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 媛 刘桂腾
内容提要：自20世纪中叶至今，对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研究已有70余年，研究类型总体可分为志式描述性研究与论式阐释性研究两大范式。当下，少数民族乐器研究应从大而全的词条化释义转向从一器到多器再及多族的志式研究路向；
加强以演奏家、乐器制作师为主轴的演奏行为和制作过程的具身性经验研究；
注重学院教育在少数民族乐器保护与传承领域中的重要性，加大对博物馆藏品的利用，开展少数民族乐器“二度田野”研究。
据目前可考文献，最早关于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研究是于1938年发表的《海南黎人口琴之研究》①，该文被认为是当时具有学术前沿视角的考察研究论文。典型的文化人类学视野是其特点，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意义。②系统化的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研究，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而展开；
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发展期；
此后，随着大规模“音乐集成”和“非遗保护”运动的开展而步入繁荣深化的新时期。
纵览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研究，其主要研究范式为“志式”描述性研究与“论式”阐释性研究。③前者主要集中于学术专著中，后者主要集中于学术论文中。
（一）“志式”描述性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的“志式”描述性研究，是指具有音乐民族志性质的研究，其成果包括专著、研究报告，亦有相当数量的介绍性文章。
1.族属志
族属志是以“民族”为学术单元的研究。其中，有的研究对象为“各民族”，如袁炳昌、毛继增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1986），吴言韪、陈川编著《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大观》（1990），乐声编著《中国少数民族乐器》（1999），赵包嘉编著《中国少数民族乐器》（2004）等；
有的则将研究对象限定于“某民族”，如万桐书编著《维吾尔族乐器》（1986），刘桂腾《满族萨满乐器研究》（1999），吐尔逊江·力提普（叶尔坎迪）、伊力夏提·吐尔逊《维吾尔乐器》（2006），布仁白乙、乐声《蒙古族传统乐器》（2007），《中国朝鲜族传统乐器》④（2018）等。
《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大观》是一部兼具普及性和知识性的少数民族音乐读物。由周宗汉、袁炳昌、田联韬、简其华、吴学源、吴言韪等著名民族音乐学家撰文，以民族分类，介绍了38个族群的代表性乐器，深入浅出地将每种乐器的相关传说、史料、形制、演奏法、代表作品和表演方式等融为一体，配有手绘图，文字浅显、内容通俗，可读性强。
《满族萨满乐器研究》⑤是“第一本从民族音乐学角度对一个少数民族的乐器进行研究的专著”⑥，全书分为导论和4个部分，从满族萨满音乐文化层面的定位、萨满乐器的社会功能进行阐述，对满族萨满乐器的形制及其象征、配置及其特征展开论述，第四部分“满族萨满祭祀活动与乐器演奏图释”选用了祭祀活动场所、乐器、演奏图释，以及作者实地调查的活动图共60余幅，并作分类说明和注释，“在我国民族音乐学发展史及乐器学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⑦。
2.地属志
地属志是以“地域”为学术单元进行的研究。如吕炳川《台湾土著民族之乐器》（1974），杨秀昭、卢克刚、何洪、叶菁《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1989），张兴荣主编《云南民族乐器荟萃》（1990），张兴荣编《云南乐器王国的传说》（1990），柯琳编著《贵州少数民族乐器100种》（1995）等。
《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是基于杨秀昭等作者5年的一手考察资料，结合史料对广西少数民族乐器的全面考察。全书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民族乐器概况、乐器律制与民俗和声乐的关系、科研价值等6个方面对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进行论述和探索；
第二部分作者采用“霍萨”的乐器分类法，将广西各少数民族98种乐器，分为体鸣、膜鸣、气鸣、弦鸣4大类，每类之下再分若干子项，各民族乐器图片和演奏图片146幅，其中彩图29幅。书后附有“各少数民族乐器名称对照”，吕骥认为此书是“对这片处女地的第一次拓荒”⑧。
3.器属志
