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瑞峰
随着“汉字文化圈”这一学术概念的确立与展衍，国内学界对域外汉籍及海外汉诗的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在其间树藩插篱、精耕细作者日渐增多。诚然，致力于域外汉籍研究的人数更众、成果更丰，但海外汉诗研究却也早已越过最初的拓荒阶段，而不断向深处拓进、高处提升，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学术动向。《东亚汉诗史》得以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就是表征之一，其中，日本汉诗研究相对起步较早、轨迹较显。值此回望来径、前瞻去路之际，对日本汉诗的演进脉络及发展趋向加以梳理与评估，或许不无学术意义。
考察日本汉诗研究的历史流程，不难发现：如果可以将品评诗人诗作的片言只语也视为一种研究的话，那就可以说，对日本汉诗的研究是与日本汉诗本身同时发轫的。《怀风藻》等早期的诗集，都在卷首冠以编者的序文。这些序文除说明编纂时间、编纂体例及编纂过程外，往往还简要地勾画出当时诗坛的概貌，后人可藉以了解当时的诗坛风会及走向。因此，其意义至少在于为后代的研究者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资料。而《怀风藻》的编者还为入选作者精心撰写了小传。其中，概括其艺术成就、艺术风格的文字，大多深中肯綮。这无疑是“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结果。至平安朝后期，一些汉诗作者更有意识地考察中日汉诗的发展轨迹，并撰写专文予以论列。如大江匡房的《诗境记》：
联句出于柏梁，五言成于李陵。自汉至宋，四百余载，词人才子，文体三变……我朝起于弘仁、承和，盛于贞观、延喜，中兴于承平、天历，再昌于长保、宽弘，广谓则卅余人，略其英蒉（贵)，莫不过六、七许辈。[1](60)
此文收录于《朝野群载》（卷三）。尽管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嬗变之迹的勾勒，大多因袭汉人，了无新意，其间，对陶渊明、李白等大家只字未提，更是不应有的疏漏；
而对日本汉诗的演进之辙的描述，则读来令人有语焉未详之憾；
同时，其文字本身也颇多疵瑕。但它却不失为一种研究的结晶，况且，其中亦有真知灼见在，如谓王朝汉诗“起于弘仁、承和，盛于贞观、延喜”云云，便对后代的研究者颇具启发意义。
日本平安朝后期，评骘诗人诗作，在朝绅士大夫中间已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评骘要博得同好的称许，而被公认为是不易之论，就不能率易而为，至少需先对评骘对象进行一番审视，哪怕是浮光掠影式的审视。而这大概也可以算得上是研究的初级阶段。尽管他们在进行这种研究时，往往借助的是直觉式的感悟，采用的是象喻式的评析，缺乏逻辑意义上的抽象，并不可避免地带有模糊性，但毕竟有其研究程序与研究结论，有的结论还能令人击节称赏。如庆滋保胤曾应史称“后中书王”的具平亲王之请，评骘天下诗人。其事载于《古今著闻集》：
大内记庆滋保胤参八条宫。亲王问及时辈文章，曰：“匡衡如何?”答曰：“敢死之士。犹数骑披甲胄，策骅骝，过淡津之渡，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又命云：“齐名如何?”答曰：“瑞雪之朝，瑶台之上，似弹筝柱。”又命曰：“以言如何?”答曰：“白砂庭前，翠松阴下，如奏陵玉。”又命曰：“足下如何?”答曰：“旧上达部驾毛车，时时似有吟声。”①大内記善滋保胤と、八條宫に参して、下問の時事時輩文章におよびけるに、親王命云、「匡衡如何。」答曰、「敢死之士、數百騎、被甲胄、策驊騮、似過淡津之渡。其鋒森然少敢當者。」又命云、「齊名如何。」答曰、「瑞雪之朝、瑤臺之上、似彈箏柱。」又命曰、「以言如何。」答曰。「白砂庭前、翠松陰下、如奏陵玉。」又命曰、「足下如何。」答曰、「舊上達部駕毛車、時似有陰聲。」と申ける、いと興ある事なり。[2](81)
