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珺涵 高煜芳 魏怡然 桑杰 赵维洋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社会需要各界人士的参与和支持，其中包括生活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或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的居民。2021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我国昆明举办，大会通过的《昆明宣言》已经“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通过运用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以及他们对传统土地和领地上的生物多样性的管理，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做出贡献”[1]。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涌现出不少地方社区利用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提升农业生產、防御自然灾害、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等方面效益的行动案例[2]。
我国面积辽阔，少数民族众多，传统文化丰富，其中包括大量传统生态知识。本文在梳理传统生态知识的概念的基础上，以甘加草原的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为例，从知识、实践和信念方面，分析这些知识在生态保护中的意义、价值以及面临的挑战。
何为传统生态知识
目前，国际上普遍将传统生态知识定义为一种“知识、实践和信念的复合体系”[3]。这种知识体系关乎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生命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实践和适应过程不断发展，并经文化传承代代相传。与传统生态知识对应的是生态学、生物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自然学科创造出来且与自然保护相关的现代科学知识。
在不少学者看来，相较于现代科学知识，传统生态知识更多地通过经验积累与主观直觉产生，更多地通过口述与行为等非文字方式传授，并更多地受到文化传统与地域环境的情境限制[4]。还有学者指出，现代科学知识致力于解释一个客观化的宇宙，而传统生态知识的目的在于学习和理解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和责任[5]。事实上，这些观点都不能作为区分传统知识与现代知识的明确界线，因为传统知识不完全以实践为导向，而现代科学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情境[6]。知识创造的目的取决于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的立场，而且历史上不同知识体系之间也不断有交流和相互借鉴。
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生态学对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关系等方面的认识的逐步深入和转变，传统生态知识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认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基于实践经验的传统生态知识有助于促进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社会和文化的耦合系统，为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提供本土化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环境人类学（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等领域愈发关注研究者以自身话语体系诠释“他者”（即“自我”以外的世界）的知识体系时两者之间真实差异的模糊性，引发人们对科学与传统互动中关于话语权的博弈的反思。关于“环境正义”等议题的讨论，使得地方社区应该参与当地自然资源管理日益成为共识[7]。
甘加草原上的传统生态知识及其利用
甘加草原位于我国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加镇。当地的牧业历史悠久，早在公元841年便有游牧生活的记载。基于丰富的传统生态知识，如今甘加牧民仍主要以部落村（由牧民因聚居而自发组成的自然村，以下简称“村”）的形式，实行着共用草场与四季轮牧的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模式。
知识——熟悉草原生物多样性
传统生态知识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经熟悉而获得的关于特定对象“是什么”的知识。甘加草原上生长着许多种类的野生植物，而当地牧民积累了大量有关这些植物的本地名、特性和功用的知识。
雪兔子（藏文名）在甘加草原主要分布于高山上的夏季牧场（夏季使用的牧场，一般位于海拔较高、凉爽的地方），被甘加牧民称作“药草”。家畜食用这类“药草”后，不仅能迅速长膘，健康强壮，很少生病，而且其粪便也具药用价值，被牧民认为可治疗高血压等病症。牧民每年转场至夏季牧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让家畜采食雪兔子等药用植物。
醉马草（藏文名）在甘加草原一般分布于腹地。这种草本植物在降雨少的年份会大量繁殖，阻碍其他牧草的生长，且在4—5月发芽时具强烈毒性。不过，当地牧民发现，醉马草在冬季干枯后，羊等家畜可以适量食用，有较高的饲喂等利用价值；
