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志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社会服务类组织（以下简称社会服务组织）是社会组织的一种,主要是指通过劳务为社会成员提供满足生活需要以及提升福利水平的组织。
近年来，社会服务组织凭借着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等特点成为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重要抓手［1］，但仍面临着资源缺乏、能力不足等困境，无法充分满足快速持续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因此，社会服务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理论指导。
本文通过实践观察，结合文献分析结果，归纳出 “政府主导型” “社企主导型” 和 “社群主导型” 等三条社会服务组织成长路径，选取了相应的具有典型案例，运用严谨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 探讨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关键要素，构建其成长模型，为社会服务组织成长提供实践启示。
（一）社会组织成长路径研究
改革开放后，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围绕 “社会组织的成长路径” 积累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总的来看，现有文献通常将社会组织的成长路径分为 “自上而下” 和 “自下而上”［2］。
对于 “自上而下” 路径的研究，学者们主要基于社会组织成长的大背景——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的观察，在 “国家—社会” 的理论范式下，从治理权力［3］、管理体制［4］、制度设置［5］以及政策合法性［6］等方面出发，揭示了社会组织选择此种成长路径的制度因素。
“自下而上” 的路径则指的是社会组织为回应社会需求而自发成立和成长起来的社会组织成长路径。
在这种路径下，社会组织依靠其自主性，通过商业化手段［7］、提升专业化水平［8］等方式实现自我建设和自我协调，继而实现其可持续成长。总的来看，学术界对于社会组织成长路径的研究并不全面， 过于强调政府力量和社会组织自身能力而弱化了市场力量对其成长的外在支持，忽视了基金会、社区等社群力量对社会组织成长的重要影响， 导致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
（二）社会组织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当前, 关于社会组织成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视角：结构视角和能动视角。结构视角下的研究， 主要从影响社会组织成长的外部环境出发，基于制度理论和资源依赖等理论展开。其中， 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因素对社会组织成长的影响，相关研究涉及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与控制、合法性、治理结构等；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研究则主要关注社会组织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在资源方面的相互需求、交换与依赖，研究内容涉及政府购买服务支持、企业赞助和公众支持等。
在能动视角下，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社会组织内部的能力要素，如人力资源管理能力、项目管理能力、战略管理能力以及发展不足现象、路径选择以及策略等。总的来说，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认识到社会组织成长既受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的影响， 也离不开社会组织自身内部能力的发挥， 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 “社会组织有了充足的资金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误会，但对社会组织成长的内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独立,兼顾内外因素思考社会组织成长的研究较为缺乏。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从多角度、多方面探究了社会组织成长这一问题， 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 现有研究尚未关注到近年来社会组织依靠基金会、社区等社群力量成长起来的路径，这和当下社会服务组织的成长实践有所脱节；
第二，既有文献较少全面地分析社会组织成长的内外部因素,缺乏兼顾内外两方面因素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第三，从研究方法看,现有文献对社会组织成长内外部影响因素的分析大多采用定性演绎和单案例研究方法,只有少数采用扎根实证方法。
鉴于此，笔者摒弃了传统的 “自上而下” 和 “自下而上” 的成长路径分类，在文献分析和实践观察的基础上，将社会组织的成长路径划分为 “政府主导型” “社企主导型” 和 “社群主导型” 。
