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宪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韩愈是唐代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他是“文起八代之衰”的辞章巨公、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也是正师道、弘儒学、从祀孔庙的百代之师；
更是一位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恪尽职守的正直人臣[1]。他一生都处于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朋党纷争和宦官专权时期，但无论是在藩镇幕府，还是在朝堂中枢，抑或是在贬谪的地方任上，他始终胸怀家国天下，心系黎民百姓，时刻维护唐王朝中央政府的统一。他为官清廉，为政爱民，严以律己。在广东阳山、潮州，韩愈勤政恤民、兴师重教的事迹有口皆碑，特别是他任潮州刺史仅半年多时间，就留下了“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赵朴初《访韩文公祠口占》)的吏治佳话。他的生平为我们今天管窥古代杰出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廉政文化的渊薮，提供了一个耐人回味的典型案例[1]。其为政理念，对于我们当前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韩愈幼年失怙，少年失兄，随嫂嫂郑氏一起扶柩回归故里(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州)。先受嫂嫂启蒙，后在嫂嫂鼓励和资助下赴洛阳求学。虽然世态炎凉，家庭成长艰辛，但感恩、孝顺的品格使他对兄嫂一家充满眷顾。他在《祭郑夫人文》中，用四字组韵：“穷荒海隅，夭阏百年。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微嫂之力，化为夷蛮。水浮陆走，旐丹翩然。至诚感神，返葬中原。”追思嫂嫂郑夫人抚育他和侄子老成长大成人、含辛茹苦的往事，可谓字字辛酸，句句血泪。读起来既恭谨又克制，遥思长嫂带着他和老成当年跋涉千山万水的险恶与坚毅，到“禄仕而还，以为家荣。奔走乞假，东西北南。孰云此来，乃睹灵车”，前后对比，令人震撼[2]。
他在《祭十二郎文》里深情呼告：“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3]在我国文学史上，很早就有一个共识：“读《出师表》不哭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不哭其人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哭其人必不友。”[4]这里的“友”指的就是对人友善。韩愈随郑氏生活，直到十九岁时赴长安应进士试才离开。在长达几近二十年的岁月里，韩愈一直依恃长嫂生活，与侄子老成自幼相伴朝夕，名为叔侄，情同兄弟，相互间感情甚为深厚。老成英年早逝，韩愈无比伤痛，他用血泪蘸墨，写下了这篇祭文。文中韩愈把抒情与叙事结合在一起，联系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表达了对长嫂养育之恩的追思感激，抒发对亡侄的无限哀痛之情。字里行间，渗透着真诚感人的骨肉亲情。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祭十二郎文》看似抒发家愁离恨，实则尽显韩愈浓浓的家国情怀。韩愈的家国情怀，一句话说，是责任，也是担当。韩愈一生有爱有恨，敢作敢当。他爱亲人，更爱黎民百姓，所以才有了直指时弊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他恨贪官污吏，于是也就有了慷慨激昂的《论佛骨表》。他一生告诫自己“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5](韩愈《与孟尚书书》)。强烈的人生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使他一生对百姓都怀着深厚的感情，能够一次次超越自身利益的局限，敢作敢当，以对待家人和亲族的感情来对待天下苍生，以致面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6](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悲惨遭际，但他随后发出“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6]的千古绝唱，则深刻体现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操守。
可以说，韩愈是个当之无愧的“传道”人。他的“道”，就是爱国、报国、兴国之道。在韩愈心里，国家是根本，国泰才能民安，民安方有天下太平。即使以当今的标准衡量韩愈，他也是“走在前列，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尘世典范。忧心为国，忠诚执着，敢于承担，这就是韩愈执政为民思想的精髓。唐代诗人白居易称赞韩愈“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这名望，于韩愈而言，有来自文字的成分，有来自人格的成分，更令人钦仰的，是他的一份无以言表、炽热浓厚的家国情怀[7]。
(一)舍身求法，为民担当
何为舍身求法？舍身，舍弃身体；
