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培聪，何立乾，孟宪涛，安治国，卜珊珊，马卫忠
宫内感染性肺炎是指在胎儿宫内期间发生的一种先天性肺部感染，主要是由于羊水感染或血行感染所致[1-2]。早产儿是指胎龄不足37周的活产新生儿，由于早产儿的胎龄小，其生理功能往往未能发育成熟，免疫功能相对低下，是宫内感染性肺炎的高危人群，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孕期保健执行情况不好，一旦发生宫内感染性肺炎，会严重影响到早产儿的生命健康[3-5]。因此，临床上主张积极预防宫内感染性肺炎的发病。明确早产儿在宫内时期发生感染性肺炎主要与何种因素有关，是制定宫内感染性肺炎预防方案的关键，而明确其病原菌分布也是制定防治对策的关键，本研究选择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我院60例宫内感染性肺炎早产儿与60例健康早产儿进行对比分析，以探讨早产儿宫内感染性肺炎的病原菌分布及发病危险因素，对早产儿的宫内感染性肺炎预防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我院收治的宫内感染性肺炎早产儿60例为研究对象，为观察组，其中男32例，女28例；
胎龄31～36周；
母体年龄21～39岁；
母体既往有生育史17例。同期选择我院健康早产儿60例为对照组，其中男31例，女29例；
胎龄31～36周；
母体年龄21～38岁；
母体既往有生育史14例。
1.2 诊断标准 参照《早产的临床诊断与治疗推荐指南(草案)》中相关诊断标准[6]。
1.3 纳入标准 (1)符合宫内感染性肺炎的诊断标准；
(2)胎龄<37周，单胎妊娠，出生后顺利存活至少7 d；
(3)该研究通过临夏州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早产儿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4 排除标准 (1)先天性发育畸形；
(2)先天性功能障碍；
(3)出生后合并严重并发症，病情危重。
1.5 方法 对比两组早产儿的临床资料，分析早产儿宫内感染性肺炎发生的危险因素，分析指标包括母体年龄(≥35岁或<35岁)、既往生育情况(有或无)、胎龄(≥34周或<34周)、胎儿性别(男或女)、羊水污染(有或无)、宫内窘迫(有或无)、绒毛膜羊膜炎(有或无)、母体C反应蛋白(≥8.0 mg/L或<8.0 mg/L)、孕晚期发热(有或无)、妊娠期高血压(有或无)、妊娠期糖尿病(有或无)。
采集宫内感染性肺炎早产儿的咽拭子样本进行细菌培养，将咽拭子样本接种于琼脂板孔内，放置于35 ℃孵育箱中持续孵育18～24 h，分离出病原菌株，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的VITEK2-compact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及配套的革兰氏阳性菌鉴定卡(Gram-positive identification card,GP)、革兰氏阴性菌鉴定卡(Gram-negative identification card,GN)鉴定板对病原菌菌株进行鉴定，统计宫内感染性肺炎早产儿的病原菌分布情况。
1.6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2.0软件，在单因素分析中，将数据资料整理成计数资料形式，实施χ2检验，P<0.05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再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诸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s回归模型中进行赋值和分析，以P=0.05为检验水准。
2.1 早产儿宫内感染性肺炎的危险因素分析
2.1.1 单因素分析 经单因素分析，观察组与对照组在羊水污染、宫内窘迫、绒毛膜羊膜炎、母体C反应蛋白、孕晚期发热、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等方面，均P<0.05，而两组早产儿的母体年龄、既往生育情况、胎龄、胎儿性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1.2 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 将表1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各个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s回归模型中进行赋值和分析，各变量赋值结果见表2。经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羊水污染、宫内窘迫、绒毛膜羊膜炎、母体C反应蛋白≥8.0 mg/L、孕晚期发热、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是导致早产儿发生宫内感染性肺炎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3。
2.2 早产儿宫内感染性肺炎的病原菌分布情况分析 60例宫内感染性肺炎早产儿中，经病原菌培养共分离出85株病原菌菌株，包括革兰氏阴性菌59株、革兰氏阳性菌20株、真菌6株，分布情况见表4。
表2 各变量赋值表
表3 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