具体而言， “政府主导型” “社企主导型” 和 “社群主导型” 路径的主要资金（占比≥50%）分别来源于政府、市场和社群，创始人的动机分别为公共服务动机、社会创业动机和自我价值实现动机， 主要的支持力量分别是政府的支持、 个人的社会网络和市场化能力以及社群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取相应成长路径的典型案例，基于扎根理论，综合内外部影响因素对其成长现象进行归因， 完善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研究框架。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聚焦于社会服务组织的三条具体成长路径，这是学术界尚未充分研究的问题，而案例研究方法有助于对社会实践涌现的现象做出合理解释，是构建和验证理论的有效方法［9］。笔者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本研究探讨社会服务组织选择某种或某些成长路径的原因，比较这三条成长路径的异同，属于探索性研究的范畴，适合用案例方法来研究［9］；
二是案例研究能够突出情境、展示过程和揭示关系［10］,不同的成长路径可能具有独特的特征， 这种由实践发展而来的成长路径需要多案例研究来深入探索其发展脉络；
三是相较于单案例研究，多案例研究的说服性和推广性更强，可以得到更稳健的结论［11］。
（二）案例选择
本研究按照如下标准来选择案例：首先，样本社会服务组织成立时间在五年以上， 一方面确保这些组织已经进入了成长期， 符合研究问题对研究对象的标准；
另一方面组织成立时间较长，能够获取丰富充足的资料进行研究。其次，符合本研究梳理的成长路径的定义， 以实现笔者比较三条成长路径异同的研究目的。最后，样本组织必须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即至少在其省域的社会服务领域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基于以上标准，本研究选取了三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社会服务组织为样本，其基本情况如表1 所示。
此外，为方便后续的数据处理，将所选的 “政府主导型” “社企主导型” 和社群主导型成长路径的案例分别编号为A、B和C。
表1 案例组织概况
（三）数据的收集和处理
本研究将通过深入访谈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主要数据来源。具体而言，在经过受访者同意后对访谈进行了录音， 继而对每段录音进行了文本转录与整理，共访谈308 分钟，获得将近9 万字的转录稿。
此外，通过案例样本组织的官网、微信公众号、 新闻报道以及相关文献等获得的二手资料也丰富了本研究的数据。
在数据收集的基础上， 研究采用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并运用Nvivo12 质性分析软件，对上述资料进行编码分析。
作为一种重要的定性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能够通过对质性资料的系统分析，对社会现象或问题做出普遍解释，探索事物之间的关联并预测规律与趋势［12］，这与本研究探究社会服务组织不同成长路径的目标高度契合。
运行Nvivo 软件对访谈转录稿进行循环深度挖掘，不仅有利于提高科研效率， 而且随着编码抽象层级的提升， 能够为识别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影响因素，形成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故事线，以及纵向对比三条成长路径提供清晰的视角。
（一）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指根据一定的原则， 对大量杂乱的样本资料进行分解，提取其中的关键信息，经过反复推敲、 对比和精炼对其进行概念界定的过程。
具体而言，开放性编码可以细化为贴标签、概念界定和范畴归类三个步骤。
经过对标签的多次分析整理，从A、B 和C 样本资料分别提取出51、37 和 38 个初始概念，以及 29、26 和 19 个基本范畴。
限于篇幅，开放性编码示例如表2～4 所示：
表2 A 组织开放性编码示例
表3 B 组织开放性编码示例
表4 C 组织开放性编码示例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指在开放性编码的基础上， 在保持所有基本范畴关系严谨和独立的前提下， 通过进一步挖掘原始资料的内容， 对提取的概念和范畴进行整合的过程。
经过对开放性编码阶段资料的初步梳理后， 主轴编码阶段上述基本范畴进行聚类分析， 最终分别形成了如表5～7 所示的10、11 和 10 个主范畴。
表6 B 组织主轴编码
表7 C 组织主轴编码
续表7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主要是指从主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 按照一定的逻辑分析核心范畴和其他范畴的关系，从而发展理论框架［13］。
本研究主范畴的典范关系结构列举如表8。
表8 典型关系
围绕核心范畴， 故事线索概括为：
创始人特征、原有资源、合法性肯定、外部支持、资源拼凑、组织合作等要素能单独或共同促进社会服务组织成长。
其中，创始人特征、原有资源是内在驱动要素；
合法性肯定、外部支持是中介因素；
资源拼凑、组织合作等行动策略是实施过程要素。
基于 “内部—中介因素—行动策略—结果” 关系，本研究分别构建了以上三组织的成长模型（如图1-3）。
图1 A 组织成长模型
图2 B 组织成长模型
图3 C 组织成长模型
通过对上述成长模型的综合分析和网络资料的全面阅读， 本文最终构建包含创业者、 原有资源、阻碍因素、促进因素、成长手段等要素在内的社会服务组织成长模型（如图4）。
图4 社会服务组织成长模型
当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某一范畴的数据时,构建的理论便趋于饱和［14］。
在本研究中, 在构建成长模型后， 通过将访谈者的访谈编码进行随机抽取, 检验是否达到理论饱和度。
