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国光,吴艳梅
(1.南通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通 216019;2.河北师范大学 初等教育系,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新时期,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一个美丽梦想和宏伟蓝图,更是一份实现民生幸福的责任和担当。“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民生幸福”的中国梦,从本质上来说殊途同归,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即“民生幸福”。达到普遍的民生幸福既是“中国梦”所追求的“至善”境界,也是党和政府的价值追求和历史重托[1]。
20世纪中叶以来,“拉动消费—扩大就业—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成为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模式。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首要指标,GDP拉动模式通过市场的无形之手,高效解决了长期以来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温饱难题。与之相伴的共识是,人们倾向于把以GDP衡量的经济增长与国民的主观幸福等同起来。然而,进入后现代化时代就意味着人类幸福的阻碍已不再是衣食温饱问题,而是生老病死、精神空虚、环境和资源等问题。拉动GDP还能够通过市场的无形之手再次增进国民幸福吗?
早在20世纪60年代,少数政治家就已开始关注国民幸福认知,将幸福的外延从国民生产总值、生活水平扩大到生活质量、人生价值。例如,1968年肯尼迪总统就在竞选演讲中说:“GDP包括滥砍乱伐的红杉林,空气污染、和香烟广告……以及美化暴力的电视节目……然而,(它)并不包括我们孩子的健康,以及他们的教育质量或游戏的乐趣……简而言之,它衡量一切,唯独排除了那些让生命有价值的东西。”[2]从那时起,为了突破主流发展模式的局限,一些国家就已在尝试GDP之外的绩效发展评估模式,以回应对GDP模式的批评与挑战。例如,委内瑞拉尝试采用“凝聚性交易体”的“内生增长模式”来消解和摆脱全球化无形之手的牵引;当冰岛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建造水库前,曾展开过一场深刻的辩论,一方的辩题即是“社会发展只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吗?”另一方的政策主张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冰岛应该向世界推广“非物质”资源,培育和开拓广泛的“非物质”国际市场[3](P10)。当然,其中最成功的尝试来自喜马拉雅山麓的小国不丹。1970年,不丹王国政府首先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称GNH)来回应GDP的偏颇与面临的各种挑战。50年来,不丹把基于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建设和政府善治等要素构成的独具特色的国民幸福总值测算体系GNH作为政策制定、制度安排的导向,不断丰富和完善GNH国家发展战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广泛的国际声誉。根据联合国2004年发布的《全球人类发展报告》,不丹王国人均GDP在全球192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34位,GNH却排在第8位,排名领先于美欧、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4](P34)。不丹追求国民幸福总值50年,在GDP发展模式之外,树立了一个另类的发展模式样板,为我国乡村振兴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思路和可能路径。
进入21世纪以来,GNH模式逐渐引起了各国决策者、有关国际组织和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关注。美国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与普林斯顿大学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合作编制了具有跨文化比较意义的国民幸福指数。该指数由健康、福利、文明及生态环境等四个一级指标构建,每个一级指标又由若干个二级指标构成,采用加权平均法归一处理[5](P127)。此后,GNH概念陆续被收录在各种工具书中,如《辞海》中解释是“反映国民生活质量和幸福的指标”。[6](P649)
2008年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接受法国政府邀请,牵头设计“国民幸福指数”,作为主要感受性指标用以衡量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经合组织2009年强烈建议各会员国采用度量幸福的指数“调控、评估国家绩效,指导政治决策,协助制定并实施后续公共政策”。许多跨国公司深度参与其中。例如,可口可乐公司在其所有分公司所在国家均设有幸福研究机构,每年负责发布所在国“幸福晴雨表”主题研究报告[6](P127)。2010年,英国时任首相卡梅伦和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同时在任内要求英法政府部门收集大量关于国民幸福感的统计数据。2011年,经过几年酝酿和组织协调,德国正式成立“经济增长、幸福和生活质量研究委员会”,主要职能是开发适合德国经济与文化特征的“幸福指数”,尤其强调德国经济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该委员会的成立被视为德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从GDP模式转向GNH模式的重要标志[4](P34)。
201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把幸福确立为普适性社会发展目标[3](P10),定期发布《世界幸福报告》,对全球近200个会员国的主观幸福感开展调研统计。该报告连续发布多年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也对各国制定涉及民生幸福的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发挥了不同程度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单纯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GDP模式并不足以促进民生幸福,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找到更为合理的发展方向和同样明确清晰的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我国乡村振兴确有必要另辟蹊径,重新评估乡村振兴的模式与方向,而非简单复制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改革和发展的成功经验,考虑并试点探索从测度经济生产转向测度国民幸福的可行性方案,将重点布局在以提升乡村GNH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新模式上。
