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郭乃安在《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一文中已经指出了“人”在音乐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尽管这里的“人”内涵比较丰富，但其中一定不能缺少对“音乐学者”这一群体的关注。实际上，学界已经意识到这类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陆续做出了一些成果，其中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老年学者，如冯文慈、田联韬等。当然，对学术发展影响较大的少数中青年学者也被纳入研究的范畴，杨民康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关于他的研究不仅有后辈学生的学习感悟，也有同辈学者的中肯评价。前者如李延红《知、行并重 厚积“厚”发——记民族音乐学家杨民康》[1]中着重分析了杨民康教授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特色，骆姝涵《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读杨民康先生系列文章有感》[2]一文中将杨民康教授的学术研究通过大数据分析，将其研究成果与特点以比较客观的图表和数据的方式呈现出来。后者有萧梅《问学无捷径，求知如生命——杨民康民族音乐学研究评介》[3]对杨民康的研究风格、研究观念进行深刻分析总结，还将其学术品格予以呈现。上述研究多立足整体对杨民康的方法论思考进行理解，而他在民族音乐学方法论领域深耕几十年，一般学者理解其意并不容易，更不用说进行评论。因此，上述几位学者的思考实属不易。不过，虽然杨民康先生在学术上崇尚独自清修，但并非没有组织过学术活动。他不仅发起组织以“跨界族群”与“文化认同”为主题的两次重要活动，形成了学术研究的前沿，还以这两个主题引领了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只是学界对此尚未充分认识，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梳理以飨读者。
一、推进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
（一）中国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发展
早在20世纪40年代，吕骥在《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中指出：“要了解今天中国民间音乐的面貌，除了必须研究其内容、发展过程外，还必须研究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各民族的民间音乐，特别是与蒙古、朝鲜、日本、印度、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以及南洋、中亚细亚诸民族的民间音乐的关系及其相互的影响。”[4]可以说，虽然当时吕骥并没有提出有关“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命题，但是已经出现了此方面的学术意识，为更好地研究、理解中国民间音乐的生成与发展指出了一条通往罗马的必由之路。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社会并未为这种研究思路提供落地的空间，只是作为一种研究设想被悬置起来。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有一些国内的表演团体受到中国政府的派遣，前往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学习和表演，中国学者也开展了以“亚非拉音乐”为对象的研究与教学，但是那时候的学者很少有机会去国外做田野调查，也缺少做跨界族群音乐比较研究的意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外交流的机会增加，渐有学者对跨界音乐有了更多的认识，如1984年林凌风提倡对云南与东南亚地区跨界音乐文化做比较研究。[5]但当时大多数学者并不具备进行跨界研究的条件。后来随着国门逐渐开放，学者们才有机会到境外去做研究，使得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和相关的文化研究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逐渐展开。至世纪之交，跨界族群音乐作为一个崭新的问题在中国音乐研究中被拓展出来，当时，甚至人类学以及西方民族音乐学领域也无多少先例。当然，中国与周边国家许多族群跨境而居的自然形态是在中国音乐学界产生这种研究观念的基础。
（二）研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知识累积
杨民康出生于昆明的一个白族知识分子家庭，在这一多民族聚居地区，自然从小即受到多元族群文化的浸染。因父亲曾做过图书管理员，自幼博览群书。也给他带来了些许的影响，其中对他日后研究云南地区音乐文化研究带去影响的是其父亲的两套藏书《文史资料选辑》和《云南文史资料选辑》。杨民康说：他从中汲取了一些云南及周邊地区的人文社科知识，因此“也在我不成熟的脑海里种下有关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异国文化（也即后来所说的跨界族群文化）的许多梦想，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预设了一个个有待破解的、同自身文化身世背景乃至云南少数民族与周边国家文化史相关的文化‘密码”。[6]可以看出，少年时接触的这些知识往他研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蓄水池中灌注了第一波水流。