经过检验发现，并未形成新的概念、新的范畴和新的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 本研究所得到的阶段性理论已经足够丰富，并达到饱和程度。
（一）关键要素
1.创始人特征
基础资源理论认为， 组织创始人具有稀缺而多样化的特征是组织的成长优势［15］。
高阶理论认为， 组织创始人的认知差异可能影响成长行为及结果［16］。
而社会服务组织创始人作为组织的关键人物，兼具管理者、决策者等多重角色，因此创始人的个人特征（先前经历、情怀动机等）会直接影响组织的成长。
先前经历是组织创始人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一方面， 先前的成功经验使创始人形成对社会服务事业的前瞻性和预判力， 即预测组织所处的环境，识别组织成长的阻碍因素和促进因素，利用新机会，以加强现有的社会服务［17］。
另一方面，创始人的家庭成长和工作经历会塑造其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思维方式，以拓宽成长资源来源渠道，增强组织的竞争力。
情怀动机属于个体认知和情感归属特征［18］，是影响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关键性因素。目前，与企业和政府部门相比，我国大部分社会组织成员的薪酬标准与稳定性都存在着较大的完善空间, 待遇普遍较低、社会认同度不高［19］，没有情怀在背后推动，社会服务组织很难留住人才，无法获得持续发展。此外，情怀动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创始人面对成长困境时的态度。因此，创始人必须具有社会责任心、奉献和公益精神，用乐观精神看待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前景。
2.原有资源
已有研究表明， 组织的某些资源决定了组织的竞争优势， 因此关注组织内部的原有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
首先，资金资源、人力资源等是组织成长的基础性资源， 是组织正常运营的根本前提［21］。
其次，社会服务组织本身的资源禀赋会影响组织的外部资源的选择和获取［15］。
社会服务组织通常需要利用内部资源来识别、 开发和利用成长所需的外部资源， 以此提高组织自身的竞争优势。
3.合法性肯定
合法性肯定是影响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环境不断完善的基础因素和保障条件。
从社会服务组织的成长实践来看, 不同类型的合法性肯定对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影响不尽相同。其中，政策合法性肯定为社会服务组织的成长创造了必要的生存空间， 社会合法性肯定能够有效拓展社会服务组织的成长空间， 市场合法性是社会服务组织提高资源交换效率的客观要求［22］。
总的来看，合法性机制作为一种权威和价值系统， 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能够规范社会服务组织的行为，继而影响社会服务组织的成长轨迹［23］。
4.外部支持
社会服务组织的成长态势是内外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除了组织的内部资源外，争取外部利益相关主体的支持也显得十分重要。具体而言，政府能够通过购买公共服务、 税收减免等方式向社会服务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为社会服务组织的成长提供基础性保障；
企业作为市场资源配置的主体， 可以为社会服务组织提供商业信息和技巧经验，有利于降低组织在成长期的运营成本［24］；
亲友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为组织成员提供情感支撑，使其无后顾之忧，进而促进其坚定公益信念，避免发生使命漂移现象；
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支持型社会组织集中其优势资源为社会服务组织提供智力支持， 有利于加强社会服务组织的内部建设。如恩派创立了上海社会创新研究院，以课题研究的方式为许多社会服务组织提供了咨询、 培训等智力支持。
5.资源拼凑
资源拼凑指的是创造性地利用现有资源，及时行动以解决新问题或开发新机会［25］，是社会服务组织避免资源短缺困扰的常用手段。
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社会服务组织利用人力拼凑、市场拼凑、实物拼凑、制度拼凑、技术拼凑等资源拼凑策略， 可以聚集组织成长所需的人力资源、 资金资源、物质资源和技术资源等，有利于社会服务组织各项功能正常运转［26］。
从资源多样化的角度看，将获得多种的资源以新颖的方式重新组合， 可能会提高组织的增长水平。
6.组织合作
从资源编排的视角看， 社会服务组织获得的资源并不会直接变为绩效报酬， 必须建立动态的资源管理机制［27］。
社会服务组织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提供实习岗位等多种组织合作方式，实现资源配置、资源协调和资源调动，将获取的资源转换为组织绩效，增强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进而促进组织成长。值得一提的是，社会服务组织的合作者通常也是其支持者，在社会服务组织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使命漂移的现象。
7.发展困境
发展困境是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宏观背景，影响着社会服务组织的行为选择。
社会服务组织的成长实践表明， 无论是成立不久的小型草根社会服务组织，具有半官方社会服务组织，都或多或少地会遇到一些困境和问题， 继而制约着其作用和功能的正常发挥。处于成长期的社会服务组织，很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资金不足、人才缺乏、法律限制等困境。在本研究中， “政府主导型” 社会服务组织即便与政府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但很可能会面临过度依赖政府等困境；
