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珍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州 350117）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必然存在各种形态的资本。党的十八大以来，资本形成总额已由2012年的248960.0亿元增加至2021年的489897.2亿元①。如此庞大的资本对实现共同富裕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可能因使用不规范对实现共同富裕产生负面影响。为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我们既要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资本产生两极分化。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把“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强调“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1]211-212。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更是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提升至“四个重大、四个关系”的高度，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1]217。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2]30可见，无论是从庞大的资本及其影响力来看，还是从政策要求来看，资本规范运行都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目前学界在资本无序扩张、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逻辑等相关问题上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然而，学界较少系统探讨资本规范运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也未把资本规范运行视为共同富裕进程中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分析资本规范运行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关系，批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背离共同富裕要求的资本运行新情况、新问题，进而提出规范资本运行并促进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一）共同富裕的要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2]22那什么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明确界定了共同富裕的要义，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142。物质上的共同富裕主要体现为人们的生活水平特别是收入水平高、收入差距小，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而这要建立在生产力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提出要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特别是生产力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的共同富裕创造了物质基础和前提”[3]。因此，发展生产力仍然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务。当然，生产力的发展是更平衡更充分的高质量发展，是不以牺牲环境、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发展，这不仅是“做大蛋糕”的过程，也是“切好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过程。
精神上的富裕指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是对必然、对规律的认识，只有科学认识规律、掌握必然、运用必然，人类才会实现真正的自由。全面是指人们能够完整地占有自己、支配自己，而不是异化为资本或者其他主体的附庸工具。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擘画，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每个人都能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也能实现自由发展。自由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人们自觉自主的状态，是已经实现了的结果。尽管对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自由全面的发展难以一蹴而就，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精神富裕为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精神富裕总体是沿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方向前进的，是更加自由、更加全面的发展。
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就是物质共同富裕和精神共同富裕，我们要紧紧围绕这“两翼”，寻找并解决背离这“两翼”的问题，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二）资本规范运行的判定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目的“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4]179。那么，什么样的资本才是规范运行的资本？为了获得利润，资本会自发地对生产要素发挥粘合剂的作用，促进创新与生产力发展。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作用下生产力的发展，提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5]，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因此，规范运行的资本一定是能够促进或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资本。当然，资本在市场上购买原材料、劳动力而形成货币资本，进入生产后，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并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出来的增值了的商品又回到市场上形成商品资本，这一过程应是顺畅的，生产力发展才有可能是持续的。也就是说，资本规范运行还要求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循环遵循继起和连续的逻辑，“虽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总是可以无条件地达到”[4]118，但是“社会总资本始终具有这种连续性，而它的过程始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4]121。资本循环在任一阶段上的任何停滞，都会使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痉挛状”进行，使总循环发生或大或小的停滞。而要使资本循环G-W…P…W′-G′能够顺畅进行，最重要的是遵循社会总资本两大部类生产逻辑。生产生产资料部类（I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部类（II部类）要遵循一定的比例关系，即I（v+m）=IIc（简单再生产）和I（v+m）＞IIc（扩大再生产），为资本各个环节的循环奠定基础。
