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娟 岳爱华
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抗战战火从东北蔓延至全国，女作家们从正面空间与负面空间两个角度，如实记录了物理意义上的战争图景。在时空纵横并置的叙事空间中，人们在战乱中的空间流徙提升了战争罪恶的客观性事实的容量，同时在时间流转中也凸显出抗战时期人们心灵的创伤。女性作家记录战争的残酷、控诉战争的罪恶，在超时空追问中表达出鲜明的反对战争捍卫和平思想，对于抗战时期女性作家思想及创作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抗战时期;女性作家;时间叙事;空间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21）06-0019-07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21.06.003
妇女与战争的关系（1949年以前）以及妇女与政治的关系（1949年以后），构成了中国妇女在20世纪全过程中的基本主题[1]8。抗战期间，女性作家高举抗日救亡旗帜，以笔为枪，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战斗之中。女性作家们以女性独特的视角、深切的体验、敏锐的观察，真实记录战争的恐怖与残酷，揭示战争导致的生命创伤与苦痛，表达她们对战争的批判与控诉。国内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具体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对抗战不同阶段的作品进行整合研究以及对女性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方面。抗日战争从1931—1945年，时间跨度14年，空间跨度延展至大江南北。本文拟探寻抗战时期中国女性作家作品的时空叙事①及思想表达，对于研究特定时期女性作家创作思想、主题及动因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空间转换与反对战争捍卫和平的思想表达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抗战开始，而七七事变则是华北地区战争的开端。随着战火燃烧，全国抗战如火如荼，反对战争捍卫和平的思想也在女性作家的文本中展开、演变。1931年至1937年的六年时间，在作品中呈现出抗战思想的作家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上海两大区域，其中，东北以萧红、白朗等为代表，上海则以谢冰莹、丁玲、葛琴等为代表。抗战战火从东北蔓延至全国，这些女作家們在作品中如实记
①“空间叙事”是当前经常使用的观察角度，已经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而时间、空间的融合、发酵，还未得到理论层面的深入探讨。参见：吴冶平《空间理论与文学的再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赵红红、唐源琦《当代“空间叙事”理论研究的演进概述》，《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录了物理意义上的战争图景，并在空间叙事及其转换中，敏锐传达了反对战争捍卫和平的思想。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真切地揭露了东北民众的悲惨处境，成为“九·一八”国难文学的代表性作品;谢冰莹则以女性的独特视角，用细腻的笔触进行战地书写，对残破的山河、高涨的革命热情给予全方位描写和展现。
依据空间理论，女性作家反对战争捍卫和平的书写主要体现在视点的变化上。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在1993年的《论空间化》一文中提出“空间化阐释框架”[2]126，强调用“空间方式来理解叙事”，将叙事视为一幅坐标图，坐标图的横轴记叙的是“发生的事件序列”，纵轴则体现着被作者和读者占据的时空维度。约瑟夫·弗兰克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同时性代替了顺序性，空间叙事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线索的时间性，更注重展现不同的场景，以达到层次化、立体化的时空交错的艺术效果”[3]2。小说叙事离不开特定的空间，因此空间选择具有重要的价值。空间的变化本身意味着一种阐释，因此，抗战时期女作家运用空间叙事的方式参与、影响了时间叙事，更加强烈有效地用作品传达出反对战争捍卫和平的思想。小说里的空间选择涉及地域和具体建筑空间选择的问题[4]，抗战时期女性作家作品空间的选择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女性作家及作品主人公寻找和平的“正面空间”，代表人物主要有丁玲、萧红、谢冰莹，她们对于和平的追寻首先表现在她们足迹所至的空间变化。