求法，寻求佛法。原指佛教徒不惜牺牲自己，远道求经。后比喻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自己。特别是那些代表人民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为解除和减轻人民疾苦而奔走呼号、为民请命的人。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8]而韩愈就是身处其中的翘楚，是“为民请命”的楷模，是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中国的脊梁。
韩愈虽为封建士大夫，但在位期间，经常替百姓说话，甚至冒着丢官罢职、取义成仁的危险，堪称是为民请命，敢于担当的典范。贞元十九年(803年)，长安附近几个县遭遇旱灾，田里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而京兆府尹李实完全罔顾灾情，依旧横征暴敛。这就造成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时满朝文武，俱明哲保身，保持缄默。韩愈看到此情此景，非常气愤，毅然上书，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他向德宗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列举了夏秋以来京畿一带受灾的具体情况，并建议免除百姓当年的租税。最终，百姓借以度过灾难，而韩愈却遭到了李实等权臣的谗害，被贬为阳山县令[9]。
如果说为民请命被贬一次是不识时务，那么二次为民请命被贬就不能不说是韩愈做官做人的风骨。长安附近有座法门寺，寺里藏有一节指骨，据说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遗骨，称为佛骨。公元819年正月，宪宗听信谗言，命宦官杜英奇迎佛骨进宫。杜英奇假借皇帝命令，传令各州、县，隆重迎送佛骨，沿途彩栩飞扬，百姓倶停工于道旁膜拜。一时间，从王公贵族、高门富户，一直到平民百姓，都要向寺院捐献钱财，杜英奇等乘机敛财，许多老百姓被压榨得妻离子散、流离失所。韩愈看到这些，十分生气，立刻写就《论佛骨表》。在奏章中他针对唐宪宗，明确指出：“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他这样同朝廷唱反调，其结果自然可知。于是也就有了痛彻千古的名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就这样，韩愈又一次被贬，且要求限期离京，而他年仅12岁的女儿也惨死在离京的驿道上。
韩愈为了国家前途，百姓利益，不怕丢官，不惜生命，这种行为确确实实是舍身求法、为民请命、敢于担当、勇于担当的执政典范。
(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道德经》云：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10]。意思是有道的人是没有私心的，而是以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凡事不是从自我意志出发去决定好恶、判断是非，而是以百姓意志为主去决定自己的意志。这种境界就是一种“无我”之境。韩愈在位期间以“以百姓心为心”，立心、守心、行事，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从而在知行合一中深刻领悟与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情怀及心系百姓的“无我”之境。
韩愈到任潮州时，当地百姓正遭受两大灾害，一是鳄灾，二是水患。韩愈到潮州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驱逐鳄鱼。当时的潮州，有一条河名为“鳄溪”，鳄鱼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韩愈了解到百姓疾苦后，令人在河边设立祭坛，庄严宣誓，写就《祭鳄鱼文》：“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名为祭鳄，实为驱鳄，明确表达了韩愈驱赶鳄鱼的决心、勇气和信心。鳄鱼没了，鳄溪后来改名韩江。
鳄灾既除，水患又生。当时潮州正值梅雨季节，大雨滂沱，洪水泛滥。传闻韩愈骑马深入洪水肆虐的城北，看水势，察地形，用竹竿标志修筑的堤线，然后通知大家修筑堤坝。岂料百姓一到城北，就见那些插了竹竿的地方已拱出了一条山脉，堵住了北面汹涌的洪水。百姓纷纷传说：“韩文公过马牵山。”这座山，遂被称作竹竿山，后改叫韩山。看似传说，其实说明韩愈在当时采用了一些科学合理且强有力的措施为当地百姓解除了这些灾患。
短短的八个月，韩愈在潮州祭鳄、修堤、释奴、正音，并捐出俸禄重建久废的州学，选拔人才从事教育，教化百姓。现在，潮州市有“韩埔”“韩渡”“韩江”“韩山”“昌黎路”“昌黎小学”等名称。这些名称既表达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怀念与崇敬，又流露出潮州人因韩愈治潮而产生的自豪之情[11]。
通过这些广为流传的故事，我们看到，韩愈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一心为民谋利益的事迹永远被老百姓记在心间，万世相传，更值得后人学习。
(三)注重调研，对症下药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12]。没有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对实际情况和实际问题的深入了解，没有对百姓利益愿望要求的深刻认识，就不可能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
唐朝吏部是考核、选拔、任用官员的重要机关。韩愈任吏部侍郎前关门常锁，等待选补任命的官员就不能轻易到吏部。要想通关就任，就不得不拿出买路钱。韩愈上任后，一改前任的弄权、贪婪作风，直接开放关锁，任凭候选官员出入。