器属志是以“乐器类别”为学术单元进行的研究。如李卉《台湾与东南亚土著民族口琴的比较研究》（1956），蒋廷瑜《铜鼓史话》（1982），毛继增《冬不拉与冬不拉音乐》（1989），汪宁生《铜鼓与南方民族》（1989），刘桂腾《单鼓音乐研究》（1991），吴承德、贾晔主编《苗族芦笙》（1992），觉噶著、米玛加布译《论藏族传统乐器扎年》（藏汉双语，2007），江泽慧、王巍编著《竹乐器的世界》（2010），杨方刚《芦笙乐谭》（2010），赵春婷《苗族芦笙—历史考察与东丹甘芦笙改革》（2013），杨琛《云南少数云族单簧类管乐器的实地调查与研究》（2021）等。
少数民族乐器“类别”研究以简其华、张淑珍编著《苗族芦笙》（1959）为发端，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成果报告之一，也是中国一部最早涉及少数民族乐器的专题调查研究报告。作为乐器专论成果，书中涉及贵州不同地区芦笙、铜鼓、夜箫、吹木叶4种乐器的全面的描述，包括乐器形制图、现场照片和乐谱等，作为早期贵州芦笙的田野资料和描述范本，至今仍具有很高的文献参考价值和学术意义。
4.图文志
图文志是一种以“图鉴”“图录”形式出版的少数民族乐器研究成果。一类为学术研究性的图鉴，如段蔷《中国·新疆民族乐器制作图鉴》（2009）、吴学源主编《云南民族乐器图录》（2009）、曹时娟主编《海南黎族乐器图鉴》（2017）、刘桂腾《中国萨满乐器图释》（2018）。另一类为博物馆乐器专题展览的图录，如萧梅、荣鸿曾、黄燕芳《古乐风流—中国乐器》（2001），湖北省博物馆编《心&音—文化视野下的世界民族乐器》（2008），民族文化宫博物馆编《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典·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卷》（2009），史寅主编《东方乐器博物馆馆藏图录》（2012），新疆民族特色乐器协会编《新疆民族特色乐器展画册》（2016）等。还有一些散见于综合性图鉴中，如刘东升、胡传藩、胡彦久编著《中国乐器图志》（1987），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刘东升主编《中国乐器图鉴》（1992），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史图鉴》（1996），蔡灿煌《追忆淡忘中的音乐往昔—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中国乐器收藏图录》（2010）等，也收录了部分少数民族乐器。
《云南民族乐器图录》集中对云南少数民族乐器进行了研究，该书基于编者近半个世纪的田野考察资料，收录了包括出土乐器和云南各地流行乐器近250种，近700幅乐器、乐器细部、演奏照片及场景图。全书分为概述和古代乐器、气鸣乐器、弦鸣乐器、膜鸣乐器、体鸣乐器5篇，结合云南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首次将出土乐器列入其中，细数云南出土的铜鼓、编钟、铜葫芦笙明器和大钟等。在乐器分类上借鉴西方乐器学的HS分类法，结合中国传统分类和云南的乐器状况，在体鸣、膜鸣、气鸣、弦鸣4大类的下层分级中作了若干调整和补充，各级分类名称也充分考虑到云南的实际情况，为乐器分类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途径。
另外还有大量散见于综合性著述中的少数民族乐器研究成果有：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1987），陈奇禄等著《日月潭邵族调查报告》（1996），许常惠《台湾原住民的音乐》（1998），谷苞《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1987），简其华等编著《中国乐器介绍》（1997），贵州省群众艺术馆编《贵州水族仫佬族民间音乐》（1987），张中笑、罗廷华《贵州少数民族音乐》（1997），周凯模《云南民族音乐论》（2000），吴学源编著《滇音荟谈—云南民族音乐》（2000），乐声《中华乐器大典》（2002），薛艺兵《中国乐器志（体鸣卷）》（2003），乐声《中国乐器博物馆》（2005），冯光钰、袁炳昌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全三卷）（2007），博特乐图《胡尔奇：科尔沁地方传统中的说唱艺人及其音乐》（2007），陆锡兴主编《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乐器》（2009）；
曾遂今《中国乐器志（气鸣卷）》（2011）、杜亚雄《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修订版）》（2014），应有勤、孙克仁编著《中国乐器大词典》（2015），吕锤宽著《台湾传统乐器生态与发展》（2011）等，各少数民族相关地市编写的《器乐曲集成》也有大量乐器的记录和描写。
（二）“论式”阐释性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的“论式”阐释性研究成果，大部分为单类乐器的研究著述。本文主要以论文形式的研究成果为例进行综述。
