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海军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茶叶出口的数量、价格以及在世界市场上所占份额均明显下降(1)汪敬虞：《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2期；
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第12期。。其主要原因是英属印度、锡兰等地的茶叶生产逐步实现了产业升级，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贸易垄断进一步扩大(2)陶德臣：《英属锡兰茶业经济的崛起及其对中国茶产业的影响》，《近代中国》2009年第19辑。。中国茶业在种植技术、加工制造以及贸易制度等方面的转型升级压力逐渐增大。虽然19世纪末中国已经出现茶业改良之议，但是面对世界市场的快速变化，晚清政府和中国茶商的应对举措乏善可陈。因此，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口岸的外商洋行成为中国茶叶出口实际的市场终端，茶栈通过茶叶贷款控制着内地茶区的货源，而产地的茶农、茶行、茶号等下层农商在贸易中则处于劣势地位。从晚清到民国的数十年间，商业资本对茶业利润的过度分割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利润分配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茶业的整体发展(3)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5页。。近代中国茶业除应在良种培育、种植管理、机械加工等方面加强长效投入之外，传统的贸易制度积弊亦亟待革除。20世纪30年代，政府在皖南地区先后推行红茶合作运销与统制运销，试图通过“运销”改良，重塑茶叶贸易制度，提高下层农商的盈利能力和华茶国际竞争力。学界对这一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论述茶业合作运动与统制政策对茶叶贸易方式的改变，以及皖南茶叶产销向近代市场关系的转化(4)刘淼：《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康健：《20世纪30年代祁门茶业合作化运动》，《农业考古》2017年第2期。；
其二，分析1936年皖赣红茶统制运销活动中的官商博弈，解读中国近代商业社会转型的曲折过程(5)[日]川井悟：《日中戦争前中国安徽省における茶統制政策——祁紅運銷委員會設立案の分析》，《經濟論叢》第136卷第4号“大野英二教授退官纪念号”，1985年10月，转引自邹怡《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郑龙发：《1936年祁红运销纷争探微》，《安徽史学》2000年第4期；
梁仁志：《从“为民争利”到“与民争利”：1936年祁红统制》，《中国农史》2008年第2期；
陈涛：《华茶销售衰败与祁红统制运销中的官商权势纷争》，《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贸易制度调整与重构是近代中国茶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该问题的研究仍有一定拓展空间。本文从微观层面剖析20世纪30年代皖南茶业合作运销与统制运销的各项举措，揭示茶业运销在制度层面不断调适的过程，并由此考察皖南近代茶叶贸易制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近代中国茶叶外销基本遵循这样一条路径，即“茶农—茶号—茶栈—洋行”，涵盖了茶叶从生产到销售的系列活动以及金融往来。这一外销路径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广东的“行商”时期，茶农负责种茶以及毛茶粗加工，茶庄(茶行)负责收购毛茶以及毛茶精加工，茶商则负责将成品茶叶运往广州，再经“行商”中介与东印度公司交易。为保证茶叶的收购，东印度公司与行商，行商与茶商，茶商与茶庄，茶庄与茶农之间，层层实行预购制(6)行商给茶商的预付款一般为第二年购茶合同额的70%～80%，而行商则从东印度公司得到50%的预付款，有时这个数字也高达70%～80%。参见萧致治、徐方平《中英早期茶叶贸易——写于马戛尔尼使华200周年之际》，《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皖南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产茶区域之一，数十年间恪守着传统的茶叶外销制度与路径，由茶号收买园户毛茶，精制之后经茶栈介绍最终售与口岸洋行。从19世纪末开始，作为华茶外销实际上的终端，洋行具有垄断地位，而茶栈则利用贷款关系操控着内地茶叶的收购，这样的贸易结构为洋行和茶栈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回报。20世纪30年代，学界和社会上普遍认为商业资本对茶叶利润的分割已经高达15%～20%。1934年，安徽省祁门茶场与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拟定《祁红复兴计划》，“该项计划根据事实指陈红茶因中介商人及洋行之把持操纵，内地制茶商号之受豪夺巧取，一般损失均达十分之二以上”(7)《皖南茶叶管制简史》(1945年)，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26—000001—69。。在商业资本的操控下，茶业下层农商则遭遇困境，产销失衡影响了茶业的整体发展。1933年，祁门红茶“山价和市价，相差总在一倍以上”(8)《祁门茶开始组织运销合作社》，《申报》1933年5月22日。。“因茶农无组织，受剥削太甚，以致茶业日趋衰落，昔日每年可出茶五十万箱，近年来则每年不过六万箱”(9)《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昨开会》，《江西合作》1936年第1卷第1期。。伴随实际经营中茶叶利润空间的不断压缩，洋行、茶栈、茶号、茶农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
