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刚
（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意识形态问题是关乎旗帜和道路的根本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当前学术界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既有关于经典作家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研究，又有关于当前意识形态建设实践问题的研究。关于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是当前意识形态研究的薄弱点，总结和反思学术界关于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成果，明晰研究现状和努力方向，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1.列宁意识形态理论形成背景论
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实践依据。
第一，从宏观角度将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维度中考察。大部分学者将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背景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观视域中进行纵向考察。王永贵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广泛传播是列宁意识形态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阶段以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需要是列宁意识形态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
列宁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错误思潮的理论批判是列宁意识形态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1]（P45）。
第二，从微观角度将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置于俄国历史发展维度中考察。部分学者将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置于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微观视域中进行横向考察。张翼兴认为，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唯物主义特质来源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唯物主义传统观念[2]（P159）。还有学者认为，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与俄国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密切相关。同时，东方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和经济文化的落后性决定了列宁意识形态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3]。
2.列宁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历程论
列宁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兼具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理论体系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发展阶段。学术界以著作和时间两种划分标准来梳理这一理论的发展历程。
第一，著作划分标准说。此种划分标准是依据列宁在不同时期所撰写的标识性著作为基点对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划分，这种划分标准具有模糊性。俞吾金认为，列宁意识形态学说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最初发展阶段，代表性著作是《怎么办》；
第二阶段是进一步阐述阶段，代表性著作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第三阶段是十月革命后发展充实阶段，代表性著作是《青年团的任务》《关于无产阶级的文化》《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4]（P208）。
第二，时间划分标准说。此种划分标准是按照时间发展顺序对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具体划分，具有边界清晰的特点。郑永廷将列宁意识形态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时间阶段：第一阶段是1894—1903年，在批判错误思潮中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
第二阶段是1903—1917年，阐述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为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奠定理论基础；
第三阶段是1917—1924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5]（P30）。这一划分标准更为清晰地展现了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脉络。
列宁在领导俄国意识形态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首次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概念，实现了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由“虚假性”向“科学性”的历史性转变。学术界主要从列宁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多维阐释与演变原因两个视角展开研究。
1.列宁意识形态概念内涵多义论
第一，肯定涵义说。此种观点认为，列宁消解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性内涵，凸显了被遮蔽的肯定性内涵，实现了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具体统一。俞吾金认为，列宁不再一般地抽象谈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是根据实践和理论需要将意识形态变成了一个描述性的概念[4]（P203）。王永贵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到列宁那里已经经历了肯定—否定—描述性的发展过程[1]（P58）。还有学者认为，列宁科学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调和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性意义和中性意义，将这一概念变成了一个中性的社会意识概念，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自我指涉悖论[6]。
第二，多重涵义说。此观点认为列宁在描述性意义、否定性意义和肯定性意义三重语境中赋予了意识形态概念不同的内涵和意象。在否定性意义上，他以富有批判色彩的“虚假的意识”来界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建构科学意识形态作了铺垫；
在描述性意义上，他以富有中性意义的“思想的社会关系”“阶级意识”来指称意识形态，分析了意识形态存在的历史性与必然性；
在肯定性意义上，列宁以“科学的意识形态”来界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阐述了加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策略[7]。
2.列宁意识形态概念演变根源论
第一，理论层面说。此种观点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列宁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由否定性内涵发展到肯定性内涵的根源。唐晓燕认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中性理解中暗含了肯定性的建构因子，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这一因子发扬光大，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8]。多数学者认为，考茨基、梅林等第二国际理论家首先推动了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演变，普列汉诺夫消解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性内涵，首次提出了中性意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将科学与意识形态统一起来，这为列宁提出科学意识形态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9]。
第二，实践层面说。此观点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视角阐述了列宁意识形态概念演变的实践根源。俞吾金认为，列宁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描述性的概念并不是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解，而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客观需要[4]（P207）。周宏认为，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作出转变是俄国革命斗争和建立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需要，是为了抚平革命理论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距离或缺口而作的一种具有实践策略意义的创造[10]。姚大志认为，列宁意识形态概念的转变与当时的独特的革命实践形势密切相关，政治实践客观上要求列宁强调意识形态的功能性，突出意识形态的科学意义和真理性内容[11]。