1.期刊、汇编
以中国知网2020年前发表的以单类乐器为研究对象的搜索目录为统计对象，以中国传统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和打击乐器4类统计，共计367篇，其中打击类乐器篇幅最多，其次是吹管、弹拨和拉弦类（见图1）。这些文章涉及40多个族群，100多种乐器，主要集中于苗族、壮族、蒙古族、藏族、土家族、瑶族、彝族，乐器研究突出集中于芦笙、唢呐、马头琴、抄尔、口弦、独弦琴、铜鼓、木鼓等。
图1 各类少数民族乐器研究论文统计
在研究视角上，概述类文章占有较大的比例，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类文章对某类、某民族、某地区乐器的历史、起源、形制、音乐等都有粗略的涉及，但并不深入，总体篇幅短小，学术价值含量整体不高；
音乐形态与演奏艺术在整个少数民族乐器研究中略显单薄，大多还停留在介绍的层面，虽亦不乏深入研究的文章，但整体比例较小；
乐器科学包括乐器形制、改革、声学、律学的研究，其中形制和改革是这部分研究的重要内容；
乐器文化从历史、民俗故事、民间传说、民间信仰、文化变迁、保护与传承等角度来叙述，其中涉及大量比较研究，如同族不同器比较、异族（地）同器比较、中外同类乐器比较、汉族和少数民族同类乐器比较、同区异器形制特征比较、跨地域、跨族群比较研究等，在整个研究中占有较重的比例；
考察报告也是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的重要成果形式之一；
进入21世纪，不同类型的回顾、展望类的综述文章，涉及历史时期、区域、类/种属等综述（见图2）。
图2 少数民族乐器研究视角
2.学位论文
硕博论文大部分属于阐释性研究，笔者分别以“新疆、乐器”“少数民族、乐器”“潮尔”“马头琴”“铜鼓”“葫芦丝”“芦笙”等乐器名为关键词，检索出自2000—2020年之间的硕博论文共218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12篇，硕士学位论文206篇。
少数民族乐器的研究范围极广，涉及众多学科及研究方向：传统音乐研究，如《阿细跳月与撒尼大三弦舞—彝族阿细人与撒尼人的民间舞蹈音乐的比较研究》⑨；
民族音乐学研究，如《“一把”冬不拉、两种声音—以中国哈萨克族冬不拉“制作工艺和感知”为中心的乐器文化研究》⑩；
乐器表演研究，如《从演奏角度看内蒙古地区雅托噶的传统与现状》11；
音乐教育研究，如《文化变迁视野下哈萨克族斯布孜额的调查与研究》12；
律学、声学研究，如《海勒克森潮尔的声学特性分析研究》13；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如《旅游人类学视野下布依族铜鼓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研究—以贵州兴仁县屯脚镇为个案》14；
音乐史研究，如《关于中国图瓦人乐器“楚吾尔”的考察研究》15；
另外还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史、文物与博物馆学、考古学、中国古代文学、科学技术史、设计学研究、民间美术研究、农村与区域发展等领域。
从文章发表的年度统计情况来看，自2007年起研究热度剧增，2017年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见图3）。限于体量，表格未呈现每一年的数据，只选择了11个年份列出，以显示发表文章数量变化的大致曲线。
图3 年度发表文章数量
据不完全统计，2000—2020年，中央及地方民族大学，新疆、内蒙古自治区的师范大学是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的主阵地，其硕博论文是研究成果的重要部分。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各大艺术院校也有不少成果发表（见表1）。
表1 各大院校硕博论文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状况
（一）研究史分期
20世纪50年代，国家开始“民族识别”工作。国内对少数民族乐器的调查、收集和研究整理工作随之展开。至20世纪末，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的研究也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时期，不同的学者如袁炳昌、田联韬、杜亚雄等对此持有各自的看法，郑莹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也提出了自己的分期16。概况如下页表2。
表2 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研究史分期
西来的“民族”概念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和目标如影随形，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明确内涵的概念；
