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云亭
(上海体育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438)
足球赛事富有极强的节奏感，这种节奏感来自其与自然律动的全息状态。受人类自然进化推力之作用，现代足球也始终活跃在自然万物的既有律动程序之中。从自然进化的宏大视野审视，足球算不上生活的常态。在非应激性反应的语境中，人类的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侧面已经为过多的柔和性元素所覆盖，人们的行为很少有野生猎食动物的急速性、骤变性与不可知性，然而，这仅仅是一种生活的表象，人类生活中的深层空间还存在很多与野生动物世界一致的内容。类似的生活内容富含有无以争辩的深刻性。其实，人类与其说刻意隐藏了更为丰富而深刻的生活内涵，不如说他们回避或规避了一种极限性的强力语境。事实上，很多深刻的生活内涵已不适合人类的日常性秩序，却可以在足球的世界里得到完整的体现。足球有极强的对抗性、排他性、拒斥性，甚至有无以回避的高强度身体冲击现象，其中涉及身体、意志、信念、思维、理想的高度对立、竞争、对抗、缠斗，而其核心则是攻击性行为及其动机体系。
尽管保留了大量的野性元素，足球仍被人认为是一种美丽的游戏，并拥有相对独立的审美品格，人们尚可借此看到足球中始终存在一种消解极端性无限制对抗的能量。足球是一种跨文化的存在，从自然物象交错发展的角度看，足球仍旧是一种充满抗争万物的象征性文化，其中不乏各种极限性、假设性与恒久性的演示人性本真状态的动力。
足球竞赛的参与者人数众多，相对而言，足球也便成为所有球类项目中文化属性最为复杂的一种，足球不仅蕴含有丰富的技战术元素，还带有对人类远古生活状态的模拟功能，其中不乏较为直接的攻击性行为。不难发现，足球场域中由各种人士演示出来的攻击性现象依然存在，其中主要是肢体攻击，也包括语言攻击。莫里斯对此作出了描述，“看台上频频传来‘使劲干他们’‘干掉他’‘灭了他’等令人惊恐的吼叫。如果他们主队的某个球员因明目张胆地做出了粗暴的拦截动作而遭到裁判的处罚，观众们就会更加激动地对这个决定加以嘲弄、破口大骂。偶尔，有的观众甚至会在对方球员倒在地上痛苦挪动时送上奚落的话语。”[1]这里展示的仅仅是足球的常态，即便一些性格温和的从业者也大体可以适应这样的语境。其实，足球场域中的攻击性行为比比皆是，且已然成为足球文化的一部分，其中不仅涉及球迷、球员、教练，还间接地涉及媒体。Orlan Moret等人曾对此做过诠释，“虽然教练的态度会使得攻击性行为常态化，从而强化球员的攻击性，但球员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一个冷静的球员不会变成一个非常有攻击性的球员。这意味着训练师和同伴的感知态度可能会影响整个团队的攻击性行为，但他们没有考虑到角色的专业化，因为某些球员被明确地识别为具有攻击性特征。”[2]师承关系不仅涉及教育学，还是团队精神的显现语境。风格的传承性很强，同时也带有强力的符码性。“风格有一种稳定的感觉，这需要被理解。我们的一般假设是，球员的攻击性风格是之前社交活动的结果。他们阅历丰富，且学会了将攻击性的风格作为一种被认可和职业的手段。”[2]不难看出，足球有其公然的非理性的诉求，这里不妨称之为一种非理性的合理性。
足球不是纯然的炫技性运动，任何一种足球风格都无法脱离攻击性。哈兰德进驻曼城之后，首场比赛就踢进了一个点球。点球是他自己创造的，随即也由他抢先罚进。面对此情此景，性格优雅的瓜迪奥拉认为其他球员不应与哈兰德抢点球，瓜迪奥拉高度容忍了哈兰德貌似霸道之举。“不能好好活着吗？”言外之意是：“干嘛非想抢哈兰德的点球，不知道他身高1米95，性格暴烈如虎吗？”不难发现，为了照顾媒体形象，很多球队都十分重视明星球员的个性设计问题，这便涉及个性化形象的媒介生产问题。Orlan Moret等人认为体育运动中的风格就源于人的非常突出的性格。“我们受到布尔迪厄社会学的启发，在这种社会学中，风格是一种‘性格’的可见性结果，‘表达的是一种为惯习概念所覆盖的意义，它被定义为性格系统……它还指定了一种存在方式，一种惯习状态(特别是身体)，特别是一种素质、倾向、偏好或意愿’。”