，我们就无法很好地完成代际的文化传承、核心价值观以及道德范式的承续与有序变迁，民族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也就无法形成共同的精神世界。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2]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教育具有塑造未来的功能，教材作为教育过程中最基本的遵循，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尤其意识形态色彩比较重的“三科”。中小学教材建设，尤其是与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三科”，即思想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建设，必须保持统一性和立场的根基性。基于此，我们来构建共同的精神家园、共同的精神世界，这样才能塑造中华民族的“我们感”，而不是培养很多没有自我认同的“他者”。
访谈人：
近年来国家在教材的研究、编写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在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建设、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视野下，教材建设中存在怎样的问题？
韩震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教材工作，有关部门和各地协同配合、扎实推进，德育教材的一体化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材基本实现一体化。
从总体上看，德育课程基本做到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核心资源，能够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状况，基本上实现了德育内容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有效转化，初步做到了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有机衔接贯通和合理梯次推进，大体实现了课程教材内容的循序渐进和相互协调。
但是，德育教材的一体化建设仍然是非常初步的，无论从思想理念还是从机制体系上，都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自身的学科特色有很大关系。
思政课的内容具有综合性。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像历史、地理、生物等学科，后者属于单一的学科，学科自身就有内在的部门分类，以及由浅到深的学科演进逻辑，在课程设计、教材編写、教学实施中，把学科理论逻辑和教育教学的规律结合起来即可。思政课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仅从教学内容来看，小学低年级的课程内容体现品德教育和生活习惯教育有机融合;小学高年级有机融合品德和社会规则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历史与文化、国情教育，地理和环境教育，生命与安全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初中阶段有机整合道德、心理健康、法律和国情等学习内容;高中阶段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涵盖经济、社会、政治、法治、文化、哲学等领域。
但这种综合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以一定的思想、政治、道德理念为引领，直面学生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也就是说，虽然不同阶段的思政课侧重点不同，但基本的架构都是基于“立德树人”的任务，以广义的“德”即思想、政治、道德理念为引领，以一定的具体学科知识作为载体来展开。借用传统哲学的“魂、体、用”之说，“德”就是“魂”，具体知识就是“体”，“立德”以“树人”，实现培养人的功能，就是“用”。因此，思政课要遵循“三重逻辑”：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逻辑、所涉及各学科知识的学科逻辑、学生成长与教育教学的逻辑。
“以一定的思想、政治、道德理念引领，以一定的具体学科知识作为载体来呈现”，这样的学科特色带来很多挑战：或者是专注于各门学科的逻辑，把思政课上成了专门的经济学课、哲学课、法学课;或者是不考虑各学科的理论逻辑，随意拼搭，碎片化，有人戏称政治课是“万金油”“大拼盘”，这样很难赢得学生的认可与尊重。
“无体魂不依，无魂体不存。”无论是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还是教育教学实践，都必须把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逻辑、各学科的学科逻辑，以及学生成长和教育教学的逻辑结合起来。这就是强调“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在原因。
目前，德育教材的一体化建设还面临如下问题：
一是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包括大学阶段高职高专、本、硕、博阶段课程体系的区分度和衔接思路还不够清晰、不够明确。不同学段的任务、分工是什么？这个阶段目前开设的课程是否能有效实现相应的目标？是不同阶段相互配合，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这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二是德育课程在教材内容上仍然存在着“重合”与“遗漏”的问题。如前所述，单一学科课程，可以按照内在的学科逻辑展开，比如数学学科从学习数数，到高等数学，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思政课即使将各学段的任务区分清楚明确了，其内容重复也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初中阶段谈及我国的国家机关、政治制度，高中的相关模块一定会涉及，大学讲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也一定会涉及。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如何“循序渐进、无缝衔接、螺旋上升”。同时，因为不同阶段的教材编写者并不一定了解其他阶段的内容，我们也要考虑会不会有遗漏的问题。
三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学科课程教材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是知识与方法上的“重合”与“遗漏”，以及如何相互呼应配合。例如，历史课程给思政课提供了大量的背景性材料和思想方法启发，数理化生等学科对唯物论、辩证法的学习具有极大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是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关系。要基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盘考虑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专业课的分工与合作关系。按照显性与隐性相统一的原则，解决好各类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机配合的问题，发挥所有课程的教化作用和育人功能，构建系统全面、类型多样、有序递进、互相支撑的课程体系，使各类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所有课程的协同效应。
访谈人：
您参与过许多课程标准研制、教材编写工作，根据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关于如何编好思政课教材，您有哪些建议？
过去德育课程和教材体系有机衔接不够，往往是机制造成的。譬如，大学与基础教育之间沟通联动的渠道不畅通，基础教育不同阶段之间的沟通联动也不够，甚至在义务教育阶段 1～9 年级就由三个不同的研制组分头研制小学低年级（1～2 年级）《品德与生活》、小学高年级（3～6 年级）《品德与社会》和初中《思想品德》的课程标准。