马克思也批判了资本的贪婪，指出“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4]269。当然，“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4]922。不同于资本主义以资本为中心，社会主义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运用资本是为了满足人民利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及其运行也存在与人民需要背道而驰的情形，我们支持资本追求利润，但为了追求利润而毫无底线地损害人民利益的资本运行是与社会主义相悖的，是不规范的资本运行。在实践中，资本是否规范运行最直接的判断标准就是其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如《民法典》《公司法》《经济法》《反垄断法》等。然而，法律的制定往往落后于实践发展，加上法治的缺位，仅仅依靠法的标准判断与惩治不规范的资本运行远远不够。因此，本文认为应将促进生产力发展、遵循资本循环逻辑、满足人民需要、遵守法律法规等共同作为资本规范运行的判定准绳。
（三）资本规范运行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关系
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意味着广大人民物质和精神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意味着资本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行业不是被少数人垄断，市场更加公平公正，这本身就为资本规范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主要探究资本规范运行对共同富裕的作用。
首先，资本规范运行有利于提升生产力水平，做大共同富裕的“蛋糕”。如前所述，促进生产力发展是资本的使命，只有能够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资本才是规范运行的资本。具体而言，规范运行的资本能够充分整合劳动、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充分整合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必需的物的力量与人的力量，提升劳动者利用劳动资料改造劳动对象的物质能力，即有效提升生产力水平，做大共同富裕的“蛋糕”。
其次，资本规范运行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两翼”的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相应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其服务对象也是广大人民，这是资本规范运行的要旨，其根本不同于为少数人服务的西方资本。资本规范运行意味着对资本异化与资本拜物教的摒弃，资本为人民服务，资本与劳动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因此，劳动者是主体，其作为现实的人、具体的人，在生产过程中能够更完整地占有自己、支配自己，而不是成为资本的附庸，从而实现更加全面的发展。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还能进一步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与掌握更多的必然，并由此更好地改造主客观世界，实现更加自由的发展。劳动者的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自由全面的发展也势必会激发劳动者的智慧与斗志，凝聚更多更复杂的辛勤劳动与科学劳动，促进物质生活富裕的实现。
第三，资本规范运行注重按劳分配为主体，有助于夯实富裕进程中的“共同”属性。资本规范运行，不仅强调在生产过程中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在分配上也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种共享总体上遵循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价值实现的统一，但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在生产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应参与分配。资本规范运行意味着在分配上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避免“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7]的现象，夯实富裕进程中的“共同”属性。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也遇到了资本“出逃”实体经济、资本无序扩张、按劳分配比例下滑等新情况、新问题。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才有可能续写“两大奇迹”，实现共同富裕。
（一）资本“出逃”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经济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实践证明，一国实体经济发展越坚实，一国经济发展就越健康。一般来说，实体经济包括农业、工业、交通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文化产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主要包括金融业、房地产业等。从宏观经济上看，全社会可以划分为非金融企业部门、住户部门（住户不仅是消费者，也生产各种货物和服务）、广义政府部门（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以及金融机构部门四个部门，其中住户、非金融企业和广义政府部门属于实体经济部门。《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显示，2019年，非金融企业部门、住户部门、广义政府部门、金融机构部门分别创造了612165.0亿元、197311.5亿元、100788.0亿元、76250.6亿元的增加值，占同年GDP（986515.2亿元）的比值分别为62.1%、20.0%、10.2%、7.7%②。也就是说，非金融企业部门、住户部门和广义政府部门共创造了90%以上的GDP，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然而，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成本高企、利润低、回收慢、贷款难，加上资本拜物教的作用，大大小小的资本“前仆后继”投向虚拟经济，形成“泡沫越吹越大”的恶性循环。当然，不是不要发展虚拟经济，而是不能本末倒置地压垮实体经济，因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前提与基石，虚拟经济则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经济模式。
