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平 陈 璐
实现国家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共同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而又艰苦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对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应该以何种方式实现国家工业化进行了深入思考。新中国成立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总结了历史上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追逐工业化失败的经验教训后，再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先谋求民族独立后实现国家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1)本文将中共在1944—1952年间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就称为“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是一条比较契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研究这一问题，对我们走好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启示。
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战略初步构想，即“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允许发展“不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1947年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又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
保护民族工商业”列为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基本经济纲领(3)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人民日报》1947年12月25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和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合理部分同中国国情紧密结合，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理论，并将其写入《共同纲领》，即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条件下，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以巩固和壮大国营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同时，在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前提下，坚持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采取限制性政策扶植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以此积累更多资金，扩充装备技术和力量，然后再着重发展重工业，最终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关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实现国家工业化是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发展目标。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1945年4月24日，他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再次指出，无产阶级成为新政权的领导阶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务必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逐渐地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以实现由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转变(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对此，刘少奇深表赞同，在他看来：“在国内，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1944年5月20日，刘少奇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职工代表会议上再次强调，要改变弱之根源，就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认为“我们将来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7)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2页。。因此，中共所构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第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是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前提。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本方针是在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前提下，对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其他经济成分统筹兼顾，使它们都能得到恢复与发展(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494页。。也就是说，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国家要集中资金、人力、物力发展国营经济(9)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1898—196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32页。。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的生产”(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综上所述，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是既不同于早期西欧殖民扩张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也不同于苏联依靠本国积累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而是极富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这也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1949年前后，由于国民政府腐朽政治的摧残以及战争的破坏，我国工业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坚持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正确指导，促使其丰富内涵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实践，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没收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控制工业命脉
抗日战争时期，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凭借手中特权掌控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他们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相互勾结，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压迫，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没收官僚资本以及消灭它们的剥削和压迫，就成为新中国必须完成的首要革命任务。1947年，中国共产党明确把“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1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凡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均由人民政府接管”的规定(12)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6页。。
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是随着解放战争的逐步胜利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而进行的。1948年11月沈阳解放，为顺利接收官僚资本，避免可能发生的破坏，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管政策。194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总结东北和华北地区接管城市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原职、原薪、原制度的“三原”政策。为此，由于各地都认真贯彻执行了上述政策，没收官僚资本工作进行比较顺利。如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仅在两个月内就完成接管工作。因此，到1949年，全国各地共计没收占我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80%的官僚资本企业2858家，拥有职工129万人，其中生产工人约75万人。
与此同时，针对美国政府发动朝鲜战争并冻结我国在美国辖区内公私财产，1950年12月28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管制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存款的命令》，宣布中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如1950年12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宣布对上海德士古石油公司、上海电力公司、美国商业银行等115家美资企业实行了军管。据统计，1952年底，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148.8亿元，净值148.8亿元(14)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页。。没收官僚资本促使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逐步强大，为党和政府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打击投机资本，整治和稳定工业环境
1946年后，国民党政府为全面支持反人民的内战，在未解决抗战时期遗留下的巨额财政赤字和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通过滥发纸币和加重税收等手段，不断地加紧对人民群众的剥削和压榨，其结果，就是恶性通货膨胀更加恶化，物价不断高涨。解放初期，各大城市存在一批投机商人和部分私人行庄，乘党和人民政府在城市中尚未站稳脚跟之际进行金银投机活动以追逐暴利，致使投机资本横行，金融秩序混乱，市场物价持续高涨。在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不法金融投机势力尤为猖獗，这对工农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力。为此，为打击和取缔当时猖獗的金融投机活动，各大城市军管会或人民政府均严格执行了以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的法令，“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由人民银行对其进行收兑(15)罗忠敏主编：《中国革命史》，华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页。。但投机资本家对人民政府法令置若罔闻，拒用人民币，继续进行金银投机活动，破坏金融秩序。
为此，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取缔了上海银元投机的中心——证券交易所，依照法令逮捕了操纵投机市场的资本家。同时，“广州也摧毁了专门从事银元投机的地下钱庄87家和街畔兑换店377家”(16)秦愉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这严厉打击了破坏金融秩序的非法投机，取得了打击市场投机的首战告捷，促使人民币相对成功地进入市场流通。但投机资本的活动很快又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又再次引发了全国性物资涨价狂潮，而依然是上海最猛。中央财经委和各大城市军管政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又迅速从全国范围大规模调集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1949年11月25日，上海和北京等各大城市趁全国物价高涨时，“按照中央部署，统一行动，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
同时催征税收，进一步收紧银根，使投机商不得不贱价抛售”(17)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总之，党和人民政府运用多种治理手段成功抑制了旧中国长期存在的恶性通货膨胀，这对控制金融市场，稳定物价，掌握市场的主动权起了关键作用，为后期工业基本建设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
(三)明确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为中心任务，来巩固和壮大国营工业