现今，已成为国家制度的基本要素—公民身份标志之一；
同时，也是包括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等学科长期沿用的学术研究单位。因此，少数民族乐器研究始终与国家民族政策下的“民族研究”密切相关。20世纪初，学术界对周边族群文化、历史和社会的研究始以“民族”为单元。这时期，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伴随着“边疆研究”而出现萌芽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乐器研究伴随着大规模“民族识别”工程的展开而进入开创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国性大规模“音乐集成”和“非遗保护”运动的展开，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终成一个专门学术领域，进入繁荣发展阶段。
（二）重要著述
在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的三大历史阶段中，这一领域的研究经历了老、中、青三代学者的接力耕耘。有些学者专注综合性“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有些学者倾心地域性“族属专志”式的研究，有的学者则通过少数民族乐器的探究进行乐器学理论建构，其学术成果丰富多样。限于篇幅，以下择要述之。
袁炳昌、毛继增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17，是中国第一部以少数民族乐器为专题而编纂的乐器志。编者在民族地区长达5年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对中国55个少数民族及几个未定民族群体的503种传统和民间乐器进行了描述，并以中国传统乐器的“吹、拉、弹、打”4大类乐器划分为依据，设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弦乐器、击弦乐器和打击乐器5大类，列1 000多条目，用文、图、谱并列的方式对各类乐器逐一描述和展示。其中管乐器215种507条，拉弦乐器62种128条，弹弦乐器72种224条，击弦乐器2种7条，打击乐器152种332条，图版572幅。每个条目内容包含乐器称谓（自称、他称、异称、史称）、类别、族属、地区、沿革、工艺（制作）、形制、原理、奏法、性能、风格、功能、常用曲目、代表艺人、所依附民俗、使用场合等，并附相应图片和乐谱。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中国少数民族简介”“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分类索引”“中国少数民族乐器汉语拼音索引”3个附录均具实用价值。该书在乐器历史资料文献、音乐、演奏法、历史流变等方面作了较为详尽的解说，至今仍是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研究领域重要的基础性文献。
毛继增编著的《冬不拉与冬不拉音乐》18在其20世纪60年代初的考察资料基础上整理编著而成。整书篇幅不长，记录了38首冬不拉传统曲目的乐谱。开篇对冬不拉的起源传说、乐曲内容、演奏形式方法及其音乐的特点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对冬不拉的器形、部件、音位、制作方法及改良等作了详尽的描写。书中谱例皆采用五线谱带固定低音的双声部记法，对记谱符号作了详尽的说明且曲名皆附哈萨克语。该书在当时具备超前的学术眼光，特别是对演奏者的记录，即使在今日乐器学研究中，依然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价值。
乐声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乐器》19采用HS分类法，将书中提到的362种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分为体鸣、膜鸣、气鸣、弦鸣4章，每章下分鸣体、击法、体形3个层级，分类层次清楚、整齐且能互相对应，图片以手绘为主，没有乐谱和演奏图片。编者重视乐器改革成果，将传统形制与创新形制并重，每种乐器的“改良”成果都被采纳并加以陈述，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段蔷著《中国·新疆民族乐器制作图鉴》20是新疆第一部私家编修的大型志鉴类图书，书中材料全部取自于著者半个多世纪的田野工作笔记。其内容主要是乐器、演奏、制作等原始资料照片和图记。与以往国内出版的乐器书籍不同，其描写采用了类似“单件乐器志”的方式，而非以一类乐器代替一件乐器的概论（或基于一件乐器概述一类乐器）。21这些图片广泛汇集了同一民族的同一件乐器，因流传地域和应用者的不同而出现的形制差异，以及新疆域内不同民族间与域外不同地域（亚、非、印度半岛等）间存在的“名似器异、名异器似”现象，为民族间乐器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丝绸之路多元音乐文化的相互撞击、融汇、衍变、积淀的研究，提供了直观、全面的信息，是一部“可制作、可演奏、可收藏、可阅读、可鉴赏”22的图鉴。