近代上海等口岸城市的茶栈议价能力较差，地位仅“为外销茶重要中间商”(10)《上海茶栈之起源》，《浙江农业》1939年第7-8期。，在与洋行交易时处于劣势地位。洋行剥削茶栈的方式主要有勒价不购、取货延期、公开吃磅、九九五扣息以及苛收其他杂项费用。由于中国茶商资力薄弱且消息闭塞，洋行常以国际市场迟滞为由勒价不购，以最大限度地压低茶价。1932年，“祁门红茶运抵沪上茶栈后，洋行商人大肆压价……当年茶价最高者只每担220元，比上一年低140元之多，全县亏损达54.6万元”(11)倪群：《近代祁门茶商》，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黄山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5页。。茶叶经茶栈掮客兜售成交后，按照茶业惯例“交货过磅在一星期内办清，后改定于三星期内”，但常有拖延五六个月的情况，并规定“无论如何延宕，不得另行转售他人”。洋行延期取货严重影响茶栈、茶号以及茶农的资金周转。尤甚者，一些不正当的洋行“因时间过久，借口成批货色与样品不合，拒绝接收。茶栈无可奈何，只得多方迁就”。此外，洋行还公开吃磅，即茶叶在过磅之后，不按实际净量计算，而要扣减四五磅至六七磅不等。1919年，茶商因吃磅问题“曾有一度争议，结果设立公磅处，每箱扣二磅半”，但是实际上仍不止此数。1927年改用市斤，“磅之折合为九.○七一；
洋商相约定为九.○七五，聚少成多，数量亦大有可观，一吃一占，每担合计六斤”。另外，在售茶之后茶栈在结算余款时还要进行九九五扣息。此项扣息主要是由于洋行未按时过磅付款，“茶价千元实付九百九十五元，扣除千分之五，作为利息”(12)蒋学楷：《祁门红茶》，《农村合作月刊》1936年第2卷第3期。。贸易双方地位失衡，茶栈吃亏甚巨。
茶栈所受损失则通过剥削茶号进行抵补。因二者存在贷款关系，茶栈对其放款茶号所产之茶实行垄断销售。以祁门县为例，祁门茶号资本“大半临时集股而成”，只有少数殷实商号如吉善长、恒信昌等自有资本达到三五万元，其余茶号约三分之二的资本系“向上海及九江茶栈借贷而来，借用某栈之款，其制出成品，即归某栈代售”(13)《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祁门县茶业调查报告》，《建设周刊》1933年第50期。。茶栈对茶号的剥削首先就是放款利息较重。茶栈对茶号的放款全部为申票，月息高达一分五厘，“贷款由代卖茶价中自行扣除，最少经三个月，每箱一百元，息金四元五角，即使获利百分之二十，已失去四分之一矣”(14)蒋学楷：《祁门红茶》，《农村合作月刊》1936年第2卷第3期。。此外，茶栈还要在茶款内扣除各项手续费，其“经手及其剥取费用，名目多至三十余项”(15)具体名目有洋行费、保险、保安、水客伙食、思恭堂贫病院、补办、电报费、样茶、栈租、公会、修租、验关费、叨佣、码头浚浦捐、印花、花香保险费、检验费、上下力、茶楼磅费、商务律师、轮趸力、栈用、祁门同乡会、压磅、警商、钉裱出店行、公磅、打藤、洋行息等。参见《祁门茶业缴纳洋行及茶栈用费等》，《湖北省政府公报》1934年第41期。。除种类繁杂外，各项费用中不合理者众多，例如“不论茶箱有无破损，一律取修补费”；
由茶栈代收的各项费用“亦多不实不尽，例如茶叶运抵上海，经存轮船栈房，十日间例免租费，且得延长至一个月，随到随销。其在免费期间卖出者，无不照扣”；
“茶价八折”已成祁红销售中的陋习，即茶号经营实际收益中约百分之二十被茶栈侵夺(16)蒋学楷：《祁门红茶》，《农村合作月刊》1936年第2卷第3期。。
茶号受茶栈剥削的损失则取偿于茶农。茶农所制毛茶为半干茶，如不能及时售出则有变质之虞。利用毛茶的这个特性，茶号剥削茶农更是手段百出。其一，茶号在收茶时操纵茶价，“每当开号之一二日，必放高价，以广招徕，随即紧抑，以事垄断”(17)李焕文：《安徽祁门婺源休宁歙县黟县绩溪六县茶叶调查》，《工商半月刊》1936年纪念号。，“早晨开价五十元者，在下午常有跌落至二三十元”，以致“茶农终年生计所恃之茶叶售价，毫无保障之可言”。其二，茶号用大秤收茶。茶号“收茶所用之称，常在二十三两以上，此种大称，名曰‘堂称’”。茶户所售毛茶计算价格仅为实际重量的百分之七八十。其三，除使用大秤取利之外，茶号在收茶之时，另外抽收“秤钱”铜元三枚至六枚，扣“茶样”三钱至一两不等。其四，利用币制混乱，侵夺茶农利益。结账时“其尾找法币与铜元之核算，又无理压低。市价每元合三千文者，茶号则任意作为二千五百文，或二千四百文”；
另外，尾数抹零不按照四舍五入，而是“即茶价尾数至九角九分者，亦不准茶农找钱换法币”。其五，尚有“九八折净”或“九六折净”，即旧价内扣百分之二或百分之四等等陋规(18)蒋学楷：《祁门红茶》，《农村合作月刊》1936年第2卷第3期。。
茶叶经营利润的下降使茶业内部矛盾重重，“茶号与茶农间，竟视若水火。号方以大秤、杀价、陋规等种种惨无人道之方法剥削茶农；
茶农乃以粗枝老叶潮茶搪塞茶号，是以鲜叶之原料大坏；
而茶号复因受上海茶栈之苛待，乃有掺伪掺杂之举；
茶栈更因受出口洋行之剥削，不得不转嫁于茶号，循环压迫，永无已时”(19)蒋学楷：《祁门红茶》，《农村合作月刊》1936年第2卷第3期。。茶业利润分配存在结构性的问题，“运销方面，向例不能与外人直接谈判，中间茶栈盘剥，洋行勒抑，纵今年产尽数销罄，亦不过以土货奉于驻华外商，售价虽高仍供居间中饱，茶农所获有限”(20)《百业盈虚录》，《中国商业循环录》1933年9月号，转引自康健《祁门红茶史料丛刊》第三辑，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9页。。利润空间的压缩以及茶业内部权利失衡，使经营茶叶产制的下层农商盈利能力愈低，业茶者收入减少成为普遍问题。“茶农终年所获，除供给培植、采摘用费外所余无几，对于本身全年生活尚需借贷弥缝。年复一年，利上加利，故茶叶生产者，反不及居间贩销者获利之多”(21)李焕文：《安徽祁门婺源休宁歙县黟县绩溪六县茶叶调查》，《工商半月刊》1936年纪念号。。利润的降低极大影响了茶农的生产积极性，茶农在茶叶采制过程中往往粗制滥造、掺杂作假，“以致茶产日减，品质日劣”(22)《安徽祁门县平里村坳里村无限责任信用运销合作社之调查》，《农友》第2卷第3期，1934年。。