1936年，丁玲由上海辗转至陕北，她曾自豪并欣慰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末无所顾虑、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末多领导同志们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末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5]101投身于抗战工作后，丁玲写了记录战争状况的通讯、报告文学《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冀村之夜》等作品;萧红则一路从北到南，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为全民抗战保家卫国振臂高呼;“文坛武将”谢冰莹，天生具有果敢性格，抗战开始后，毅然投笔从戎走向抗战前线，她“拿起枪是女战士，握住笔是女作家”，先后发表了100多篇数十万字的抗战作品，鼓舞了广大军民抗日救国的意志和决心。其次表现在丁玲、萧红、谢冰莹作品中所展现的正面空间。丁玲到达陕北后，创作转向对战争生活的正面描写。无论是战士、将领还是战斗场面等都纳入她的创作视野，她以积极乐观的笔调再现了战场上战士和百姓奋勇杀敌的场景，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斗志。在《一个小红军的故事》中，丁玲将一个小战士放在战争紧急转移这样的空间中，突出小战士保留一颗子弹去打“日本帝国主义”的质朴而高尚的爱国情感。萧红的《孩子的演讲》讲述了九岁孩子王根勇敢地发表抗日演说的故事，将孩子置身于滚滚洪流的战争空间中，激发了中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奋起抗战的热情。谢冰莹以带病之躯深入火线，创作了长篇通讯《踏进了伟大的战场——台儿庄》，在《会见池峰城师长》中，谢冰莹通过台儿庄守城主将、第31师师长池峰城得知战争中一位无名老太太向我军传送情报的故事后，备受感动与鼓舞，写下《与民族永存》一诗：“中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能失守。台儿庄，你伟大光荣的战史，将与日月争辉，与民族永存。”在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女作家们自觉地把自己的人生理想、生命价值同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正面意义空间的选择，对作者和作品主人公追求和平反对战争的理想展现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在正面空间中丰富了作者和作品中人物的生命个性。
另一種是让女性作家及作品主人公身心遭受压抑的“负面空间”。所谓的“负面空间”主要集中在沦陷区。日伪统治下沦陷区的文化政策禁绝一切激发民族意识的作品，女作家在身心备受压抑的负面空间中曲折地表达爱国情感。其中，但娣的《安荻和马华》、朱娓的《小银子和她的家族》、梅娘的《第二代》和《蟹》等作品通过巧妙地再现战争背景下民众的悲惨境遇，表达了民族觉醒与团结一致的反抗斗争意识。左蒂的《异乡人》讲述了在战争中受伤的老兵仍然心系国事，以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声援抗战，展现了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沦陷区女性文学“一片繁荣”的态势，恰如孟悦、戴锦华所言：“民族入侵者赤裸裸的血腥统治，‘大东亚文化如同一个密闭的毒气室的天顶虐杀了一切民族文化。传统的男性主题与文化使命遭受了野蛮的阉割式。在正统民族文化、主流的男性文学面临着废退、解体与死亡的时候，始终在民族危亡、社会危机的常规命题下遭受着灭顶之灾的女性却获得了一种畸存与苟活式的生机。”[6]121国统区女作家满怀悲愤地叙述了乱世窘境中人的非自然死亡，以草明的作品《阿衍伯母》《梁五的烦恼》《秦垄的老妇人》《南温泉的疯子》《诚实的孩子》《在防空洞里》等为代表。《秦垄的老妇人》中老大娘的儿子、孙子因为日本人的迫害而死，老大娘念孙成疯;《新嫁娘》中刚刚新婚的阿莲表妹失去了朝思暮想的爱人，给她的只是一个等待的幻梦。负面意义的空间具有束缚作者及作品中人物向往自由的作用，但是，这种束缚并没有成为羁绊，而是成为作者及作品中人物斗争成长的动力，并由此展现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坚定决心和民族团结抗战必胜的信心。
同时，这些女作家创作中的正面和负面的空间是不断转换的，空间的转换是女性作家生存的真实经历，也是她们作品重要的空间叙事技巧。白朗在《沦陷前后》中说：“一提起故乡，便会回忆黄金的儿时，儿时最爱的几处游地;我的心又飞回故乡了，故乡的景色是值得留恋的。”[7]4白朗的抗战小说《伊瓦鲁河畔》《轮下》真实地再现了在战争中普通民众恐惧流血、死亡的惊心动魄的日常生活。物理心理时空的转换，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并深刻地感受到战争对生命的摧残。萧红的《生死场》空间转换十分突出，战争吞噬了从农村的麦场、菜圃、老马屠场、荒山、尼姑庵到县城的妓院这一系列空间，同时也激发了人的觉醒。原本可以勉强活命的地方现在每一处都可能是日本鬼子的屠宰场，小说中描写县城里鬼子到处嫖妓抓人，金枝看见女人大着肚子在街上就告诉她说：“这样大的肚子你还敢出来？你没听说小日本子把大肚女人弄去破红枪会吗？日本子把女人肚子割开，去带着上阵，他们说红枪会什么也不怕，就怕女人;日本子叫红枪会做‘铁孩子呢！”在战争苦难中倔强生活的老王婆站起来了，甚至连愚昧的二里半也到抗日队伍里去，那些寡妇们以“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千刀万剐也愿意”的豪言壮语表达了她们抗日的决心。女性作家作品叙事张力也在两种空间中延伸、扩大，可以说，正是正负两种空间所形成的压力，促进了女作家及作品人物的自我觉醒与成长。