这一评骘，颇得六朝时代品藻遗法。当时，大江匡衡、纪齐名、大江以言、庆滋保胤四人诗名相齐，世称“正历四家”。由列名其中的庆滋保胤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四位诗坛宿将加以评骘，如果“无偏于私爱”的话，是能够搔着痒处的。事实也正是如此。细味上引评语，似乎是说匡衡诗遒劲、齐名诗优美、以言诗清奇、保胤自家诗隽永。如果这一“破译”无悖保胤本意的话，那么，我以为上引评语还是得其仿佛的。
五山时代，许多汉诗作者同样集二任于一身：作诗，复评诗。清拙正澄《别源圆旨南游集跋》有云：
诗有夺胎换骨法，人亦有夺胎换骨。用古人意，不用其句；
用古人句，不用其意：此诗之夺换也。日本旨藏主，入保宁休居之室，复游历诸老之门。归来观其著述，概有大唐音调。语意活脱，如珠走盘。岂非能夺换我大唐胎骨者耶也?抑得休居翁九转还丹，乃若是耶？[3](506)
“夺胎换骨”，是宋代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所提出的一种作诗方法。尽管黄氏曾因此而被讥为“剽窃之黠者”，却不失为在唐诗盛况难继的情况下为别开生面而进行的一种有益又有效的尝试。对于先天条件不足的日本诗人来说，“夺脱换骨”这一方法更具有借鉴的价值。应当说，由王朝时代的生吞活剥到五山时代的夺胎换骨，这已经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清拙正澄敏锐而准确地察觉了这一点，并以别源圆旨《南游集》中的作品为例，对它进行了理论上的阐扬。在这段评论文字中，宏观与微观、理性与感性，是得到了统一的。当然，清拙正澄终究是由宋渡日的高僧，其文字应作别论。那么，无妨再征引一段本土诗人中岩圆月有关义堂诗的论述：
友人信义堂，禅文偕熟，余力学诗。风骚以后作者，商参而究之。最于老杜老坡二集，读之稔焉。而酝酿于胸中既久矣，时或感物兴发而作。则雄壮健俊，幽远古淡，众体具矣。若夫高之如山岳，深之如河海，明之如日月，冥之如鬼神，其变化如风云雷电，其珍奇如珠贝金璧，以至其纵逸横放，则如猎虎豹熊貅之猛然，角之掎之，其力不得暂假焉。[4](1084)
以象喻诗和借禅说诗，是五山诗僧论诗时习用的方法。中岩圆月为义堂周信的《空华集》所精心撰写的这篇序文也是如此。令人叹赏的是，这两种方法，在文中都被运用得十分娴熟和自然。作者对义堂诗味之既久，参之既深，发为斯论，自是处处见其会心。文中既分析了义堂诗的基本特征，又阐述了义堂诗的多样化风格，堪称一篇要言不烦、丝丝入扣且文彩炳焕的作家论。由此推而广之，似乎可以说，在五山时代，随着写诗能力的提高，评诗的技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换言之，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在当时是同步发展的。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五山时代已经出现了诗话这一形式。虎关师炼《济北集》卷十二便是“诗话”专辑，通常被视为日本诗话的滥觞。
至江户时代，对日本汉诗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研究阶段。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各种诗话相继撰成并刊行。其中，较著名的有菊池五山的《五山诗话》、大窪诗佛的《诗圣堂诗话》、皆川淇园的《淇园诗话》、友野霞舟的《锦天山房诗话》、三浦梅园的《诗辙》等等。虽然有的被后人非难为“不成诗话之体”，如释六如的《葛原诗话》等，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与理论价值的。如果与前代略加比较，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虎关师炼的《诗话》只有寥寥27则，其评说对象也以中国汉诗作者为主；
而《五山堂诗话》等不仅都具有专著的规模，而且评说本邦汉诗作者的文字占据了大半的篇幅。同时，评说本身也更见精微——尽管有时不免溢美。此外，这些诗话还收录了大量的有关当时诗坛名家的种种轶闻逸事，因而对后人研究这些名家的生平和创作发展历程有很大的帮助。其次，出现了《日本诗史》这样的系统性的研究专著。《日本诗史》五卷是江村北海所著，约四万余言。其论述范围起于王朝时代，迄于江户前期，即囊括了作者著书立说前的全部日本汉诗发展的历史。这本身便显示了作者的胆略与气魄。尽管这还不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四万余言的篇幅，无论如何是够不上“体大”的标准的；
