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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实践路径与现实要求

时间:2023-08-21 17:45:06 来源:网友投稿

雷 戎

(海峡书局,福州,350004)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国出版业秉承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在迅速解决了“书荒”的阶段性难题后,以出版体制改革持续驱动发展,在前进中拓荒垦殖,开启新局面,并从数量增长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自有其内在发展逻辑,也自有其坚实的实践路径和具体的现实要求。

新时代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决当下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立足于当下人民发展的高品质需求,立足于新时代社会发展新理念以及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时代性表达。

1.1 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以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使命担当

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新中国出版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新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步同频,出版品种、规模、数量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之初新书仅有6000余种,是为“出版弱小”之国;
如今每年新书超20万种,已然跨入“出版大国”之列。当下出版业从以数量取胜向出版高质量发展进阶,举步奔赴2035年“出版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集中体现了出版的内在高质量在推进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出版作为人类文明表征,与文化齐行共进,直接关乎教育进阶、经济繁盛与科技突围。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在宣传科学理论、弘扬先进文化以及凸显主流价值等方面成果卓显。以出版高质量发展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正是出版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践行出版强国和文化强国的使命担当。

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代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要坚定不移将文化体制改革引向深入,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文化产业的总体性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出版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指向“回归市场”的“高质量”“高品质”“高效率”[1]发展路径,要求出版内容与出版思想格调高远,在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等方面重点突出,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正向性鲜明特征。

1.2 提升出版品级,以满足人民的高品位需要为旨归,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本质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基本宗旨。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只有以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为前提,坚持为人民出好书的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的阅读权益,实现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二者相结合,才能真正体现出版的优越性。新时代的出版高质量以提升出版品质为直接体现,需以出版的高品格、高品质,持续提升人民阅读的意愿和满足感。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理念,落实到出版工作中,就是把满足人民对思想提升、工作解惑、学习进步、文化探索等各方面的现实需要或潜在需要作为出版工作的内在动力,而不是以低劣平庸的作品来欺骗读者,更不能出版精神垃圾毒害读者、毒害社会。质量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牢固树立精品意识,构建品位健康、品质优良、品类丰富的出版生产服务体系,着力打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充分发挥出版精品的示范引领作用,既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从出版发展角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途径,更是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突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本质要求。

1.3 贯彻出版新发展理念,放大一体化效应,整体驱动出版产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需要

创新是出版发展的基本要求,出版技术是出版发展的主要评价维度之一。作为出版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出版技术是衡量出版质量高低的关键性指标。出版与高科技历来关联密切。中国古代就以四大发明中的两项——造纸术和印刷术领跑世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出版从“铅与火”迅速进入“光与电”,现在正疾速奔向“数与网”。计算机和互联网为出版带来新景象,在信息技术的驱动下,出版从文字时代发展到图像时代再演进到视频时代,呈现“场景化”“全息化”的特征。同时,在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由于人工智能、3R(MR/AR、VR)、大数据、云计划、5G等出版技术的加持,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嗅觉都能一并认知感知,短视频流行、在线直播兴起、虚拟现实盛行,人类出版呈现更富品质化的立体新景观。

为此,在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当下,贯彻出版发展的新理念是当务之急。这要求我们“不断推进内容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以整体性的视野和眼光来擘画出版业进阶。在纵向领域,推进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融合,优化打造出版发展新生态;
在横向领域,积极推进不同行业、不同产业的融合融汇,整体上构建以出版业为主体、其他产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1.4 以出版高质量筑基思想引领高站位,以出版实践躬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时代性表达

出版是人类文化积聚、文明传承的集中体现,也必然是新时代思想引导的风向标。步入新时代,我们以出版质量作为衡量出版发展的重要指标,其重要功用还体现在思想的引领性上。作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正是出版的应有之义。

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当下人类社会最具活力和战斗力的理论武器,推动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本质体现。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尊重个体天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在社会劳动中能展现人应有的价值。因此,在新时代出版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指在出版分工愈发细化、专业化的背景下,在出版各环节做到专业化出版人才各尽其用、各尽其才,生产创造出高品质出版产品引领和满足人民的高质量阅读需求。

新时代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可从以主题出版为抓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数字技术下数字社会的加速建设、出版知识服务方式的转变、以全民阅读推进书香中国建设、出版走出去融通中外六大现实路径着手推进。

2.1 凝魂聚气,以主题出版为方向性引导,全方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引。主题出版作为“体现国家意志”“呼应时代主题”“激励读者向上向心向善”[2]的出版活动,具有导向性深远的意义。将其融入社会发展各层面、各方面,并转化为人民的“理论感”[3]、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正是新时代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