若羊不慎食用了有毒的醉马草，就在羊的上颚通两个细孔到鼻孔，再用醉马草触碰，却能缓解羊的病症。
金露梅（藏文名）在甘加草原多分布于山区，其细枝质地坚韧。甘加牧民常将金露梅的细枝收集成捆，在转场时作为鞍韂垫在鞍子下面，以减少摩擦给家畜带来的疼痛。此外，金露梅的细枝还具有抗蛀、防潮的特点，牧民常将其用作酥油灯的灯芯，用于家庭或宗教建筑（如寺院）中，发挥了多样化的用途，且不会污染环境。
除对草场上的各种植物，牧民对不同家畜的特点及其在当地的应用也十分了解。本土的甘加羊毛长而密，防水性好，牧民便将粗羊毛做成栓牦牛、赶羊群用的绳子，将细羊毛做成毡鞋、毡毯、雨衣等生活用品。受自然地理条件影响，甘加牧民多用夯土墙方式建造房屋，而黏性强的牦牛粪常被用来封墙以增加其牢固性，也被当作美化墙的涂料。此外，马与牛羊的生活习性差异较大，牧民还会为马单独准备鼢鼠肉等饲料以预防马的胀肚和肺病。
实践——家畜放牧管理
传统生态知识中与自然资源管理最直接相关的是涉及“如何做”的实践知识。在甘加草原，家畜是牧民最主要的生计来源，也是牧民最关心的生活伙伴。面对当地半干旱的草原生态系统较高的不确定性，牧民通过四季轮牧、配额禁牧等放牧管理方式，持续进行传统生态知识的本土实践，与家畜共同适应并融入变化中的自然环境。
通过季节性的移动，甘加牧民与家畜一起对草场资源的异质性进行合理的“逐”与“避”。以四季轮牧的夏季和冬季转场为例：当草原进入夏季（农历6—7月）时，夏季牧场气温低、蚊虫少、有雪兔子等对家畜身體有益的药用草本植物，最适宜家畜生活，因此牧民引导家畜从春季牧场（春季使用的牧场，一般位于海拔较高的地方）转到夏季牧场；
当草原由秋入冬（农历9—10月）时，秋季牧场（秋季使用的牧场，一般位于海拔较低的地方）天气转冷、牧草干枯，而冬季牧场（冬季使用的牧场，一般位于海拔较低、温暖的地方）芨芨草较多，有利于家畜觅食和保暖，也便于修建羊圈保护家畜，牧民再将家畜从秋季牧场转到冬季牧场。在此过程中，牧民根据牧场的承载力不同，会在不同的牧场设定不同的放牧配额，将家畜数量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并在牧场内部规定各牧户的位置以降低牧场的压力；
在转场离开后，牧民会将原来的牧场规定为禁牧区，从而比较好地保护草场资源以便可持续利用[8]。甘加草原这种配额禁牧方式最终有助于维持当地原有的生物多样性。据不完全统计，当地现存野生植物300多种，野生陆生脊椎动物40多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2种。
在以村为单位进行放牧生产的同时，甘加牧民还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的习俗制度，用以促进草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中包括：每年根据气候和牧场质量，确定每户可放牧的家畜数量的配额放牧制度；
由通过集体选出的有经验的牧民组成、共同商议转场时间的草场管理小组制度；
与当地重要传统活动结合，负责将禁牧、配额等制度落地的巡护小组制度等。这些习俗制度在把社会公平性作为重要考量的同时，较好地权衡了保护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甘加牧民基于自然的草原治理实践能长期运行[8]。
信念——人与野生动物关系
传统生态知识中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于回答“为什么”，这是关于“世界或事物何以如此”的命题知识。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很可能将这类知识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但是外部观察者一般将它们描述为“信念”。在处于雪域高原边界的甘加草原上，牧民对于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有自己的认知体系，它与牧民的信念体系紧密相连。在当地历史上，野生动物与牧民虽有各种摩擦，但整体上相安无事。
甘加草原牧民的世界观往往与“善恶、业、轮回”等概念和信念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们与当地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不止于当下的时空[9]。例如，面对有着“害鼠”之称的兔形目动物鼠兔，尽管甘加镇的大多数村尝试过投毒灭杀，但许多牧民仍然觉得大范围毒杀鼠兔是有悖传统文化的做法，并会伤害大等以鼠兔为食的其他野生动物。当地一些牧民相信，鼠兔的出现是过去的人们共同的“恶业”的结果，无法靠个人的力量阻止，等到“恶业”显现结束时就会自然消失。还有一些牧民认为，鼠兔的泛滥源自家畜等动物的减少（严格地缩减配额导致草原牲畜整体上减少），这让“轮回”中更多的“心识”投生到了鼠兔身上，因此需要合理控制好草原上各种动物的数量。这些信念深刻影响了当地牧民对待鼠兔的态度和行为。
面对袭击家畜最多的食肉动物——狼，甘加牧民也在与之长期共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互动方式。在过去，牧民会在羊圈周围搭一圈人抚摸过的石头和羊毛，利用人的气味与狼多疑的特点防狼；
在现代技术进入牧区后，牧民则在羊圈旁或家畜身上安装播音喇叭驱狼。大部分当地牧民一般不会将野生动物袭击家畜看作是真正的冲突，而是理解它们也有生存的需要，并且倾向于将问题产生的原因归咎于自己有没有照顾好牛羊，不大会报复性地伤害狼。有些牧民甚至认为，狼偶尔吃一两只羊也许是好事，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消除他们的一些“业障”。出于传统的“众生平等”观念，甘加牧民同样不会轻易伤害袭击羊羔却不属于保护动物的流浪狗。他们会选择在母羊产羔季节去集体抓捕流浪狗，在产羔结束后再将其放走。一些牧民甚至还在严寒时主动给流浪狗仔喂食。这些基于传统信念的行为对协调当地人与野生动物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甘加草原传统生态知识面临的挑战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生态知识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性管理的重要意义，但在全球范围内传统生态知识不断消失的趋势同样发生在甘加草原[10]。
