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采用扩展个案研究方法，将网络主播的媒介实践置于直播平台的整个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发现软件和公会通过技术和组织支配将主播的媒介实践转化为劳动，在此过程中，技术、机构和人类主体相互连接，构成拉图尔意义上的“行动者网络”，共同形塑出一种用以满足用户情感需求的亲密关系。文章重点剖析三类行动者在生产网络中扮演的角色，将其概化为“定义”“管理”“维系”：算法/界面作为平台技术系统的关键要素，制定相应的计算和评价规则，以此为依据配置平台的可见性资源，为亲密关系的生产预先撰写剧本；
直播公会在本土语境下被完全企业化，堪称平台企业基于经营和治理需求的组织延伸，通过组织化管理和精细的知识/话语操控，将媒介实践转变为受企业管控的性别实践；
主播虽然是劳动主体，但对生产出何种亲密关系以及如何生产并没有掌控权，只是扮演连接者与维系者的角色。尤其面对粉丝具有恒常性和排他性的情感需求，生活和心理变得无序。居于计算终端的主播与粉丝原本是亲密关系的主体，但真正的掌控者却是不可见的云端。文章将直播社交关系称为“云端亲密”，旨在深入考察“平台化”产生的新型权力关系。在方法论层面，媒介实践和技术形塑相结合的“软件—感知”视角，是未来数字媒介研究的有效进路。
关键词：网络直播；
媒介实践；
性别实践；
平台劳动；
行动者网络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3）07-0025-04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21年度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平台算法中介下网络主播的媒介实践研究”成果，项目编号：5832009821
一、引言
伴随数字网络、智能终端的迭代与普及，网络直播行业迅速崛起，直播打赏市场规模已超1800亿元[1]，用户规模达7.51亿人次[2]，主播多为女性[3]。主播被塑造出一种“低门槛、高收入、灵活自由”的新兴职业形象。然而，专职主播中有94%承认自己备受心理问题的困扰，一年内担心过自己会猝死者占71%，在所有被访职业中高居榜首[4]。可见，职业主播群体的生存境遇颇为严峻，与公众的想象判若云泥。当前，数字平台在持续形塑社会和文化结构，对网络主播群体的学术关切有助于廓清这一新潮职业的迷思，且可由此透视媒介技术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
在此背景下，笔者立足数字媒介研究领域，考察专职主播在网络直播平台上的在线表演以及与之相关的日常生活。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认为，应该重新考量媒介与社会实践的关系[5]。本文首先将网络主播的媒介实践定位为性别实践，旨在表明：一是秀场主播的工作涉及表演、聊天和陪伴，区别于生产实体产品或线下服务的物质劳动，是一种“非物质劳动”，已有数据表明秀场主播中女性占比高达78.8%[6]2，秀场直播消费者多为男性，是一种高度性别化的关系劳动[6]9；
二是平台经济被认为是更开放、包容和生态化的新模式，然而，有关平台经济如何影响性别关系的研究很不充分[7]，本文在既有文献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性别意涵。
本文考察的对象为与“直播公会”签约、进入平台管控系统的主播，那些以自我兴趣为驱动、不以之为职业的主播不在其内。截至2020年底，全国公会签约主播达83.3万人[8]，网络平台对于她们而言，意味着新的工作机会和职业规划。
2019年夏天笔者运用体验式观察和跟踪访谈两种质性研究方法收集经验材料，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一家直播公会，从“内部视角”观照制度情境。在不同时段以粉丝和“房管”身份访问斗鱼平台，在直播间累积接触86名主播，全方位体验在线直播持续而充满随机性的动态过程。“面”上的观察辅之以“点”式的深描，深度访谈14位主播及运营者，每人的访谈均达到4次以上，包括即时通信和面对面交流等形式。2022年11月，笔者以秀场女主播身份入职华东某新一线城市的直播公会，做主播的亲身经历让笔者对中国底层秀场女主播的状况有深刻体会。