首先,主题出版在聚焦精神内核,充分彰显“时代性”与“先进性”方面尤为突出,其致力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引导,打造时代精品是主题出版的应有之义,更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必须在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方面精勤用力,突出以红色出版塑造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作用,为广大干部群众提供肥沃的阅读学习养料,做到遵循规律,重点筹备,精细打磨。

其次,创新叙事表达,立足人民性,做好“大众化”和“通俗化”[4]。为更好地满足读者需求,增强主题出版的引导效果,聚焦阅读需求,让民众“读得懂”“看得进”“学得会”,打造有影响、有人气、有口碑的时代精品,让出版物“有意境”“有意义”“有意思”,满足不同层次的阅读需求。

第三,深度融合出版矩阵,打造立体传播新格局。出版机构主动拥抱媒体变革趋势,打破行业界限,借助多媒体平台开拓宣传渠道,创新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形成多种媒介聚力传播,以扩大主题出版活动的影响力、引导力、传播力和公信力[5],做好国内传播的同时,在世界范围传播中国好声音。

第四,凝聚品牌效应,加强宣传引导。做好主题出版要融入长远战略、品牌特色和多元市场,做好长线规划和中短线计划的结合,做好作者队伍建设和策划编辑队伍建设,做好市场化选题和重点精品选题的储备,确保主题出版工作的主动性、深入性和长久性。

2.2 固本培源,以中华优秀经典内容为抓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高质量出版是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以经典出版为代表的优秀文化成果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以经典出版为抓手,展现文化精髓,延续文化基因,滋养华夏文明,共享人类智慧,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使命。

首先,要传承经典内容,传递文化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岁月淘洗磨砺,所折射的思想与人文底蕴,已成为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整体记忆,极具穿透历史的普遍性意义,因此必须传播发扬光大。

其次,深挖地域特色文化,弘扬民间文艺作品。不同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都是中国元素长期积淀而成的文化瑰宝,出版界应充分利用图书这一载体的长久留存性,并以权威性和系统性的方式,积极参与到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将我国的文化遗产尽可能完整地还原给后人。

第三,系统发掘优秀文化资源,创造创新阅读场景。中华历久弥坚的文化底蕴和丰厚资源是出版的宝藏,以全新的主题及丰富的形式发掘有品质的内容,立足于出版的内容不断丰富经典阅读场景,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容、主题、形式等方面创新转化的重要路径。

2.3 技术驱动,以数字人文为引擎,快步推动数字出版和智慧社会发展进程

出版深度融合是出版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为我国加快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构建数字时代新型出版传播体系提供了总体思路和实现路径。伴随数字化进程疾步加速和移动媒介的迅猛发展,新技术也为图书出版业带来了新发展机遇,图书出版在“内容生产”“内容呈现”“产品形态”“用户建设”等方面都因新技术应用有了新的可能性,进而驱动着出版产业转型升级[6]。

第一,以出版深度融合举措为抓手,统一新时代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认识。出版思想是指导和指引,出版深度融合是手段,高质量发展是目的。立足于党和国家的出版融合发展战略性指引和当下出版发展现状,统一到中央提出的出版深度融合思想中,在整体上推进新时代出版高质量发展进程。

第二,深耕数字人文沃土,整合优质内容资源。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的交叉应用逻辑[7],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人类漫长、多样的历史文化资源提供了更为广泛、长久、稳定地保存和保护,因此,不同的优质内容都能在数字技术整合下集中呈现。

第三,适应形势需要,全方位打造数字出版流程。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传统出版流程已不能适应新媒体发展,出版流程再造迫在眼端。无论是借助大数据获取读者偏好,还是以采、编、制、传一体化的现实需求,都是出版流程建构再造的有效契机。

第四,借助数字出版和数字人文技术,推动数字社会发展进程。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技术已然辐射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已步入“数字文明”时代,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其中,并持续为进行中的数字社会推进助力。当下5G作为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对经济社会有全局性的显著影响,也给出版格局带来了革命性改变。5G技术的应用是中国出版赶超先进、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契机,也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绝佳机遇。