茶业内部“产、制、销”失衡的结构性困境依靠自身很难摆脱，植茶技术科学化、制茶工业现代化以及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提升都较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扭转。对此，时人深为忧虑。虽然祁门茶业改良场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实业部、皖省府合组办理，设备大加充实”，在“指导茶农组织合作社，实行改良生产，并试行联合运销”等方面亦有显著成绩，“惟依照此项计划进行，预计非三二年之短时间所能得到完美效果”，“为治标之计，惟有同时改善一般红茶之运销”(23)《皖赣红茶改善运销之意义与经过》，《国际贸易情报》1936年第1卷第14期。。从改善运销入手重整茶业，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认识。
茶业改良的思想发轫于19世纪末，华茶外销每况愈下，税厘的损失迫使清政府开始关注茶叶生产。但是，整体上清政府对外销茶叶困境的认识有限，“只以焙制渐不如法，致印度等茶得以竞利销行”，多认为“茶务虽弊，尚可设法挽回”。因为皖南茶厘对于地方政府税源具有重要影响，历任两江总督对皖南茶务均较为关切。刘坤一曾较为详细地谈到皖南茶叶贸易衰落的情况：“近来中国茶务之弊，固出外洋产茶日多，销路渐分……实则由于采制之不精，商情之作伪，致使洋商有所借口，退盘割价，种种刁难，过磅破箱，层层剥削，商本多遭亏折，茶务因而日坏”(24)《苏松太关道蔡咨上海商务局总办严施整顿茶务移文》，《时务报》第46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初一日。。不但认识较为深刻，刘坤一还将茶业改良付诸行动，1896年札饬茶厘局示谕提倡机器制茶，但是遭到皖南茶商的抵制(25)《郑观察世璜拟改良内地茶业办法上江督禀》，《南洋官报》1906年第34期。。
1905年，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周馥派江苏道员郑世璜赴印度、锡兰考察茶业。郑世璜在给两江总督的禀文中写道：“英人用机器在印锡制茶几六十年，夺我全国茶利即蹙我全国生计，若我终不改良，将来华茶无行销之路……故现在急起直追，力求整顿，参仿西人现成之制法，实挽回吾民已失之利权……惟是现在财政奇绌，商情涣散，运输濡迟，非惟力有未臻，抑亦势所不逮。为今之计，惟有暂设官厂并择简便易行之事，先行试办一二年后，确有效果，然后分别筹劝商办，则全局改良不劳而自举。”(26)《郑观察世璜拟改良内地茶业办法上江督禀》，《南洋官报》1906年第34期。郑世璜不但提出仿效英国制茶之法，更是直接指出清政府在茶业中应发挥积极引导作用。
民国成立后，挽救华茶之议进一步发展。1912年，农林部咨请“拟于湖北、苏、皖、湘、浙、赣、云、贵、川、陕等省设立茶政督办处”，但是未取得实质性进展(27)《农林部注重茶政》，《山西实业报》1912年第1卷第19期。。1912年11月1日，在首届全国工商会议上，“振兴外销华茶”作为一项重要的议案被提出，并形成“变通茶引旧制，参仿印锡新法，筹集巨资，统一茶业，直接运销外国商场”的共识(28)《工商会议议决组织出口茶业公司实行茶业保育政策案》，《实业杂志》1913年第9期。。19世纪末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加剧了贸易竞争的激烈程度，国际贸易不再是简单的“自由贸易”，政府是一个国家形成商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推动者和执行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对世界茶叶贸易的初步了解，中国开始尝试机器制茶以及通过组建试验场进行茶业改良(29)如19世纪末，福州、温州、汉口等地有茶商仿效印锡，开始采用机器制茶，但影响较小。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着眼于茶业改良。1905年根据郑世璜的建议，两江总督周馥在南京钟山设立“江南商务局植茶公所”。其后设实验场推广茶业改良的还有湖南、四川、江西等产茶省份，1909年湖北在羊楼洞还设立模范茶场，1910年四川雅州成立茶业公司，江西在宁州建立茶叶改良公司。。安徽的茶业改良活动也肇始于这一时期，尤以祁门茶业改良场的建立最具代表性。1915年，北洋政府在安徽祁门平里村建立农商部安徽示范种植场。由于经费不足，地方不靖，技术人员短缺，设备扩充困难，祁门茶业改良工作几经波折(30)1917年，农商部安徽示范种植场更名为农业部茶业试验场，这是中国第一家以国家名义设立的以茶叶技术研究、生产改良为主要工作内容的机构，下设历口、秋浦、修水和浮梁四个分区。1921年由于政局影响，茶场经费不足，四个分场被裁撤。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恢复祁门茶场并更名为安徽省立第二茶业试验场。1928年与秋浦茶业试验场合并之后更名为安徽省立第一模范茶场。1932年7月更名为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吴觉农出任场长。。直到1934年7月，该场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实业部、安徽省政府合办，改名为“祁门茶业改良场”，使皖南茶业改良工作进入系统发展时期。虽然祁门茶业改良场的性质是“茶业技术研究试验之机关”，立足于“以技术方法研究改良祁门红茶”(31)《祁门茶业改良场合作事业要略(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1936年)，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026—000001—68。，但也认识到其改进茶业使命需“经济技术兼程并进”(32)胡浩川、冯绍裘：《祁门茶业改良场春茶制造之前后》，《茶业杂志》1936年第1卷第1期。。经济层面的改进主要体现在推动分散的茶农向有组织的茶农转变，通过创办合作社推动茶叶产销结合。祁门茶业改良场在第一年工作报告中述及创办合作社的初衷：“本场自改组成立后，即列推行合作为重要事业之一。盖欲减轻制造成本，非合作制销，见效固属不易，而将来本场改良栽培与制造之推行，非先有茶农之基本组织，恐亦不易收功也。”(33)《祁门茶业改良场第一年工作报告》，《安徽政务月刊》1935年第11-12期。全面推进中国茶业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技术的革新，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相应调整。到20世纪30年代，改良植茶技术，提高茶叶品质固然重要(34)傅宏镇：《改进安徽茶业之管见》，《安徽建设季刊》1933年第1卷第1期。，但是调适茶叶生产与贸易两个领域的利润分配，推进中国茶业结构优化的任务则更为紧迫。