对云南本土少数民族音乐的扎实调查是日后成功迈向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基础。40年前，作为硕士入学考试提交的论文，他的处女作《云南省勐海县打洛地区布朗族民歌概析》[7]被蓝玉崧先生认为是当年所提交文章中最好的一篇。[8]此后又相继完成并出版了《中国布朗族音乐文化的系统研究》（硕士论文，后改名为《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出版）、《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博士论文，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等涉及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论著。不过，虽然有着对云南布朗族、傣族的南传佛教和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扎实的研究基础。但因为课题经费等原因，直到新世纪前后才出境考察，先后出访了泰国、缅甸、老挝、越南诸邻国，调查了南传佛教安居节及各种民间仪式音乐。
长期扎根于南方民族音乐调查是杨民康产生跨界族群音乐研究观念的源泉。由于中国南方与多个国家接壤，人口的频繁流动造成与周边国家在音乐上发生密切关系，为学界进行音乐比较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1997年，杨民康就意识到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与日本民间音乐的关系，讨论了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前景。[9]如果说这篇文章只是提出了比较研究的一些设想，2002年起，他已经开始做出了具体的比较研究，如《云南与东南亚掸傣系族群佛教节庆仪式声乐的比较研究》[10]《论云南与东南亚掸傣系族群传统器乐的社会阶层特征》[11]中将云南同泰国、缅甸、老挝等国掸傣系族群的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进行比较研究。2002年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将自己在香港学到的相对前沿的学术理念带回到中央音乐学院，此后一直忙于对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思考，直至2008年出版了《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一书。随后，他又重拾布朗族、德昂族、佤族等族群音乐的个案研究以及跨境民族音乐比较研究。如2009年《从〈真腊风土记〉看古代柬埔寨与云南少数民族佛教乐舞》[12]，2010年《云南与东南亚跨境民族南传佛教音声型态的初步比较》[13]等文章，这为组织相关会议将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推进到一个学术研究的前沿奠定了基础。
（三）组织“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主题研讨会
2011年，杨民康教授同时招上来李红梅、宁颖、白雪三位博士生。在她们三人的协助下，2011年9月16—18日在中央音乐学院主持召开了“201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讨会。作为我国第一次以“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旨在对中国学术界近三十年来有关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学科理论建设和音乐民族志研究考察成果进行回顾和检视。杨民康教授根据大会主题做了《跨界族群与跨界音乐文化——中国语境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意义和范畴》的发言，这篇文章是较早提出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文章。这次会议讨论了十几个跨界族群的二十多个音乐品种，呈现了三十余篇较为完整的跨界族群音乐比较、音乐民族志及理论研究成果，推进了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深入开展。据萧梅教授回忆，这次活动经费3万元，而同时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北京传统音乐节”经费300万元，两个会议都邀请她参加，杨民康教授知悉后并未强求，让她自己做选择，萧梅教授毅然决定参加杨民康组织的这次活动[14]，足见浸染学术几十年的萧梅教授已经预见到这次会议在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意义。数据可以说话，2023年4月5日，笔者以“跨界族群”作为主题从知网搜索音乐舞蹈的文章，共91篇，最早的发表时间即是2011年。因此，这次会议充分推动了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对于这一主題的拓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之后，以“跨界”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持续开展。2013年在广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办“跨界”问题专题研讨会，在《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一文中，杨民康对于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的音乐研究视角，促进了学界对“跨界”这一概念新的理解[15]。2015年中国音乐学院主办“中国跨界民族音乐2015学术论坛”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19年，在杨民康教授推动下，“南方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心”这一学术研究机构在云南艺术学院成立，杨民康被聘为该研究中心的首席专家，随后由他牵头发起了第二届、第三届跨界族群音乐文化论坛。
2019年“第二届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论坛”时隔8年之后在云南艺术学院隆重召开，杨民康作了《当代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学术格局与前景展望——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比较研究为例》主旨发言。第二届论坛汇聚了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议题范围更广，进一步拓展了跨界音乐研究领域的空间。