而时见失察或臆断之处，似乎也妨碍它获取“思精”一类的好评；
同时，全书虽以“史”名之，“史”的脉络却不十分明晰，这就是说，在“通古今之变”方面，作者还用力不足——然而，这毕竟是第一次将以往对日本汉诗的零散的、片断的评说加以系统化，具有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的意义。不仅如此，其发明之处亦随时可见。如论绝海诗曰：
绝海、义堂，世多并称，以为敌手。余尝读《蕉坚集》，又读《空华集》，审二禅之壁垒。论学殖，则义堂似胜绝海；
如诗才，则义堂非绝海之敌也。绝海诗，非但古昔中世无敌手也，虽近世诸名家，恐弃甲宵遁。何则古昔朝绅咏言，非无佳句警联，然疵病杂陈，全篇佳者甚稀。偶有佳作，亦唯我邦之诗耳，较之华人之诗，殊隔迳蹊。虽近世诸名家，以余观之，亦唯我邦之诗耳，往往难免俗习。绝海则不然也。[5](201)
作者注意采用比较的方法，将研究对象放置在汉诗发展史这一特定环境中进行观照，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凸现其个性特征，并确定其坐标。这自然不失为高明。再次，不少名家着手对前代的汉诗作品进行钩稽、搜集与编辑。这属于今天所说的“古籍整理工作”的范畴。作为汉诗研究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工程，其意义同样是不可低估的。就中，除了江村北海的《日本诗选》10卷及《日本诗选续编》8卷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市河宽斋的《日本诗纪》50卷[6]。作者集一生精力，对平治以前的日本汉诗加以搜集编次，所以王朝时代的汉诗作品几乎被本书网罗殆尽。其引用的53种书目中，包括《续往生传》《高野大师广传》《公卿类传》《续世继物语》《教家摘句》等较为冷僻的史传及笔记。可知作者在取资的过程中，曾怎样“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该书之完本明治四十四年（1911）由国书刊行会付梓后，一直为汉诗研究者所珍重。
维新以后迄今，尽管汉诗不可抑止地走向衰微，对日本汉诗的研究却呈现出日渐隆盛的趋势，无论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著述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远逾前代。应当说，这是与学术研究全面繁荣的总体背景相联系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致力于撰写有关日本汉诗发展历程的专著。如久保天随的《日本汉文学史》（明治四十年前后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刊)、芳贺矢一的《日本汉文学史》（昭和三年富山房刊)，冈田正之的《日本汉文学史》（昭和四年共立社刊)、牧野谦次郎的《日本汉学史》（昭和十三年世界堂书店刊)、安井小次郎的《日本汉文学史》（昭和十四年富山房刊)、营谷军次郎的《日本汉诗史》（昭和十六年大东出版社刊)、户田晓浩的《日本汉文学通史》（昭和三十二年武藏野书院刊)、绪方惟精的《日本汉文学史讲义》（昭和三十六年评论社刊）等等。当然，这些专著大多是就全部汉文学立论，汉诗只是研究对象之一；
但有关汉诗的章节，在全书中往往占有较大的比重，能与有关汉文的章节平分秋色。因此，从中足以了解到日本汉诗的全貌乃至发展的全程。至于对日本汉诗发展史上的某一阶段进行总体研究的专著，更给人量多质精之感。无须多加思索，我们便能列举出冈田正之的《近江奈良朝的汉文学》（昭和四年东洋文库刊)、吉田增藏的《平安朝时代的诗》（昭和四年岩波书店刊)、川口久雄《平安朝日本汉文学史的研究》（昭和三十九年明治书院增订本)、柿树重松的《上代日本汉文学史》（昭和二十二年日本书院刊)、上村观光《五山文学小史》（明治三十九年裳华堂刊)、同氏的《五山诗僧传》（明治四十五年民友社刊)、北村泽吉的《五山文学史稿》（昭和十六年富山房刊)、玉村竹二的《五山文学》（昭和三十六年至文堂刊)、中村真一郎的《江户汉诗》（岩波书店昭和六十年刊)、富士川英郎的《江户后期的诗人们》（昭和四十一年麦书房刊)、木下彪的《明治诗话》（昭和十八年文中堂刊）等数十种。