清末民初，合作社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合作社思想诞生于19世纪中叶，其本身就具有反对商业资本及高利贷剥削的特征，这对解决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具有启发意义。1933年，在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的主持下，祁门平里村率先成立茶叶运销合作社。其目的在于使茶农实现“自有生产，自行制造，自为运销，使茶之企业成有系统之经营”(35)子良：《祁门平里茶叶运销合作社报告书》，《国际贸易导报》1934年第6卷第8期。，以减少商业资本对茶农的剥削。1934年祁门茶业改良场成立后，对合作社的茶叶生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技术指导，使合作社在植茶、制茶、销售等产销环节的效益获得显著提升(36)《安徽祁门县平里村坳里村无限责任信用运销合作社之调查》，《农友》第2卷第3期，1934年。。祁门茶叶合作社发展很快(37)1933年仅有平里合作社，1934年增加坳里等3社，“连同平里社，计共4社”；
1935年新增合作社有湘潭等16社，除平里社停办，工门社中途停止外，合计18社；
1936年新增岭西等23社，原有18社中有兰溪等5社停止业务，合计36社。参见《祁门茶业改良场合作事业要略(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1936年)，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026—000001—68。，通过组织合作社，茶农突破以往仅能植茶及粗制的局限，进一步获得茶叶精制以及向外运销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茶农在茶叶产销中的地位，增强了话语权。合作社和茶号在组织结构、制茶方式、成本支出等方面非常相似，但是由于组织方式的转变减少了一层商业资本对利润的分割，从而缓解了红茶粗制与精制环节利润分配的矛盾，改善了茶叶生产和运销的关系。1933年平里合作社成立之后，祁门茶业改良场极为重视调整产销制度以增加茶叶利润。其着眼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尝试压缩用工成本。普通茶号“至少要用职员八个人。薪金伙食，每人平均以三十元计，即须二百四十元”，而合作社“只用了三个人，支薪金七十二元，伙食二十四元，合计九十六元”。制茶技工与拣工亦有压缩余地，“制茶的技工，一般每季一人十箱；
此次五十九箱，用了八个人，实浪费了四分之一，那一百八十元尚可减少四十五元。拣工亦有浪费，再以四分之一计，八十四元中又有二十一元”(38)子良：《祁门平里茶叶运销合作社报告书》，《国际贸易导报》1934年第6卷第8期。。
第二，借用银行低息贷款，切断对茶栈放款的依赖。“茶号向茶栈借款月息一分五厘”，而合作社向银行贷款月息仅八厘。按照借款三千元计算，茶栈算上拖延结账用款周期长达四个月，利息总额高达180元；
而合作社借用银行贷款可随时通融，按两个月计算利息仅须48元(39)子良：《祁门平里茶叶运销合作社报告书》，《国际贸易导报》1934年第6卷第8期。。
第三，集中运输，降低成本；
拓展陆运，增强时效。1933年，平里合作社社茶“由祁门运到鄱阳，内河小船行包装制度。头批三十箱用了四十一元，一箱合一元三角七分”，“二批二十九箱，因有花香同运，只摊二十二元，一箱不过是七角六分”，“合作有共通的联络，将来更可有绝大的减少”(40)子良：《祁门平里茶叶运销合作社报告书》，《国际贸易导报》1934年第6卷第8期。。另外，利用公路运沪，减少运输时间与成本。以前茶号运祁红出口“多由水道而达上海，沿途耽搁，最速亦需半月”，而1933年合作社社茶则经由祁门至屯溪，屯溪至杭州，杭州至上海各公路段，采用自备汽车装运以及与运输公司签订合同的方式进行陆路运输，不但时间缩短，且“每担所省运费，亦在一元以上”(41)《祁门茶业改良场第一年工作报告》，《安徽政务月刊》1935年第11-12期。。
第四，改善与茶栈关系，打破销售垄断，降低额外支出。由于不再领用茶栈贷款，社茶销售具有更多的灵活性。销售上“打破向来一家茶栈把持之恶例，凡甲栈兜售不得善价者，即交乙栈代卖……故茶栈无从把持”。社茶存储于“自租之新式仓库”，“随时提取，不受他人勒制，处理售卖上尤多便利”，以往茶栈堆栈费用高昂、管理不善、偷盗受潮等各项弊端皆一律避免。因合作社的组织关系，社茶在市场上具有更高的话语权，“茶之品质之优劣，则先经数方决定，所得售价与品质相合，则脱售，否则即不售”。因“有组织关系，兹蒙各方面协助”，各项细节支出亦随之减省，“例如送茶车力一项，通例以人力输送，为每箱二角，而社茶以用汽车自运，每箱只费五分而已”(42)《祁门茶业改良场第一年工作报告》，《安徽政务月刊》1935年第11-12期。。
第五，尝试直接与洋商交易，开拓销售市场。合作社社茶尝试绕过茶栈与洋行直接交易，以减少陋规的影响，但是“恐影响市面，故未大规模积极进行”。合作社还尝试将优质红茶直接运销英国，“伦敦祁红市价，较沪约高百分之十五”(43)《祁门茶业改良场第一年工作报告》，《安徽政务月刊》1935年第11-12期。。此外，还尝试拓展北美及香港等新市场。
平里运销合作社具有试验性质，其活动既有成功的一面，也存在很多不足。其成绩主要体现在“社茶所得售价，远较商茶为优”(44)《祁门茶业改良场第一年工作报告》，《安徽政务月刊》1935年第11-12期。。在茶号经营普遍亏折的情况下，社茶“居然盈余二百三十八元七角五分”，社员在售茶之后又获得茶价百分之十的红利。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年的运销实践，证明运销合作社完全可以取代茶号完成毛茶精制并运销到沪，并能有效规避茶号对茶业利润的分割。但是，合作运销也存在较大局限。学界对合作社的局限已有论述，日本学者川井悟认为红茶合作社在建立伊始仍依赖茶号商人，从而不能达成排除茶栈、茶号中间剥削之目标(45)[日]川井悟：《日中戦争前中国安徽省における紅茶生産合作社育成政策の展開》，《福山大学経済学論集》第12卷第1/2合期，1987年12月，转引自邹怡《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第35页。。实际上茶叶运销合作社的不足不仅限于此。首先就是社茶到沪仍以茶栈为主要交易对象，对茶栈陋规仍大部分予以妥协。1933年合作社头批茶30箱运沪销售，茶栈的利润侵蚀有三：“一吃磅：每箱三磅，合计九十磅，计洋一百零八元。二扣息：付出茶价，扣除千分之五，谓之九九五扣息。扣去十一元九角七分。三打包：每箱一角一分二厘，扣去三元三角六分。”与第一批茶相比，二批茶损失更大，除“明吃磅”“暗吃磅”“样茶”“九九五扣息”外，还有打包、修箱、回佣等名目不一而足。其次，合作社在与茶农的交易中也沿袭了茶号的传统商业习惯。如在衡制上亦采用“二十二两(或二十三或二十四两)”大秤收购毛茶，“副产运出亦是二十二两；