通过研读相关著作和论文发现，大部分学者选取有关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某一专题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列宁意识形态灌输论
“灌输论”是列宁意识形态教育思想的核心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基础理论。学术界对列宁意识形态灌输思想进行了多视角研究。
第一，灌输理论渊源说。学术界对灌输理论的思想渊源进行了分析。尽管对“灌输论”的首倡者存在不同看法，但是在列宁对灌输理论的系统阐述和贡献方面都进行了积极肯定。王荣阁认为考茨基最早提出“灌输论”思想，这也是他“最有生命力的思想”[12]。孙代尧认为，“灌输论”思想可以最早追溯到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泰·德萨米出版的《公有法典》[13]。孙来斌认为，“灌输论”的理论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初步形成于考茨基的论述，完善发展于列宁的新概括，列宁根据俄国实际斗争需要将“灌输论”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科学完整的观点体系，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14]。
第二，灌输必要性说。学术界对列宁关于对无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和分析，观点大致相同，只是阐释角度略有差异。孙来斌、王永贵等学者普遍认为，列宁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阐述了灌输的必要性：一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
二是工人运动不可能自发地单独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意识，只能产生工联主义的意识；
三是社会主义的学说是从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中创造发展出来的；
四是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侵蚀；
五是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灌输给工人[15]。
第三，灌输主客体说。此种观点重点分析了列宁对意识形态灌输主体和客体的相关论述。孙来斌分析了列宁对意识形态灌输主体的素质要求：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较高的政治素质；
具备良好的作风和高尚的品质；
具有扎实的知识素质和综合能力。同时，还针对农民这一特殊灌输对象进行了重点研究和阐述[16]（P196）。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灌输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员和组织员，灌输的客体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科学家、工程师、农艺师等知识分子[1]（P69）。还有学者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军队、青年、妇女等意识形态灌输客体入手分析了各个阶层的不同特征，并阐述了有针对性的灌输方式[17]（P130）。
第四，灌输内容说。此种观点分析了列宁关于意识形态灌输内容的重要论述。车有道认为，列宁关于灌输的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纲领教育；
形势与任务教育；
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
无神论教育六个方面[18]。有学者认为，列宁意识形态灌输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运用逻辑，灌输的内容要体现时代精神和创新意识[1]（P69）。还有学者认为，灌输内容主要包括科学的世界观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信念教育[17]（P81）。
第五，灌输方式说。此种观点对列宁关于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进行了全面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意识形态灌输要善于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事实，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大众化；
意识形态灌输要注重客体对象的层次性，针对不同灌输客体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施以不同的方法手段[19]；
意识形态灌输要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和根本利益结合起来，离开个人利益的灌输教育将显得空洞乏力[20]。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要建立健全意识形态传播组织机构和教育体系，充分利用学校、报纸、新闻出版机构等有效载体进行意识形态灌输[3]。
2.列宁意识形态功能论
学术界对列宁关于意识形态功能的重要阐述进行了研究和概括，大体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即辩护功能说、引领功能说、凝聚功能说。
第一，辩护功能说。此种观点认为，列宁揭示了意识形态具有论证和捍卫统治阶级合法性的功能。周尚文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建立并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发挥意识形态在巩固和维护政权合法性方面的辩护功能[21]（P196）。还有学者认为，十月革命后，针对国内外反动势力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新生无产阶级政权的歪曲和攻击，列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从理论上阐释了俄国革命的合理性和正确性[22]。
第二，引领功能说。此种观点认为，列宁在领导俄国意识形态建设进程中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引领和指导功能。俞良早认为，科学的意识形态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行为指导，列宁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并在实践中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尊严[23]。王永贵认为，在列宁看来，意识形态的引领整合功能主要是通过对社会思潮和民众利益的整合来实现的[22]。还有学者认为，列宁在一生的革命生涯中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整合引领功能，运用组织动员、政治宣传和教育灌输等方式来整合引领各种社会意识[24]。
第三，凝聚功能说。该种观点认为，列宁阐释了意识形态具有凝聚社会共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包毅认为，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是通过发挥意识形态的利益阐释和凝集功能来赢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的[24]。还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需要通过群众对现实利益和实践经验的内在认同来发挥，列宁始终把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赢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首要原则，同时列宁还强调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要同群众现实利益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凝聚和团结全体社会成员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25]。
3.列宁意识形态话语论
第一，话语转型说。该观点分析了十月革命前后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转型。姚元军认为，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列宁立足于执政党执政任务和目标的调整、执政党群众基础的扩大以及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实现了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由革命性向建设性的转型。这一转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在话语表达方式上要由强制转为说服；
在思维方式上要由激进转变为渐进；
在话语功能上要由战时动员转为利益整合；
在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上要由敌我对抗转向相互合作[26]。
第二，话语创新说。该观点分析了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陈锡喜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根据自然科学和资本主义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明确提出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和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命题；
在革命时期的话语创新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首先胜利”和革命后建设社会主义“比较困难”的思想；
在建设时期的话语创新上，提出了落后国家必须利用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27]（P133）。