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应积极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从事实体经济生产，发展生产力，创造价值，这不仅是资本规范运行的要求，也是做大共同富裕“蛋糕”、奠定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内在使然。然而，实践中却出现了资本“出逃”实体经济的现象，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资本形成总额的比较中可见一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规模以下投资额+无形资产投资额-购买以前年度产品额-土地交易金额=资本形成总额。其中，购买以前年度产品额占比较小，在房地产市场热出现以前，土地交易金额占比也比较小。因此，一般情况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小于资本形成总额。然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2012年的374694.7亿元增加至2018年的高点645675.0亿元，随后下降至2020年的527270.3亿元，2021年回升至552884.2亿元；
资本形成总额则从2012年的248960.0亿元增加至2021年的489897.2亿元（如图1所示①）。也就是说，近十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都是超过资本形成总额的，除2020年、2021年二者的差距幅度明显缩小外，其平均差距超过30%以上，意味着30%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能形成资本。这主要是由于近十年来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及与之相应的土地交易金额的攀升，也折射出资本“出逃”实体经济，经济发展有脱实向虚的风险。
图1 近十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资本形成总额变化（单位：亿元）
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则呈不规则变化，最高达81.5%，最低为13.7%；
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率同样也呈现出不规则的状态，最高为4.1%，最低为1.1%（如图2所示①）。可见，投资于实体经济的资本，其使用效率忽高忽低，呈现出不稳定的态势。
图2 近十年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与拉动率（单位：%）
资本“出逃”实体经济，以及资本在实体经济发展上的“三心二意”，都不利于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不利于在生产端创造财富，背离资本规范运行的要求，不利于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资本无序扩张
近年来，资本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的现象愈演愈烈，依据生产力发展标准、资本循环逻辑标准、人民需要标准、法律法规标准，从蚂蚁到阿里、从滴滴到恒大、从长租公寓到社区团购、从娱乐行业到教培行业，无不体现资本的无序扩张。
蚂蚁集团被暂停上市前，按照预定的A股每股68.80元的发行价，其总市值将达到2.09万亿人民币，超过A股市值最高的贵州茅台；
其A股认购金额高达19.05万亿人民币，刷新A股最高纪录③。蚂蚁集团运用少量的本金撬动了巨额的平台资本，利用高杠杆向传统金融的各个领域渗透。蚂蚁集团对企业和居民产生了资金的“虹吸效应”，在削弱正常生产消费能力的同时，也破坏了资本正常的循环逻辑。不仅如此，蚂蚁集团还通过复杂的金融工具创设，把风险转移给金融机构和消费者，损害了人民利益。阿里巴巴先运用其强大的资本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再通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平台内商家实施“二选一”行为排除，抑制了市场主体创新，破坏了公平竞争秩序，违背了《反垄断法》，被处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4%的罚款，计182.28亿元④。2018年以来，美团滥用其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实施差别费率、拖延商家上线等方式，促使平台内商家与其签订独家合作协议，并通过收取独家合作保证金和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保障“二选一”行为实施，也违背了《反垄断法》，被处以其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1147.48亿元3%的罚款，计34.42亿元⑤。恒大集团不仅有地产、物业等主营业务，还通过高杠杆、高负债的方式向足球、汽车、矿泉水、粮油、乳制品等非主营业务大肆无序扩张，形成近2万亿负债⑥，最后损害的是人民的利益。海航集团也是疯狂地大举扩张，涉猎12个大行业、44个细分行业，资产负债率超过70%⑦，导致其被申请破产重整。滴滴、长租公寓、社区团购、娱乐行业、教培行业等也大肆通过“烧钱”模式抢占市场，违背行业发展规律，不利于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无序扩张的资本不致力于从事实体经济或主营业务的生产经营，而是不断通过“烧钱”、杠杆、负债在非生产领域、非主营业务领域掠夺财富，制约了中国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秀的制度，但资本无序扩张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彰显。当前，我国在核心技术领域正面临着被西方国家“卡脖子”的风险，不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的无序扩张的资本会加大这一压力，不利于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创造生产力基础。无序扩张的资本还会形成急功近利的社会效应，让大家不愿意踏踏实实做实业，长此以往，必将对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构成强大的挑战，更不用说二者间的良性循环了。此外，资本无序扩张还加速了资本积聚、资本集中，使资本进一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利于资本结构的优化，强化了人们的“躺平”逻辑，破坏资本循环规律，弱化了富裕进程中的“共同”关系。
（三）按劳分配比例下滑
资本在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结合上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但马克思很早就剥丝抽茧地指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完全统一“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4]97。“统一的分配原则不可能采取按劳分配的原则，因为在大多数经济体内部不具备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8]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按劳分配不可能成为普遍的、唯一的分配原则，必须辅以要素分配原则以激励各方生产积极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任由价值分配的市场化发展。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性地位才能让我们在资本运行中不偏离方向，循序渐进地迈向共同富裕。