精茶用十八两”。再有，合作社收购茶农毛茶也延续了“扣样”旧制。1933年平里合作社“第一批毛茶二千八百四十七斤，加九八(即百分之二)扣样应有五十七斤，合计二千九百零四斤。折合精茶用秤，得三千五百四十九斤”(46)子良：《祁门平里茶叶运销合作社报告书》，《国际贸易导报》1934年第6卷第8期。。除了不能彻底割断与茶号、茶栈的联系，合作运销覆盖的范围过小以致影响有限。到全面抗战爆发前，鼎盛时期合作社也仅有36社，且仅局限在祁门县西南乡一带，合作运销的影响力颇受限制。而茶号则保存有较大实力，“祁地合作社数量不及四十，茶号则在百外。一乡中若合作社与茶号并立，则合作社鲜有不受其掣制而蒙其害者，且茶号之成立，于政府统制上亦不能收指臂之效。忆今岁本部通令，茶箱之三角木须添加四根，大多数茶号均不能遵守”(47)张宗成、严赓雪：《祁门红茶区茶业近况》，《实业部月刊》1936年第1卷第8期。。虽然如此，合作运销的意义依然值得肯定，它有效地证明了运销改良能够为基层茶业经营者带来利润，调整“产、制、销”之间的关系，并为其后的茶业统制奠定了基础。
茶叶合作运销对于减少商业资本的利润分割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方面，合作社数量少，社员占茶农比例低，因此影响力有限。茶号则数量多，分布广。仅祁门县，1930年有茶号99家，1931年增至114家，1932年182家(48)《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祁门县茶业调查报告》，《建设周刊》1933年第50期。。皖南茶叶多数仍由茶号加工、转运，整体上仍处于旧的外销路径中。另一方面，即使是社茶，绝大多数仍以茶栈为交易对象，茶栈在茶叶销售中仍占据核心地位，吃磅、扣样、扣息等旧惯仍在延续。此外，茶号的经营亦逐渐陷入困境，主要体现为市场不景气，制茶成本增加以及茶号资金筹措难度加大。如1933年歙县“专门经营洋庄茶之茶号，年有六七十家……无如近数年来，因受洋商进胃紧缩，以及内地山价成本增高之影响，营业的遭亏折，尤以去岁受创为最甚……资本竭蹶者，困于新资本不易筹措，彼此相率观望……目下各乡开场办茶之茶号，较之往岁减少十余家”(49)农菊：《徽州产茶》，《人民周报》第78期，1933年7月14日，转引自康健《祁门红茶史料丛刊》第三辑，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5页。。因此，茶业需要从整体上改弦更张。在产业升级迟缓的背景下，调整贸易制度，理顺茶叶外销路径成为当时较为现实可行的举措。
20世纪30年代初，统制经济思想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传，其核心主张是国家应对生产和市场进行有限度的干预，使社会生产得以有序进行(50)郑会欣：《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当时世界上政府干预大宗商品的产制已有先例，印锡茶业的兴起就是在英国政府的扶植下实现的，日本的绿茶生产也在政府的计划指导下取得显著成绩。另外，咖啡、橄榄油等世界性的经济作物，其贸易都已经被纳入国家干预的轨道。中国从晚清开始即有人主张由政府统制茶叶生产，以应对茶叶贸易的逐年衰落，但是一直没有有效推行。1936年，在政府的引导下茶业统制运销政策率先在皖赣两省实施。学界对1936年皖赣红茶统制运销褒贬不一。日本学者井川悟认为这场由中国技术官僚推动的以茶栈为改革对象的尝试，基本值得肯定(51)[日]川井悟：《日中戦争前中国安徽省における茶統制政策——祁紅運銷委員會設立案の分析》，《經濟論叢》第136卷第4号“大野英二教授退官纪念号”，1985年10月，转引自邹怡《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第35页。。郑龙发从顺应统制经济发展宏观趋势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此次红茶统制运销(52)郑龙发：《1936年祁红运销纷争探微》，《安徽史学》2000年第4期。。陈涛肯定了红茶统制运销对振兴华茶，增强华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意义(53)陈涛：《华茶销售衰败与祁红统制运销中的官商权势纷争》，《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梁仁志则认为1936年的祁红统制更多的是为既得利益集团谋利，而忽视了最底层的茶农及普通中小商人的利益，因此这个政策不可能成功，更不能开启中国茶业现代化之路(54)梁仁志：《从“为民争利”到“与民争利”：1936年祁红统制》，《中国农史》2008年第2期。。
从整体而言，1936年皖赣红茶统制运销是值得肯定的。统制运销活动在对外贸易中强调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并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重塑了茶叶产区与口岸洋行、茶栈之间的关系。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贸易制度现代化的发展。首先，统制运销目标明确。1936年红茶统制运销就是针对洋行与茶栈，“其目的在救济茶商，统一运销，改良制造，以冀出品之标准化，借以博得国际间之信用，而恢复吾国茶业固有之光荣”(55)王慕蝶：《安徽祁门茶市保险调查》，《太安丰保险界》1936年第2卷第12期。。其次，统制运销活动体系较为完备。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于1936年4月1日成立，在上海、伦敦设分销处，并于九江、安庆、屯溪等地设立运输事务所。统制运销的着力点集中在“运”和“销”，在政府的支持下统制运销活动得到了金融、交通上的保障，并通过集中销售的方式提升了与外商贸易中的议价能力。再次，统制运销的举措较为务实。统制运销是在政府主持下将皖赣各县红茶集中运输到沪，同时对于茶叶品质、包装、仓储等方面的管理有所加强，并极力革除洋商压价、扣样、抹零等传统陋规。