在知识方面，甘加草原的自然环境变化和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是导致其传统生态知识逐渐消失的两个重要因素。近几年，当地许多牧民改为大量饲养外来的河南羊，虽然该羊种的毛皮质量极差，无法制作任何羊毛制品，但牧民的改变出自两个主要原因：①自2015年开始，当地自然环境改善，例如草场质量变好、极端天气减少，让甘加羊对环境的适应性优势显得不再那么突出；
②河南羊比甘加羊产肉更多、价格更高、样貌更好，普遍更受市场欢迎。在此过程中，关于甘加羊的羊毛特性与用途等传统知识逐渐被牧民淡忘。尤其是对从小就离开草原前往城镇读书的牧区青少年来说，由于缺乏放牧生活的经验，他们不熟悉当地植物的名称与功用、草原气候与草场变化等知识。与此同时，十几年来甘加草原的植物群落在自然、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已有较大变化，这让许多当地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学习相关传统知识的机会和兴趣。
在实践方面，许多关于甘加自然资源管理的传统知识如今难以得到应用。出于社会治安稳定的考虑，甘加牧民巡护小组扣押进入本村禁牧区的家畜的行为被法律和政策禁止，牧民只能以驱赶、提醒、拍照公示等方式处理家畜越界问题，不仅效率较低，而且有少数牧民甚至故意到其他村的草场放牧。这让巡护小组制度的有效性大大降低，也导致现有草场边界的不稳定和邻村间关系的不和谐。此外，在当地有关社区管理的政策下，甘加镇许多村的草场管理小组成员近年来逐步被替换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但因缺少实践经验，这些年轻人往往难以及时做出因地制宜的决策，通常需多次讨论才能确定转场时间、各牧场配额等安排，这给各村的草原管理实践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信念方面，来自外部的不同文化与话语的冲击，让甘加牧民对野生动物的立场也在发生改变。在应对爱吃草根、爱翻泥土、在牧民眼里对草原的危害比鼠兔更大的鼢鼠时，有的村已开始根据鼢鼠营巢地土壤较松软、喜欢葱等刺激性植物气味的知识去主动诱杀鼢鼠。这种做法还难以避免误杀鼠兔等其他野生动物，因而护生爱生的传统文化正在牧业生产的压力下逐渐式微。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与“保护”和“人兽冲突”相关的环保主流话语，不仅为当地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带来了新的迷思，也打破了原有的微妙平衡。
由此可见，作为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上的边界地带，甘加草原与青藏高原的许多牧区相比，虽然已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进行了更多的探索，但仍保留了较高的生物多样性，牧民与草原的关系也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这与当地社区具适应性的传统生态知识体系密切相关。然而，作为“知识-实践-信念”复合体的传统生态知识，在为当地牧民提供有别于现代生态学知识的另一套关于人应当如何与自然相处的框架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其他传统生态知识实践案例
在我国其他地区或生态系统中，也有不少具代表性的传统生态知识实践案例。海南省一些海边社区的渔民长期熟悉海洋动物及其生存环境，他们采用的传统生产活动在稳定自身生计和当地环境质量的同时，还帮助科研人员获得中华白海豚等物种的生存状况、受威胁因素等可用于渔业管理与海洋保护的宝贵数据[11]。贵州省麻山苗族社区在喀斯特地貌中采用了作物混合种植的方式，并以多样的方式可持续地利用天星米、构树等当地野生植物，兼营农、林、牧和采集，这样基于传统生态知识的复合生计为如今其他地区的石漠化治理中水土保持的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12]。云南省大黑山拉祜族社区长期将他们的森林划分为村边的禁林（只可用于神山祭祀活动）、中间的公用林（可捡柴火和进行社区公共活动）、外围的共用林（可伐木做建材和棺木，但划定了砍伐的间距与种类）等区域，这样传统的分区管理方式促进了森林的可持续性和良性发展。
然而，在被迫适应来自宏观政策、外部市场、发展观念等方面变化的过程中，许多传统生态知识面临难以传承、适应相对缓慢、地方文化与外来文化相比处于弱势等挑战，亟需从多尺度上进行保护、实践与创新。这不仅需要从学术理论上整合传统生态知识体系和生态学等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更需要在知识—实践—信念等方面实现二者的互补，形成完整的“双眼视角”[13]。这就是说，若能从知识与文化之间的平等、互惠共存的角度，真正看见并尊重不同人群理解世界的方式，让不同的知识体系在各地的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的决策过程中都能积极发挥作用，我们将有更大可能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人类世”里，构建一个完整、健康、更有韧性的生命共同体。
[未注明拍摄者的图片均为桑杰提供]
[1]新华社. 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昆明宣言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中国政府网， 2021. （2021-10-14）[2023-02-19]. www.gov.cn/xinwen/2021-10/14/ content_5642362.htm.