自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 Piqou )以来,经济学就清楚地区分了社会福祉及经济福祉,认为大众的幸福感评判和客观的经济增长指标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两个维度。然而,即便如此,经济学家们一直持有一种预设,即经济福祉会促进社会福祉,两者存在同向的共变关系。1974年,伊斯特林(Easterlin)首先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发现,一般而言,高收入人群的主观幸福感的确高于低收入人群,但当国家的收入整体提高时,幸福感并不会随之得以相应提升。他比较分析了过去几十年人均GDP和平均幸福感的走势,发现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在经济大幅增长的同时,幸福感基本保持不变。收入和幸福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据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7]。基于美国时间序列样本的其他研究陆续也发现,在同一经济增长周期中,幸福感没有改变,或者只是经历了一个很小的变化[8](P89-123)。在随后几年的研究实践中,伊斯特林将“伊斯特林悖论”的意义表述为“无论在国家间抑或是国家内,幸福感与收入存在短期效应和直接相关;但在一个较长的历史周期上,收入的持续增长并不会导致幸福感的同步提升”[8](P89-125)。该悖论点燃了社会科学界对于幸福感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热情。
以此为起点,关于“伊斯特林悖论”的讨论逐渐聚焦在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主观幸福感与不同时间周期上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个别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例如,斯蒂文森和沃尔夫斯基于时间序列的分析结果发现,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人均GDP与幸福感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绝对收入的增长对幸福感的提高发挥着重要作用[9]。
伊斯特林悖论的实质是横截面结果与时间序列结果之间的不一致。鉴于横截面结果已基本取得共识,需要认真对待的是时间序列结果。为此,伊斯特林根据史蒂文森和沃尔夫斯的分析,特别区分了“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他认为,对于一个经济转型的社会来说,人均GDP和幸福感通常都呈现倒U型趋势,而短期分析只涵盖趋势或上升或下降的一部分历史过程。为了避免以偏概全和断章取义,伊斯特林建议,时间序列分析中的时间周期至少应设定为10年。
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对伊斯特林悖论给予较多的关注。中国的经济在近三四十年间飞速发展,人均GDP和国民收入在此期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已有多项调查结果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的幸福度并不是随GDP呈线性增长,而是呈N型走势[10]。第一个峰值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随后呈现下降趋势,2000到2005年左右处于谷底,随后又呈现增长趋势。
在个人层面,学者研究发现,我国人均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11][12][13][14][15]在群体比较层面,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低于城镇的农村居民却更为幸福[16][17],学者猜测可能与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以及社会比较机制有关[18]。吴晓刚等人的研究发现,21世纪初我国各省经济发展不均衡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9]。相关研究发现,我国国民幸福感在21世纪初前10年持续上升,认为经济增长是该阶段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的动力[19]。伊斯特林本人也使用多种调查数据比较分析发现,1990-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态势,据此他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幸福感悖论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提高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20]。
显然,上述研究对于伊斯特林悖论所进行的讨论,既有共识,也存在争议和分歧。以幸福感与教育的关系而言,普遍结论认为教育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中西部的教育增进幸福感更为显著[21]。但也有研究认为教育变量不利于增进幸福感的提升,如李丹丹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就表明,乡村教育发展和义务教育普及不但没有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而且学历对幸福感的负向效应比较稳健[22]。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希望能比较全面地描述和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幸福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趋势,并借此找到有效提升乡村GNH水平的现实路径,为乡村振兴提供多样化的发展思路和现实选择。
(一)数据与变量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本文选择2003-2017年间10次抽样调查获得的全部样本数据共计95 769个。
1.被解释变量: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幸福感。关于幸福感的问卷设计,2008年的题项被设计为:“整体来说,您觉得快乐么?”被访者的回答选项分别是“很快乐、还算快乐、普通、不太快乐、很不快乐”。其他各年份的问题没有变化,题项为:“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感觉是怎样的呢?”被访者的回答选项分别是“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在数据的处理中按照相似程度予以归并处理。具体赋值原则是,将选项按1-5分赋值,非常不幸福=很不快乐=1,不幸福=不太快乐=2,一般=普通=3,幸福=还算快乐=4,非常幸福=很快乐=5。
2.解释变量。依据模型需要,我们将受教育程度变量析出为两个变量,变量一是受教育程度,有4个值,依次为小学及以下(含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扫盲班、私塾、小学等选项)、初中、高中(含普高、职高、中专和技校)、大专及以上(含大专、夜大、函授、成人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变量二是受教育年限,子代、父亲及母亲的受教育年限统一根据其最高受教育程度,依据正规学校教育及其年限进行二次赋值。受教育年限与最高教育程度的转换依据以下标准生成:“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扫盲班”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为12年;“大学专科”为15年;大学本科为16年;“研究生及以上”为19年。