二、时空并置与反对战争捍卫和平的思想表达
在抗战时期，中国女性作家在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不同地域，从不同的视角揭示着战争的罪恶、人民的凄苦和国人抗战的热情与决心。从时间叙事的角度，女性作家的创作形成了完整的线索，对应了抗战整个过程。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的大部分地区及重要城市沦为沦陷区。这一时期东北沦陷区出现的女性作家作品有吴瑛《读书拾零：序梅娘“第二代”》《母心抄：告孩子们》，但娣《血族》《失掉太阳的日子》《风：献给我的母亲》，蓝苓《十七号病室》《影戏》《泡沫》，朱娓《小银子和她的家族》《病榻记》《心梦》，左蒂《女难》等等;华北沦陷区女性作家作品有梅娘《蟹》《雨夜》，雷妍《轻烟》，张秀亚《烟：生活的急流……》《杂俎：驴之虔诚》，寒流《人类和平之曙光》《赛金花与中国妇女社会》，纪莹《寂寞底生活》《为了美的记忆》等等;华东沦陷区作家作品有张爱玲《沉香屑》《金锁记》，苏青《华北问题的前途》《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的两个前途》《弱少民族与帝国主义间的战争论》，施济美《死的滋味》《爱的胜利》，汤雪华《动乱的一角》《慈母心》等。活跃在国统区的女性作家作品主要有凌叔华《慰劳汉阳伤兵》，葛琴《二次大战的性质与前途》《浙东前线的难童抢救队》《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妇女解放运动》，谢冰莹《动乱中之闽西》《夜间行军》《到上海去》，白朗《燃起我们的火把》《她们成长在炮火中》等等。在解放区的女作家李伯钊、丁玲、陈学昭、颜一烟、莫耶、袁静、韦君宜等人，也纷纷在作品中表达了深刻的反对战争捍卫和平思想。时间与空间并置，完成了对抗战叙事的全景化处理。女性作家写出了抗战中全国各地军民同仇敌忾、抵御外辱，也写出了十四年不同阶段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正如马克思所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8]90，即任何事物都出于一种“时空共存状态”。时间是空间的潜在形式，空间是时间的外在表现。查希里扬认为，“时间仿佛是以一种潜在的形态存在于一切空间展开的结构之中”[9]27，这也说明了时间的存在视域不容忽视。
通过时空纵横并置的叙事，女作家们表达反对战争捍卫和平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随着战争的时间变化和战场转移，女作家们对人们在战乱中空间流徙的再现描摹，突出了战争罪恶的客观真实性;二是伴随战争中时间的流转，女作家们亲历亲证战争带给人们的心灵创伤，强化了战争罪恶的主观真实性;三是在时空境遇的变幻中，刻画人们持续高涨的抗战热情，表达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钢铁意志。
随着战争的时间推移和战场变化，女作家们对人们在战乱中空间流徙的再现描摹，突出了战争罪恶的客观真实性，代表作家有萧红等。萧红最初生活在哈尔滨，她发表于1934年的《生死场》真实地描写了东北人民的麻木、封建、无知、贫困的生存境遇。但是随着战争的扩大与侵略的加剧，劳苦民众的反抗情绪被激发起来，随着民族意识的逐步觉醒，人民大众开始团结一致，显示出“生的坚强的钢铁意志”，那些“蚁子们似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鲁迅先生褒扬《生死场》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的作品[10]244。胡风在《〈生死场〉读后记》中赞美萧红“这是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11]111。随着战火蔓延，萧红的活动轨迹从东北、青岛一路辗转到上海、武汉、重庆等国统区，彼时的国统区“贪污满街，谬论盈庭，民众运动，备受摧残。思想统制，言论检查，无微不至，法令繁多，小民动辄得咎，而神奸巨猾则借为护符，一切罪恶都成合法”[12]1147。萧红置身社会环境恶劣的国统区，将其所见日寇侵略暴行和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精神做了细致刻画，其系列抗战文学作品，实现了“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935年9月她在《妇女生活》发表了短篇小说《莲花池》，1 938年8月在《大公报》副刊《战线》发表了《汾河的月亮》，以及《孩子的演讲》《朦胧的期待》《红的果园》《黄河》《逃难》《马伯乐》《北中国》等等。