相关数据却显示按劳分配比例在下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2019年非金融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者报酬与创造的增加值分别为266647.3亿元、612165.0亿元，劳动者报酬占比43.6%；
金融机构支付的劳动者报酬与创造的增加值分别为20824.0亿元、76250.6亿元，劳动者报酬占比27.3%；
广义政府部门支付的劳动者报酬与创造的增加值分别为89252.9亿元、100788.0亿元，劳动者报酬占比88.6%；
住户部门支付的劳动者报酬与创造的增加值分别为136534.1亿元、197311.5亿元，劳动者报酬占比69.2%②。除广义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外，非金融企业部门和金融机构支付的劳动者报酬占相应增加值的比例偏低。可见按劳分配的主体性没有得到有效彰显。这种劳动者报酬会限制我国消费市场规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已由2012年的14.3%下降至2021年的12.5%①。受限的消费不利于企业完成“商品的惊险的跳跃”，一定程度上阻断了资本的正常循环，不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物质生活富裕的实现。受限的消费也不利于劳动者在优质的状态下实现再生产，甚至会出现在萎缩的状态下再生产，不利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不利于精神生活富裕的实现。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要营造资本流向实业的政策环境，有效发挥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与做大“蛋糕”的积极作用；
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治理资本无序扩张与预防资本无序扩张相结合，助力“蛋糕”更加公平公正地切好；
强化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分好“蛋糕”，夯实富裕进程中的“共同”属性。
（一）做大“蛋糕”：营造资本流向实业的政策环境
实体经济投资大、贷款难、回收慢，与房地产行业、金融行业等虚拟经济相比，实体经济的利润率总体较低。加上“急功近利”思维的冲击，资本纷纷“出逃”实体经济。然而，简单的说教并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9]，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制度创设营造资本流向实体经济的政策环境。“资本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润滑剂、倍增器，没有市场经济中资本所带来的财富涌流效应，就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前进。”[10]要引导资本实实在在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经济，资本也可以流向虚拟经济，但一定是流向切实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虚拟经济。
一是优化支持实业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要出台相关信贷政策，要求商业银行调整信贷结构，加强金融逆周期调控力度，有针对性地提高对制造业等实体行业的贷款支持力度，调低实体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利率，实现“精准滴灌”，助力解决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实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通过定向降准、再贷款、降低利率等方式积极引导信贷资金扶持有实体产品并致力于产业转型升级的中小微企业。对于确属新进入实体经济的企业，可降低其贷款要求与门槛。同时，要加强对贷款资金使用去向的跟踪、监测与评价，确保资金更多地流入实体经济。
二是完善支持实业的财税政策。第一，超额累进征收企业所得税。我国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是25%，非居民企业和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的税率为20%，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按15%的税率上缴企业所得税。固定比例纳税虽然有助于提升财政效率，但未能考虑量能负担原则，违背税负公平，不利于公平竞争。应采取超额累进的方式征收企业所得税，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全面系统测算企业所得税并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确定企业所得税级距、级次与税率，让更多的大小资本都愿意投向实体经济。第二，健全增值税抵扣链条。我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企业税负有所降低，但仍然有一些领域和环节的抵扣链条不完整，使得一些企业的税负不降反增。应全面完善实体行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进项税抵扣链条，优化增值税税率结构，切实降低企业税负。在此基础上，尽快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推出增值税立法，实现税收法定。第三，尽快全面推出保有环节的房产税。大量资本投机房产，推促房价疯狂上涨，造富了少数人，助推了财富两极分化，也产生了大量的引流效应，高额举债购买房产盛行，进一步限制了资本流入实体经济，因此应尽快推进房产税改革。考虑到楼市发展地域差异很大，应把房产税作为地方税，地方政府在调研各地楼市发展情况的基础上，统筹考量房产位置、房产价格、家庭人口等因素设置房产税免征额、税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地土地面积及价格的差异很大，不能简单地用面积作为免征额，应因地制宜地运用房产价格作为免征额。第四，严格审核与发放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有财政拨款、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税收返还等，符合政策要求的企业可以申请财政补贴。然而，一些企业不符合资质，却对材料进行包装伪造以骗取补贴，使财政补贴效应大打折扣，强化了资本“做虚”的行为。因此，要严格审核企业资质，加强财政补贴的跟踪管理，坚决把弄虚作假的企业列入黑名单，使财政补贴切实流入实体企业。
三是加大对实业家的宣传力度。除了全国性的表彰外，各级地方政府也要积极总结当地优秀企业家典型案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综合采取物质奖励、精神激励等多种方式表彰兢兢业业做好实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优秀企业家。总结优秀企业家发展实体经济的具体做法，并通过政府网站、社区平台等各个渠道广为宣传。适时邀请企业家做演讲，介绍他们在发展实业中的思路、看法与经验。当然，地方政府对企业家的宣传要尽可能全面、尽可能一步到位，避免各大媒体对企业家“纠缠”，避免企业家“明星化”，避免企业家为名利所累而不能继续踏踏实实地做好实体企业。此外，支持地方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行业企业合作，总结本土企业家发展实体经济的共性做法与企业家精神，出版相关著作，为发展实业提供经验与价值。