2017年，国家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以统筹大中小学各级各类学校的教材建设，这为德育工作一体化建设和德育教材一体化设计提供了有效的机制，也为强化各部门协同配合、形成良好的协作格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从政府的管理体系来看，各部门应该强化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思想政治教育一盘棋的理念，在国家教材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开展工作，在课程内容设计、教材编写与审核等方面体现顶层设计的整体性效应。
建议今后进一步加大统筹力度，强化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材的一体化建设，科学制定各级各类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规划，建立健全国家标准的顶层设计;教育部教材局统一组织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阶段课程标准和大学阶段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或教学大纲）的研制、编写、审核、出版和使用，完善教材的编写（修订）、审核、出版、使用、评估等机制;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负责所有课程教材的思想政治审议;还可以把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材全部列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目前，针对如何建立不同学段教学的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管理体系等问题，一些省市已经开始着手探索解决。例如，上海市已经把教育管理部门的德育处的功能加以整合，其管辖范围涵盖学校德育的所有学段（大中小幼）、所有类型（义务教育、特殊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大中小学德育工作的一体化互动与配合明显增强。
其次，在课标制定、教材编写、审核与编辑等方面，要打破壁垒，互通有无，建立一体化构建与推进的工作机制。目前无论国家课程标准的研制，还是思想政治类教材的编写，都需要分成不同的研制组或编写队伍：一是由于每个专家都学有专攻，不可能精通所有学科知识;二是专家对不同学段的教育熟悉程度不同，有的熟悉基础教育，有的熟悉高等教育，有的熟悉职业教育，有的熟悉特殊教育;三是专家代表性问题，组织研制和编写队伍，需要考虑人员在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
当前，从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的要求看，需要建立不同学段、不同类型学校思政课标准研制组和教材编写组之间密切的协调沟通制度，从制度和规范上加强不同研制组和编写组之间的联系，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让不同学段、不同类型学校的德育课程研制与教材的编写人员能够更好地了解其他学段、其他专业课程的内容与边界，更加准确地思考和把握本学段、本专业课程的内容与教材呈现方式。
此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意识形态性质极其明显，因而就有一个如何把政治话语转化为教育教材话语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好转化工作，把文件语言转化为教材语言，把教材语言转化为课堂语言。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这除了编写者转化意识与能力之外，也有编辑和审核者的问题。某些编辑和审核专家往往以简单的文件话语作为尺度，不允许教材有任何基于教育规律和语境进行的言语变化和有机设计。这是导致不同学段教材简单重复的原因之一。
因此，建议国家对编写人员和审查专家都要进行培训，一方面对教育专家进行政治培训，让他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精髓;另一方面对政治专家进行教育和教材语言的培训，让他们理解不按教育规律办事，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是起反作用的。
访谈人：
课程的实施，最终要依靠教师来实现。面对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大中小學思政课一体化的要求，以往“各管一段”的教师培训与发展模式需要相应改变。您对此有怎样的建议？还需要哪些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
韩震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1]思政课教师在推进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应该建立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联系沟通机制，促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相互了解，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
在以往的德育体系中，大中小学教师之间缺乏长期、稳定、有效的联系机制，互相之间缺少沟通。要破解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教育管理部门要多创设某些机制，增加不同学段、不同类型学校思政课教师之间共同学习、相互了解、分享经验的培训和观摩交流机会。比如推动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手拉手”备课机制，遴选学科带头人担任集体备课牵头人，充分发挥优势强校和教学专家的示范带动作用;建立健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体化备课的体制机制，设立“网络集体备课平台”，鼓励相互听课等。此外，还要通过奖励机制促进教师参与，使一体化建设不是教师工作的负担，而是发展的平台、机遇。
二是不同学段、不同类型学校应该主动加强“上下左右”之间的联动，所谓“上下”就是上下学段，所谓“左右”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内部不同学科以及其他专业课程教师之间的交流。建立思政课教师“纵向跨学段、横向跨学科”的交流研修机制，特别要加强和深化相邻学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之间的教学交流研讨。创造让不同学段的教师在专家学者的带领下相互了解的互动机制，让大中小学的教师在互动中确认自己学段的责任和相对的边界。
另外，也要推动创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其他专业和学科的教师互动交流机制，让思想政治理论课和课程思政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形成合力。
三是促进大学资源和中小学资源的交流。在“上下左右”的联动中，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重点示范基地或著名专家的作用，其中高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责无旁贷。与中小学相比，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特别是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有开展工作的人力资源和客观条件。
此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大学教师与基础教育教师之间的交流;也可以尝试以挂职工作的形式加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联系沟通，如中小学教师到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挂职助教，边学习边工作，高校教师也可以到中小学挂职任课教师，亲身了解不同学段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边界，以更加精准地把握教育规律和话语方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1）.
[2] 王湛，顾海良，韩震.我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步入新的历史阶段[N].中国教育报，2017-07-14（7）.
（编辑：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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