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表现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寇的愤怒呼声，有力地抨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逃难》刻画了靠同学关系当上中学教员的何南生，刚信誓旦旦地对学生说“与陕西共存亡”“决不逃难”，走下讲台就拿上大包小包率领老婆孩子匆匆而逃，讽刺了战时某些知识分子的庸俗不堪、自私自利和虚伪狡猾。萧红的系列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罪恶的客观真实性：其目之所及的是东北沦陷区村庄的惨景，耳之所闻的是难民流离失所的哀号，作家对战争的批判之意不言而喻。
伴随战争中时间的流转，女作家们亲历亲证战争带给人们的心灵创伤，强化了战争罪恶的主观真实性，代表作家有谢冰莹、张爱玲等。谢冰莹和张爱玲对抗战的描写，呈现出时空并置后的独特性。谢冰莹在《两个逃亡底女性》中真实地再现了国破家亡所致的“难民”潮，“狼狈地躺在船边的人，他们简直全是些难民，每个人身上的衣服都是破烂的，男孩子们完全裸体，女孩子也只挂了一块破布，遮住某一部分，他们都低着头在打鼾，月亮照着他们枯瘦惨白的脸，一看就知道这些都是为生活受压迫的奴隶们”[13]。张爱玲于1941年在港大读书，近距离感受了香港的沦陷及带给人的心灵焦虑。在《烬余路》《倾城之恋》等作品中，张爱玲描述了在这一时间节点上中华民族空间国土沦丧的事实，以及由物理空间的狭小与充满危机所造成的人的心理空间的被挤压和变形的状态：“突然，在近街门的处所，爆发了军用摩托的吼声。屋子里的人陡然一惊，骚动了一下，又静默下来，恐怖由这个角落爬向那个角落，瞬時抓住了整个屋中活动的神经……夜暗充溢着屋子，没人走动，也没人说话。”[14]57在这里，张爱玲从平民的视角，发掘出战争中的“恐怖”，这种心理体验是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而这种战争“后遗症”带给人心灵的痛苦体验是终生的。此外，罗洪《白的风暴》以“一·二八”淞沪战争为背景，批判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在《小兵》中，罗洪借小兵之口对国统区不抵抗政策直接加以批判。草明的《阿乔》和《受辱者》塑造了在战争中挣扎的女性形象。《受辱者》中被日军侮辱的女子梁阿开，她被日本人抓去做慰安妇，阿开清楚地看到所有的女性害怕的不是“吃子弹死得苦呢，还是斩头死得苦”，而是“顶怕被那些畜生”侮辱，在战争的时间线上被置入危险空间，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中女性独有的身体苦难和心灵创伤，同时也将战争时期人的生存苦难的女性视角书写推向顶峰。
在时空境遇的变幻中，女作家们刻画中国人民持续高涨的抗战热情，表达中国人捍卫和平的钢铁意志，代表作家有丁玲等。丁玲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随军赴前线工作，成为中国较早的一批战地女记者，发起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她们不畏牺牲，以电报、战地通讯、报告文学等方式呼吁全民抗战，争取国际援助。丁玲的抗战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印记，小说集《夜会》揭示了上海工人的生活境况，书写了工人对“九·一八”事件的历史回应，通过描写工人群众以特殊的手法冲破国民党军队反对抗日的禁令，风趣而辛辣地揭露了国民党压制抗日的罪行。其他反映工人群众抗日救亡热情的小说，如《到前线去》《冀村之夜》《泪眼模糊中之信念》《从临汾寄到武汉》，也都是抗战文学的优秀作品。丁玲后来奔往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加入了解放区女性抗战文学队伍，主要作品有《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在病院中》《压碎的心》《入伍》《新的信念》《县长家庭》等等，这些作品描写了怀有爱国之心的农民、妇女、儿童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和忍辱负重为抗战作出的重大牺牲。丁玲1 936年到陕北后，全身心投入到解放区的抗战中，继续书写了抗战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军民不屈不挠、同仇敌忾的风采。
由此可见，在抗战时期，女作家们立足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不同地域，从不同视角，揭示了战争的罪恶、人民的凄苦和国人抗战的决心。在作品中寄寓着女作家们深切的反对战争捍卫和平的思想。
三、超时空追问与反对战争捍卫和平的思想表达
