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蝶，李 丹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上海 200233）
共情（empathy）是指个体试图理解他人的主观经历、识别他人的情绪，与他人体验到一致情感的心理过程［1］。群际共情偏差（intergroup empathy bias）则是指对内外群体共情不平等的现象［2］，人们会自动地将他人区分为群体内成员和群体外成员，并将有利的资源更多分配给群体内成员。因此，个体对群体内成员会表现出更多的共情，对群体外成员则较少共情或没有共情，甚至会表现出幸灾乐祸，对群体外成员的喜悦感到不快［3］。
根据共情对象经历事件的情绪效价不同，通常分为积极共情和消极共情。以往群体间共情偏差研究中更多关注对疼痛、痛苦、悲伤等消极情绪的共情［4-5］。随着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关注点转向了对积极情绪的共情，并认为积极共情和消极共情是可以相互分离的［6］。本研究试图探讨群际共情偏差是否同样出现在积极和消极共情中，是否存在某种能够减弱这种偏差的外在因素。
眼睛效应（watching-eyes effect）是指通过呈现眼睛图像或者与眼睛相似的图像促使个体的行为发生改变［7］。眼睛效应产生的基础是眼睛图像所诱发的被注视的感觉。非注视眼（斜视、闭眼）不足以诱发被注视的感觉，只有眼睛直视所带来的目光接触才能代表强烈的关注［8］。人们对他人存在的信息非常敏感，总是在意他人对自己行为、能力或表现的看法和评价，促使个体在公开情境中本能地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性来维持自己积极正面的形象［9］。同时，共情被视为受他人青睐的社会理想特质，在期望共情的背景下，个体更乐意将自己表现为高共情的个体，相信共情有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10］。研究［11-12］发现，眼睛注视作为被关注的信号会增加个体的自我参照加工和自我反思，以及对他人情绪状态的体验。此外，眼睛注视也能增加情绪处理脑区的激活［13］，情绪处理则是共情的重要组成部分［14］。另有研究［15］发现，眼睛注视图片确实能够增强个体对他人的共情程度。还有研究［16］发现，儿童在公开情境下比在私人情境下对外群体成员表现出更多的共情。因此，本研究试图探讨眼睛图片能否起到情境公开的效果，进而减弱个体对内、外群体成员所产生的共情差异。
综上所述，本研究试图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探讨在积极共情和消极共情中是否都存在群际共情偏差，以及眼睛注视图片的呈现能否减弱群际共情偏差。另外，以往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真实社会群体的群际共情偏差，诸如政治群体［17］、种族群体［18］。这些社会群体虽然具有生态效度，却明显受到除群体归属外的其他环境因素（如群体之间存在固有的印象或偏见）的影响［19］，因此基于这些群体的共情偏差研究很难推论到其他群际情境中。近年来，有研究者使用最小群体范式将被试分配到新的群体中，新群体由彼此不认识的被试随机分组形成，形成的群体是不受环境等其他因素影响的中性群体，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交流，群体间不存在任何刻板印象或偏见，对研究结果的讨论可以聚焦在单一的群体分类所产生的群际偏差［2］。基于上述思考，本研究借鉴最小群体范式设置了2个新群体，在新群体的背景下研究群际共情偏差以及眼睛注视图片的作用。本研究假设：① 无论是对积极共情还是消极共情场景，被试都会出现明显的群际共情偏差，即相比外群体，被试会对内群体表现出更多的共情；
② 相比无眼睛注视图片组，眼睛注视图片组被试会表现出更多对外群体的共情，进而减少对内外群体成员的共情差异。
1.1 被试和分组
随机选取浙江省某大学68名（女生32名）在校大学生参与本研究。
1.2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2（群体归属：内群体/外群体）× 2（眼睛注视图片呈现情况：有眼睛注视图片/无眼睛注视图片）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群体归属为被试内变量，眼睛注视图片呈现为被试间变量，因变量为被试对积极和消极故事的共情程度。
1.3 实验材料