[2]Orlan Moret等人高度尊崇个性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性格，作为社会化的结果，产生了一种游戏感。社会化提供了一系列的认知和躯体性格，解释了特定的身体风格和行为的表征。所有的球员有时都可以采用一种‘攻击性的风格’，如肘击或冲锋是他们必须学习的内容的一部分。”[2]2022年8月20日，大巴黎客场对阵里尔，内马尔和姆巴佩抢罚点球，结果导致人所共知的内讧事件。大巴黎主教练加尔蒂耶表示，两人这次只是在商量罚球问题，彼此之间无任何矛盾。然而，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则演绎出另一种对抗性叙事体。在竞技类运动项目中，很多球星的个性都以攻击性见长，因为攻击性行为更容易引发媒介的关注。然而，这便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人们是否可以全面真实地评估足球的攻击性行为及其攻击性价值？
回应这样问题并不困难。David M.Pritchard曾引述Russell的观点：“体育可能是唯一的不仅被容忍而且受到社会大众热烈赞扬的人际攻击行为。”[3]由此亦可看出竞技体育运动的特殊性，它让更多的人联想到竞技体育中的自然理性的元素。足球亦然，足球在更多的时候折射的是人类的自然品格，而非一种经过繁复装饰、修剪、改造过的价值模式。其实，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一直处于强化攻击性与减弱非攻击性的两难之中。现代足球仍旧保留了很多人类源于远古时代的自然天成的基因性元素，当然也包容了更多的攻击性成色。
当人类的自然性智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的确会爆发一种带有理性色彩的非理性行为，人类社会中的极限对抗行为即属此类。潘忠党认为：“在各种以集体捕食为生的动物的狩猎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人类的战争活动十分相似的攻守姿态、位置、组织和谋略，所不同的是，人类能够将社会活动的经验以符号的形式予以表现、沉淀和传播，形成我们所说的‘人类文明’。”[4]正因如此，人类的自然理性和非自然理性一直维持着均衡状态，人类不会无端地发动起一场极限对抗行动，也不会完全放弃一种个体与个体、群体对群体以及个体对群体的多维度对抗行为。然而，尚需看到人类高度理性化的自我管控能力。只有在自然性、绝对理性与智慧理性的均势被打破之后，人类才会将攻击性看作一种制造新的社会平衡态的方式。足球之类的高强度竞技体育项目的社会性修复功能在此得以体现。足球就是这样，其有鲜明的竞争性寓意，同时也属于一种极具现代主义意味的高端文明形态。从战争片以及所有高强度竞技体育项目中即可看出，攻击力可以产生审美效应。Steffen Borge曾经阐释过足球的竞技美学，“尽管足球权威和支持者都喜欢过度使用美丽的足球之类的标语，但足球可以表现出从美到丑的各种审美元素；
有时，这项运动会令人恶心。说得更远一点，足球令人兴奋、狂喜，但也会单调、乏味，带有攻击性。它时而节奏缓慢、场面被动，时而会介于两者之间。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足球包含了公平竞争、令人敬重的体育精神、友好、善意之类元素，但也包括欺骗、无耻的花招、愤怒、争取上风以及其他不那么高雅的品质。”[5]Steffen Borge显然未将足球置于一种单向度的美学体系当中，人们在此看到了一种充满极端对立的真实的足球。这里需要说到奥地利心理学家Konrad Lorenz的攻击性理论。“Lorenz认为攻击性是一种天生的驱动力，它在动物或人类中不断积累为一种攻击性的紧张状态。对Lorenz来说，这种积累类似于蒸汽锅炉的运作：攻击性张力累积到一个点，它必须作为自发爆炸或一系列受控制的排放释放。因此，攻击性可以通过社会可接受的活动如体育运动安全地发泄出来。Lorenz解释说，尽管教导自我控制和公平竞争，‘今天体育运动的主要功能是对攻击性冲动的宣泄。’总的来说，他的模型预测了体育与攻击性和战争的反比关系。”[6]Francesco Ricatti和Matthew Klugman则解释了球迷对足球的疯狂热爱现象，“人们在那里可以表达在文明过程中被压抑的东西。这种观点表明，像足球这样的运动可谓一种应对挫折的安全出口，一个所谓的宣泄的场所，一个有用的分散注意力现象，它可以帮助人们应对‘现实生活’。”[7]当然，狩猎行为与足球竞技有天然的相似性，但是，足球的场域感更强劲，而狩猎的效益感更突出，而浮现在两者之上的则是一种自然法系中的约束。