事实上，作品中的时空通常表现为一体两面，很难被强行分开。巴赫金把文学作品中的时间和空间不可分割的状况称为时空体，认为“时间在艺术时空体内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渐趋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与衡量”[15]44。在巴赫金这里，时空问题相互分解、缠绕，对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作品本身既是具体的时间与空间，又是对于时间与空间的超越，因为文学作品就是要通过特殊、个别、个性去揭示反映一般、普遍、共性，因此，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普遍性就是对于具体时空的超越。正如朱光潜所言：“诗的境界是理想境界，是时间与空间中执着一微点而加以永恒化和普遍化。”[16]50具体到抗战中女性作家，她们绝非时代符号，而是具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女人是用她们女性心灵的特殊方式体验和承受战争：轰炸、失望、苦难——在女人眼中远不是战争的全部，除此之外，由于她们女性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女人们更为强烈地感受到战争在肉体和精神上强加给她们的不堪忍受的重负。”[17]7女作家强烈地感受到了战争对生存的胁迫不断升级，从农村到城镇，从北方到南方，伴随着时间而到来的侵略者的脚步声越来越密集，百姓的生存空间的安全性越来越低，与心理空间的紧张度形成呼应，令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生存环境的压抑与恶化。战争导致人们生存空间逐步毁灭，而随着物理时空的破碎，处于生命绝境的奋起反击便成为必然。
正是从反对战争捍卫和平的角度，女作家们的抗战叙事依托于时空，又超越了时空。在抗战时期中国女作家的作品中，超时空追问体现为对时间的超越和对空间的超越两大方面。对时间的超越一方面体现为逝者在时间的持续当中持存甚至变得更加宝贵。女性作家作品塑造系列抗战英雄形象，歌颂了中华民族团结斗争的伟大民族精神。白朗是东北作家群主要成员之一，她在《生与死》《一个奇怪的吻》塑造了不惜以鲜血和整个生命的代价与敌拼搏的革命者夫妇和普通妇女的形象。白朗小说的笔调于细腻中透着雄浑刚健，一系列不屈不挠、大义凛然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她的小说具有内在的英雄主义气质。白朗作品展示了北方同胞不可征服的坚强意志，讴歌了在日寇魔爪下不屈不挠、血战到底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民魂。萧红《生死场》真实地描写了北方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在日本殖民者控制的间隙，这些勇敢的女性以独特的方式表露心路，用笔墨勾画昏昧腐败的社会和其中艰难生活着的国人之相，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留下历史纪录，也为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认知提供了注解。战争面前生命是脆弱的，时间无情地吞噬着每一个弱小的生命，但逝者的革命精神却永远闪光。
对时间的超越另一方面体现为超越时间的共鸣。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会在作者、作品、读者之间形成共鸣，尽管这种共鸣都是异时代的，但是却可以让作品超越时间维度，实现主题的升华。综观女性作家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她们在作品中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记述了战争带给国人的深重灾难，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无情，以笔为武器声援了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这无疑容易激荡起同时代或异代血脉相连的中华儿女抵抗侵略捍卫和平的决心，也无疑会唤起世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共鸣。
对空间的超越首先体现在对具象空间和抽象空间的超越。抗战时期女性作家立足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以炽热的家国情怀，多角度、深层次表达了女性对所处时代的切身体验，在她们的作品中塑造了基于共相空间而又超越共相空间的系列人物形象，通过作品的叙事，女性自我体认得到拓展，个性得以彰显，进而探究了女性在抗战时期为受难民众奔走呐喊，以柔弱之躯勇担民族解放的时代责任和使命。郁茹1943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爱》，以两性情爱为主题，叙述了罗维娜“唾弃那两个厮守着的狭的自私的爱”，勇敢地走出家庭融入社会舞台，成为积极的抗日女性的故事，歌颂了战争中女性勇于反抗、积极进取的革命精神和为民族解放事业甘于献身的高贵品格。
抗战时期女性作家作品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对战时中国社会状况和人民生活处境的刻画，都是空间形式的表现。