早产儿是指出生时胎龄<37周的新生儿，随着临床医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早产儿的存活率大大提高，临床上对于早产儿预后的关注增加[6]。由于早产儿的生理功能、代谢功能发育不成熟，其机体免疫力低下，易受到病原菌入侵而致肺部感染的发生[7-8]。早产儿的感染性肺炎发生风险较高，感染性肺炎的临床症状具有滞后性，其发病早期隐匿性较强，部分早产儿的感染性肺炎发生在产前宫内胎儿阶段，治疗难度较大[9-10]，因此，临床主张对早产儿宫内感染性肺炎采取以预防为主的干预措施。
表4 早产儿宫内感染性肺炎的病原菌分布情况分析
在发达国家，新生儿发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宫内感染，虽然胎儿经母体可获得少量的IgG，但因其自身的各种免疫功能未发育成熟，对致病微生物的免疫识别、应答能力均极其低下，因次，当母体感染病原体后，仍容易致病并对胎儿的发育造成影响，尤其是早期胚层分化阶段[11]，容易诱发妊娠终止、早产或各类出生缺陷，导致宫内感染的病原体包括病毒、原虫、衣原体、支原体、螺旋体及各类细菌。
明确早产儿在宫内时期发生感染性肺炎的相关因素是对其进行预防的关键点，针对这一问题，本研究中针对发生宫内感染性肺炎的早产儿与健康早产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对比，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对两组早产儿的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羊水污染、宫内窘迫、绒毛膜羊膜炎、母体C反应蛋白≥8.0 mg/L、孕晚期发热、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是早产儿在宫内时期发生感染性肺炎的危险因素(P<0.05)，说明早产儿发生宫内感染性肺炎主要受到羊水污染、宫内窘迫、绒毛膜羊膜炎、母体C反应蛋白、母体孕晚期发热、母体妊娠期高血压、母体妊娠期糖尿病等因素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1)宫内存在羊水污染的胎儿其往往伴有羊水感染，导致病原菌经受污染的羊水与胎盘接触，引发胎儿肺部感染。(2)宫内窘迫及绒毛膜羊膜炎胎儿的胎盘功能受到影响，胎盘对病原菌的抵御作用减弱，增加了其感染风险[12]。(3)母体C反应蛋白≥8.0 mg/L、母体孕晚期发热表示母体存在感染情况，这种感染易影响到宫内胎儿[13]。(4)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均属于妊娠期常见的合并症，孕妇发病后，其血压或血糖水平出现异常增高情况，导致其早产风险增高，还增加了宫内胎儿的感染风险[14]。
对于感染性肺炎，临床上通常采取抗菌药物治疗，由于宫内感染性肺炎较为特殊，盲目用药可能会影响母婴安全，故在为宫内感染性肺炎的治疗选择抗菌药物前，需对致病病原菌进行明确[15-17]。为了解早产儿在宫内时期发生感染性肺炎后的病原学特点，本研究中对60例发生宫内感染性肺炎的早产儿进行病原学培养和鉴定，结果显示，60例早产儿经病原菌培养共分离出85株病原菌菌株，包括革兰氏阴性菌59株、革兰氏阳性菌20株、真菌6株，这提示我们在针对感染性肺炎早产儿治疗前，应根据病原学检测结果及药敏试验结果选择病原菌尚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抗菌药物，以完善其治疗方案。
临夏州是一个多民族集聚的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根据临夏州统计局数据，全州常住人口为2 109 750人，其中少数民族比例60.6%，少数民族中以回族、东乡族为主[18]，地理环境复杂，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群众保健意识较差。长期以来，受重男轻女的传统、少数民族生育政策的相对开放，且普遍存在的受教育程度低下，导致当地少数民族妇女往往没有选择节育措施的权利，也很少能够自主决定婚前、孕前、孕期寻求健康服务指导，饮食结构单一、微量元素缺乏，缺乏自我保健意识及良好的卫生习惯，仍然存在孕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初次妊娠年龄小、多次妊娠普遍存在，使得妊娠期妇女及胎儿的机体健康状态差、免疫功能低下，孕母及胎儿的生命健康风险显著增大，同时相较于省内及国内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当地妇幼保健医疗资源服务能力相对薄弱，使得妊娠期感染不能得到良好的诊治，以上多种因素均加大了宫内感染的风险。
综上所述，临夏州地区早产儿发生宫内感染性肺炎主要与羊水污染、宫内窘迫、绒毛膜羊膜炎、母体C反应蛋白、孕晚期发热、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等多种因素有关，而上述多种因素的发生与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教育程度、妇女婚前孕前健康服务，妊娠期的营养状况、生活习惯和卫生意识，以及当地妇女儿童保健服务水平均有关系。在临床工作中，应根据早产儿宫内感染性肺炎发生的相关因素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并针对早产儿宫内感染性肺炎的病原菌分布类型制定相关的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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