第三，话语权建设说。有学者分析了列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逻辑理路，即在理论方面通过批判错误思潮的来源和本质来掌握话语权，在实践方面通过克服困难和积极引领的方法来掌握话语权[28]。有学者概括了列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主要内容：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新概念；
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公式；
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要同群众的实际生活和现实利益相结合；
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要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载体[29]。还有学者从时代背景的复杂性、话语受众的广泛性、主体的先进性等角度分析了列宁“灌输论”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存在的诸多契合点和内在联系[30]。
4.列宁意识形态安全论
第一，关于意识形态安全思想形成的背景。该观点分析了列宁关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生成背景。有学者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在国际上批判和回应修正主义错误思潮的歪曲和攻击；
在国内应对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捍卫新生苏维埃政权是列宁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形成背景[31]。还有学者认为，俄国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解构俄国思想文化中的落后因素的迫切要求、回击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的迫切要求是列宁意识形态安全思想形成的现实背景[32]。
第二，关于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主要内容。该观点总结了列宁关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思想和实践经验。姚元军从执政安全的视角阐述了列宁意识形态安全思想，主要包括增强唯物主义的战斗性、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加强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警惕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四个方面[33]。有学者从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建立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重视学术领域的思想斗争、增强人民群众的心理认同四个方面概括了列宁关于捍卫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与实践[31]。还有学者从意识形态制度建设的角度阐述了列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认为意识形态制度建设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34]。
部分学者对列宁与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形成了部分学术成果。
1.列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第一，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张秀琴从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意识形态的形成路径和意识形态的制度建设三个维度比较考察了列宁和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异同点，阐述了两者在上层建筑的构成、意识形态理论的分层、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等方面的不同见解[35]。还有学者从意识形态与制度互动关系的视角阐述了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对列宁政治领导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36]。
第二，列宁与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包毅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意识形态理论方法论基础、意识形态批判问题、对意识形态重要性的理解四个方面比较了列宁和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的异同点并阐发了对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意义[37]。还有学者从意识形态内涵的认识、意识形态理论背后的哲学基础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等角度对列宁与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38]。
第三，列宁与柯尔施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张士海分析了柯尔施对列宁主义从“拥护”转为“反对”的演变过程以及转向的原因[39]。包毅分析了柯尔施对“列宁意识形态观”的误读和指责并对其进行了批判，这些误读主要表现在柯尔施认为列宁从政治功用性的角度来考虑意识形态问题、列宁的认识论消解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列宁意识形态思想走向了意识形态专制主义[40]。
2.关于“西方列宁学”对列宁意识形态理论批判的研究
第一，马克思与列宁意识形态理论对立说。相关学者认为，西方“列宁学”企图通过制造列宁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对立来批判和否定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张传平认为，西方“列宁学”借助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逻辑来制造列宁同马克思之间的理论对立[41]。叶卫平认为，制造马克思与列宁在哲学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是西方“列宁学”否定列宁主义的主要手段，他们否认列宁的唯物史观，并将其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或“唯意志论”[42]。
第二，列宁意识形态理论前后逻辑矛盾说。相关学者认为，西方“列宁学”通过制造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内部对立来否定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整体性和科学性。包毅认为，西方“列宁学”为否定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完整性和立场的一贯性，制造“两个列宁”即“机械唯物主义”和“唯意志论”的列宁[43]。张传平针对西方“列宁学”把《哲学笔记》同列宁早期思想对立起来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和解读，揭示了列宁哲学意识形态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本质[41]。
1.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
随着意识形态研究热度的不断提高，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些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成果。从研究内容来看，学术界研究涉及意识形态理论的多个方面且部分研究较为深入；
从研究方法来看，学者们采用了文本解读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
从研究视角来看，学术界研究既有文本解读又有实践总结，既有历史学角度的过程梳理，又有政治学角度的学理阐发。学术界已有的开拓性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化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这一研究已经取得了进步，但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一是研究内容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已有研究成果的研究主题大多是停留在“点”“线”层面，呈现自发零星状态，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有待加强。一方面，研究内容局限于某一个“点”，比较微观且较为深入，但是很多研究未将列宁相关思想观点置于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总体框架和体系中去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和全面性把握。另一方面，初步勾勒出了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整体“轮廓”和“线条”，但是缺乏理论深度。有些学者在相关专著中初步梳理了列宁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并围绕这一理论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阐述只是宏观概要式的研究，缺乏创新性和深入性。
二是研究视界较为狭窄，缺乏广泛性。一方面，缺乏历史眼光。通过分析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大多数的研究聚焦于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时期，而对于早期革命时期和列宁逝世后苏联对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继承发展方面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同时，从宏观历史背景来看，列宁与第二国际时期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观比较研究也乏善可陈。另一方面，存在研究盲区。比如，有关列宁关于意识形态内涵演变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列宁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与创新等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些基础问题研究不够充分和深入。不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就不可能透彻理解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精神实质和现实意义。