女性作家的抗战叙事感染力强，反对战争捍卫和平思想能够打动读者心扉。从心理意义上的时空叙事来看，生活在战争环境中的中国女性作家，以自身独有的女性敏感心理，通过时间和空间叙事，以文学书写的方式记录了历史真实。抗战期间，丁玲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写战争中女性和儿童的生存状态的，身为弱势群体，她们是战争最大的受害者。在《孩子们》中，丁玲写了一些年纪很小，脱离家庭出来做写标语之类工作的孩子们。在《致孩子剧团》中，丁玲痛楚地写道“你们的声音是令人不忍听的，一种受压迫者的、奴隶者的反抗的嘶叫。你们的样子都天真活泼，但有洗不尽的愁苦”[18]24。《我在霞村的时候》中，丁玲以同情的笔触，写了一个不甘被命运安排的女性贞贞的故事。贞贞被日军抓去，受到凌辱，后来回到村庄，遭到了异样的眼光。关于这部作品，丁玲说：“一场战争啊，里面很多人牺牲了，她也受了许多她不应该受的磨难，在命运中是牺牲者，但是人们不知道她，不了解她，甚至还看不起她，因为她是被敌人糟蹋过的人，名声不好听啊。于是，我想了好久，觉得非写出来不可。”[19]87在《压碎的心》中，丁玲仍然写的是战争中的受难者——女性和儿童。一个母亲把还未成年的儿子送去当兵，虽然他爱儿子，但根本无力改变命运：“一切事情，自己小心吧。做娘的也顾不得你了，当兵还是一条出路。你大哥听说也上了队伍，你爸爸留在太原，到现在消息也没有，叫我一个女人家，带着你们怎么办？”[20]157 丁玲的作品中，真实时间和虚拟时间在作品中浓缩、凝聚;物理空间和想象空间被卷入作品时间、情节的运动之中而富于心理蕴藉意义。女作家们的文学叙事被深深地镶嵌在时空当中，这种时空文学叙事既有对现实时空的忠诚，也有对现实时空的想象，女作家们的情感与理性认识融渗在作品之中。她们的作品通过空间叙事表现出的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的沉痛控诉，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某些消极抗日的亡国情绪的谴责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无可争议的使命感，对白山黑水间燃起的抗日烽火到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救亡的各种反抗斗争场面的再现，激扬了海内外华人乃至全世界人民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热情与信念，也更加深化了反对战争捍卫和平思想的普适性内涵。
毛泽东曾言：“假如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21]1640毛泽东高度肯定和评价了在中华民族伟大战略转折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妇女在生产和建设中的伟大作用。作为中华女儿的女性作家们面对民族危亡，也做出了自己的历史抉择，她们或者直接走上战场，或者以笔为枪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从时空视域看，在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时期，战争成为女作家们文学书写的语境，她们扎根中国大地，用抗战文艺作品极大地鼓舞着军民争取胜利的信心，推动了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发展。女性天性中的善良、韧性、承担，在战争苦难中表露无遗，而其中的反对战争捍卫和平思想，成为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也是她们对抗战叙事的独特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唐伟胜.叙事中国版：第4辑[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3]约瑟夫·弗兰克.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M].秦林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4]余新明.《呐喊》《彷徨》的空间叙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
[5] 丁玲.丁玲全集（9）[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7]白朗.白朗文集：第3卷[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格·巴·查希里扬.银幕的造型世界[M].伍苗卿，俞虹，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
[10]刘磊，方玉萍.百年中国纪事1900—1949（上）[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11]萧红.呼兰河传[M]//萧红纪念馆.萧红全集2.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
