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丽（南京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福州有着悠久的手工艺发展史，晚清至民国福州脱胎漆器、牛角梳、油纸伞在国内外举办的各类展会中频获嘉奖，福州产的竹、藤、草编器和木雕、石雕还远销海外诸国。自抗日战争爆发后，手工艺所需的原材料及成品外销的所有渠道近乎中断，福州城内各种手工艺行业基本停业，从业者大都改行另谋生路；
内战时期，国民党滥发纸币、哄抬物价、在福州城内抓壮丁等行为均对手工艺行业造成致命打击。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整个“一五”至“六五”期间福州以手工艺为主的“二轻”行业得到重点发展，不但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稳定社会环境，还是获取外汇的主要产业形式，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本文将时间界定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的十年，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昭日月放异彩，竞扫秽瑕换新天”[1]手工业革新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为手工艺行业快速发展护航。福州传统手工艺从复苏到飞跃，从业者的生活水平及社会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障和提高，培养出一批行业的领军人物，当前他们仍在相关领域持续发挥着影响力。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化强国背景下，传统手工艺行业如何面对新的生存空间，“学史力行”回溯和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福州手工艺的新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福州手工艺逐步恢复是中国共产党振兴国民经济的一个缩影。传统手工艺的生产具有用料省、能耗低、投资少、收效快的特点；
少量投资即可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还可以容纳较多的劳动力。这一时期大力恢复并发展手工业符合当时的国情，“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2]264-266特别是特种工艺品为新中国换取了宝贵的外汇，在对外贸易中占重要位置。①“周恩来曾形象地说，玉石雕刻是人工加石头等于外汇，在国内没有用处，但在国外却可卖出大价钱。一个人用两年时间刻出一件牙雕、玉器，便可换回一船粮食。” 参见袁熙旸.中国现代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131-133.1950年，党和政府提出“发展生产、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福建省人民政府工商厅设合作指导科管理手工业。福州市合作总社设立社会科生产股，专门负责领导全市手工业生产，举办民间工艺品展览会，广泛开展城乡土特产品交流会，恢复了福建工艺美术品对外出口及试销。在政府有力的引导下，虽然福州手工艺行业面临资金紧、原料少，但技术熟练人员多，很快成为回报率高的行业之一。“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安定社会、改善城乡人民生活”初显成效。1951年6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将广大分散的独立手工业劳动者或小手工业者及家庭副业劳动者组织起来，从原有的小生产规模过渡到大的生产规模的集体化发展道路；
由手工工具逐步发展为半机械化再到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会议通过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除了政策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应急保障反应也给行业的发展注入力量：1955年1月，福州台江遭遇“炮击事件”小桥一带烧毁房屋4000多间，受灾8000余户，[3]69这一带又是福州手工艺集散地，手工业遭受损失，省、市联社迅速派出31人工作队，发放补助资金及各种贷款，帮助恢复生产。（表1：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州手工艺行业简况）
表1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州手工艺行业简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办的各类展会也是订货会的一种形式，为行业发展活血兼具相关政府机构了解福州市传统工艺美术行业情况的渠道。1950年福州美协在省文联的指导下，举办了小型的“福州民间艺术展览会”。征集现实题材工艺美术作品，参展的有：漆画艺人冯则昌漆绘《井冈山会师》大围屏；