2021年“第三届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国际论坛暨云南—东南亚跨界歌舞乐交流工作坊”在云南艺术学院举行。不同于以往，参加这次论坛的学者吸引了一些国外和港澳台的学者，也证明自2011年第一次会议的10年之后影响范围波及海外。正如杨民康教授在《南方丝路与海上丝路音乐文化的交汇：南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分布与构成》发言中所述“南方丝路与海上丝绸之路音乐文化视角在南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的嵌入是一次重要的国际合作，且目前仍是该学术视野的播种期。毋庸置疑，这一拓展是过去十年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从未有过的“破局”之举。”[16]
可见，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从最初的萌芽到在国外也产生较大影响，这不仅是学科发展的进步，更是民族音乐学这一舶来品在地化几十年后为数不多的反向填补。近年来，国内学者将中国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话题逐渐拓展到了南北丝绸之路乃至“一带一路”音乐文化研究领域，从而实现了将这一领域的研究与中国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大业添砖加瓦的世纪性梦想。由此证明了中国学者能够结合自己的研究对象特点，对于这一学科目的意义及方法论的建设进行自主性思考，并使之具备了一定的普适性特点。无疑，从发起、推进、提升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整个进程中，杨民康教授成为将该课题提升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学术品牌的重要推手。
二、推进“音乐与文化认同”主题研究
“认同”这一主题源自国外研究，在国内较早用于讨论音乐则来自人类学界，1999年彭兆荣[17]就谈到音乐与族性认同的关系。之后也有少许音乐学者从认同的角度讨论音乐，但并未使认同形成前沿话题。2014年苗金海、张林、董宸三人同时入学于杨民康门下，为讨论这一话题积聚了集体的力量。
（一）关于“音乐与认同”研讨小组
苗金海、张林、董宸三人入学伊始即开始了每周必上的专业课，在讨论中三人分别将目光集中在鄂温克敖包祭祀仪式音乐、满族仪式音乐、南传佛教仪式音乐。三个研究对象性质有所差异，与南传佛教音乐虽然发生变迁但相对具有本真性而言，鄂温克敖包祭祀仪式音乐与满族仪式音乐非本质特征更为突出，显然，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很难合理解释。对这类课题就要思考当代音乐文化建构的问题，即当地为何要使用这些并非本民族本真性的音乐？于是，问题逐渐就聚焦到文化认同这一主题，实际上，这三个课题都与文化认同相关。
关于文化认同的思考渐有眉目之时，杨民康认为可以将相关思考与学界同仁分享并探讨，其主要目的是想看看学界对这一话题的反应以便让三位博士论文最终能够立足。于是，2015年，以杨民康和他的三位博士为班底，加上当时对这一话题比较感兴趣的中青年学者杨曦帆、张应华、赵书峰、魏琳琳、胡晓东等组成了“音乐与认同”研讨小组。2016年4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第一次预备会进行探讨以便形成统一的认识。7月又召开了两次预备会，之后在“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九届年会”进行了小组发言。因为年会在内蒙古艺术学院举行，之后又吸收了杨殿斛、张鹤等学者加入讨论小组。不久，认同这一话题在学术界的影响逐渐发酵并迅速扩大。2017年，杨民康与王建民二人作为幕后推手，使“音乐与认同：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学术研讨会于7月10日至12日在内蒙古艺术学院成功举办，第一次让民族音乐学面对人类学具有了话语自信。
（二）组建“音乐与认同”专题栏目
组建专题栏目是杨民康对于推动“音乐与认同”主题至学科前沿的另一个贡献。对于“音乐与认同”这一主题共做过三次专栏，第一次专栏是原来七人小组的文章以“音乐与认同专题”发表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其中杨民康教授《“音乐与认同”语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音乐与认同”研讨专题主持人语》中首次提出了自己对音乐文化及身份认同的理解和看法，即“主位认同与客位识别”。
2019年在《音乐研究》第1期以“音乐与文化认同”专栏刊出6篇文章，其中在总述《音乐研究怎样“把目光投向人”？》一文中，杨民康不仅重新强调了音乐文化认同所体现的人的“主体性”意识，还指出以音乐分析为对象性，以特定语境中的人和文化为研究目的这种路径去实现研究“人”这个目标。[18]其实也说明了这一专栏对于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又一次做了方法论思考。
2020年杨民康将仪式音乐扩展到节庆仪式音乐的研究。在《中国音乐》第1期、第6期组了两期专栏。这时，他将文化认同放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理论框架里去审视，认为“民族音乐文化身份的塑造或建构，如今不仅作为一种国族认同现象，发生在中华民族层面；