在自然社会中，攻击性属于恶，而不属于美。于是，一种质疑性议题就此出现，攻击性如何递进为一种审美对象？其实，攻击性固然为人类之恶，但在强大的公平性、公正性、公开性元素的干预下，人类社会中的诸多攻击性行为都可以呈现出其适度的美感，至少可以展示出其由恶到美的转换过程。在固化的场域空间，这样的攻击性更是可以释放出超越攻击性的诸多积极的社会性元素。可以这样认为，在与万物妥协的层面上说，足球赛事与狩猎行为都无法脱离一种将攻击性行为降低为一种有限性攻击的律则。Antonio Saravia看到了足球的法学底色，“我的研究结果显示，足球这样的体育活动并未与社会动能相隔离。此外，鉴于足球是由稳定的规则控制的，球员试图在一个受控的环境中完成一些目标，足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自然的实验，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关于个人和社会行为的见解。”[8]恰是适当的法理约束，可保证足球的攻击力维持在一种高度理性状态。
这里尚需将足球与狩猎再度对比。其实，现代足球与狩猎的差异性呈现出越来越大之趋势，狩猎要受到自然伦理的约束，而足球仅受到足球规则的约束。在许多足球支持者、信奉者及一些从业者心目中，足球在气势上更接近一种终极竞争，而其外在形态上则逼近远古狩猎行为。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出，足球与狩猎拥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核心价值，两者高度重叠式、错位式、覆盖式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借喻的基石上，而无法成为一种自然逻辑语序中的存在。从根本上说，足球的终极竞争隐喻仅停留在假设层面，而假设的最高境界则是想象世界，其中包含了梦想、神话、意识生产、思维升华之类的文化元素。足球的原始形态在此范式内也仅能与狩猎行为达成临时性妥协，并成为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足球除却蕴含有自然游戏的本体意义外，的确保留了史前狩猎乃至征战行为的某些特质，其突出的便是高度的仪式化符码。由此可知，足球有虚拟性特质，而足球的虚拟性隐含在更为丰富复杂的游戏性层面。虚拟性是人类维持想象力的必要条件，同样也是激活审美感知的强力符号。加莱亚诺对足球场地的象征性内涵作出过解读，“体育场像一座尖塔耸立、旗帜飘扬的城堡，球场四周同样有深而宽的护城河。场地中央，一条白线分割开争执双方的领地。在各自领地的尽头，伫立着为飞起的足球轰炸的球门。球门正前的区域被称作‘禁区’。”[9]在加莱亚诺的笔下，足球场域变成了一种逐猎场，一种充满仪式战斗特质的场域镜像呈现在大众面前。
亦可以笔者的观赛体验为例。2017年6月22日，笔者在上海虹口足球场曾经看过申花与国安的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多面申花队的队旗很有强度地展示在球场内。此外，申花球迷大多着申花队蓝色队服，场内多次出现整齐划一的呐喊之声，如此镜像，很像史前围猎或冷兵器时代的征战活动。当然，足球的场域中从来不缺乏攻击性元素。Jiahao Hu等人记述过2016年中国足球场上发生的一些攻击性现象，“2016年4月2日下午，权健队与湘涛队比赛。下半场开始20分钟时，西部看台上的一些球迷开始互相辱骂，互相投掷纸杯、水瓶和一些杂物。”[10]Aviv Shoham等人对此类球迷的攻击性行为作出了更为专业性的研判。“攻击被定义为‘对一个人施加令人厌恶的刺激，无论是身体的、语言的还是手势的’。很多关于体育观众攻击性前因的讨论都围绕着球迷对团队的身份认同与依恋心理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认同概念。报告一致表明，球迷对球队的依恋程度越高，球迷就越有可能表现出或愿意做出攻击性行为。除了表现出攻击性的行为外，高认同度球迷还与其他可能与攻击性有关的可疑态度和行为有关。”[3]由此可知，现代足球在本质上是一种仪式性的竞技现象，亦融含了一定程度的超场域的攻击性元素。有了上述的现象描述，尚可看到另类的问题链。既然所有的球类游戏都和狩猎现象有关，那么，足球又是如何成为第一球类运动，进而演化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呢？