3.控制变量:综合以往对幸福感的研究发现,除了教育水平之外,性别、婚姻、政治身份、户口、民族、年龄等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均有影响。婚姻状况具体划分为:未婚、已婚、离异或丧偶。政治身份划分为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户口划分为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此外还引入健康状况、宗教信仰等变量。考虑到“资本”在本研究中的现实意义,特将省份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并建立虚拟变量。以调查年份减去出生年份来测算被调查者的年龄,比较主观幸福感在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过程。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所示。
(二)研究结果
1.近20年来我国居民幸福感总体变动情况
根据全样本统计,有33%的居民感觉非常幸福,27%的居民感觉幸福,两项合计比例达到了60%,意味着60%的国民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居民的幸福感均值为3.67(满分为5分),折合百分制为73.4分。感到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合计比例为20%。各选项占比及幸福感均值在各调查年份的分布情况如图1和表2所示。
图1 近2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幸福感均值的变化
表1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数据统计反映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整体呈上升趋势。如果以满分100分计算,2003年时最低,为65.4分,一路提升到2011年,达到新世纪以来的峰值,均值达到了78分。2012和2013年经过两年回调,降低到74.4分,和2010年的水平持平。2017年国民主观幸福感已反弹为77.4,几乎达到了近20年的峰值。从统计数据看,回答非常幸福的人群从2003年的5.09%增加到2017年的17.8%,回答幸福的人群从2003年的32.28%增加到2017年的59.97%,自感幸福(选幸福和非常幸福)的人群比例从2003年的37.3%上升到2017年的77.7%,2012年以后自感幸福群体的比例均超过了50%。回答不幸福的人群从2003年的10.54%降低到2017年的6.26%,回答非常不幸福的人群从2003年的2.28%降低到2017年的1.30%。
2011年,盖洛普(Gallup)全球幸福报告显示,全球近1/4的成年人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水平达到美满幸福层次。调查认为,只有18%的中国大陆居民认为自己幸福,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比例则分别是31%和20%。2013年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发布《2013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同样表明,丹麦、挪威、瑞士、荷兰和瑞典等北欧国家是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排名普遍靠后,中国只排名在第93位[4](P34)。而本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上述研究结论。
2.我国乡村居民幸福感的伊斯特林悖论
伊斯特林悖论提出以来,学者围绕三个关键问题展开讨论:第一,短期来看高收入者是否更为幸福;第二,短期看来发达国家(地区)是否更为幸福;第三,长期来看发达国家(地区)人均幸福感是否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地区)。其中,第一个问题争议最小,即在个人层面,短期内收入提高普遍能带来更幸福的主观体验,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至于国家层面的短期效应,一些跨境比较研究发现,在短期内,GDP与国民平均幸福感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个人层面的研究结论比较接近[23][24][25][26](P61)[27][28]。引发争论最多的其实只是第三个问题,该问题的不同结论为伊斯特林悖论提供了最核心的关键证据。
对于第一个问题,本研究将CGSS数据中各年份个人年收入分布位于前5%的人群划分为高收入组,后5%人群划分为低收入组,其他样本划为一般收入组。统计各调查年份自评幸福的人口比例(如图2)。
统计显示,我国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比例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反映出在个人层面,高收入者的确更为幸福。2008-2012年间达到峰值后有回落迹象。伊斯特林悖论的第一个关键问题获得本研究的数据支持。
图2 21世纪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与幸福感
对于伊斯特林悖论的第二个核心问题和第三个核心问题,即短期看来发达国家(地区)是否更为幸福?长期来看发达国家(地区)人均幸福感是否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本研究按照户口维度和经济发展阶段维度分别统计了我国不同户口居民和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结果如图3所示。
图3a显示,从2003年以来,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居民幸福感从横截面数据和长期趋势来看,都显著高于中部,经济较发达的中部地区居民幸福感显著高于西部。伊斯特林悖论的三个关键证据都在本研究中得以证实。图中拐点迹象都非常明显,显示在物质相对匮乏阶段,随着财富的增加会自然地带来幸福感较大幅度的提升;可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财富增长的幸福感效应会打折扣,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财富的增加反而会导致积极程度、成就感、幸福感的降低[26](P61)。图3b比较了各调查年份城乡居民幸福感均值的变化情况。结果和图3a的结论一致,即从短期看来较发达国家(地区)居民自评幸福感更高,表明伊斯特林悖论在我国近20年的时间尺度上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农村样本2011年幸福感拐点对应的年收入为3.85万元。
a.幸福感的区域对比 b.幸福感的城乡对比图2 幸福感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对比