刘桂腾著《中国萨满乐器图释》23聚焦于中国少数民族“萨满乐器”的研究，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该书精选近1 000幅作者30余年田野采集的珍贵照片，以萨满乐器的历史溯源、田野实证和世俗流变为脉络谋篇，运用传统乐器学形态描述与当代音乐民族志理念相结合的方法，按体鸣器、膜鸣器和噪声器分类，融合中西乐器分类之长，兼顾了局内/局外视角。作者致力于系统的“长线追踪”研究并精工细作，在某一领域做“一生一事”的学术追求，体现了“从一器研究，渐及多器，再及多族”24的“志式”研究特色。
（三）研究方法
上述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如下。
田野调查法。这是一种应用最为普遍的少数民族乐器研究方法。无论是1938年《海南黎人口琴之研究》、1959年《苗族芦笙》，还是1986年《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的书写都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考察基础之上，也产生了大批的考察报告成果。21世纪以来，随着“非遗”和博物馆建设推动，少数民族乐器的收藏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也产生了一些在博物馆收藏基础上的“二度田野”25研究成果，以乐声的《中国少数民族乐器》（1999）为代表。
历史考证法。中国少数民族大多无文字记载历史，音乐史料十分匮乏，有关乐器的历史考证，主要从考古发现、历史图像、地方史志、口述史、碑帖、铭牌等方面进行考察与追溯。如陈文革运用石刻图像、浮雕、壁画等考古材料，结合文献对胡笳、箛、篍、簌、筚篥等乐器名称展开的辨析研究。26
文物互证法。即将“一度田野”采集的数据与“二度田野”获取的文物信息相互印证，是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杨秀昭等对广西少数民族乐器的研究正是在这种方法基础上开展的。27刘桂腾的萨满乐器研究，将田野考察成果与中外博物馆典藏的萨满文物交集互证，通过个案描述与比较，追溯萨满鼓的文化原型。28
类型分析法。分类法的功能在于寻求事物发展过程中相对稳定—具有一般意义的“定量”因素，是认识事物的基础。乐器分类是乐器学研究最早也是持续的热点问题，1983年，周宗汉参照西方HS分类法对中国少数民族乐器提出四纲分类29，之后又有杨秀昭30、袁炳昌31、吴学源32等也都对中国少数民族乐器整体提出不同的分类法。类型分析法也同样适用于对单种、单类乐器的研究，如吴学源基于对云南地区乐器的大量考察，对边棱音吹管乐器的分类作出探索，33薛艺兵通过中国古今口簧乐器的综合梳理提出“异体簧”和“多舌簧”的分类，34伍国栋将瑶族长鼓类型分为“鼓面组合式”和“鼓面固定式”两大类及更细致的分析35等，都是此类方法运用的代表作。
形制描写法。乐器形制研究最基础、普遍使用的方法是绘制线描图。当下摄影术使用越来越广，但线描图仍不可替代。绘制线描图有线描形象图和线描形制图两种，分别用以获取乐器整体最清晰的形象轮廓和显示乐器形制结构各部位的比例长短数据、衔接和组合特征。36段蔷著《中国·新疆民族乐器制作图鉴》是后者运用的突出代表作。
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广泛运用于少数民族乐器研究中，包括纵横比较、区域比较、族属比较、类属比较、中外比较等。如，刘桂腾将西伯利亚诸族与满族萨满的鼓进行音乐学比较，提出它们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血缘”联系并可能具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渊源的假设，并进行论证；
37杨民康以太阳鼓及鼓乐的传播与分布为例进行云南与东南亚傣仂南传佛教文化圈寺院乐器的比较研究；
38范元祝则从传统芦笙与笙之和声比较出发，认为其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功能性和声”，属于“装饰性和声”和“旋律性和声”。39
语言学方法。语言学的方法大量运用于少数民族乐器的研究，尤其是对少数民族乐器名称中存在的一器多名、一名多写、名称不当、名称不定、名称误译、乐器名称的附加语等问题的研究。40罗艺峰运用语言历史的比较方法，将中国境内外各民族口弦的名称从汉藏、阿尔泰、印欧、南亚语系及未定语属5个语系按汉语拼音和名称读音分别进行了归类整理，提出值得关注的不同语系的同源词，以及跨语系、跨地理、跨文化上名称相近的现象，是用语言学的方法对乐器名称进行比较研究的典范。41