这里需要说到狩猎文明的本质属性问题。狩猎的初级价值体现在获取食物，次级价值蕴含于展示技艺，而最高境界则体现在一种对最高荣誉的象征性获取上。丹麦学者Jørgen Primdahl等人在阐述丹麦狩猎情况时曾说：“从生态学上讲，猎物在栖息地和景观层面上发挥作用，在被射杀之前，它们并不被任何人合法‘拥有’。因此，猎物和狩猎行为与这样的公共景观紧密相关。”[11]这里并未规避“射杀”之类的语词。其实，足球对狩猎的超越体现在其以间接的攻击性替代了直接的攻击性，以审美性替代了屠戮性，以象征性替代了场域性，以符号性替代了经验性。然而，足球仍旧维持着一定的暴力强度，并借此捍卫人的群体性活力。Alon K.Raab看到了足球中普泛的诗意化的暴力元素及其权力构成。“激进派经常批评现代足球运动是一种奇观，它展示了阶级社会最糟糕的方面，并将大众的注意力从革命行动中转移开来。足球确实反映了盛行的权力关系和一个社会的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暴力。然而，忽视足球中蕴含的团结和抵抗传统，就会忽略足球深远的影响力。”[12]很难说足球就是集团性暴力竞争行为的延伸，但是，足球一定是逐猎者最为钟情的物象，正因如此，足球实现了对以狩猎为原始核心的所有竞争性生活类型的超越，足球由此获得了一种与人性的真实性同频共振的效应。足球可以让世界上所有以之为主要精神依赖物的群落成员精神安稳，这已经难能可贵，足球给这样的群体带来了一种更好感受自己存在感的场域性信息。由此可知，足球的确是一种狩猎竞演活动，且是一种对原始狩猎文化的高度复制的文化形态，但它还蕴含有一种超越性的意义，在追猎最高荣誉的角度看，足球逐渐演化为一种超然性的运动形态。Azhar Kola看到了狩猎的荣誉感及其延伸的权力符号价值，“在南非，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是通过对种族的叙事而构建出来的。例如，狩猎一度是古代人获取食物的手段，但在近代却成为一项体育活动，它提供了一种关于南非种族和阶级二元性的丰富的历史。因此，狩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施展权力和权威的手段，它也因此而一直具有潜在的争议性。换句话说，狩猎的品味可以被认定为一种社会性武器，它决定了阶级地位的高与低以及圈层社会中的内部人与局外人的界限。”[13]其实，足球还蕴含着一种二元论因素，足球在成为一种审美性很强的竞技艺术品之前，一直是一种人类狩猎行为的纪念性物象，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投射能力非常强，且几乎可以构建出一种隐喻性的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图式。“莫里斯得出的结论是，足球起源于人类的狩猎本能。当狩猎时代远去，人们对胜利和激情的渴望投射到了那个充气的圆球上。而足球俱乐部则是原始部落的化身，球场、董事会官员、教练、队员和球迷，分别对应部落中的领地、长老、巫医、英雄和追随者。”[14]足球在游戏的场域中发育出了更为丰富的审美元素，现代足球已然为足球关注者提供了更为多元的社会和文化的呼应点。且以球场状况为例。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球星踢球充满了美感，因为球员们不仅在模仿狩猎的全过程，还借机展示出一种实用性技能细节。狩猎行为已经不再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典型性职业，但是它延伸于现代游戏业中，并以丰沛的娱乐性元素而获得高光的媒体地位。生存于后现代语境中的民众可以借此机会在足球赛事中体验到原始的狩猎之乐，进而又可以反射出新的职业体系中的行业竞争之乐。