[2]武涛， 张永宏. 孟加拉国本土知识的开发与利用.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2012，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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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erkes F. Sacred Ecology.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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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agga O H.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The true roots of humanism. 71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Council， 2005.
[5]Bang M， Marin A， Medin D. If indigenous peoples stand with the sciences， will scientists stand with us. Daedalus， 2018， 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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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grawal A. Dismantling the divide between indigenou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95，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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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吳致远. 英美应用人类学视角下的本土知识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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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珺涵， 桑杰， 高煜芳. 甘肃甘加草原：基于自然和社区的草原生态治理. 科学， 2021，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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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煜芳， 居·扎西桑俄. 情与器的多重世界：雪域高原的生命和环境.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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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swani S， Lemahieu A， Sauer W. Global trends of 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PLoS ONE， 2018，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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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韩畴廷， 刘明明， 马天骄， et al. 当地生态知识在海洋哺乳动物研究中的应用与展望. 生物资源， 2020， 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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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罗康隆. 论苗族传统生态知识在区域生态维护中的价值——以贵州麻山为例. 思想战线， 2010， 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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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Reid A J， Eckert L E， Lane J F， et al. “Two‐Eyed Seeing”：
An Indigenous framework to transform fisherie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Fish and Fisheries， 2021，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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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生态知识 自然资源管理 生物多样性保护 适应甘加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