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越峰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110034）
范仲淹和范纯仁是宋代边塞诗创作的代表人物。他们父子二人都有从军边塞的经历，康定元年（1040）元昊进犯，范仲淹在韩琦的举荐下于是年三月知永兴军，八月自请兼知延州，主持西北军政，开始了近四年的边塞生活。另外，范仲淹青年时代游历燕赵，也留下部分涉及边塞题材的乐府类作品。范纯仁在熙宁二年（1070）短时间任山西、河东宣抚使，元祐五年（1090）、元祐六年（1091）知延安府、太原府，在此期间写下了众多边塞诗。他们的边塞诗表现出了不同的情感内涵：范仲淹的自信、豪迈、悲壮与范纯仁的焦虑、落寞，甚至是哀伤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些差异的形成与社会状况、个人性格等方面密切相关，而且这种差异也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以下试论之。
首先，范氏父子的边塞诗的情感内涵表现出了自信与焦虑的差异。具体而言，范仲淹的边塞诗表现出了自己奋不顾身的冲动和报国安民的自信，如他的《酬李光化见寄二首》：“远护玉关犹竭力，入陪金铉敢周身。素心直拟圭无玷，晚节当如竹有筠。”[1]1904在诗中范仲淹借朋友之口明确说出了自己远赴边关，杀敌立功的愿望，并且范仲淹自信功业可成，他在《鵰鹗在秋天》诗中就以猛禽自比：“秋汉寥寥迥，雄心肯木栖。人间正摇落，天外绝攀跻。月兔精应丧，阳乌影欲齐。长河匹练小，太华一拳低。下眄群毛遁，横过百鸟睽。乘风俊未已，空阔玉关西。”[1]1881寥阔秋空，猛禽高翔，雄心激烈，睥睨万类，诗人借此表达出了“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的自信。
再如《依韵答梁坚运判见寄》诗的表达则更为典型：“蔽野旌旗色，满山笳吹声。功名早晚就，裴度亦书生。”[1]1901诗中就充满了保国安民的自信，就如诸葛忆兵先生分析的那样：
蔽野的旌旗和满山的笳声，又激扬着诗人的报国情怀。展望未来，诗人充满了建功立业的期待和必胜的信念。“功名早晚就，裴度亦书生”，宋代边塞诗中极少这样的豪言壮语，可与唐代边塞诗臻美。带着这样的期待和信念，脚踏实地地着手军政防务工作，范仲淹在西北边疆因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北民谣云：“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2]
对宋代犹如汉唐盛世的认同感，正是范仲淹效法盛唐高、岑，成就功业的源泉，如果说中国边塞诗有“唐音”和“宋调”之分的话，那么范仲淹这类边塞诗很明显属于前者。
相较而言，在范纯仁的边塞诗中，虽有些许忠君报国的影子，但少有自信豪情，更多表现出的是因才力不及而产生的无比焦虑的情绪，如：“赓酬停笔久，降叹举幡忙。当宁神兼武，开边洮与湟。再叨藩寄重，难报主恩滂。忧职思承教，何由到讼棠。”[1]7417对自己肩上沉重担子的焦虑是范纯仁边塞诗的主旋律，在这种焦虑的逼迫之下而产生了早日归乡的愿望，而这一愿望又在圣主隆恩浩荡、祖上家业辉光的对冲之下难以实现，这种种矛盾胶着在一起，更增加了焦虑的程度：
胡慑天威自走藏，腐儒焉用合还乡。驽骀恋主心终在，鼯鼠营身技不长。晚岁胸襟成濩落，故山林壑谩青苍。进趋无术归无计，聊得君诗浣肺肠[1]7435。侍行曾见羽书飞，独鹤归辽想令威。三纪家声几泯泯，重来民俗尚依依。脱身负担诚多幸，屏迹山林愿正违。主诺已繄贤者助，第承先业愧才非[1]7434。
纵观以上所列范纯仁边塞诗明显少了冲天豪气，而代之以愁苦焦虑，尤其其中所提及的“难报主恩滂”“进趋无术归无计”“第承先业愧才非”等句子非常明显地透露出身在边关的作者进退维谷，倍受煎熬的心理状态。
其次，范氏父子的边塞诗的情感内涵表现出了豪迈与落寞的差异。范仲淹的边塞诗中就充满了战斗的豪情，如他写在漫游燕赵时期的作品《河朔吟》：“太平燕赵许闲游，三十从知壮士羞。敢话诗书为上将，犹怜仁义对诸侯。子房帷幄方无事，李牧耕桑合有秋。民得袴襦兵得帅，御戎何必问严忧。”[1]1180诗中作者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如张良、李牧那样成就安边定国之志。再如《寄秦州幕明化基寺丞》：“耸动军前檄，峥嵘席上珍。烽烟边信息，金鼓武精神。猎度天山雪，歌逢陇树春。”[1]1181虽然边事紧急，但金鼓振振，将士们个个精神抖擞，豪气冲天。即便是在重病中，范仲淹也能激励同仁奋发有为，毫无懈怠消沉之态：“太原兵重压强胡，莫对秋风忆鲙鲈。万里天声扬紫塞，十年人望在黄枢。定应松柏心无改，自信云龙道不孤。应笑病夫何所补，独能安坐养桑榆。”[1]1905