其中，川口久雄的《平安朝日本汉文学史的研究》[7]等，以严谨的态度、充实的材料、新颖的观点，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与发展史及断代史的研究相并行，对日本汉诗作品的搜集、编纂、注释、评赏工作也迅速向前推进。这表现在各种卷帙浩繁、远逾前代的大型汉诗总集陆续问世。如上村观光编纂的《五山文学全集》五册（前两册明治三十九年六条活版制作所刊，后三册昭和十一年帝国教育会刊，昭和四十八年思文阁复刻刊行），与玉村竹二编纂的《五山文学新集》六册（昭和四十二年至四十七年东京大学出版部刊），将五山时代的汉诗尽皆汇萃其中，凭借它们，可以将五山汉诗浏览无遗，从而为研究五山汉诗提供了莫大便利。又如集当代多名学者之力编纂而成的全20册的诗集《日本汉诗》，收录了江户及明治、大正时期的主要诗集一百余种，容量既丰，校勘亦精，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汉诗大有裨益；
另一方面，各种或致力于探微索幽，或致力于擘肌析理，或致力于穷本究源的汉诗注释、评赏著作也相继出版。如释清潭的《怀风藻新释》（昭和二年丙午出版社刊)、杉本行夫的《怀风藻注释》（昭和十八年弘文堂刊)、川口久雄的《营家文集、营家后集校注》（昭和四十一年岩波书店刊)、柿村重松的《本朝文粹注释》（大正十一年内外出版株式会社刊)、金子元臣、江见清风的《和汉朗咏集新释》（昭和十七年明治书院刊)、释清潭和木下彪的《王朝、五山、江户时代名诗评释》（昭和十年画家社刊)、川口久雄和志田延义的《和汉朗咏集·梁尘秘抄校注》（昭和四十年岩波书店刊)、山岸德平的《五山文学集·江户汉诗集校注》（昭和四十一年岩波书店刊)、久保天随的《本朝绝句评释》（明治三十五年文学馆刊)、释清潭的《和汉高信名诗新释》（明治四十三年丙午出版社刊)、简野道明的《和汉名诗类选评释》（大正三年明治书院刊)、结城蓄堂的《和汉名诗钞》（明治四十二年文会堂书店刊)、《续和汉名诗钞》（大正四年文会堂书店刊)、盐谷温的《兴国诗选》（昭和六年弘道馆刊)、池永润轩的《和汉名诗讲话》（昭和八年京文社刊)、小泉董三的《维新志士勤王诗歌评释》（昭和十三年立命馆出版部刊)、山田准的《日本名诗选精讲》（昭和十八年金铃社刊)、内田泉之助的《新释和汉名诗选》（昭和三十三年明治书院刊)、伊藤长四郎的《新释和汉爱诵诗歌集》（昭和四十四年笠间书院刊)、猪口笃志的《日本汉诗鉴赏辞典》（昭和五十五年角川书店刊）等等。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猪口笃志的《日本汉诗鉴赏辞典》[8]，较之中国最早的大型诗歌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刊行的《唐诗鉴赏辞典》[9]，篇幅虽有所不及，出版的时间却要早三年多，而且是独立撰写而成。这说明日本的汉诗研究者是既具有开拓的意识，也具备开拓的实力的。
如果说日本汉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在海外的有机延伸，是从华夏传播至东瀛的话，那么，日本汉诗研究则显现出一种反向的流程：中国学界对日本汉诗的关注要远后于日本学界，而且对后者的研究成果多有借鉴。这恰好从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两端上体现了文化交流的双向循环与互动。中国学者对日本汉诗的整体观照或许始于晚清学者俞樾1882年受日人岸田吟香之托编纂《东瀛诗选》。但其后并无继轨者。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汉诗研究一直处于沉寂状态，乃至国人对日本汉诗的了解几近空白。直至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随着国门的“訇然中开”，中日之间的文化、学术交流的渠道日益通畅，日本汉诗才重新成为国内学者的研究对象，而率先着鞭的是程千帆、孙望先生联袂编撰的《日本汉诗选评》（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1月)[10]。尽管这只是一个篇幅不广、评析稍简的诗歌选本，却可以视为现代学术意义上日本汉诗研究的滥觞。时隔4年，拙著《日本汉诗发展史》（第一卷）付梓（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11]，忝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和整体考察日本汉诗的学术专著。