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斌
1935年1月31日，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爱媛县的喜多郡大濑村。他的启蒙教育主要来自祖母和母亲，祖母讲述的乡村民间传说，成为大江日后重要的创作源泉。祖母和父亲于1944年相继去世，此后母亲成为他的主要教育者，而他母亲在战时物资极度匮乏的时候，依然进城用大米为他换回《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再加上母亲珍藏的《鲁迅选集》等书，这些书不仅成为大江的阅读启蒙，更为他孤独与迷茫的幼小之心注入了文学的力量。
在“个人的体验”中徘徊
少年大江的孤獨与迷茫源自他10岁时，那一年日本签署了投降书。据他后来回忆，二战时期，小学老师一直向他们灌输天皇是神圣的这种观念，教导大家从小要有为天皇赴死的勇气和决心。正是战败与投降一事让大江意识到了不断重复的谎言与彻底的背叛，而这一意识，也自然成为其日后文学创作的最早主题。至于大江作品中流淌的骨血，则来自他在日本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的求学经历：从拉伯雷到萨特，法国现代派和存在主义对他有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在大江发表于1958年并斩获芥川奖的代表作《饲养》中表现得很明显。这篇小说以少年视角，在诸多隐喻和象征中探讨着战争与人性。
1961年，大江以轰动日本的17岁少年山口二矢，刺杀左翼旗手浅昭稻次郎事件为原型，创作了小说《十七岁》及姊妹篇《政治少年之死》。该书在日本国内引发右翼势力的极度不满，导致大江和出版方连续数周受到死亡威胁。小说描写了少年从身体觉醒（性欲的勃发与旺盛）到家庭放逐（与父母的隔阂和对长姐的伤害）再到投身右翼的狂热，以至刺杀左翼党魁以及终在狱中自尽的全过程，自始至终洋溢着对天皇的讽刺批判和对日本政治的反思。
可以称为大江创作生涯分水岭的作品，是他在即将而立之年时完成的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此前，大江一直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初登文坛时立下的宏愿：创造日本迄今未有的小说文体。故而在他早年的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日本文学的源流，反而是有更多国际化的文学特质。但是1963年，家中的一场变故，改变了大江的创作理念与方向。这年他的孩子大江光出生，但因先天头盖骨损伤导致智力有缺陷，如何与儿子共同生存，就成了之后他几乎所有文学创作的主线。1964年发表的《个人的体验》，并非沿袭日本私小说的传统，而是他对生活及心理困境的文学再现（尤其是诸多性隐喻），是作为小说家的个人与世界乃至最终与自己作战的写照。
书名《个人的体验》出现在小说主人公鸟与女友火见子私会时的对话中，他们谈的正是鸟所遭遇的初生儿先天畸病一事。当时的鸟还不敢面对此事，希望病儿能在医院中死去，自己能逃避现实，而且除此事之外，他无法面对的还包括家人、同事及朋友，于是只能躲在女友家中寻求慰藉。鸟认为这只是他自己的事，完全属于个人的体验。但即使是个人体验，最终也一定会走到看得见人类普遍真实的近路上，到那时个人将获得经历痛苦后的果实。直到小说的最后，鸟从洞穴中走出，夺回被送进秘密医院中的病儿，笃定地与他同生共死，这也正如现实生活中的大江健三郎与大江光一样。所以，与其说是大江走出困境完成创作，不如说是他在创作中走出了困境。
此后，如何与残疾儿子共生就成为大江健三郎的创作主轴，不仅有大量小说以拥有残疾儿的家庭为核心展开，而且在诸多随笔作品中也延伸至日本更多的历史与社会问题。
自幼就是鲁迅的追随者
从儿子大江光出生那年起，大江健三郎便开始对广岛遭受核弹轰炸的受害者进行田野调查，对核爆幸存者特别是对其中的医护人员的访谈，让他把小“死”（大江光的死亡威胁）与大“死”（全人类所面临的核战威胁）联系在一起，写成《广岛札记》一书。1968年，大江又对曾独立于日本政治权力之外，但被强行日本化的冲绳进行了多次调查，两年后《冲绳札记》出版，并在书中发出 “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人？我能变成不是现在这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吗？”的沉重内省。而书中写到1945年盟军攻入冲绳岛期间，日本军队胁迫大批冲绳平民自杀一事甚至在35年后还遭到两名退休日本军官的起诉，指控大江诽谤。直到2008年指控才被驳回。
本文作者收藏的大江健三郎中文版文集。本文作者收藏的大江健三郎亲笔签名书以及大江健三郎日文版书籍。
应该说大江观照历史与现实的一系列随笔，以及他在1994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赴各国做的演讲，都构成了他文学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对日本国民性的批判，让人每每读来不由得想起鲁迅，而且大江也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表露出他对鲁迅的崇敬之心。2006年大江第5次来中国做文化访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题为《始自于绝望的希望》的主题演讲，回顾了自己历次来华访问，所受到的非凡礼遇，更是讲述了从12岁起阅读鲁迅作品的经历，并表达了对鲁迅文字风格与灵魂的深刻理解。“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这是大江12岁起就抄在纸上的座右铭；
“苟活者在淡红色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
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其实，“思维最敏锐、民族危机感最强烈”既是大江对鲁迅的定评，也是他后来不断衡量自己的标杆。
2012年3月，大江健三郎（左）出席巴黎书展。
1994年，大江健三郎因为“以富于诗趣的表现力，创作出虚实结合的世界，以震撼读者心灵的方式刻画出现代人的困境”，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同年，他以自己“不承认任何高于民主的权威和价值观”为由拒绝接受由日本天皇本人授予的日本文化勋章。那年12月7日，大江在斯德哥尔摩的著名演讲《我在暧昧的日本》中明确表示，他无法与1968年站在这里的川端康成一起，以和歌或禅诗为引喊出“我在美丽的日本”，而忘记日本曾在亚洲扮演的侵略者角色以及战败后的暧昧之姿。至于战时以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为代表的昭和作家，尽管有不少也并不支持战争，但态度大抵比较暧昧，毕竟日本在他们看来是“美丽”多过其他的，正如川端在获奖时的演讲，通篇都是美的历程。而大江则恰恰相反，在他的演讲词中，这样的暧昧和模棱两可就是日本不敢承认历史罪过的内因，更是阻碍日本健康发展的根本，也正是这点让大江足以成为世人心目中最“美丽”的日本作家。
（责编：常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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