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国民政府的统治和长期的战争，党和政府接手的是国民政府遗留下的社会生产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异常混乱、经济局面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这严重影响着社会生活的秩序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于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取得全国政权后，全党务必坚持把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其他工作“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而服务”(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1949年11月18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郑重强调“今天的工作中心是恢复生产，凡对恢复生产有利的都要尽量发展”，“在城市，重点在恢复工业生产”(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1949年以后，为改变旧中国工业基础落后的面貌，党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重点恢复和发展诸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之类的重工业，“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20)中共中央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家又适时调整政策，重点强调要恢复和发展与国防工业密切联系的重工业，并想尽一切办法恢复和发展轻工业等涉及国计民生事业的生产。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还对没收和接管过来的国营企业进行了民主和生产改革，以新的企业管理制度替代旧的腐朽的经营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组织了增产节约运动和生产竞赛运动，进一步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1949年至1952年期间，我国工业生产的恢复工作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为1952年的41.5%，其中现代工业产值由17%上升为27%。同时，新中国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诸多旧中国不能生产的产品如钢轨、各式刨床、矿山机器、纺织机等现在已能够制造(21)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三年来新中国经济的成就》，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21页。。综上，上述政策的贯彻执行，使战争的创伤迅速得到医治，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从而为有计划和大规模地开展工业化基本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限制和扶植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方面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创新和完善的过程。对此，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就提出了“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的政策(22)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34页。。他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补充：“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9页。。而是按照我们具体实际，在经营范围、财政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24)于光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第4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3页。。1949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共同纲领》中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为此，党和政府通过发放工商业贷款、委托加工、提供原料、组织经销代销等措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进行了适当的扶持，有效地帮助了私营工业在国营工业领导下克服困难和恢复生产，活跃了市场，补充了国营工业的不足。但是，1950年前后打击投机资本后，私营工业在生产和经营方面暂时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如：商品滞销，生产锐减和企业歇业倒闭。
因此，党和政府通过调整公私关系、降低贷款利率、减税及减少税种等措施帮助私营工业渡过上述难关。1950年下半年，私营工业基本上摆脱了生产和经营困境，工业生产迅速恢复。但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不法商人又对战略物资偷工减料，出现了盗骗国家资财等非法活动。中共中央通过“五反”运动对其不法行为再次进行严打，而后市场再度出现了物价下降、产品滞销和工人失业等现象，私营工业的生产和经营再次遇到了困难。为此，党和政府仍然坚持对资本主义工业采取限制和扶植政策，又立即重新调整公私关系，恢复和加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
同时，加强私营企业监督，鼓励资本家在遵守法令法规下从事生产和经营。经过上述政策的调整，基本上解决了由“五反”运动引发的私营工业生产和经营的困难，且资本主义工业对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依赖加深，一定程度上把私营工业生产和经营改造成为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发展大局的一部分。如前所述，由于各级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和执行了上述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促使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了快速地恢复，并使其在恢复的同时有了相当比例的发展，这为“一五”计划建设时期启动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历史充分表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中，不但从工业化理论上作了大量探索，而且在实践上还进行了极富创见的探索，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宝库，并探索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这些思想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雏形，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深入探索奠定了基础。
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尽管当今时代条件已和当时那个年代有很大差异，但这一战略构想的很多思想观点在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发展中付诸实践。全面总结和研究工业化战略构想，对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坚持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无产阶级政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如何实现由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变，在理论上成为一个新难题。而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提出为这一难题的破解提供了可能，即面对旧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非常落后的现实，党中央和毛泽东坚持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在以土地革命方式构建新的发展方式的基础上，确立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坚持国家计划的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微观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积极性，以逐步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进而为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准备物质基础。尽管今天所走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制度属性、具体内容和根本任务等方面，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存在着明显差异，但在内在逻辑和实现工业化目标等方面具有延续性和相似性。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在新时代的部分再现，是对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从中国当前国情出发，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不动摇。
(二)坚持公有制经济为领导地位，限制和扶植非公有制经济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保证国营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条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存在与发展的思想。与此同时，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和扶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它们在保障国计民生中的积极作用，而对部分试图操纵国民经济命脉的非公有制经济采取限制和监督。上述思想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公有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国有经济又是公有经济的主体。为此，国有经济的调整和改革不能改掉国有企业性质，即从国民经济中“完全退出”，不能放弃居于整个社会经济“矛盾主要方面”的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使国家失去操纵国民经济命脉的能力，使整个经济不能集中力量攻克大型建设，综合实力脆弱(26)杨承训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页。。因此，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必须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三)抓准时代发展的中心任务，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
1949年前夕，在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和工作任务千头万绪的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明确提出这一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国民经济的恢复，表明他们深知国民经济的恢复对加快工业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在将国民经济的恢复确立为党的中心任务的同时，为改变中国现代工业基础落后的现状，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国民经济恢复的关键是恢复和发展生产，特别强调恢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还提出了在重点恢复和发展重工业及国防工业生产的同时，恢复和发展轻工业生产，加快纺织工业等涉及国计民生事业的生产的发展方针。1952年9月前后，由于在这一发展方针的正确指导下，我国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基本完成，大规模工业基本建设的任务提上日程。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国民经济的恢复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及时抓准了时代发展的工作重心和方向，为“一五”时期大规模工业基本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伟大征程上，一定要完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8)《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页。。
(四)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奠定工业化发展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前后，为尽快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早日实现国家工业化及适应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存在和发展，党和政府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在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将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核心问题来解决，既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指导，又注意发挥市场调节资源的积极作用。通过这一政策，党和政府集中了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投资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加快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进程。另外，党和政府还综合运用治理手段成功抑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又采取了一系列灵活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推动工商业发展，为市场的充分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环境。而政府又为市场的自身发展保留了适当空间，不过度挤占本应由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从而快速实现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施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规范市场秩序，营造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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