相较而言，范纯仁的边塞诗少了范仲淹诗中战斗的豪情，给人的却是疲惫不堪，愁苦无聊的落寞之感，而且诗中这种感受往往是通过对比的方式表达出来，读来就更觉沉重，如：“主人忘倦客忘归，长忆江边惜别时。日下青山犹促席，风冲画鹢正酬诗。盘堆白玉鲈腴美，手擘黄金蟹壳肥。今日相思孤戍里，尘沙满眼鬓垂丝。”[1]7434诗人以往昔的欢愉对比今天的衰老、落寞，更加凸显了今天的不如意。“衰疲敢惮守边州，老去光阴似水流。塞马春深无苜蓿，田家雪足望麳麰。清笳只解添乡思，白酒聊堪解客愁。独喜平刑贤使者，能将德庆绍箕裘。”[1]7452这里是借程提刑的德业有成反衬自己的苦闷无聊。《和曹演甫中秋见怀》也是此类作品：“去年对月忆良朋，今夕谁同塞上情。华发苍颜人易老，赏心乐事古难并。戍楼笛响千山迥，沙漠霜寒万里明。半夜归鸿飞不断，好将幽梦到淮城。”[1]7434诗人把去年的赏心乐事和如今的边塞凄苦对举而出，倍增落寞。
第三，范氏父子的边塞诗的情感内涵表现出了悲壮与哀伤的差异。我们知道，边塞思乡是传统边塞诗词中最为常见的主题，在范氏诗词中也多有体现，但就范仲淹和范纯仁这类创作而言，也表现出了悲壮与哀伤的差别。能表现范仲淹悲壮风格的是为我们熟知的二首边塞词，字里行间能够看出将士们在无奈中的坚守，给人一种悲壮之感。而在范仲淹的边塞诗中也多有类似的情感表达，例如他的《与张焘太博行忻代间因话江山作》：“数年风土塞门行，说着江山意暂清。求取罢兵南国去，满楼苍翠是平生。”[1]1902诗中所传达出来的与其说是罢兵归乡的情绪，还不如说从中能更多地看到主人公功成身退的愿望，悲情中充满坚守与期待。范仲淹边塞诗的悲壮之情的书写还表现在诗歌的境界多是阔达雄浑的，读来有一种遒劲、壮丽的审美感受。如我们前面提及的诗歌：
乘风俊未已，空阔玉关西。（《鵰鹗在秋天》）[1]1881
猎度天山雪，歌逢陇树春。（《寄秦州幕明化基寺丞》）[1]1881
万里天声扬紫塞，十年人望在黄枢。（《和并州大资政郑侍郎秋晚书事》）[1]1905
单就诗歌的境界而言，范仲淹的边塞诗的风格与盛唐的高适、岑参的风格非常相似。
相较而言，范纯仁的边塞诗中充满了对时光流逝的感叹，对家乡的思念以及不得还家的无奈，可以说他的边塞诗中充满了浓浓的乡愁：
秋怀多感怯清笳，判向西风醉帽斜。塞上星霜人易老，幕中谈笑客偏嘉。金英浮酒稠于蚁，丹叶妆林远似花。身健几逢佳节在，登临尤更惜年华[1]7435。
登高宜不负良期，须信时光似隙晖。碧穗引炉香满坐，黄金绕席菊成围。物华旋逐鸣飙减，客思空随去雁飞。莫讶尊前偏醉倒，醉乡纔到便忘归[1]7435。
中秋气清肃，况复在边廷。月吐孤轮迥，天开六幕青。辉盈疑白昼，明极掩常星。此夕乡关思，胡笳莫细听[1]7435。
这类边塞诗对仗工整，音韵和谐，在创作技巧上也不乏可圈点之处，但其中传达出来的守边将军厌战思乡的情绪，尤其是“怯清笳”“尊前偏醉倒”“莫细听”等表达着实令人气短。看到以下这种上自将军，下至士卒的精神状态，人们仿佛知晓了有宋一代几乎逢战必败的部分原因，而这种情绪在范纯仁的《酬王定国》诗中有更集中的表达：“守麾犹得长诸侯，全晋提封二十州。画角悠扬高戍晚，黄榆摇落故关秋。防边战士多乡思，并塞胡儿学汉讴。早晚罢兵容请老，邀君同醉潩湖头。”[1]7452与范仲淹的悲中有壮的情绪不同，这种边塞诗却明显是悲中有哀。
范氏父子边塞诗表现出了不同的情感内涵是与社会、个人等多种因素有关。简单而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与范氏父子所处的社会背景和他们个人生活的政治环境有关。就社会背景而论，范仲淹生活的时代，宋代正处于上升期，范仲淹边塞诗中表现出来的豪迈自信更多是缘自于他对时代的信心，如范仲淹在《阅古堂诗》中所论：“四夷气须夺，百代病可针。河湟议始行，汉唐功必寻。复令千载下，景仰如高岑。”[1]1878盛宋似汉唐、士子个个如高、岑，这是范仲淹所处时代的特色。范纯仁则主要生活在北宋开始走向衰颓的时期，他的边塞诗中表现出来的灰暗色调更多是因为他对时代的失望，就像他在《和阎灏中秋赏月四首》表述的那样“曩昔开元曲，何人可复听”[1]7412。