选用苏珊珊［20］研究中翻译的Cikara等［2］的实验材料，共8个场景，包括4个积极事件（其中2个事件主角为红队队员，另2个事件主角为蓝队队员）和4个消极事件（其中2个事件主角为红队队员，另2个事件主角为蓝队队员），如“张兰被别人家的小狗弄得一身泥”。在每个事件图片都会用小的颜色方块标注事件主角所属队伍，随机呈现。有眼睛注视图片组，在每个呈现的事件正上方都附上眼睛图片。以往研究发现，个体会根据真实人眼周围的信息解读心理状态信息，进而会影响个体的共情［17］。因此本研究的眼睛图片选用最经典研究中的荷鲁斯之眼，图片本身不带有任何情绪色彩［21］。
1.4 研究程序
在实验前将被试随机分为有眼睛注视图片组和无眼睛注视图片组，之后被试需要按顺序完成以下任务。① 假意分组。使用5个大五人格项目作为假意分配指标，如“我觉得我是一个思维周密的人”，使用五点量表进行评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将被试随机分配到蓝队或红队，实际上分配时并没有考虑他们大五人格项目的分数。② 群体认同评定。给被试提供6个身份识别问题以评定被试的身份认同水平， 如“我看重蓝队/红队”“我喜欢蓝队/红队”“我觉得与蓝队/红队联系密切”，使用九点量表进行评分， “1”代表“非常不同意”，“9”代表“非常同意”。③ 评估其他成员经历。该过程采用 E-Prime 2.0 软件呈现实验刺激并记录行为数据，具体实验流程如图1所示。首先屏幕中央呈现 500 ms 的注视点“+”, 接着随机呈现事件主角以及对应的所归属队伍并用颜色方块标识（如：张兰是红队的）1 000 ms, 再呈现该事件主角对应的需要评估的事件。被试的任务就是回答每个事件下方的问题，每个事件会随机呈现2次，被试需要分别回答2个问题：“这件事让你感觉有多美好”（在消极事件中反向计分）和“这件事让你感觉有多糟糕”（在积极事件中反向计分）。使用9点量表进行评分， “1”代表“一点也不”，“9”代表“非常”，要求被试进行按键反应，评估自身所在队伍的成员的事件作为内群体共情；
反之，则作为外群体共情。④ 探测问题。给被试呈现探测故事（如“刘明捡到钱了，你是否看到过这个事件”）来检验被试是否认真完成。⑤ 记忆检测。最后要求被试回答2个记忆检测问题“你选择哪个队伍”“今天还有哪个队参加比赛”检验被试是否认真完成，是否知道自己当前所在的队伍。
图1 实验流程示意图
2.1 一般资料
经2个记忆检测问题“你选择哪个队伍”“今天还有哪个队参加比赛”及一个探测问题“刘明捡到钱了，你是否看到过这个事件”，检验被试是否认真完成测试。剔除未认真作答的4名被试，最终得到64名有效被试（年龄：M=20.359,SD=1.327），其中，有眼睛注视图片组34名（女生16名），无眼睛注视图片组30名（女生14名）。
2.2 群体归属识别的操作性检验
统计了所有被试回答的6个关于自身群体身份认同的问题的分数，分为群体内认同（回答关于自身所在队伍的问题）和群体外认同（回答与另一个队伍相关的问题），并分别计算其平均数，将计算所得结果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群体归属识别的分数差异显著［t（63）=7.62,P＜0.001, Cohen’sd=1.48］。被试的内群体识别得分（M=6.86,SD=1.65）显著高于外群体（M=4.43,SD=1.62），被试能够有效确认自己所属群体，并与外群体区分开来，表明内外群体分组有效。
2.3 共情评分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分别以个体对他人的积极和消极事件的共情评分为因变量，进行2（群体归属：内群体/外群体）×2（眼睛注视图片呈现情况：有眼睛注视图片/无眼睛注视图片）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有、无眼睛注视图片呈现条件下内外群体积极和消极事件的共情评分
2.3.1 积极共情评分 分析结果显示：群体归属主效应显著［F（1,62）=16.13,P＜0.001,ηp2=0.21］，个体对群体内成员的积极共情评分显著高于群体外成员；
眼睛注视图片呈现情况主效应显著［F（1,62）=4.67,P=0.03,ηp2=0.07］，在有眼睛注视图片的情况下，被试对他人的积极共情评分显著高于无眼睛注视图片的情况。群体归属与眼睛注视图片呈现情况的交互效应显著［F（1,62）=14.08,P＜0.001,ηp2=0.18］。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被试对内群体的积极共情评分在有和无眼睛注视图片情况下的差异不显著（t=-0.30,P=0.763,ηp2=0.00）；
被试对外群体的积极共情评分在有眼睛注视图片的情况下显著高于在无眼睛注视图片的情况（t=3.43,P=0.001,ηp2=0.16）。详见图2。