[12]茅盾.茅盾专集：第1卷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13]冰莹.两个逃亡底女性[J].灯塔，1934（1）：10-94.
[14]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4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15]巴赫金.小說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6]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17]斯·阿列克茜叶维契.战争中没有女性[M].吕宁思，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85.
[18]丁玲.丁玲全集（12）[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19]丁玲.丁玲全集（8）[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20]丁玲.丁玲全集（4）[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Temporal and Spatial Narration and Ideological Expression of Chinese Women Writer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1—1945）
WANG Mingjuan1，YUE Aihua2
（1. Editorial Department，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Chengde，Hebei 067000;2.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Chengde，Hebei 067000，China）
Abstract：In the 1930s and 1 940s，a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ders spread from the northeast to the whole country，women writers truly recorded the pictures of the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ositive space”and“negative space”in the physical sense. In the juxtaposition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narrative space，the spatial movement of people in the war enhanced the capacity of the facts of the war"s evils，while the flow of time also highlighted the trauma of people"s hearts during the war. Women writers recorded the cruelty of war，accused the evils of war，and expressed their distinctive thoughts against war and in defense of peace in an interrogation of super time and space，which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 the study of women writers and creative works during the war period.
Key words：Anti-Japanese War period;female writers;temporal narration;spatial narration
猜你喜欢空间叙事抗战时期抗战时期边区人民调解制度的评价法制与社会(2016年34期)2017-01-14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结构与功能中州学刊(2016年11期)2017-01-06抗战时期贵州的出版业探究新闻界(2016年13期)2016-12-23论《三城记》空间叙事艺术特征电影文学(2016年22期)2016-12-20浅谈中韩电视剧、电影的叙事差异今传媒(2016年11期)2016-12-19论徐则臣小说的空间叙事文教资料(2016年22期)2016-11-28从《电影与播音》回望抗战时期川渝电化教育的发展科教导刊(2016年27期)2016-11-15抗战时期桂林音乐团体简介文教资料(2016年20期)2016-11-07抗战时期迁黔军事院校体育活动研究考试周刊(2016年79期)2016-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