2.4 转换思维,以知识服务为指引,积极推动出版结构优化和内容创新

进入数字出版时代,出版主体以多元化身份进入知识创造过程,促使传统出版单位与时俱进,在知识生产领域转型,重新整合商业模式,从传统的编印发售卖服务渐渐转向知识服务。

首先,确立知识服务的意识和目标。以文化知识传播、纸质载体为主要业务的传统出版模式,逐步升级为知识体系的网络销售模式,读者需求和读者属性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知识服务的内容和读者需求无法有效对接,积极探索我国出版业知识服务的发展路径迫在眉睫。服务业化是出版业未来发展趋势,以知识服务满足客户需求是出版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依托现有资源,找准优化结构的自身定位,打造新的商业模式。出版单位千差万别,无论在发展方向、发展特色还是资源储备等方面都各具千秋。在市场中发展知识服务绝非盲目举动,需依托现有资源,找准定位,发挥优势,集中发力才能突出特色。同时,以传统出版资源为依托,通过文化创意和数字技术,以新兴媒体方式对接极具产业发展意义的商业模式,也是成功转型发展的关键性环节。

第三,构建大数据平台,提升知识服务能力和内容创新水平。大数据资源是推进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出版发展的基础。在大数据时代,我们需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数据规范化处理,建设独具特色的高质量数据库,满足专业化用户的多样性需求,为其提供知识服务,以期为未来出版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2.5 书香中国,以全民阅读为契机,切实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和文明素养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倡导全民阅读”七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22年4月23日,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在北京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
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
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高度重视。但从现实情况看,尽管我国出版业在规模上稳居世界第一,但综合考量各项指标仍呈现大而不强的特征,严重制约着我国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阅读作为人类获取知识、成才成长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渠道。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助力书香中国建设,对实现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首先,加强优质阅读内容供给,从源头上解决阅读供给问题。优质内容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要素,是出版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出版界始终坚持把多出好书、多出精品力作作为中心环节,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出版主管部门也在组织实施各项出版工程,引导和鼓励出版单位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从而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高品质阅读需求。

其次,创新阅读推广形式。创新服务方式是为了适应年青一代读者所必须做出的应对之策。适应新一代的阅读形式和趋势也是当务之急,读屏与读书相得益彰,不可偏废。

第三,推进阅读公共服务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衡量一国现代化程度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内容。阅读公共服务网络建设直接关乎出版的高质量发展。在此方面,政府需加大公共服务建设力度,读者也应积极参与其中,双向互动,共同为书香中国助力。

2.6 交流融通,中外出版成果互鉴,以世界眼光和人类视野共享优秀成果

出版交流融通互鉴是实现新时代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提出,中华文化的魅力在海外日渐凸显,中国出版“走出去”愈发重要,亟须以全球视野赶超先进。

首先,构建中国出版话语体系,表达中国立场。构建中国自有的话语体系是出版发展的重要任务,高质量出版是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有效路径,尤其在国家“一带一路”政策下表达中国立场方面更为突出,也将弥补图书传播方式刻板,“输入多,交流少”“同质多,差异少”的弊端。

其次,遵循传播规律,讲好中国故事。遵循传播规律,注重传播效果是对外出版发展的内在要求。好的中国故事能穿越时空界限,引发共鸣。

第三,用融合思想推动中国出版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对外出版须具备融媒体思维,将主流媒体和个人媒介传播有效结合,实现传播主体从单一的官方传播向全民传播模式的转变,形成多元化主体协同作战,打造出与世界无障碍沟通的对外话语体系新局面。与此同时,借助国家“走出去”政策,顺势而为,将互联网思维贯穿其中,进行多维度宣传,从而使中国好故事既有好的内容,也有好的形式,使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

新时代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带给我们诸多思考启示,需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效统一,加强高端出版人才培养,强化顶层设计,进一步加强出版实践探索,并在学科建设等方面着重用力。

3.1 以出版自信为坚守,践行出版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出版强国、文化强国目标的必由之路

以出版自信为坚守,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精神支撑。回望中华5000余年文明史,出版与文明并进同步,由出版载体的转变到出版技术的更迭领先以及出版活动成就的发展,无不辉耀着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异彩,其汇聚累积的灿烂文明成果焕发出世界荣光。因此,中华出版成果的集中呈现正是文明成果的表现,中华文化所蕴含的自信底气,也将成为当下建设出版强国、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

出版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出版强国、文化强国目标的必由之路。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并服务文化强国,出版需实行从出版数量到出版质量的转变。建设文化强国,出版不能缺位,高质量出版发展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没有出版强国就没有文化强国。

3.2 以社会效益为前提,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效统一,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

以社会效益为首,既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出版的本质要求,也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出版业在党的领导下,一直反对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错误行为,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处罚导向不正确的出版单位,通过制定法规、规制书业、开展“扫黄打非”活动等举措推进出版业的健康、高质量发展。十九大以来,党一再强调要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201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以“两办”文件形式,对二者关系进行明确:“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8]同时,在此前提下,如何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国有出版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探索建立新型的运营模式,“创新媒体投融资政策,增强自我造血机能”[9],恰恰成为未来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亟须探索的方向。