“社企主导型” 社会服务组织的商业手段也容易受到法律质疑；
“社群主导型” 社会服务组织的国际项目也难以顺利实施。这些社会服务组织要继续成长，不仅离不开自身能力的提高，也需要良好的外部生态环境。
（二）逻辑阐释
本研究基于多案例的多源深度访谈资料进行扎根分析， 构建了社会服务组织成长模型 （如图4），涉及创始人、原有资源、外部支持、资源拼凑、组织合作及发展困境等关键要素， 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下：
首先， 创始人特征和原有资源作为社会服务组织的内部因素，既能单独影响组织成长，也能通过适宜的行动策略，间接作用于组织成长。
第一，创始人通常也是社会服务组织的主要决策者和管理者，在组织中担任着促进成长行为的责任，而先前经历和情怀动机塑造了其独特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直接影响其管理能力，造成成长结果的差异。第二，社会服务组织原有的内部资源是维持组织正常运转的基础保障， 内部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会对组织的成长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第三，认知研究表明， 创始人的决策和管理行为与其个人特征具有密切联系， 创始人不同的先前经历和情怀动机，促使其做出不同的策略选择，继而影响组织的成长轨迹。
第四，资源依赖理论表明，社会服务组织原有的内部资源直接影响着其获取外部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促使其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
正是其内部有价值的、 稀缺和不可替代的资源，更使得组织能够利用独特的机会， 继而促进组织成长［28］。
其次， 合法性肯定和外部支持以及内外部成长困境作为中介因素，既能直接作用于组织成长，也能通过影响行动策略，间接影响成长结果。一方面， 社会服务组织的成长不仅需要内部资源的保障，还需要良好的外部生态环境。合法性肯定和外部支持促使组织的成长环境不断优化， 直接影响着社会服务组织的成长态势。
而成长困境作为社会服务组织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素， 自然会对组织成长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合法性肯定和外部支持是社会服务组织采取资源拼凑、 组织合作等行动策略的前提条件， 当前的成长困境也影响着社会服务组织采取行动策略的类型和先后顺序，间接对其成长结果产生作用。
最后，资源拼凑、组织合作等行动策略是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过程因素。第一，资源拼凑对组织成长具有直接的积极作用， 资源拼凑策略能够为组织成长集中基本的资金、人力、办公或活动场地等多种资源。根据彭罗斯理论，最终集中起来的多样性资源能够使社会服务组织以创新的方式重新组织资源以实现组织成长。第二，组织合作的过程其实也是资源编排的过程， 社会服务组织通过与政府、企业、高校等主体的合作，组织筹集到的资源可以得到相应的利用，并且组织的服务能力、管理能力等能够得到历练， 对社会服务组织的成长产生影响。第三，社会服务组织的行动策略还有公信力塑造、拓展业务、持续学习等等，不同路径的社会服务组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行动策略，并且可以借助多种策略组合的方式，凝聚组织成长的促进力量。第四，社会服务组织的成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某些行动战略可能会促使社会服务组织对组织成长产生动态循环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中， 资源拼凑伴随着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全过程， 并通过组织合作对组织成长循环地产生影响，而资金拼凑、技术拼凑、人力拼凑等资源拼凑方式是组织合作战略制定与改进的重要因素。
（一）主要结论
文章基于扎根理论构建了社会服务组织成长模型， 系统地阐释了影响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关键要素及其理论逻辑。
研究发现：第一，创始人特征、现有资源、发展困境、外部支持、合法性肯定、资源拼凑、 组织合作等要素对社会服务组织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创始人特征（先前经历、情怀动机）和现有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技术资源、资金资源）是内部促进因素；
发展困境（内部困境、外部困境）和合法性肯定（法律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社会合法性）以及外部支持（政府支持、企业支持、高校支持、其他社会服务支持等）构成了中介要素，资源拼凑（资金拼凑、实物拼凑、技术拼凑、制度拼凑）、组织合作（政府合作、企业合作、高校合作） 以及其他行为策略是实施过程要素。
第二，上述要素不仅能单独影响社会服务组织成长，还能部分叠加造成成长结果的差异。第三，资源拼凑、 组织合作等行为策略可能会动态循环地促进社会服务组织成长。
近年来，政策法律、公益生态系统以及服务方式都发生了诸多变革， 社会服务组织的成长实践分化出了 “政府主导型” “社企主导型” 和 “社群主导型” 三种成长路径，演化为特色的成长轨迹。
为了更好地分析不同社会服务组织的成长现象，结合本文研究发现以及相关文献， 对上述三种成长路径的社会服务组织的成长要素进行对比， 其结果总结如下：
首先， 创始人的先前经历对其选择何种成长路径具有重要影响。