古时候，人们在韩江里放排，又要扛杉木，又要扎杉排，一会儿跳下江，一会儿爬上岸，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常常得肚痛病和风湿病。于是有人做工时便索性不穿衣服。而在江边洗衣服的妇女看见了，都觉得不好意思，便告到官府。韩愈知道后，亲自跑到江边观察，后想出了个两全之策——下令所有放排工，可以不穿衣服，但要在腰间扎块布遮羞。一布遮百丑，这块布现在就成了潮州人民带在身上的浴布，潮州人把它叫做“水布”。
透过这些事可以看到，韩愈任职期间善于到一线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制定出切实可行、合情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方法。
(四)两袖清风，清正廉洁
清正廉洁指品行端正，为人正直，廉洁无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13]。韩愈清正廉洁的品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不贪占。韩愈一生贫寒，由于家庭负担重，门生众多，常常入不敷出，过着“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的生活，但他从不因生活拮据而贪占腐败。在被贬潮州期间，他的上司孔戣念其生活清苦，主动给他增加俸银五十千，韩愈作《潮州谢孔大夫状》婉言谢绝，表示“积之于室，非廉者所为；
受之于官，名且不正”。这就表明，韩愈对名不正的钱财看得很轻，堪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典范。
二是不受贿。韩愈曾担任过刑部、兵部、吏部侍郎和京兆尹等重要官职，从未利用职权索贿受贿，连官场间的“互相赠送”也被他视为非正当行为。唐元和十三年(818)，韩愈撰写《平淮西碑》，文中如实叙述了淮西平叛中各路将领的功绩，特别是对在朝中饱受非议的节度使韩弘给予公正的评价。韩弘感念其恩，送五百匹绢表达谢意。韩愈不愿接受，写《奏韩弘人事物表》向皇帝说明此事。
三是不违规。唐长庆三年(823)，韩愈转任吏部侍郎，恰好这一年，他的侄孙韩湘(字北渚)得中进士。当时韩家人希望韩愈安排韩湘在京城做官，以便照顾正在患病的韩愈。但韩愈没有这样做，他按照吏部的有关规定，派韩湘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江西道观察使薛放幕府任职。
韩愈这种不贪占、不受贿、不违规的行为不仅反映了一个封建士大夫高尚的道德操守，更表现出他两袖清风、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崇高精神品格。
韩愈虽然是封建士大夫，但他的勤政爱民、勇于担当、踏实调研、勇于任事、清正廉洁、严于自律的为政理念对当下干部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对于我们培养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学习他勤政、廉政、善政的为政之道和优秀品质。
(一)为政要为百姓谋利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领导干部的天职，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肩负起应有的责任，为普通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望，真正尽到一个领导干部的责任。
(二)为政要勇于担当
担当是一种可贵道德品质，是一种为民情怀。作为一名官员，一定要心系百姓，时刻想着为百姓做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当前，我们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尤其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有肝胆、有担当，充分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努力展现新作为。要争做敢于斗争的行动者，当好攻坚克难的奋斗者，做一名深化改革的开路人。
(三)为政要注重调研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最基本的哲学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调查研究要在深入群众上下功夫。基层下得深不深、了解群众透不透，决定着调查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只有迈开双腿走下去，放开身心沉下去，才能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
(四)为政要清正廉洁
敢担当是一种勇气，能担当则是一种素质、一份能力。能担当应具备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高洁品德。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把道德作为立业修身、为官从政之本，身为表率，行为师范。
韩愈的一生是言说不尽的。他心怀国运苍生，虽以“退之”为字，却一次次在逆境中奋发进取、“行且不息”；
他的担当和赤诚未曾在崎岖的命途上消磨殆尽，反而成为他对抗时运多舛的内心火种，在人生的至暗时刻爆发出耀世之光[1]。现在，我们认真研究、学习和总结韩愈的为政理念，就是要从他身上汲取经验，发扬廉洁从政的优良传统，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营造风清气正的廉洁社会氛围，为培养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领导干部提供生动的案例和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