3.3 以顶层设计为指导,自上而下的出版改革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导性力量

顶层设计是出版业发展的配套性支撑,自上而下的出版体制改革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主导性力量。

首先,推进出版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顶层设计是突破现有思想束缚的关键点。当前越来越多的出版单位察觉到国有体制和机制在发展过程中的束缚日趋严重,只有在顶层设计上做出整体部署,才能有效实现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

其次,出版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顶层设计是在整体上将主流媒体做大做强、释放活力的关键因素。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打破现有国有出版业发展束缚障碍,引领民营书业共同发展是发展的目标任务所在。

第三,建立中国特色的出版管理体制。在此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权责明确、反应灵敏、运转有序、统一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3.4 以开放探索为基调,自下而上的出版实践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自下而上的出版实践是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因素。出版发展的历史就是出版实践探索的历史。出版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在出版技术、载体、符号等领域推陈出新,在社会底层发展基础中持续发挥作用。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正是基于出版实际中的技术创新、载体革新、符号转变和思想进步[10]。

出版实践是出版发展变革的“动力性因素”和“先导性因素”,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持续发挥着作用。由实践性的探索引发自下而上的改革,一直是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并以下层和上层的有效互动,推动着出版业前进。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需保持开放探索的姿态,在具体实践中开拓创新,引导出版政策的前瞻性布局和跟进性调整,以保障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序推进。

3.5 以学科建设为依托,产学研一体化,是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出版学科建设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学科支撑。改革开放之初,出版界首倡建立出版学及分支学科目标,1998年,教育部设立“编辑出版学”二级学科,归属于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由于出版本身具有多重属性,“传播性”仅为属性之一,并不能完全涵盖出版,因而这种学科设置存在“挂一漏多”现象。历经几代学人努力,目前在教育部最新颁布的学科目录中,出版学科单列,且已具备招收出版专业博士的资格。

党中央正在积极推进出版学科发展,目前首批5家高校已在推进出版学科共建工作。立足于丰厚辉煌的出版历史和创研精神,建强出版学科,构建中国自己“领跑世界”的出版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打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正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3.6 以人才培养为基础,融通学业两界是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

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素质人才,出版人才培养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出版业对高端复合型人才汲汲以求。出版本身属性多重,且具备复杂特性,培养高端复合型人才是出版本身的需求,更是出版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尤其伴随出版发展持续深化、细化,高端人才需求的形势会愈加凸显。

融通学业两界是高端人才锻造培养的有效路径。针对学界和业界隔膜严重的现象,融通迫在眉睫,双方都应放下身段,彼此加强联系,并在人才培训培养方面全面融通共赢。处于出版学科理论构建的重镇,高校出版教育要注重“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相结合,围绕“体”来贯穿“政产学研用”,围绕现实需求,打通关节,加强本、硕、博等多层次出版人才培养,尤其是加强“博士后”的联合性“终极锻造”。出版博士后培养应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充分吸收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法学等学科专业人才为我所用,通过实践与理论的良性互动,政界、业界、学界的协力推动,设立具有行业特色的应用性学科,实现跨界融合人才的培养。

注 释

[1]于殿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出版高质量发展[J].出版参考,2019(1):9

[2]韩建民,熊小明,王卉.新时代主题出版的发展思考[J].出版广角,2019(2):24

[3]刘清田.挺拔理论型主题出版,增强人民群众理论感[J].出版科学,2021(6):5

[4]宋思佳,陈前进,吴月淋.新时代主题出版的发展趋势及策略研究[J].科技与出版,2018(4):9

[5]胡艳红.主题出版的精品打造:深度化、生动化、市场化、国际化[J].出版广角,2018(6):11

[6]詹明瑜.速新兴技术融合应用,推动图书出版业创新发展[J].出版广角,2020(18):32.

[7]林世华,谭富强.数字人文知识生产特征:基于wordVAE的可视化文献计量分析[J].出版科学,2022(2):58

[8]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9月14日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OL].[2015-09-14].http://www.rmzxb.com.cn/c/2015-09-14/577048_1.shtml

[9]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9月26日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OL].[2020-09-26].http://www.gov.cn/zhengce/2020-09/26/content_5547310.htm

[10]万安伦,胡晓,王剑飞.论5G时代虚拟出版的发展进路与盈利模式[J],出版科学,20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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