这之后，日本汉诗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旁搜远绍、殚精竭虑于其间，所取得的成果虽然远远不及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丰厚，较之既往一片萧条、清冷的状况，却也灿然可观了。饶有见地的单篇论文几何级增长，颇具选家慧眼的诗歌选本不一而足，融入了作者对研究对象的独特思考、感悟和解会的研究著作也纷纷问世。如《日本汉诗论稿》（蔡毅著，中华书局，2007)、《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马歌东著，商务印书馆，2011)、《日本汉文学史》（陈福康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等等。它们基本上都以中国古典诗歌为参照系，对日本汉诗进行时空合一、纵横交错的考察与评述，或沿波探源，或因枝振叶，都不失其开拓意义。也有直接从母体的视角来观照日本汉诗的，如拙著《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即试图通过对日本汉诗的总体检阅，在更浩瀚的学术时空中观照中国古典诗歌的深远影响。该书不仅展示了中国文化东渐的渠道与方式，探讨了中国古典诗歌得以衍生于东瀛的历史原因，而且辨析了日本汉诗的发展阶段及阶段性特征，在较深的层面上透视了日本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渊源关系，并进而揭示了时代风会、生活环境、审美情趣、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等因素在诗歌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多元综合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学者已不再满足于对日本汉诗作孤立的静态的扫描，而是以宏观的视野，将其置于整个东亚汉诗体系中加以观照。严明教授的《近世东亚汉诗流变》（凤凰出版社，2018)[12]一书以150余万字的篇幅，依次对近代的朝鲜汉诗、日本汉诗、琉球汉诗、越南汉诗进行梳理与论列，而这无疑为作者组织海内外专家共同实施《东亚汉诗史》这一宏大工程奠定了学术基础。
必须指出，尽管近三十年来国内学界对日本汉诗的研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在零基础上取得的进展足以令人感到欣慰，但其成果依然是零散的、碎片式的，而不是密集的、完璧式的，尚未能构成一个自足与自洽的系统。就研究力量而言，迄今未得到有机的整合，还处在“各自为战”的游兵散勇形态，更缺乏全面的规划和顶层的设计。这种状况，有可能以《东亚汉诗史》和《东亚古代汉文学史》这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立项为契机，逐步得到改善。瞻望今后的日本汉诗研究，谨不揣浅陋，对其发展趋向作以下几点臆测：
一是全方位推进。国内的日本汉诗研究领域早就不是一块处女地，但我们探索的触角与犁头的延伸度远远不够，有待深耕的沃土还触目皆是。比如《日本汉诗发展史》目前仅见第一卷，所论局限于平安朝，对其后的五山时代、江户时代、明治时代只作了一个粗线条的勾勒，并没有展开具体论述，所以实际上还只是一部断代史，不足以显现日本汉诗的全部历史流程。也就是说，对五山、江户、明治汉诗嬗变的轨迹迄今犹语焉未详。《日本汉诗论稿》与《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还不是通篇聚焦于某一话题的学术专著，而只是散点透视式的论文合集。再比如，文本研究与文献整理应当齐头并进，甚至后者应先于前者发足与发力。但目前有关日本汉诗的文献整理工作（包括作品选编、校注、评析)，尚不尽如人意。坊间得见的除了《日本汉诗选评》外，仅有《日本汉诗三百首》（马歌东编选，世界图书出版社，1994)、《日本汉诗撷英》（王福祥、汪玉林、吴汉樱编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日本汉诗精品赏析》（李寅生编著，中华书局，2009)、点校本《东瀛诗选》（俞樾编，曹昇之、归青点校，中华书局，2016）等寥寥几种。