同时也作为民族认同的另一种面目，分别存在于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层面。”[19]可以说，他从节庆仪式音乐中看到了国家在场的强大力量，同时也看清了音乐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常人难以捕捉到的研究视角，也把音乐与认同的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总之，从组建小组讨论和主题栏目到推进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的过程中，杨民康起到组织者的作用，但不仅于此，他还对推动方法论思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对“主位认同与客位识别”的认识到分析方法的思考，再至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角度认识音乐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他本人对这一主题研究的每一步思考都具有引领作用。当然，这是在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深入思考，也是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基础上学术视野的进一步拓展。另外，對自己身份的思考也起了较大作用，正是因为他作为“白族”人自身所带的“地缘”“血缘”这两种联系，使其逐渐感悟到了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圈、文化层以及文化丛的内涵与外延。[20]正是通过比较看到了同一类音乐在不同族群使用并具有不同族群身份标识的情况下，他指出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是一张文化身份认同之网，在之前相关研究中的每一类音乐文化及其持有者，都身处于这张网的某一位置。[21]正是意识到文化建构时刻伴随着文化认同的发生，他才通过跨界族群音乐与文化认同的结合进行了“跨地域、跨族群、跨文化”之整体性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结语
也许是机缘巧合，对于“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和“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两次推进时，也恰是杨民康教授同一年度有三位博士生入学之时，并因此奠定了了团队构成的基础。但杨民康教授有更宏大的目标，为此，他吸收了并无“学缘”关系但志趣相投的一些学者形成“学术共同体”，并努力为他们搭建平台，通过共同探讨并凝结成集体的力量去推动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当然，他自己也在每一次会议、每一次专栏中身体力行，仿佛一台永动机，为了学科发展永不停歇，书写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人生篇章。
注释：
[1]李延红：《知、行并重 厚积“厚”发——记民族音乐学家杨民康》，《音乐与表演》2009年第3期，第186-192页。
[2]骆姝涵：《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读杨民康先生系列文章有感》，《当代音乐》2020年第9期，第132-135页。
[3]萧梅：《问学无捷径，求知如生命——杨民康民族音乐学研究评介》，《民族艺术》2012年第4期，第12-17页。
[4]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982年修改稿）》，《音乐研究》1982年第2期，第35页。
[5]林凌风：《西南各民族音乐研究在东南亚音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中国音乐》1984年第4期，第28-32页。
[6]杨民康：《跨界族群音乐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四十年从艺、求学的心路与族群文化记忆》，《民族艺术》2012年第4期，第6页。
[7]杨民康：《云南省勐海县打洛地区布朗族民歌概析》，《民族音乐（内刊）》1986年第3期，第22-31页。
[8]杨民康：《跨界族群音乐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四十年从艺、求学的心路与族群文化记忆》，《民族艺术》2012年第4期，第7页。
[9]杨民康：《试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与日本民间音乐比较研究的前景（上）（下）》，《人民音乐》1997年第8、9期。
[10]杨民康：《云南与东南亚掸傣系族群佛教节庆仪式声乐的比较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1]杨民康：《论云南与东南亚掸傣系族群传统器乐的社会阶层特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12]杨民康：《从〈真腊风土记〉看古代柬埔寨与云南少数民族佛教乐舞》，《音乐与表演》2009年第3期。
[13]杨民康：《云南与东南亚跨境民族南传佛教音声型态的初步比较》，《大音》2010年第3期。
[14]萧梅：《问学无捷径，求知如生命——杨民康民族音乐学研究评介》，《民族艺术》2012年第4期，第12页。
[15]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音乐艺术》2012年第1期。
[16]宁颖：《十年砥砺 再启新程——“第三届中国（南方）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国际论坛”述评》，《人民音乐》2022年第9期，第44-45页。
[17]彭兆荣：《族性的认同与音乐的发生》，《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３期，第47-55页。
[18]杨民康：《音乐研究怎样“把目光投向人”？》，《音乐研究》2019年第1期，第40页。
[19]杨民康：《专栏主持人语——中国少数民族节庆仪式音乐的建构与认同》，《中国音乐》2020年第1期，第5页。
[20]杨民康：《跨界族群音乐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四十年从艺、求学的心路与族群文化记忆》，《民族艺术》2012年第4期，第5-11页。
[21]杨民康：《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与身份认同——以中国西南与周边跨界族群的比较研究为例》，《音乐研究》2019年第1期，第43-44页。
张 林 博士，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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