软木画艺人吴启祺则初次尝试人物造型《中苏两国元首的伟大会见》；
软木画艺人陈锟创作二万五千里长征《过雪山》；
李芝卿制作漆器《毛主席仿铜浮雕像》等。为了积极响应1953年底北京举办的“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品展览会”，华东工作组派工作人员到福建调研，并以订单订购的方式推动了福建省手工艺的恢复，寿山石刻艺人黄恒颂创作的《丰产母猪》，李芝卿创作的《和平鸽》，原沈绍安兰记脱胎漆器店两对漆器花瓶：一尺高的朱梅瓶和酱紫釉变柳瓶送展。（表2：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州手工艺制品国内外展出简况）
时间 福州手工制品国内外展出 备注1950年 福州民间艺术展览会 /1951年2月 江西省国货展览会 展品：脱胎漆器、角梳等福州特产1952年 福建省城乡物资交流会 /北京物资交流会 /1953年福建省民间美术观摩会 /华东地区民间美术观摩会（上海） /首届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北京）1953年12月7日—1954年1月3日
表2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州手工艺制品国内外展出简况
传统手工艺制品的身份之一是商品，逐利是其特性之一，行业的发展需要产销畅通。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民生购买力弱，从业人员纷纷改行以解决生计问题，许多行业发展受困。1952年，福州市加工订货委员会大批加工、订货帮助角梳、雨伞、木刻等行业复工，销路恢复，行业很快恢复并超过1949年前的水平。1953年中央文化部、中央文化外交协会、中央联络局相续积极筹办出国工艺美术展。北京常设美术服务部委托各省文化局介绍优秀传统工艺美术品货源同时打开国外市场换取外汇。在较为充足的资金保障下，传统手工艺各品种精品倍出，也扩大了新中国成立后福州手工艺在国内外的知名度。瓷塑艺人林玉树、釉料配方师傅吴木森、烧炉匠人张徵，得到政府150元的订单，用于制作8寸高《提篮仙女》十个、小型《故狮镇纸》一百个。但废品率较高，政府又两次给予80元创制补助费，同时又增加《木兰》《屈原》《提篮仙女》三种瓷塑共计六十件。制品成功后，公开技术，年产值高达14.5万，为二百多人提供就业机会。福州瓷雕艺人高建新平时靠收破烂维持生活。省文联通过调研，给予生活补助270元，使其安心从事瓷雕，制作的《毛主席头像》《中苏友好浮雕》，参加第二届福建省民间艺术观摩会，分别荣获一等奖和二等奖，共得奖金170元。同时木雕艺人汪江提《四季春花板》、阮宝光《西厢记惊艳》；
石雕艺人郭功森《林原牧人》；
泥塑艺人詹梓泽《采茶舞》等作品都得到北京美术服务部的长期订货。[4]
另外，以福州藤草编结、制花业为例：
福州藤草编织业：新中国成立初期民生百姓购买力不足，民国时期本地精致的龙舌兰草与马蔺草编结的制品几乎停产，仅有咸贵草编结的草帽、草席，工艺粗糙，由于原材料不经过后期处理，黄梅潮湿季节易于发霉，售价低廉；
直至1953年省文化局展开对民间工艺美术品的调查与发掘，将龙舌兰与麻底编结的拖鞋，白色挑花与夹色各一双，送华东区民间工艺美术观摩会参加观摩，并参加北京全国工艺美术展，1954年在政府扶持下恢复生产并对马蔺草编在艺术上加以指导，设计精编花草席，手提包及新型礼帽。1955—1957年间，产品被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服务部定做外交礼品并外销。同时不忘国内市场的需求，对民众最普遍需要的太阳笠进行改良，并创制鸭舌运动帽。1957年，福州市区有专业织草席从业人员达102人，组成三个社一个组。农村部分从业者转为专业性人员组成生产小组，其余转归农业，当地供销合作社按照质量计价收购，发展成为一项可以增加收入的农家副业。行业产值高达7千元以上。[5]
福州制花业：解放初期，福州制花业仅余七家，少量生产妇女插头花。行业低迷近乎淘汰，省文化部门召集制花老艺人召开座谈会并进行设计指导：创造出新时代所需要的胸花，以供劳模会、庆功会上使用。北京“出国展览工作委员会”向福州制花业定购小型胸花两万盒、大型胸花一百盒，合计两万一百盒。其中每盒大型花1元、中型花4角5分、小型花2角8分，以及瓶花等合计产值5千余元，较妇女插头花1分、2分钱一朵的小本生意，国家定购给行业补血。1959年，福建省制花行业总产值达90.5万元，福州占较大份额。[4]
除此以外，福州脱胎漆器的快速发展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订单”助力的又一例证，由于解放不久，高级漆器滞销，而恢复生产福州脱胎漆器仅有普通品种，只供应北京特艺出口公司一部外销。郁风同志抵达福建，将漆器公司滞销的漆器全部订购，并向私商福庆安、林庆安、国光各家收购部分高级漆器用作出国展览。但数量上仍然不能满足出国展出的需求，于是委托李芝卿设计制作。有了中央的订货支持，一支由李芝卿、高秀泉、郭德森、陈兴春、林文怀、张国潮、林挺群、林厚斌、曾绍灼、芦福官等十人组成的漆器研究小组，设计并制作不同形式、不同装饰的民族大团结瓶、六角金锦璎珞瓶、八闪色滚花鳞片瓶、绿金山水扁瓶、嵌丝镶彩百花瓶；