三是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缺乏科学性。一方面，研究范围较为狭窄。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很多学者的研究和解读往往拘泥于列宁不同时期代表作中的个别话语或段落，忽略了历史背景，这就导致原典解读背离了列宁话语的原始语境，出现原始话语过度解读或者多维解读的情况。同时，大多数研究局限于文本研究和解读，而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时期具体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则相对较少。另一方面，研究范式相对单一。以往学者多以列宁“意识形态灌输”“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功能”为题来罗列阐述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思想观点，这是一种基于传统归纳总结方法的贴标签式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往往导致研究成果出现叠加性和重复性，解读性和阐释性研究较多，有深度的创新性和系统性研究则相对较少。
2.深化和拓展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着力点
第一，将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相结合，拓展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域。学术界下一步需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进一步拓宽研究视域。一是注重纵向历史研究。要强化历史思维，将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长河之中，考察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第二国际理论家相关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揭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独特贡献，增强理论的历史厚度和深度。列宁意识形态理论自身也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因此，要强化列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弥补列宁早期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完善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体系。二是强化横向对比研究。横向对比研究是拓展和延伸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研究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要进一步深化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原生形态的意识形态思想的比较研究，阐明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实践创新；
要加强列宁与第二国际时期左派共产主义者意识形态思想的比较研究，如考茨基、伯恩施坦、梅林等；
要强化列宁与俄国国内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形态思想的比较研究，如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布哈林等。除此之外，还要进一步深化列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比较研究，如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阿尔都塞等。通过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进一步明确列宁意识形态的历史地位和理论特色。
第二，将要素性研究和系统性研究相结合，拓展列宁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列宁意识形态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由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功能、意识形态灌输、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领导权等要素构成，各个构成要素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学者应坚持要素性和系统性相结合的原则，既要进一步强化列宁意识形态构成要素的具象性研究，又要加强意识形态各要素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整体性探讨，以要素研究巩固支撑系统研究，以系统研究提升统摄要素研究。具体而言，首先，廓清基本理论问题。目前学术界对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些理论观点已经达成普遍共识，但是有些基础理论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拓展。比如，关于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来源问题，多数学者阐述了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继承，但是在列宁对俄国传统民主主义者意识形态思想继承方面的研究仍然不足；
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地位、生成逻辑、基本特征等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次，扫除理论研究盲点。列宁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研究中存在众多薄弱点，而要强化系统性研究就必须要扫除这些研究盲点。比如，列宁关于意识形态概念内涵转变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列宁意识形态理论在苏联的历史命运；
列宁意识形态理论对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影响；
当前西方“列宁学”对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等。最后，探讨理论内在逻辑。在深入拓展列宁意识形态理论构成要素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总结提炼列宁意识形态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和历史经验，阐述列宁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与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努力推进列宁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
第三，将理论诠释和实践回应相结合，彰显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价值。深化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既离不开文本解读和理论诠释，也离不开对现实实践问题的指导回应。因此，学术界应该从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角度来揭示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魅力和价值。首先，强化规范研究。所谓规范研究就是进一步加强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解读和学理分析，从理论思辨和逻辑演绎的角度阐发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和理论特征。需要指出的是，文本的解读和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列宁本人的相关文献和论著，还要借助于与列宁同时代的相关思想家的著作文献，通过对比分析来深化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其次，创新研究范式。改变以往贴标签式的单一研究范式，综合运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分析归纳、比较研究、矛盾分析法等科学方法来开展理论研究工作。同时，要注重和加强跨学科协同研究。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涉及哲学、政治学、传播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深化拓展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工作必须要加强学科交流，要综合运用不同的学科视角和研究方法来进行多维度考察研究。最后，注重实践回应。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归旨不只是理论阐释和体系建构，更重要的是回应现实，为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提供学理支撑和行动指南。因此，学者要以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为研究主轴，要积极回应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困境和问题，进而彰显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论贡献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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