断代的选本、分体的选本、兼容中日双边的选本还在千呼万唤的期待中。从文献学、文体学、地理学、接受美学等角度对日本汉诗进行专题研讨的著作也令人遗憾地暂付阙如。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日本汉诗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既没有覆盖全领域，也没有实现全方位。所以，今后的研究不是简单的拾遗补缺，而必须进一步扩大我们的研究疆域、拓展我们的研究方位，逐步清除锄犁未及的死角与盲区，不留下任何可以观照日本汉诗发展的某一侧面的空白点。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必要前提：有志趣从事日本汉诗研究的学者在近期内大量增加。目前研究力量的不足严重制约着日本汉诗研究的全方位推进。因此，应当吸引更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来共同致力。我们不敢奢望日本汉诗研究能成为“热点”乃至“显学”，事实上，因为其成就与特色难与中国古典诗歌相比，又是他民族的艺术创造，所以不可能具备充足的引人“入其彀中”的诱惑力与感召力。但如果在政策导向上通过设置更多的规划课题等手段，也未尝不能集聚起一定数量的学术精英，在对日本汉诗穷原究委的总体目标下，有序排兵布阵，形成从局部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从平面到立体的研究闭环。
二是深层次观照。今后的日本汉诗研究在延展广度的同时，更要增进深度，力求在深层次的发掘中取得突破。既往的研究因为带有开垦荒地和填补空白的性质，所以虽然表现出向深处拓进的意向，却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与深度，一部分研究者浅尝辄止，以向国内读者推介作品和普及常识为满足，尽管在封闭状态刚被打破时这也不失新鲜。下一步，所有的研究者都应努力树立更高的学术标杆，立足于时代的制高点，以跻身思想高原、踏足学术深沟为使命，避免日本汉诗研究的低水平重复和低质量循环，尤其是不能止步于将日本学者已取得的成果加以系统化和逻辑化。我觉得，所谓“深层次”，首先意味着“整体”的格局。即在微观累积的基础上，既要将日本汉诗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又要把它放到更大的“整体”——东亚汉诗中进行观照，从而在宏大的格局中获得对日本汉诗的历史地位和基本风貌的精准把握。这还不够，还要兼顾另一个“整体”——绵延古今、横贯中外的汉语文学史。这样说的依据是，我们今天所惯常使用的“中国文学史”概念和《中国文学史》教材，并没有纳入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学作品，但囊括了少数民族作家，如辽代的萧观音，元代的耶律楚材、萨都刺，清代的纳兰性德等人。也就是说，它实际上相当于“汉语文学史”。而作为“汉语文学史”，是应当将海外汉文学、包括海外汉诗包罗在内的。因此，将日本汉诗置于汉语文学史这一整体坐标中来进行定位，既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衡定并揭示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有效途径。其次意味着“通变”的意识。研究日本汉诗，以史料考辨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自然不可偏废，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也有待加强，但基于“通古今之变”的学术立场，着力勾勒出日本汉诗兴衰沿革的轨迹及源流正变的脉络，并从中概括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则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换言之，未来的日本汉诗研究，不应该仅着眼于其发展链条上的每一环节，更要瞩目于环节之间的勾连与融通，梳理出其“发展”与“演变”的外在线索和内在逻辑[13](1-8)。再次意味着“比较”的方法。“通变”主要指纵向的追踪，“比较”则主要指横向的扫描。