通过将分散的农商组织起来，从根本上增强茶叶产地农商的议价能力，这有助于打破上海洋行的贸易垄断，减少茶栈等中介商人对茶业利润的过度分割，其意义不言而喻。统制运销政策一经确定，上海茶栈一片哗然，指摘政府与民争利，并以停兑相要挟。洋商对于政府统制红茶运销亦心存疑虑，明确提出三项问题请求答复：“(一)运销处是否欲将红茶自己运出国外；
(二)交易上一切费用须与从前相同；
(三)运销处须保证所交货品与茶样一致。”(56)《皖赣红茶总运销处工作报告》，《经济旬刊》1936年第7卷第13-14期。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经过多方迁就与磋磨(57)郑龙发：《1936年祁红运销纷争探微》，《安徽史学》2000年第4期。，最终坚持对皖赣红茶进行统制运销。从统制内容上看，茶叶的生产、制造仍由茶农、茶号、合作社主持，但是运输和销售则由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统筹。政府统制运销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皖赣红茶的外销路径。统制运销的范围比合作运销更为广泛，除各合作社外还包括皖赣两省重要产茶区的茶号。1936年先后完成茶号登记241家(祁门128家、浮梁67家、至德46家)，发放贷款1534600元(祁门906500元、浮梁430100元、至德198000元)(58)《皖赣红茶运销工作报告简要》，《经济建设半月刊》1936年第2期。。皖赣红茶统制运销活动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运销委员会向银行商借贷款，转放茶区营制商人，解除茶号对茶栈的资金依赖。茶栈向产地支付预付款的制度由来已久，“内地营制商人，大都缺乏资金。中介商人利用贷款关系，得以遂其把持铁腕。该会借用国省银行资金并负一切损失承还保证责任。贷款营制，使中介商人，失其把持凭借”(59)《皖南茶叶管制简史》(1945年)，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26—000001—69。。按照1936年业务计划纲要，“估计本年祁红产额六万箱，宁红产额为二万箱，拟祁红每箱贷银三十元，共需银一百八十万元，宁红每箱贷银十五元，共需银三十万元。祁红事先已由茶业合作社向安徽地方银行暨交通银行合贷银五十万元，尚需银一百三十万元。后经以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名义与安徽地方银行订立贷款协约，贷款总额为一百四十万元，运委会认二成，计二十八万元，其中赣省应认八万元。又此项贷款一律月息八厘，并规定若遇茶之旧价不足清偿银行本息时，应先就运销委员会所认之二成内拨还。至于宁红所需之银三十万元，则由宁茶复兴委员会单独向本省裕民银行商借，由赣省政府予以保证”(60)《本年皖赣红茶统制运销经过》，《工商通讯》1936年第1卷第1期。。银行贷款利息仅为8厘，而且对于红茶销售没有附加条件，均由运委会统一销售。
第二，运输路线及方式统一规划。按照茶业旧惯，“祁红出境，在昔路由有三：自阊江南下，入赣境，走鄱阳至九江，分赴沪、汉，此其一；
自黟县属渔亭镇(离祁东约五十里)下徽江而达杭州，再转上海，此其二；
走屯溪，北达宣城、芜湖过京入申，此其三。一二两项水陆兼程，而第一项之路线迂回曲折，颇费时间，途中之危险程度则较大”。“今年(1936年)统制运销，于是出境路线亦明令决定采由第三项。自祁门至宣城一段由皖省公路局承包，全线长二百七十一公里，运费每箱二元一角，其运送之先后，依交箱时间之迟早而定……宣京、京沪两段则由江南、京沪两路负责……茶商不得任走他道。平心论之，路线之最短者为第二项，但须经水道，不如第三项之速，且沿途均在省境，各方均予以便利。……此外，各茶号均强制其保险费，以免意外，果也途中倾翻二次，茶商损失之不致太大，赖有此耳”(61)张宗成、严赓雪：《祁门红茶区茶业近况》，《实业部月刊》1936年第1卷第8期。。
第三，革除销售环节积弊，减低手续各费。按照茶业旧惯，茶号委托茶栈销售茶叶，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保守估计约占茶叶价值的15%。到20世纪30年代，“红茶因中介商人及洋行之把持操纵，内地制茶商号之受豪夺巧取，一般损失均达十分之二以上”。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主持下手续费统一收取2%，并对茶号、茶栈的旧惯陋习予以革除，“产地营制商人收买原料，向有扣样以及付价抹零并代地方收取种种捐费，从事浮收，均经严于禁止，确见成效。至上海售茶之种种陋规，亦有若干取消。其属于洋行者，如每箱吃两磅半，由中介商人经手时，照例加吃两磅，甚至三磅不止(谓之暗磅)，亦以之废除”(62)《皖南茶叶管制简史》(1945年)，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26—000001—69。。此外，明确规定了付款期限，不得拖延茶商茶款。茶叶的收购价格，由管理机关、收购机构以及合作社商人代表合组的评价委员会通过将样茶编制密码公平议定，综合考虑了制茶成本、商人合理利润及茶叶品质。这些茶叶统制政策，无疑为茶叶经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第四，改变销售路径，直接与洋行接洽或者办理国外直销，增强贸易话语权。按照茶业旧惯，“往年祁门红茶运输到沪，均由各茶栈负推销之责”(63)酆同禧：《祁门红茶销售之程序》，《银行周报》1937年第21卷第16期。，1933年祁门茶业改良场办理合作运销时，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在上海设立茶业推销所，负责推销祁门各合作社红茶。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成立之后下设运销处，1936年“所有皖赣两省红茶统归运销委员会运销处代运代售”(64)《本年皖赣红茶统制运销经过》，《工商通讯》1936年第1卷第1期。，由其取代茶栈直接与洋行交易。