图2 内外群体成员的积极共情评分比较
2.3.2 消极共情评分 分析结果显示：群体归属主效应显著［F（1,62）=14.15,P＜0.001,ηp2=0.18］，个
体对群体内成员的消极共情评分显著高于群体外成员；
眼睛注视图片呈现情况主效应边缘显著［F（1,62）=3.42,P=0.06,ηp2=0.05］。群体归属与眼睛注视图片呈现情况的交互效应显著［F（1,62）=7.99,P＜0.001,ηp2=0.11］。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无眼睛注视图片的情况下，被试对内群体成员的消极共情评分显著高于对外群体成员的消极共情评分（t=4.46,P＜0.001,ηp2=0.40）；
在有眼睛注视图片的情况下，被试对内、外群体成员的消极共情评分的差异不显著（t=0.23,P=0.818,ηp2=0.01）。详见图3。
图3 内外群体成员的消极共情评分比较
本研究在以往群际共情研究的基础上，加入眼睛注视这一变量，目的在于考察眼睛注视图片的呈现是否影响群际共情。研究结果显示，在创建的新群体背景下，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共情场景都存在群际共情偏差，被试对内群体的共情评分显著高于内群体。该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仅仅将被试简单地分配到2个群体中，就可以发现个体会对内群体成员比外群体成员表现出更多的共情，新群体间产生的共情偏差完全是由群体归属不同所引起［22］。
在有眼睛注视图片的条件下，被试对外群体的共情程度增加，从而减弱了群际共情偏差。眼睛注视图片所带来的被关注感［23］，促使个体将自己作为他人评价的对象，更加关注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24］。因此，注视眼线索带来的社会信号能够激发被观察者的声誉管理，更多审视自己的行为以免影响自己的名誉［23］。名誉会给人带来奖赏，如增加未来获益的可能［25］。出于对奖赏的期待，个体可能表现得更具亲社会性［26］，对群体外成员也表现出更多的共情，表现出一定的眼睛效应。
本研究未发现对内群体成员的共情存在眼睛效应；
而以往共情的眼睛效应研究发现，眼睛注视图片能够增加个体对他人的共情［15］，不过该研究只涉及个体对独立他人，并未涉及他人的群体背景。另一关于群体共情的研究表明，在公开情境和私密情境下，儿童对内群体成员的共情水平不存在差异［16］，与本研究结果相似。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外在环境会影响个体的共情动机。当某种共情是社会所需要的，或共情能够加强个体的社会联系时，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共情［27］，被试对成员的共情可能由于趋近动机而表现得高于真实水平，由于规避动机而表现得低于真实水平。有眼睛注视图片时，外在的荣誉和认可诱发个体的趋近动机，于是个体对他人表现出更多的共情，因此个体对外群体的共情增加，但对于内群体成员不仅要考虑眼睛注视图片的影响，还要考虑群体因素的影响。在群体背景下，个体寻求群体的认可和接纳，这种动机激发个体产生群体偏好对内群体表现出更高共情［28］。这意味着，个体对内群体成员的共情一开始就表现得高于真实水平；
而有眼睛注视图片时，个体对内群体成员的共情既有群体偏好又存在眼睛效应。但无论是群体偏好还是眼睛效应，被试都是为了寻求他人的认可和赞许，可能属于同一或者相似的趋近动机。因此，无论是否有眼睛注视图片的呈现，被试对内群体成员的共情都受到趋近动机的激发而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
总之，群体偏好和眼睛效应均可能增强个体对内外群体成员的共情动机，未来研究或许可以考察共情背后的动机机制以及不同影响因素所带来的动机大小的差异。此外，本研究只考察了2个群体相互独立时，眼睛线索对群体内外群体成员共情差异的影响，但群体间不同的关系（如竞争、合作、独立）所产生的群际共情偏差的大小也不相同［2］，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操纵群体关系，考察不同的群体关系条件下，眼睛线索是否还能同样减弱群体间的共情偏差。以往研究发现，人们对来自内群体成员的监督更具敏感性［29］，未来研究或许也可以考察来自不同群体的眼睛注视图片对群际共情偏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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