日本汉诗不是如同空谷幽兰般孤立地存在与发展的，它从母体脱胎而出后，始终吸吮着母体为它无私提供的充足养料，并与母体保持着良性互动，给予母体必要的反馈与反哺。同时，它与朝鲜汉诗、越南汉诗等同胞兄弟一直同生共长，彼此之间也有着难以割裂的血肉联系，相互依托，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因此，我们要准确描述日本汉诗的独特风貌与个性特征，就必须采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对日本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及朝鲜汉诗、越南汉诗的比照并观，凸现其迥异之处。这样，我们的研究触角才能下探到更深的层面。
三是多维度探讨。研究日本汉诗，最基本的法门便是程千帆先生所倡导、程门弟子所践行的“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但要提高研究的效能，还必须从多个维度不断调整焦距、转换视角，以达成认知的科学性和效益的最大化。窃以为必须处理好两组维度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文献之维与理论之维。只有夯实文献学研究的基础，才能构建起为日本汉诗正本清源、传神写照的理论画廊。在这方面，日本学者已着先鞭，从总集编纂到作品疏证，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为我们省却了一部分文献整理之劳。但仍有大量文献需要我们爬罗剔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献整理毕竟不能替代理论探讨，从终极意义上说，它的功能在于为理论探讨提供可赖以构筑大厦的坚硬基石。然而，从目前的势态看，似乎有意致力于文献学研究的学者更多。这或许是因为在时下通行的评价尺度上实证研究刻度更高也更受推许的缘故。摆脱对理论探讨的陈见，扭转对文献之维的偏重、理论之维的轻忽，应该成为发展趋向之一。其次是历史之维与现实之维。这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尽管日本汉诗在明治以后逐渐趋于衰微，不复见江户时代的繁盛景象，但直至今天，仍然拥有众多的爱好者、鼓吹者及创作者。东京的“二松诗文会”“裁锦会”、名古屋的“心声社”、大阪的“黑潮社”、广岛的“山阴吟社”等民间社团，都以汉诗的复兴为宗旨，而孜孜不倦地从事着汉诗创作，虽然创作水准远逊于其前辈，却同样映现出本土风情与时代氛围。这意味着日本汉诗发展的历史还在延续。我们固然应该把历史上的日本汉诗作为研究重点，但同时也应将现实中的日本汉诗纳入研究视野，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加以拓展。正如我们在将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推向纵深之际，也不能完全无视当代诗词创作。第二层意思是，日本汉诗是中国文化东渐的产物，理当进一步挖掘与发挥它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诚然，如果仅仅把日本汉诗研究视为服务于现实的外交工作的手段，未免低估了它自身所蕴含的学术价值，抹煞了它独立存在的现实意义，但无可否认，本着“古为今用”的方针，研究日本汉诗，在今天不失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增进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要举措之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日本平安朝诗人长屋王在《绣袈裟衣缘》中的这一题词，曾经在武汉抗疫期间引起强烈共鸣就是明证。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历史之维与现实之维有机对接，赋予日本汉诗研究以更深刻、更显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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