二、平台视角：文献讨论与研究思路
既有研究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第一种为“控制—权力”范式，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视角出发，将主播的媒介实践视为制造情感的“劳动过程”，即主播通过身体符号化、打造人设和重塑社会关系，以满足粉丝的情感需求。这一过程的主导者并非主播自身，而是资本方，后者以隐秘的方式控制劳动[9]。
平台上的人气游戏本质上是一种劳动控制模式，主播丧失了对劳动成果的控制权[10]。被控制的劳动带来的情感联结必然是有限度的，“情感的满足是短暂的、多变的、若即若离的”[11]，网络直播间重构了权力关系。
第二种是“主体—能动”范式。研究者从媒介赋权的社会学视角出发，强调网络主播在媒介实践中具有能动性，进而开创出新的社会空间。主播通过“主动”释放情感完成与粉丝的互动和交往，在劳动过程中获得情感满足[12]。
“刷礼物”和“打赏”这种互动性回赠“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釋放双方的情感与建构多重身份”[13]，弥补了现实社会中私密关系的不足，成为重构现代社会中陌生人关系的一种方式[14]。“离场”后的主播将主播后置为一种随时能“返回”的就业选择，因而能帮助主播“更主动、更具弹性地应对不确定的未来生活”[15]。
自2016年以来，直播的商业化愈演愈烈，“控制—权力”范式表达了对弱者权益缺少保障及数字文化价值下沉的担忧，本文深以为然。然而，主播的在线实践处在由软件/代码创建的平台系统，第一种研究范式未能充分顾及主播劳动的物质基础设施的根本变化。第二种范式与随Web2.0兴起的互联网乌托邦同调，认为Web2.0技术赋予普通个体参与网络传播的权力，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观察视角，忽视了结构性的规制体系[16]，那些操控网络主播在线实践的支配性力量被背景化，淡出公众视野。
“平台视角”一是将网络直播平台视为生态系统，发挥预设、框定和管理的作用；
二是凸显传播/媒介研究的“物质性”，即软件技术建构的基础设施。直播平台的技术逻辑、组织逻辑形塑了主播的性别实践，生产出“云端亲密”的关系类商品。主播长期陷于性别困境之中，主体性缺失是职业健康风险居高的诱因。下文将细致剖析云端亲密的生产机制。围绕软件、公会、主播三类行动者，追踪媒介技术、组织机构和个体（主播）相互转译的动态网络，揭示云端亲密产生的权力逻辑；
最后简要总结并提及本研究的方法论价值。
三、直播平台系统：关联性运作的行动者网络
传播学者吉莱斯皮确认“平台”概念源自建筑学，微软公司首次将它挪用到计算领域[17]，意谓能够为用户操作提供最基础服务的软件。中国互联网的“平台化”热潮大约兴起于十年前[18]，大型基础设施类平台、其他行业类平台涌现，包括在线直播领域。
平台技术的核心要素是软件/程序[19]，连接硬件/设施与人类，具有“跨码性”[20]，构建了感知的方式[21]。平台企业在多边互动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22]。主播利用技术可供性成为内容和社交关系的生产者。平台企业从主播和粉丝的交易中抽取佣金，进行数据变现。主播、第三方经营者被研究者概化为平台企业的“互补者”[23]。平台通过“算法”和“协议/界面”对主播进行隐性支配，形成“技术无意识”[24]。平台企业管理数以万计、原子化的主播须仰赖组织机构。“强监管”的制度环境让平台面临巨大的治理压力。“公会”的出现正是回应这样的需求，它脱胎于美国的MCN，从中介转变为平台的辅助管理者。