结合各种藻井图案装饰的漆盘；
结合浮雕工艺的各型果盘。这批新产品抵北京后，北京美术服务部以18万元产值的展品订货，委托省文化局全权代表签订合约作为中央展品及礼品。同时，文化局举办一个全国漆器行业内的小型观摩会，以展品为范本开始批量生产。各级政府筹办的展览会，为福州漆器打开国内外市场拓宽销路，1957年，福州脱胎漆器行业产值104.3万元，出口交货总值67万元，[6]591959年脱胎漆器总产值达595万元，出口总值达103.85万元。[4]
新中国成立前传统手工艺人普遍社会地位较低生活困顿。1832年（道光十二年），福州木匠抗官暴动“福州粮价暴涨，民蜂拥抚署。木匠带头，将头门大堂拆毁，迫使抚军登堂限粮价，诛囤积者”。[7]235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稳定民生生活，1949年10月调粮至福州平抑粮价；
1950年投放赈济粮；
1953年执行城镇居民定量供应政策，一系列稳定民生的政策使得包括手工艺从业者都投入极大的生产热情。
新中国成立前手工业从业者多为雇佣制，受雇于私人，手工业和手工作坊主要按计件工资，而学徒一般仅提供膳食，年终给予微薄的报酬。劳动条件、工资等个体利益无法得到保障。1951—1956年逐步形成八级工资制和货币工资，虽然手工行业工资形式仍以计件为主，但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以福州木雕行业为例：1955年日平均工资最高1.20元，最低0.40元。1956年成立木雕合作社，人均每月工资收入40元，最高月平均可达80元左右。合作化运动将分散在外的老艺人组织起来。老艺人的工资收入问题，通过评定等级，确定其工资幅度，固定工资：一等80至100元，二等65至70元，三等50至60元。还增设了奖励机制，“一五”期间，在爱国增产节约及劳动竞赛运动的背景下设立单项奖励。1959年设“跃进奖”，按照评奖人员标准工资总额40%提取奖金，此外还有各种劳动津贴。从业者有相应的技术等级考核，这是提高工资的重要依据之一，极大提高了工作热情。除了工资保障外，还建立劳动管理机构，1952年逐步推行劳动保险条例；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女工保护条例》，女艺人实行带薪40天分娩假或相应货币补贴制度。从业者全部享有公费医疗，各厂建立食堂、托儿所、娃娃组。1958年，建立并实行工人退休退职制度，发放本人工资的50%—70%，按月支付直到退休人员去世。退休后并继续享受原有的医疗待遇，此外还有丧葬补助及供养直系亲属抚恤费等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极大地保障了从业者的生活。[8]1184-1186新中国成立后手工业者不但收入有了保障而且社会地位不断提升，1956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录用手工业工人480人为国家干部，[8]1060李芝卿与高秀泉受邀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1959年福建省第一届艺人代表大会，59位技艺人员获得名艺人荣誉称号，享受艺人等级固定工资待遇。
手工艺从业者的创作水平整体提高。首先是专业美术院校举办培训班对手艺人进行专业化培训，以传统的木雕行业为例，从学“手艺”起都是提起刀子就刻。院校雕刻方式，打稿子、做泥稿，修改深入再进入实际操作环节。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①“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原国立杭州艺专，1950年3月，原图案系改名为实用美术系，分平面组：染织、印刷；
立体组：建筑、陶瓷。同年9月调整为染织、印刷美术、建筑三组”。参见：袁熙旸.中国现代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105.为发扬民间艺术优秀传统和提高艺人创作水平设立民间艺术调研组，福州艺人高建新，送杭州孤山学习。同年，寿山石刻艺人黄恆颂、编结艺人蔡炳森、竹刻艺人冯力远等手艺人参观“鹰厦铁路沿线”，体验生活并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1956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手工业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创办相关院校、机构。②“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好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参见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3月5日）[G]//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64-266.1956年10月福州工艺美校创办，创办之初以漆器专业为主，聘请老艺人和画家任教。不但培养出一大批漆艺行业的领军人物，而且为漆绘成为独立画种提供不可忽视的力量。其次，一些美术院校的毕业生以毕业分配的形式进入福建省工艺美术实验厂或福建省工艺美术研究所。得益于福州本地良好的髹饰技艺，谙熟漆工艺的老艺人与受过系统化学习的美院毕业生相得益彰，将髹饰技艺与现代绘画的构图、形态、设色、立意结合，得以很好的表现。196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由中国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第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王和举《盐场》《渔岛风光》；