（二）切好“蛋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4]193流通环节的顺畅有助于完成“商品的惊险的跳跃”，实现劳动者在生产环节创造的商品的价值的实现，并由此助力商品价值的创造，形成良性循环。然而，蚂蚁集团、阿里巴巴、美团、恒大集团、海航集团等企业，抑或是娱乐、教培等行业都不利用资本在生产环节集中创造价值，也不利用资本在流通环节实现价值，而是在流通过程中大玩与资本“切蛋糕”游戏，掠夺人民的利益。因此，必须预防和治理资本无序扩张，助力商品公平、公正地销售，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一方面要继续强化对资本无序扩张的治理。一旦资本涉嫌无序扩张、形成垄断，违背相关法律法规，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直至资本规范运行，由此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机制。当然，促进生产力发展、遵循资本循环逻辑、满足人民需要、遵守法律法规的资本扩张是被鼓励与支持的，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不能因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而对资本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能为此扼杀资本在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及总过程中的积极性。在肯定、支持资本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党要对资本进行全面领导，让资本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谋篇布局”，发挥出正效应，让资本无序扩张无处遁形并受到应有的惩罚。
另一方面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预防资本无序扩张。资本无序扩张带来了破坏正常竞争秩序、遏制科学技术创新、产生相对过剩人口、扩大贫富差距、危害国家安全等诸多不良影响，影响共同富裕的实质性推进，能够将其防范于未然是最理想的做法，事前预防的成本（含显性与隐性成本）总体上也低于事后治理的成本，因此要事前设置“红绿灯”，预防资本无序扩张。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核心内涵是对资本实行“放”“管”结合，既充分调动资本的积极作用，又有效管控其消极作用[11]。对致力于真正从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生产与服务发展，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从而助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降低的产业资本应设置“绿灯”；
对有利于完成“商品的惊险的跳跃”的商业资本以及对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虚拟资本也应设置“绿灯”。而对操纵国民生计、影响国家安全稳定、损害人民利益、“掠夺财富”、背离生产力发展与共同富裕要求的资本应设置“红灯”。通过法律法规列出“负面清单”，明确资本“不可为”的边界，特别是禁止资本与权力勾结、禁止资本与民争利、禁止资本的人为垄断、禁止资本危害国家安全等。对有上述行为的资本及时亮“红灯”与禁行，并采取行政性与法律性惩罚、反垄断罚款等措施，对其他想要“犯错”的资本形成威慑力。
（三）分好“蛋糕”：强化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同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2]47。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指导，但“指导思想是指导学术研究，而不是替代学术研究”[12]，我们要把指导思想细化为具体实践。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必须按照按劳付酬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13]，“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14]因此，必须强化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各级地方政府要与时俱进地出台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并督促所有企业严格落实。各类企业都应贯彻工资薪酬与劳动力价值V相吻合的原则，切实增加劳动者、科技工作者的工资性收入。特别是要强化国有企业推动共同富裕的战略功能，国有企业不仅要严格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还要对非公有制企业发挥分配上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当然，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不仅体现在V的分配上，还表现在剩余价值M的分配上。国有资本的国有剩余价值除留足企业扩大再生产外，要及时按照相关规定上缴国库，并入公共财政统筹，用于公共支出。集体资本的集体剩余价值可在集体内进行分配，让劳动者共享集体企业发展的成果。私营资本获得私营剩余价值，鼓励私营企业对劳动者、科技工作者实行股权激励，让他们共享剩余价值的分配，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获得股权的人才也会更好地监督企业资本运行。当然，由于股权激励是建立在商品完成“惊险的跳跃”、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上的，股权激励的实现是或有事项，不能用股权激励代替劳动力价值分配，换言之，不能因为股权激励而取消工资支付，使劳动力在萎缩的状态下再生产。
在强化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要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2]47的要求，抑制资本在分配中的过高占比。通过没收、罚款等方式遏制资本在资本市场、垄断平台上获得超高收入；
规范虚拟经济及平台经济公司在主板、创业板、新三板、科创板上市；
对畸高收入与财富征收较高的边际所得税率，平抑财富差距。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表3-15，比值系推算而得。
③数据来源于腾讯网，https://new.qq.com/rain/a/20201102A0HLSJ。
④数据来源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https://www.samr.gov.cn/xw/zj/202104/t20210410_327702.html。
⑤数据来源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https://www.samr.gov.cn/xw/zj/202110/t20211008_335364.html。
⑥数据来源于腾讯网，https://new.qq.com/rain/a/20220219A0655I00。
⑦数据来源于腾讯网，https://view.inews.qq.com/a/20220108A08F4J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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