就范氏父子生活的具体的政治环境而言，范仲淹生活在党争渐起时期，斗争烈度相对较轻，以至于范仲淹和宿敌吕夷简还有握手言和之举。范纯仁则经过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等一系列变故，党争日趋白热化，新旧党人相互攻讦，沉浮不定，官员们因言得祸者不在少数，政治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而范纯仁恰好处于这个巨大政治漩涡的中心，虽忠君爱民之心不曾改变，但也早已是身心疲弊、倦意缠身，因此他的边塞类作品流露出衰飒之气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就个人性格特征而言，范仲淹品格豪迈，志向远大，作秀才时便有先忧后乐之志，如《朱子语类》中记朱熹语：“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作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3]3088且范仲淹知延州正值壮年，又精通兵法，故诗中充满睥睨万物的豪情。相对而言，范纯仁则生性“直温”，据《宋元学案》记载，熙宁二年神宗问福唐刘彝：“其（胡瑗）门人今在朝者为谁？”对曰：“若钱藻之渊笃、孙觉之纯明、范纯仁之直温，钱公辅之简谅，皆陛下之所知也。”[4]25而范纯仁在元祐年间知边塞诸郡时已年过半百，边塞诗中豪情减退，取而代之的不免感叹衰老、厌战思乡的负面情绪，少有其父的豪迈之气。
第三，尚需特别指出的是范纯仁还有其独特性。在其父范仲淹巨大光环的照耀下，十分惧怕辱没父辈英明，处处以其父为榜样，一生都在为家族的勃兴而奔走，心理本已有焦虑因子，再加之党争不断，有些事情也是无力回天，更加剧了这种焦虑，如他对先忧后乐家训的一再重复，心中充满了不能继承祖上荣光、不能报效君王的惭愧等等，凡此种种在让我们看到范纯仁为范氏家族兴盛努力的同时，多多少少也能体会到范纯仁身上负载之重，如他在《北游寄崔象之》诗中就明确表示：“偶为细故牵，还成浪奔走。矧庇吾族繁，折腰仰五斗。”[1]7398而这种沉重几乎伴随了范纯仁的一生，他的边塞诗中表现出来落寞、焦虑甚至是伤悲正是这种沉重最好的注脚，而范纯仁边塞诗中表现出来情感的独特性反而具有更深刻的认识价值。
我们通过范氏父子边塞诗不同的情感内涵可以看到其背后的诸多价值，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范仲淹、范纯仁是宋代最有责任感、最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他们父子边塞诗中表现出来的豪放、乐观、自信也好，落寞、焦虑、哀伤也罢，都共同表现出了北宋知识分子在家国使命上的担当意识。透过范氏父子边塞诗情感内涵之异，可见范氏父子家国情怀之同。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精神追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信念，设“义庄”敦伦睦族的义举都为世代传颂。他创作的边塞诗如“远护玉关犹竭力，入陪金铉敢周身”“定应松柏心无改，自信云龙道不孤”“烽烟边信息，金鼓武精神”，处处都充盈着为家国奋斗的气概，这本身也是范仲淹儒家济世情怀的外化。正如苏轼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中评价范仲淹：“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5]312与之相比，范纯仁的边塞诗读起来确实没有范仲淹的豪情，其间纠缠着复杂的情绪，但这种复杂的情绪也是源自于他的家国情怀，即上不愧君王事业，下不负黎民百姓，其间又承担着传承父辈家学、家风的使命，如他在《寄二弟》诗中所言：“精力已疲恩未报，怀归体国念俱深”[1]7453，又在《遗表》中表示“盖尝先天下之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6]130这些都可以看做是范纯仁的夫子自道。我们透过范纯仁边塞诗中表现出来的复杂情绪应该看到的，第一是这种负面情绪多是因为害怕不能胜任、有辱家声而产生的，并非主观意愿；