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技术也是改变事物发展的行动者[25]。克莱夫·汤普森批判性地提出“数字亲密”概念，认为社交媒体上的“远方的熟人”让人不堪其扰[26]。阿比丁聚焦女性博主与粉丝的数字亲密如何扰乱日常生活[27]。直播是一种建立关联性的劳动[28]，本文将经由直播生产的社交关系概化为“云端亲密”：亲密关系的生产并非由居于终端的主播所能主导，它很大程度上是由居于网络中的云端所限定，即软件/算法以及组织机构；
“云”喻义流动、漂浮、不真实与变幻莫测，对于深陷其中的主播而言，这种异质性的亲密关系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
四、软件：定义亲密
平台系统的核心技术物是软件/程序，而算法和界面与使用者的关联最密切[29]。具体表现在：“数值化”，借此确立亲密关系作为商业产品的价格标准，并针对主播的劳动绩效进行动态评估，纳入整体的商业战略；
“区隔”，利用算法推荐和界面区别对待主播，配置“可见性”资源，设立激励机制。
（一）数值化：可计算的关系劳动
作为规则制定者，算法创建一个新的可计算空间，通过召唤使用者的后续行为形塑未来，是一种不断生成的动态控制。算法确立亲密度、经验值和贡献值三种数值系统，共同构成平台运行的制度架构。
“亲密度”的实质是对主播和用户间的亲密关系确定“价格”，用数值标示情感的深浅程度，并将平台上所有互动行为纳入计算系统。为此，斗鱼平台建立以“鱼翅”为单元的数字货币系统，用户送给主播1鱼翅的虚拟礼物，就会增加10单位的亲密度，赠送6个鱼翅会成为粉丝。“经验值”则是对作为劳动主体的主播进行赋值，也就是评定主播和用户的商业价值，反映一定时间内主播所积累的影响力和用户消费力。主播不断增加直播时长，提高劳动强度，并随时适应算法/界面支配，否则就会被算法/界面遗忘。这意味着一旦踏上算法/界面设计的路径，主播就被锁定，陷入患得患失的焦虑和恐惧当中。正如主播K所说：“直播就像过山车，拼的就是心态，今天过五星了明天可能就过一星，心态不好是播不久的。”（访谈笔记，2022.2）
（二）区隔：配置“可见性”资源
尼格尔·斯瑞福特将平台经济称为“无所不知的资本主义”[30]。“可见性”是情感劳动产生商业价值的前提和基础，堪称平台最宝贵的资源。范·戴克等将平台技术对可见性的操控概化为“选择机制”，“平台通过算法和界面诱发并过滤用户的行为，从而影响特定内容、服务和人的在线可见性和可用性”[31]。约瑟夫·塔洛抱以同样的关切，用精细的经验分析揭示算法如何运用交易数据甄别消费者[32]。
平台按照贡献值设置主播排行榜，包括日榜、周榜、月榜，极力凸显彼此之间的差异，并详细标记名次之间的贡献值差距，将PK机制引入榜单排位，每月对低位者进行“掉段”处理。比如，主播N称“半月没播，120个粉丝牌子直接掉到70个，要找粉丝‘续牌牌，不然平台自动把粉丝牌删掉，自己的等级也会下降”。这种基于算法的高效管理反映了平台具有功能性主权，榜单不只是一种昭示性名单，还会自动执行奖惩措施。平台对主播进行社会化的声誉管理，倾向于情感抚慰和正向激励。按照贡献值的高低评定“优秀”“稀有”“史诗”和“青铜”等级，为主播职业提供想象空间，强化他/她对自我、平台和直播劳动的认同。主播在斗鱼平台成为新主播之后，两三个月内轻松升级1～20级，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新人打赏。有经验的玩家希望以最小的经济代价成为一个新主播的“榜一”。但是随着边际效应减少，丰富的资历反而成了阻碍，短暂的职业周期带来的扭曲价值观，造成主播情感内耗。
五、公会：性别实践的管理
作为软件的所有者，平台借助算法和界面定義亲密关系，但仅凭技术支配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经营和治理需求[33]。
首先，公会扮演组织者的角色，统一管理主播。公会面向社会公开招募，设立一定的准入门槛，评估主播的商业潜质，再据此建立契约关系。合同内容通常是公会给予主播热度基础和底薪，作为交换，平台企业和公会将有权从主播的收益中抽成。
其次，公会扮演监管者的角色，全面负责审查和监管主播的内容生产，从资格审查到建立退出机制，从法律法规宣讲到安排“运营”进入直播间，全程监控。比如，笔者所在公会要求主播主动私信打赏的“大哥”，要讲“感谢哥哥支持”。公会不允许提前下播睡觉，但是“只要有打赏，随便睡觉都行，没有打赏什么都是错”。受公会传达的扭曲价值观的影响，主播时常陷入自我否定。