70余年来，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有巨大学术空间。“当代乐器学研究，已逐渐从直接相关乐器的形制、声音演奏研究，过渡到对乐器进行整体的，包括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美学等综合因素的考量”42。本课题拟由大而全的“词条化”释义方法转向“单件乐器志”研究，以相对于“类”研究的“单件乐器”为元单位进行中国少数民族乐器数据库的建构。43同时，在器型与器声、表演与制作、保护与传承和典藏与展陈等方面继续向纵深开掘，以推动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研究与时代同步进阶。
器型与器声。作为乐器“本体研究”的器型与器声形态描述与分析，依然是少数民族乐器的基础性研究。当务之急是拾遗补缺，充分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进行高质量、深入细致的田野作业和扎实有效的个案研究，坚持“从一器研究，渐及多器，再及多族”44的“志式”研究路向。乐器的器型研究，“应严格继承学科史上器物描写的规范和作业方法”45。同时，乐器的器声研究，也应进一步强化声音形态的记录、分析，以来自田野的“志式”说服力，为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研究提供“一种谱系学研究的保证”46。
表演与制作。近年来，音乐表演研究的重要性愈来愈受到音乐学界的关注。诚如沃克尔（Margaret Walker）所说：“思想和身体的两分思维在当代的音乐认知理论中仍在延续，结果便造成对认知过程中的思想和身体的连接—音乐演奏中涉及的认知过程的忽略。”47所以，少数民族乐器语域中的表演研究，就是要将演奏行为及认知作为乐器研究的重心；
同时，在“思想和身体的连接”过程中深入开掘器声的音乐意义。乐器学研究历来重视乐器之“器”的研究，而对演奏家表演的研究相对较弱。因此，少数民族乐器的研究，既要重视借由受众审美感受而及演奏者主观意图的研究路径，亦要加强以演奏家、乐器制作师为主轴的演奏行为和制作过程的具身性经验研究，以获取对音乐意义的整体性认知。
保护与传承。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大潮中，少数民族乐器的传承途径已不仅仅是“坊间”的自然传承，学院教育已然成为重要传播渠道。一方面，应当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修复与保护；
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官学”在乐器制作、演奏与传承中的独特作用。尽管乡村聚落和民间信俗依然是少数民族乐器生命形态存续的基本方式，但学院教育作为一种新式传承途径，新的教学环境、教学模式及民族化的教学体系，也应成为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的重要领域。此外，“乐器改良”也是少数民族乐器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其中，文化持有者的权利、个人或“小作坊”式的传统制作方式、亚文化的民间自然律制与现代主流文化的影响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身份与认同。作为少数民族身份及族群认同的媒介，乐器具有独特的文化标志功能。在许多面对社会公众的现代舞台表演中，乐器都是作为“民族”属性标志符号而被广泛应用。那么，少数民族乐器的器型与器声如何由特定族群持有的地方性知识延展为一种广域审美符号，如何能够保持自身文化特质而不被主流文化所淹没，如何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加入世界文明的互动，都是值得当代音乐学人予以关注和回应的时代命题。
典藏与展陈。在半个多世纪少数民族乐器研究成果积累的基础上，无论是基于音乐文化基因的保存，抑或传统音乐传承与利用的需要，少数民族乐器的实物、音响及相关活动资料的档案整理与利用都具有重要社会价值。少数民族乐器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及大众文化心理需求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乐器的收藏、档案管理和展陈，以及研究成果的社会共享（如数字乐器博物馆建设、器乐作品出版等），都是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的重要方面。乐器研究理应为民族博物馆建设提供强大的学术支撑，博物馆馆藏研究的“二度田野”也将是改变博物馆“重藏轻用”48局面的重要方法，为少数民族乐器研究提供历史文物资源。