第二是在实际行动上，范纯仁一直坚定地走在为国为民、为继承乃父精神、为振兴家族的路上，希望立功边塞的行为本身即表现出了范纯仁家国使命的担当意识，而这一点就正和盛唐时期的岑参极为相似。这种复杂的心情与实际行动的执著向上的矛盾给范纯仁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同时也正因此成就了范纯仁的伟大。他也因此受到了世人的诸多好评，如范祖禹评价：“宽宏出于天资，忠义本于家学。始终一节，出入四朝……外镇四夷，内附百姓，非至公不能成庶务，非一德无以底丕平。”[7]356
其次，在范氏父子的边塞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范氏家业传承的艰辛。范纯仁作为范氏家族不断兴盛链条中重要的一环，这位“布衣宰相”身上负载的责任重大，如梅新林先生所言：“科宦世家不同于门阀世家，就在于他没有世袭特权的优势，而必须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在相对公平、严格的应试竞争中脱颖而出，才能有效维系世家的代际延续乃至久盛不衰......”[8]其中提及的保持家族持续勃兴的血缘认同、道德责任、学业传统等等都如巨石般压在范纯仁的心头，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对于一个家族持续传承的艰难，他时刻害怕辱没家声而中断了家业传承，如范纯仁在《自警》诗中表示：“殒身何足道，误国玷家声。可不常惕惧，临渊履春冰。”[1]7405而这种时常惕惧、如履薄冰的心情在范纯仁的边塞诗中有更为集中、更为典型的表现，这是欲放逸山林而不可得、疲惫焦虑如影随形的范纯仁的内心写照，也是宋代边塞诗中较为独特的情感表达，从这一角度而言，范纯仁不应该被其父的光芒所淹没，相反，深入探析范纯仁独特的心路历程对研究宋代文人心态、家族文学会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再次，学者们喜欢把唐宋诗区别为“唐音”和“宋调”，边塞诗也不例外。就内容情感方面而论，边塞诗中的“唐音”多表现出建功立业的豪情、新奇边塞景物的描摹和奇特民风、民俗的表现等，而边塞诗中的“宋调”的特征多集中在重议论、重实用而少浪漫以及着重彰显赴边人士复杂心态等方面。
结合范氏父子边塞诗的情感差异来看，范仲淹的边塞诗中表现出了乐观、豪放、自信的心态，在这方面更多地带有“唐音”的风味，而范纯仁的边塞诗的情感内涵与其父不完全相同，但就情感抒发这一层面而言，范氏父子的边塞诗在宋代边塞诗着重抒写赴边人士的心态方面做出了贡献，总体而言，宋代边塞诗中很少有直接战斗场景的描写，少有新奇风俗的描写与叙述，但在抒发丰富而复杂的情感方面则显得更加细腻周全，尤其是范纯仁，他的落寞、焦虑以及哀伤等心情的表述可以让他的诗具有更加感人的艺术魅力。细绎之，之所以有如此效果的原因大体上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就客观原因而言，宋代所谓边塞已与唐代“边塞”大相径庭，如有学者言：北宋的北部边塞和西北边塞，比起唐代来都大幅度收缩。尤其是西北边塞，已经逼近到传统汉民族生活的关中地区。奇特的异域风光、荒凉的沙碛草原，早已经看不到了。派到边境地区任职的那些官员，满眼所见，都是熟悉不过的山川风景[9]2。
边塞的内地化是造成宋代边塞诗少有“唐音”奇景寄奇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主观原因而论，也是离不开范氏父子在创作特色上的主动追求，就如丁沂璐论述的那样：
至于“锻炼精而情性远”，可在宋人的资书用典、用字炼意中寻找答案。“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边塞诗尤甚。宋人主张学古、却反对袭古，坚持以故为新。在创作中，他们积极尝试由边塞风物的关注转向御边心态的彰显，进一步朝着“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的方向发展[10]。
从这个角度而论，范氏父子的边塞诗既有重边关士人复杂心态描写的宋代边塞诗的雏形，又不同于柳开、梅尧臣、苏舜钦议论煌煌的典型“宋调”。总体而言，范氏父子的边塞诗既可见边塞诗“唐音”特色的遗存，又存有宋诗新声的建构，实际上是处于宋代边塞诗发展历程中转捩点的关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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