最后，公会扮演规训者的角色，通过话语建构、技艺传授和规则设计生产出一种矫饰的厚黑文化。在日常培训中，不断给主播灌输“金钱至上”的人生目标和工作伦理，传授各种“心机”和“套路”。比如：表现困境，没能完成任务会被公会扣钱；
利用生理弱势；
表达对爱情的渴望等。公会承诺给予新主播热度基础和底薪，而热度基础对于新主播至关重要，热度基础为零的新手很难在可计算系统中生存下去。平台对签约公会家族的主播有政策扶持，主播完成任务后可获得更多的奖励。比如，酷狗直播平台设定在相同条件下独家主播可以获得双倍的“星币”奖励。
六、主播：亲密关系的连接与维系
技术和组织环境从根本上形塑直播社交关系的基本面，但最终依赖主播维系亲密关系。前文分别揭示技术和组织层面的支配性力量层层传导，进入语境化的情感劳动中，表现为主播必须直接面对并策略性地处理粉丝具有不确定性的情感需求，由此带来的不可承受之重让大多数主播穷于应付，身心俱疲。
粉丝对主播的情感期待具有“恒常性”和“排他性”。所谓恒常性，是指粉丝对主播有全天候保持联系的预期，希望主播能第一时间回应自己的情感需求。针对那些具备经济实力的“大哥”，主播必须不断确认其忠诚度，并时刻提防别的主播“抢粉”。粉丝对情感需求的恒常性和排他性，与主播精力/情感的有限性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为了缓解这种张力，主播运用各种“套路”，根据粉丝的等级有针对性地维系既有的亲密关系，小心避免自己被卷入情感需求的黑洞之中。这种不允许表达真实情绪/情感的游戏，以牺牲真实生活为代價，主播在心理上长期处于孤绝状态。
七、结语
当前，中国平台经济的发展方兴未艾，本文对公会女主播境况的研究确证了这一点。自由、开放、时尚的直播生活背后隐含着冷漠的技术/科层理性。主播与家政女工、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等平台劳工似有不同，所从事的是自由度较高的数字文化工作，然而，公会的介入进一步将主播的媒介实践劳工化，这群独特的“情感劳工”与其他平台劳工别无二致，加上长期参与情感游戏带来的心理问题，其生存境况更值得关注。
主流的传播研究将媒介视为中立的渠道而未予关注，坚信“媒介从来都不只是意义的载体，它们传输、转译、劝服、形塑、构建和生产意义”。传统的媒介研究对媒介本身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机理缺乏足够关注。本文与之不同，将移动互联时代的媒介技术视为关键行动者，试图探析软件对劳动的操控逻辑。透过对网络主播使用直播平台的质性考察，从软件使用者的感知和体验逆向推究算法/界面等技术物的权力运作，这种将人类实践与技术形塑相结合的思路可称为“软件—感知”视角，在平台日益渗入日常生活的背景下，不失为数字媒介研究的有效进路。
参考文献：
[1] 中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发展报告（2021—2022）[R].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22-09-14.
[2] 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302/c199-10755. html，2023-03-02..
[3] 2021中国视频电商研究报告[R].今日网红数据中心，2021-05-19.
[4] 2021国民健康洞察报告[R].丁香医生数据研究院，2021-01-25.
[5] 顾洁.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框架、路径与启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6）：15.
[6] 叶蓁等.驾驭矛盾的亲密关系的经济：中国直播行业中的性别和关系劳动[J].女性主义媒介研究，2022（22）：1-17.