“推销时之手续可分五部：一曰评价，二曰布样，三曰交易，四曰过磅，五曰收银”。对于茶叶品质评定，上海推销处“特组品质评定委员会专理之，以期妥善公允”(65)《皖赣红茶总运销处工作报告》，《经济旬刊》1936年第7卷第13-14期。，这比以往由洋行茶师品评定价又进一步。此类措施一方面较为彻底革除了茶栈、茶号的逐层剥削以及各类地方苛捐(66)《皖赣红茶运销工作报告简要》，《经济建设半月刊》1936年第2期。，另一方面在销售层面增强了华茶对洋商的话语权。往年“祁茶售价漫无标准，涨跌起伏全随洋行之马首是瞻”(67)酆同禧：《祁门红茶销售之程序》，《银行周报》1937年第21卷第16期。，“茶市开始价格恒高，旬日之后即行抑低，以致每况愈下。营运商人不得不抢先运送，抢先出售，无谓耗费，贬价脱手视为当然”，统制之后则由运销处“在上海统一推销，洋商抑价伎俩亦不无失其自由之外”(68)《皖南茶叶管制简史》(1945年)，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26—000001—69。。上海推销处集中掌握皖赣红茶的推销工作，比各茶栈各自为政具有更好的议价能力。
除了运销统制之外，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还逐渐加大对茶叶贷款、质检、品级等方面的干预。如，通过祁门茶业改良场办理植茶示范经营并举办茶园贷款，“农商观摩兴起，年来祁红品质之一般向上实非偶然”；
杜绝掺杂作伪，邀请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举办产地检验，“因此粗制滥造之风，于以逐年减少”；
在交易制度上，“关于花色划分，品质鉴定，以及对样过秤，均作合理之处置。一洗过去茶市漫无准则，讨价还价之陋习”；
在商业利润中提留基金，供应茶农“专充改良种植经营之用”；
由政府出面组织运销，增强应对时局的能力，全面抗战爆发后“内地农商，得以放胆经营”(69)《皖南茶叶管制简史》(1945年)，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26—000001—69。。另外，祁门茶业改良场还组织祁门茶叶参加南京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以及与上海汪裕泰茶庄深度合作试制美销夏茶，进一步扩大皖南茶业的影响力(70)《祁门茶业改良场二十五年度业务报告(续)》，《经济建设半月刊》1937年第19期。。
1936年皖赣红茶统制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一是“价格增高，本年最高价值比去年高出百分之五十”。二是“结账提早，往年结账之期须至年底，甚至有迟至明年一二月者；
而今年则于九月售清，十月结束，相较提早三个月”(71)《本年皖赣红茶运销成绩》，《银行周报》1936年第20卷第37期。。三是尝试拓展红茶海外市场。洋商的垄断地位使其常以“中止进货”为手段贬抑茶价。1936年皖赣红茶统制运销委员会派专员在沪积极应对，“经决定将余茶八千余箱请由政府出资趸买”，其余则直接运销国外，“各洋行闻讯，纷纷涨价争购，所积八千余茶箱，遂于二日内完全销罄，而伦敦、纽约等处来电订货者，络绎不绝，大有供不应求之势”(72)《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设立经过及其成绩》，《经济旬刊》1936年第7卷第13-14期。。1936年的统制运销使皖赣两地的红茶销售情况有很大改善，1932年至1935年“不亏本者，乃为例外，而统制之第一年(1936年)，其亏本者，则为例外”(73)《皖南茶叶管制简史》(1945年)，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26—000001—69。；
“今岁(1936年)祁红优少劣多，然沪市盘价则反旺，于统制运销不无关系。盖昔日凭各茶栈各自为政，今则由当局统盘筹划，于是除商业经验外，更添有政治力量以推进，此外如宣传也、信用也均更甚于从前，故外销乃得而畅矣”(74)张宗成、严赓雪：《祁门红茶区茶业近况》，《实业部月刊》1936年第1卷第8期。。统制运销虽然取得显著成绩，但也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皖赣红茶统制运销仍以洋行为最主要交易对象，“该会之于洋商操纵及其陋规未获解除”(75)《皖南茶叶管制简史》(1945年)，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26—000001—69。，直接运输茶叶到海外市场仍力有未逮。皖赣红茶售与洋行，仍存在以下不合理之收费：“一、打包费每包一角一分二厘；
二、楼办十二斤照价七五折；
三、茶楼费磅费每箱共二分；
四、修箱费每箱一角；
五、扣息每千五元；
六、海关检验费每箱三分；
七、检验费每百斤一角一分。”对此，总推销处在工作报告中解释道：“洋行各种费用名目繁多，高低不齐，往年由茶栈推销出费多少悉凭自理。此次既由本处统销，原欲一律革除，只以积习过深，操之未可过急，惟有截长补短以求统一。”(76)《皖赣红茶总运销处工作报告》，《经济旬刊》1936年第7卷第13-14期。另外，红茶统制过于偏重运销，对生产关注不够，“今岁实行统制，然其方式仅自祁门各茶号所产之精茶起，至上海洋庄开盘止，在此过程内，于茶号茶栈间之种种陋规诚大半淘汰，然而茶农与茶商间之种种隔膜则仍不能消除其什一”(77)张宗成、严赓雪：《祁门红茶区茶业近况》，《实业部月刊》1936年第1卷第8期。。
统制运销有针对性地尝试解决下层农商的金融、运输、仓储、销售问题，使原来处于分散经营甚至互相倾轧的茶农、茶号的关系发生变化，彼此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通过政府统筹下的集中销售，茶叶产区面对上海的洋商提升了议价能力，这对于消除传统茶业交易中的陋习，改善中外茶商的关系，提升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地位都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