足球与狩猎的故事链、意义链、价值链在延伸。从根本上说，足球可能更像是一种对人类原始狩猎行为的抽离式符号演示现象，其以演示狩猎的真实性为基础，而获得了一种有生命本体存在的观照资格，并为更多的人提供了一个用来观览原始狩猎美学的真实资源。足球不仅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精神成长的参照系，还宣告了一种全新的身体教育形态的成型，足球的这种精神属性不仅可以体现出对未来的人类表演学的促进作用，还使得足球表演成为演艺学、身体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主导性、补充性或参阅性能量，足球由此成为新型的人类生活的观照对象。Ryan M等人在文章中多次使用了“决斗”一词来描述现代足球的动作内涵。其实，决斗是一种符合人的自然性的攻击性行为，从根本上说，决斗很难在人类社会中根除，但是，高度宗教化、道德化、契约化的现代社会无法容忍决斗行为，于是，如足球之类的强力竞技体育应时出现。“足球是一项接触式运动，在精英级别赛事当中，它包括空中决斗、站立或冲击铲球、滑铲以及格斗式决斗，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受伤的风险。据报道，接触性损伤占职业足球联盟中急性损伤的40%—75%。”[15]高强度的对抗性构建出足球的终极意义，它也使得足球具备了超越一般战斗的美感。
足球有很强的文化贯穿性意义。在群体性竞争的意义层面上看，人类社会本身是最具综合感的竞争场域，其中有大量人群围聚、竞争的能量，更有彼此之间妥协、合作的元素，更有在大众面前积极表演的合理性。足球的确高度张扬个性，但是，足球为群体竞斗项目，群体的构成无法脱离妥协性，足球自身的妥协性体现在消解个性的附属功能层面。
竞争乃人类天性，即便一些失去了最佳竞争力的人也希望看到人世间还存在一种高强度的竞争镜像，这便构建出一种观摩竞争表演的团队。足球的观众群体也属于此类人士，而其中个性化的粉丝更有团队感和攻击性。“Simons和Taylor认为，高度身份认同、去个性化的粉丝比低身份认同的粉丝更有可能聚集。在实验室研究和实际犯罪中，去个性化一直与攻击性活动的增加有关。”[16]游戏有宏观性概念与微观性概念之分。在宏观游戏学的视野下，现代社会中几乎所有行当都带有游戏性。游戏本身就可以消除抽象意义上的攻击性，促进人的审美维度的扩张，以提升全社会的安全系数。
只要略有社会生活经验的现代人都会有类似的感触，绝大多数人很难在工作性的竞争行为中获得审美体验，但是，竞技体育可以弥补这一短板，而足球则是其中的佼佼者。LevKreft认为足球是一种美丽的物象，“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判断中，‘美丽’并不意味着一种和谐以及各部分在成为整体时的一种平衡关系。这里所说的‘美丽’指的是在足球场域中的球员或其他与之相关的人，这样一种美丽既值得营造，也值得去观赏。”[17]从各种文化品类中可以看出，狩猎的审美元素更贴近人的本能需求，足球就是这样的典范。足球以动感见长，强大的动作创造能量几乎淹没了足球中原本充斥着的攻击性元素，足球也由此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再生性审美能量。Lev Kreft也是从动感的角度来领悟足球的经验之美的。“这里所说的‘美丽’并非一种想象出来的美丽，而是一种属于活力展示现象。足球是一种美丽的比赛，因为它与沉思性生活截然相反，属于一种‘现场’性行为。这也说明，所有浸入其中的经验以及涉足其中的体验都是美丽的。当然，这也远离了‘纯粹’与沉思的做派。足球充满了体验感与观赏性。”[17]足球的文化联动性很强，其中不仅仿制出了原始狩猎的镜像，还将一种人的群体行为惟妙惟肖地展示出来。足球由此而成为人类生活的润滑剂，并获得了更大的现代性阐释空间。