梁汝初、陈秋芳《海上放幻灯》；
黄迪杞、翁开恩《以岛为家》等人绘制的漆画参展。③王和举：四川富顺人，1959年毕业于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实用美术漆器美术设计专业，1962年调入福建省工艺美术研究所。陈秋芳：福州长乐人，1964年毕业于福州工艺美术学校，留校任教。黄迪杞：福州福清人，1953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翁开恩：福建莆田人，1961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参见：叶凌.福工福美甲子芳华：福建省工艺美术实验厂60周年[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19.
新中国成立后手工艺行业逐步用机械代替部分手工操作，增加机械操作，木雕业逐步增加如电动圆锯、带锯、劈坯机、车坯机、烤模机、电钻、蛇皮钻、修光机、打磨机、打蜡机等。漆器业：1954年，木胎漆器，胎骨生产逐步半机械化。1959年前后，制作地底磨灰机、平面磨光机、喷漆机。漆器胎骨工艺方面，林廷群，脱胎内部布骨架工艺，制作3米高的《毛泽东全身像》。[9]980各个行业内更加规范每一步工艺流程，将其分若干步骤；
达到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量，缩短不必要工时，相对地降低产品成本。以草编行业为例，1957年行业内订出麻条及棕丝一定规格标准实行分工：将破麻、梳棕这一原本需要生产者自己负责且很占时间的工序独立出来，按照规格标准由辅助劳动力完成。
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州传统手工艺发展，核心是“人”，指的是设计制作的主体与消费的主体。首先作为设计制作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百姓民生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手工艺从业者这一群体的社会价值被肯定。稳定的生存空间，不愁生计使得从业者能够提高自身技艺同时交流保密技术，以漆器行业老艺人公开技艺为例：毛厚端公开“印锦”技术；
李芝卿公开配色与着色技法；
解决地底、上色、画花、台花、印锦等工艺生产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行业创办相关专业技术学校及科研所；
产学交流紧密；
同时举办短期培训班或者厂培训班。知名老艺人下车间带徒弟，以老带新，建立新型的劳动关系和师徒关系。培养出一批行业的领军人物，至今他们仍在相关领域持续发挥着影响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守正与创新”为传统手工艺行业提供多元化发展。“对于传统的学习和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不该只是句空话。”[10]传统技艺的传承要坐得了冷板凳，自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环境，要关注设计制作的主体，如何为他们构建一个稳定的技艺传习生态是需要政府、院校、相关科研机构深入探寻的方向。
消费主体的需求也是行业未来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的十年，传统手工艺被国家采购、政府包销所替代以外销出口为主。手工艺从小生产转向大生产，销售与制作分离，与国内市场需求断链；
以至于很多人将手工艺、特别是特种手工艺误作传统手工艺的全部而加以重点发展。[11]16-17不可否认的是当时，人民群众购买力较低，大众对日用品的需求停留在经济、实用的程度，无暇顾及过多的审美因素。20世纪80年代后，改革开放带来新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强烈冲击传统手工艺行业，既没了外贸优势又丢了国内的消费群体。[12]因此，21世纪不能仅将传统手工艺打造成材料成本高、人工成本高、复制传统的奢侈品；
也不能简单地将“创新”理解为材料替换，一味寻求价格低廉。而是应该关注民众的消费需求、消费心理、消费能力，“有消费人口的基数，便有市场占有率；
有市场占有率，才能使产业长盛不衰”。[13]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