综上所述，在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中，“志式描述性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仍具深入开掘的学术空间。因而，重拾传统乐器学方法（如乐器形态描述与分析）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提升“论式阐释性研究”的学术质量，为中国少数民族乐器文化的保存、研究和传播贡献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家的智慧。另外，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虽然“一度田野”仍为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的基本作业场域，但“二度田野”成果的利用和“再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学术资源。将“两度”田野结合起来，查清同宗、变体乐器种类、数量，摸排已经消失或濒临灭绝的乐器种类数量，进而为中国少数民族乐器数据库建设、乐器志撰写和乐器分类体系建构奠定基础，应成为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研究工作刻不容缓的任务。
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研究方兴未艾，正以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度和理论潜力与应用价值得到了学术界的瞩目。鉴往知来，砺行致远，探索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取得新成果，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的历史使命。
注释：
①刘咸：《海南黎人口琴之研究》，载《科学》，1938年第1、2合期，第12 — 24页。
② 伍国栋评价其为“作者将音乐对象作为民族物质文化来进行研究和纵横比较，所及理论和方法具有很高学术起点”。郑莹：《二十世纪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综述与个案》，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第7页。
③“志式描述性研究：是指民族志式的‘描述性研究’，它是建立在经验概括基础之上并具‘中层理论’性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形态。与某种宏大理论研究范式相比，它只阐释一定范围和时间内事物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论式阐释性研究：是指论证式的‘阐释性研究’，它是民族音乐学的另一种理论形态。‘志式描述性研究’并非完全不作分析、阐释，而‘论式阐释性’研究也不能够脱离经验事实；
只是二者的学术重心和理论抽象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前者以个案描述为主，后者以多案比较为重。”刘桂腾：《音乐影像志讲义》（手稿本），2021，第223页。
④ 张翼善：《中国朝鲜族传统乐器》，延边教育出版社，2018。
⑤ 刘桂腾：《满族萨满乐器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
⑥ 伍国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第475页。
⑦ 同⑤。
⑧ 杨秀昭：《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漓江出版社，1989，第3页。
⑨ 解珺然：《阿细跳月与撒尼大三弦舞—彝族阿细人与撒尼人的民间舞蹈音乐的比较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6。
⑩ 李萌瑜：《“一把”冬不拉、两种声音—以中国哈萨克族冬不拉“制作工艺和感知”为中心的乐器文化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20。
11 李若洋：《从演奏角度看内蒙古地区雅托噶的传统与现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
12 周静怡：《文化变迁视野下哈萨克族斯布孜额的调查与研究》，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13 王博：《海勒克森潮尔的声学特性分析研究》，中国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8。
14 严敏：《旅游人类学视野下布依族铜鼓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研究—以贵州兴仁县屯脚镇为个案》，贵州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15 马毓青：《关于中国图瓦人乐器“楚吾尔”的考察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16 郑莹：《二十世纪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综述与个案》，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
17 袁炳昌、毛继增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新世界出版社，1986。