“政府主导型” 社会服务组织创始人的体制内工作经历、 官方背景以及与政府部门的密切关系，使其具有强烈的公共服务动机，在成长过程中更易也更倾向于获得政府支持；
“社企主导型” 社会服务组织创始人大多具有职场工作经历，具有较为敏锐的机会识别能力，组织负责人在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动下， 即使面对巨大困难和商业利润的诱惑， 也能够为了实现其公益目标而不断努力［29］；
“社群主导型” 社会服务组织创始人一般具有强烈的公益动机， 具有较强的共情能力， 能对某些社会问题或群体产生强烈的共鸣感， 这对其产生创业想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30］。
总体而言，由于服务领域和服务类别所限， 上述三种成长路径的社会服务组织都离不开公共服务动机的驱动。
其次， 合法性肯定是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重要前提。
法律合法性是所有社会服务组织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政治合法性对于 “政府主导型” 社会服务组织来说尤为重要， 只有获得了政府认可，才能获得政府资源的倾斜。社会合法性又主要包括市场的认可和民众的认可。
只有获得了市场认可， “社企主导型” 社会服务组织才能保持维持自身的长远发展。
“社群主导型” 社会服务组织主要依靠社区居民、 基金会等社群的力量开展服务活动，获得社会合法性是其顺利成长的前提。
再次， 外部支持是社会服务组织克服发展困境而得以继续成长的重要促进因素。
具体而言， “政府主导型” 社会服务组织凭借与政府的良好关系，甚至是官方背景，更易获得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社企主导型” 由于具有公益和商业两块牌子，与其他社会服务组织相比，其商业敏感性及其相应的商业运作模式，更易引起商业机构的注意，进而争取其支持并提高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力；
“社群主导型” 社会服务组织则扎根社区、街道办等基层，对公益事业具有高度的热忱，其主要依靠社群的力量解决成长难题。总的来看，在尚未获得持续且丰富的资源的情况下， 三种成长路径的社会服务组织并不会单纯依靠某一外部组织的支持，而是会尽可能地争取更多力量的支持。
最后， 三种成长路径的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差异还体现在其行动策略上。
除了资源拼凑策略外， 各社会服务组织也会根据自己面临的困境以及目标定位等情况，采取公信力塑造、持续学习、拓展业务、组织合作等多种方式解决面临的难题，获得成长资源， 提高服务能力， 进而实现组织成长。
（二）实践启示
一是正确解读当前的法律和政策规定， 优化外部成长环境。首先，三种成长路径的社会服务组织都应认真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 考察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明确制度红线。其次，与当地政府、组织成员、服务对象、合作者以及支持者等利益相关主体积极沟通，并争取其认同和信任，塑造和谐的社会网络关系。
二是积累知识和资源，坚定创业信念。
首先，社会服务组织创始人和负责人要学会总结和反思， 提取并充分利用先前经历中所积累的知识和资源，为组织成长奠定一定的基础。
其次，研究发现， 社会服务组织创始人的情怀动机对组织的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创始人要坚定其理想信念，肯定组织成员的付出， 促使组织成员相信组织的发展前景。
三是着力培养公益人才， 充分整合和利用各类资源。首先，组织的成长离不开具有公益热情的人力基础，积极培养公益人才，有助于充分激发凝聚力，提高组织运行效率。
其次，吸纳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志愿者， 缓解社会服务组织的人力不足的问题。
最后，扩大交往半径，依托社会关系网络，通过资源拼凑、拓展业务等多种策略，充分整合和利用组织内外部资源。
四是明确服务导向，制定战略规划。
首先，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导向应兼具合法性和有用性。其次，结合当地的政策规定和资源，创建可行的具有区域特色的发展项目， 提高核心竞争力并实现快速成长。
最后，进行一定的宣传活动，提升社会形象，提高组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五是联动多种方式，提升服务能力和品质。首先，注重参加有效和有针对性的培训活动，积极参与行业交流活动，学习成功经验。
其次，重视服务服务对象的反馈， 集中吸取同行和服务对象的意见，持续反思与改进，提升服务品质。最后，强化组织建设，提高服务专业化程度，积极主动开展良性的合作与竞争，强化其组织建设，提高适应甚至是改造外部环境的能力。
（三）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 还需要未来进一步完善。
首先，本研究主要采取案例研究方法，选取的案例数量有限， 后续的研究可以通过增加每条成长路径的样本数量，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得到更为细致的结论。其次，许多学者认为组织成长分为不同阶段，各个阶段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未来可以探讨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过程特征与路径。
再次，作为质性研究方法，基于多源深度访谈资料的扎根研究在信效度等方面仍待完善， 后续可以借助定量实证研究以细化和深化本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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