茶叶是近代中国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之一，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华茶在世界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世纪末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使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面临着技术更新、产业升级、贸易规则变化等多重竞争压力。同其他领域一样，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滞后在大宗土产的出口贸易中也有深刻体现。茶业现代化是涉及种植、制造、运输、贸易的系统工程，既需要科学技术普及与产业体系构建，也需要产业资本的优化与政府的支持。20世纪30年代皖南地区推行的茶业合作运销与统制运销是近代中国茶业改良的闪光之笔。合作运销与统制运销，二者在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和延续性，一个基本的政策指向就是打破洋行、茶栈垄断，增强茶农与营制商人的话语权，提高下层农商的盈利能力。合作运销主要是通过组建合作社取代茶号，使茶农增强毛茶精制及运销外埠的能力；
统制运销则是由政府组织，打破茶栈的销售垄断，二者本质上都是为了减少商业资本对茶业利润的过度分割。在传统的茶叶出口路径难以为继时，政府主导下的运销改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茶业产、制、销环节在利润分配上的矛盾，茶叶生产与贸易机制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
20世纪30年代皖南将改善运销作为突破口，在整体上重新构建了茶叶出口贸易的制度体系。其中，在保留分散的小农种植和茶号加工的基础上，减少了茶农、茶号对茶栈放款的依赖，在深层次上割断了中国茶业与外国洋行商业资本的关系，从而打破洋商对中国茶叶出口的贸易垄断。分散的茶叶种植与加工活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有组织的生产，中国茶商的议价能力与盈利能力有所增强。政府在贸易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政府的支持在贸易中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增强了中国茶叶在世界市场的话语权，行之数十年的茶业陋习大部分在运销改良中被消除。此外，中国茶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逐步具备自行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世界茶叶贸易。综上所述，虽然20世纪30年代皖南的茶业运销改良尚属权宜而非远略，但是对于推动中国茶业现代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ImprovementandReconstruction:SystemAdjustmentintheTransportationandMarketingofBlackTeainSouthernAnhuiinthe1930s
ZUOHaijun
Abstract: In the 1930s, cooperative and controlled marketing of black tea, which were essentially consistent, were successively carried out in southern Anhui. Through 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cost control, financial support, centralized transportation and elimination of unfair trade practice, excessive control of tea industry profits by commercial capital was systematically reduc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improve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marketing has enhanced the power and profits of the lower-level rural businessmen in China’s tea industry in export trade, breaking the long-standing structural dilemma of “imbalance in tea planting, processing and marketing” in modern Chinese tea industry. While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tea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 is still lagging behind, transportation and marketing improvement is significant for the reform of tea export in system and shipping route as a positive attempt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tea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to reshape the tea trade system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 southern Anhui; Huizhou area; tea industry; black tea; international trade; Huizhou merch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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