现代足球中的攻击性已经不再是原始的冲撞行为那么简单了，其隐性存在前提是市场资源和象征性的权力结构。作为现代体育的经典符号，足球的竞争性元素十分丰富。可以这样认为，将足球定位到狩猎隐喻之档位，并非为了还原一种史前生活。足球的生成、发展、传播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足球一直与自然界中的诸多元素连类呼应，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与自然的对等性呼应的元素，足球由此而充满了反抗攻击性的另类新质。Alon K.Raab对足球的复合性社会和文化作用十分推崇，“足球作为一种解放力量，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它是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媒介，也是展示种族和信仰身份——地方、国家和区域——以及显示性别和阶级的概念和实践的一个主要领域。它创造了一种文化，这样的文化富含友爱与合作精神，同时也是一种让人获得独立和自尊的工具。”[12]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从万物进化的角度看，足球为人类所创造，又将人类强行纳入一种惬意化的生活之境，于是，足球便成为一种提升人的自然性的强力器具，足球由此而变得不再孤立于世。
这里尚需重点阐释足球竞技过程中的行为美学问题。正如美与善不同一样，完美与完善也不尽相同，完美蕴含有自然善意，但完美并非常态之善。按照莫里斯的说法，足球源于狩猎，但是，足球又不同于狩猎，两者的差异就在于足球将攻击性元素作出了审美化过滤，它不仅消弭了足球中攻击性的非伦理性元素，还缔造出一种全新的美学感验体系。从通俗文化的角度讲，足球中也有其“慈善”的一面，但远不及歌舞表演之类的娱乐行业，因为歌舞表演延伸的是人类对鸟类行为的模仿，足球演绎的则是一种人类对猎食类动物的狩猎程序，因此，竞争性、侵略性、攻击性元素在足球中体现得更为丰满。
当足球中的攻击性化身为镜像中的审美符号之后，几乎所有的不安定因素都受到了抑止。出于表述惯性的需求，人们依旧将足球喻为一种狩猎文化，但是，那种文化已与远古时代的狩猎迥然有别，其审美意义早已压倒了其实用意义。足球就是这样，它与人类的关系宛如一种流动之水、汹涌之浪与山脉、原野的关系，在一种自然至上的状态中显现出奔涌变易的势能。足球在此显示出了貌似更为强大的文化能量，它总会在某一时间节点催化出一种仪式化效应，而诸多大型足球赛事都旨在揭示一种足以撼动人的内心世界的风潮。不难看出，足球更近似一种仪式化极限竞争行为的再现，它可以在真实的竞争过程中再现其表演性母题。足球的镜像冲击力十分强悍，高端的足球赛事很容易让人想到一种真实而鲜活的史前狩猎行为，在此意义上观照，足球并非对史前社会的戏仿，而是对史前猎食性行为的逼真的艺术再现。
受生物进化复合性动能之驱动，人类已成为这个星球上演进得相对完美的物种，但是，完美不等于完善，人类的善行与恶性同样富有张力。仍需到进化论的路径来认知足球的本体价值。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还派生出诸多其他生物没有的附属性元素，如信仰、道德、教育、科学、审美之类，它们构建出了人类文明的基石。这样人类为了获取食物而进行的狩猎式屠戮也就显得不太野蛮。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射门得分，就必须与人抗争，由此而构建一种文明秩序中的基本价值观。足球承载着狩猎时代的诸多文明密码，足球亦有可能是一种世界多元文明发展过程的意外结果，它所制造出来的隐喻完全可以超越后工业时代的所有经典符号。如果仅仅将足球定位为狩猎表演，其本身很难产生一种超越性能量。无以否认，现代社会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竞斗方式，而随着传统的审美文化的衰微，以足球为代表的体育成为一种新型的审美符码，也构建出一种相对独立的信仰力量，足球的攻击性美学格调在此得以凝聚形成。在仿生主义的立场上看，足球在其特定的场域空间内适度消解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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