18 毛继增：《冬不拉与冬不拉音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
19 乐声编著：《中国少数民族乐器》，民族出版社，1999。
20 段蔷：《中国·新疆民族乐器制作图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
21 萧梅：《从“弦功能”再看亚欧草原的“双声结构”》，载《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28页。
22 贺继宏：《一部集欣赏价值、珍藏价值和实用价值于一体的专业图鉴—〈中国·新疆民族乐器制作图鉴〉赏析兼谈编著者段蔷的理想、精神与情操》，载《新疆地方志》，2010年第4期，第41页。
23 刘桂腾：《中国萨满乐器图释》，上海音乐出版社，2018。
24 萧梅：《一部流动的萨满乐器生命史—为刘桂腾〈鼓语：中国萨满乐器图释〉序》，载《中国音乐学》，2017年第3期，第113页。
25 刘桂腾：《音乐影像志：作为民族志书写方式的影像文本》（讲座稿），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湖北省博物馆、中国民族博物馆主办，武汉，2015年7月30日。
26 陈文革：《胡笳、箛、篍、簌、筚篥名实辨》，载《音乐研究》，2018年第3期，第96 — 105页。
27 杨秀昭：《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漓江出版社，1989，第326 — 328页。
28 刘桂腾：《执“田野与历史两端”的类型分析—北亚鼓圈中的泰加林型萨满鼓》，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3 — 13页。
29 周宗汉：《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分类初探》，载《乐器》，1983年第4期，第1 — 2页。
30 同26。
31 袁炳昌、毛继增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新世界出版社，1986。
32 吴学源在云南民族博物馆乐器展厅的前言中使用“通俗分类法”将云南少数民族乐器作纵横两个维度的分类：横向为“四纲分类法”为吹管、拉弦、弹（击）弦，打击乐器，纵向为“五级分层法”为“纲—目—族—属—种”五级。
33 吴学源：《关于边棱音吹管乐器的分类探索》，“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发言材料（作者提供），1988。
34 薛艺兵：《中国口簧的形制及其分类》，载《中国音乐学》，1998年第4期，第61 — 69页。
35 伍国栋：《长鼓研究—兼论细腰鼓之起源》，载《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4期，第27 — 41页。
36 伍国栋：《实地调查资料储存的理论及方法》，载《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4期，第83 — 95页。
37 刘桂腾：《西伯利亚诸族与满族萨满的象征—鼓的音乐学比较》，载《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39 — 44页。
38 杨民康：《云南与东南亚傣仂南传佛教文化圈寺院乐器的比较研究—以太阳鼓及鼓乐的传播与分布为例》，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52 — 61页转第83页。
39 范元祝：《传统芦笙与笙之和声比较》，载《中国音乐》，2006年第4期，第197 — 199页。
40 袁炳昌：《少数民族乐器的名称问题》，载《人民音乐》，1985年第8期，第30 — 33页。
41 罗艺峰：《口弦源流的历史语言学研究》，载《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2期，第29 — 49页。
42 关于“单件乐器志”方法的论述，详见萧梅：《相对于“类”研究的“单件乐器志”》，载《心与音—文化视野下的世界民族乐器》，湖北美术出版社，2008，第30页。
43 萧梅：《无墙的博物馆—网络时代的中国资料音乐建设》，载《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第984页。
44 同23，第113页。
45 同23，第114 — 115页。
46 同23，第113页。
47 M.沃克尔（Margaret Walker）在《动作和隐喻：关于音乐认知的体现理论和解释学》，曹本冶、洛秦编著《Ethnomusicology理论与方法英文文献导读》（卷四），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第31页。
48 同42，第9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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