[7] 梅奥·福斯特·莫雷尔.“平台经济中的性别”专题导言[J].互联网政策评论，2022，11（1）：1-27.
[8] 2021年中国游戏直播行业研究报告[R].艾媒咨询，2021-08-13.
[9] 涂永前，熊赟.情感制造：泛娱乐直播中女主播的劳动过程研究[J].青年研究，2019（4）：11.
[10] 徐林枫，张恒宇.“人气游戏”：网络直播行业的薪资制度与劳动控制[J].社会，2019（4）：61.
[11] 董金权，罗鑫宇.“情感”视角下的网络直播：基于30名青年主播和粉丝的深度访谈[J].中国青年研究，2021（2）：90.
[12] 胡鹏辉，余富强.网络主播与情感劳动：一项探索性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38.
[13] 于铁山.剧场表演与情感卷入：网络直播礼物打赏现象研究：基于30余起典型案例的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0（2）：92.
[14] 孙信茹，甘庆超.“熟悉的陌生人”：网络直播中刷礼物与私密关系研究[J].新闻记者，2020（5）：25.
[15] 王斌.自我与职业的双重生产：基于网络主播的数字化表演劳动实践[J].中国青年研究，2020（5）：61.
[16] 加奈莱·朗洛伊斯.参与式文化与新的传播管理：参与式媒体的悖论[J].电视&新媒体，2012，14（2）：94.
[17] 塔尔纳·吉莱斯皮.平台政治[J].新媒体&社会，2010（3）：347.
[18] 易前良，唐芳云.平台化背景下我国网络在线内容治理的新模式[J].现代传播，2021（1）：15.
[19] 罗布·基钦，马丁·道奇.代码/空间：软件与日常生活[M].剑桥：麻省理工出版社，2011：3.
[22] 温迪·许庆春.危机，危机，危机，或主权和网络[J].文化理论&社会，2011，28（6）：100.
[21] 马修·福勒.小芯片背后：关于软件和文化[M].纽约：自动化媒体，2003：19.
[22] 大卫·S.埃文斯，理查德·施马伦塞.撮合者：多边平台的新经济学[M].剑桥：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6：6.
[23] 大卫·尼伯格，托马斯·波尔.文化生产平台化：对文化商品随机性的理论化[J].新媒介&社会，2018（11）：42-75.
[24] 史蒂芬·格雷厄姆，奈杰尔·斯里夫特.秩序失灵：理解修补和托管[J].理论，文化和社会，2007（3）：1.
[25] 拉图尔.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介绍[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5：71.
[26] 克莱夫·汤普森.数字亲密的美丽新世界[C]//史蒂芬·约翰逊. 2009年度最佳科技写作.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9：120-136.
[27] 克里斯特·阿比丁.赛博-永远的最好朋友：新加坡商业生活方式类女性博主的感知互联关系[J].全球媒介杂志（澳大利亚版），2013（1）：1-16.
[28] 董晨宇，叶蓁.做主播：一项关系劳动的数码民族志[J].国际新闻界，2021，43（12）：6-28.
[29] 泰纳·布彻.被编程的社会性：一项对社交网站的软件研究[D].奥斯陆：奥斯陆大学，2012：58，76.
[30] 奈杰尔·斯蒂夫特.认知资本主义[M].伦敦：尚辑出版社，2005：7.
[31] 范·戴克，托马·斯波尔，马蒂恩·德·瓦尔.平台社会：关系世界中的公共价值观[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9.
[32] 约瑟夫·图罗.利基嫉妒：数字时代的营销歧视[M].剑桥：麻省理工出版社，2006：26.
[33] 易前良.平台中心化：网络传播形态变迁中的权力聚集：兼论互联网赋权研究的“平台”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9）：7.
[34] 特蕾莎·斯威夫特.镜头女孩：社交网络时代的微名人和社群[M].纽约：彼得朗出版社，2008：116.
作者简介 潘莹，研究方向：数字平台、平台劳动、媒介与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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