3.教育变量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历年“世界幸福报告”都表明,家人、朋友和亲密的私人关系是影响幸福的关键因素,人际关系的质量对幸福的影响远大于财富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影响个体幸福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幸福感促使社交能力增强,相应带来更良好的社会关系,良好的社会互动又进一步提升了人际关系质量。情绪积极的人往往会表现出对社交活动更大的兴趣。
教育对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是通过就业和收入来实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业机会较多,收入也比较高,进而幸福感也高。把收入、劳动地位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仍可发现教育对幸福感的积极作用。教育对幸福的直接积极影响归因于获得知识后的“自信”或“自我评价”效应。
图4 21世纪以来城乡居民受教育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
比较城乡不同教育程度成年居民的自评幸福感均值,结论与前文迥乎不同(见图4)。初中及以下学历层次的城镇户口居民,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差异,均低于大专及以上学历层次居民幸福感指数10个百分点左右。而农村不同学历层次的居民幸福感指数均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城乡对比发现,共同趋势仍然十分明确,即农村人的幸福感显著高于同等学力的城镇居民。从个人层面上来说,教育是人们获得生活所需技能的主要途径,对收入的影响最为直观。同时,幸福感也受一国整体教育水平和文化环境的影响。社会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高等教育对个人幸福所带来的好处就越小[27]。具体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同龄人更幸福,但是,随着一国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种幸福感的差距也就越小。
(一)主要结论
根据全样本统计,我国60%的样本群体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进入21世纪以来,如果以满分 100分计算,2003年时最低,为65.4分,2011年达到峰值。2012和2013年经过两年回调,降低到74.4分。在过去的15年,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呈上升趋势,但随着全面脱贫战略的落实,伊斯特林悖论在我国乡村居民群体中的确普遍存在,按照2017年的最新数据和汇率标准测算的收入标准,我国乡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拐点大致出现在个人全年总收入为3.8万元时。研究发现,农村人口的幸福感显著高于同等学力的城镇人口,排除同龄人效应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人口比受教育层次较低的人群表现的更幸福。
婚姻、政治身份,包括教育、年龄等收入外因素影响,都可借由社会关系及其人际连接质量,发挥中介作用。以婚姻而言,婚姻因为带来了更多的自尊、支持以及陪伴,扩大和强化了社交联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孤立,降低了孤独感。在婚姻制度的背景之下,《婚姻法》的保障,婚礼举办使得婚姻成为公共承诺的形式,社会和法律制裁婚内不忠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婚姻的不稳定性。另外,已婚者通过建立更为亲密的个人关系、家族联系和社会联系,借此在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方面拥有比较优势。再以教育为例,获得知识后的“自信”或“自我评价效应”对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在农村人口中更为普遍,原因在于教育促进了农村居民之间的连接半径,人际交往的密度随教育层次激增。相对于接受过较低教育程度的同龄人,受教育年限较长的农村中年人,他们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让他们更加豁达,更易于融入社会。对于党员和非党员的幸福感差异同样可以做此解释。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党员与非党员的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前者明显高于后者,在党员比重较低的农村样本群体中,尤其如此[29]。以上结论与已有研究结论基本相一致。本研究的创新在于,我们认为可以从教育和社会网络视角对各自的幸福感效应作归一化解读。收入之外的个人特质对幸福感的影响,只是因为对社会关系的作用效率不同。人际关系的质量对幸福的影响都远大于财富对幸福感的影响。幸福感促使社交能力增强,相应带来更良好的社会关系,良好的社会互动又进一步提升了人际关系质量。
(二)思考与建议
1.基于社会关系重构和GNH理念的乡村振兴模式转换
乡村振兴是指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基础,包括农村文化、治理、民生、生态等在内的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提升。在新的战略发展阶段,“三农”目标升级,并未改变其背后的本质问题。归根结底“三农”的根本问题仍是农民问题。要确保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等活动不偏离乡村振兴的初衷和目标,提高农民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既是乡村振兴的出发点,也是民生幸福的关键。
在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乡村在持续走向萎缩和凋敝。2000年以来,农村基层组织以每年超过1万个的速度撤并,17年的时间累计减少了将近20万个。尽管如此,我国当前仍有5.7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收入偏低、增收困难的局面无法根本扭转。另一方面,建设幸福农村并不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的片面增长,片面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核心地位必然导致片面的“政绩观”,诱发普遍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抬头[30](P108)。而将国民幸福总值纳入乡村振兴的核心境域,使之成为改善民生幸福的价值和方向,对于转换发展方式,找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方面发展之间的平衡,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基本生活水平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在达到基本条件后,社会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远远大于收入。社会关系的重要性甚至可以用货币来衡量。2008年,英国一项研究显示,社会人际活动增多能够产生相当于85 000欧元/年的额外生活满意度。世界上幸福感最强的国家是丹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丹麦人具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社会信任度非常高。“当我在查找为什么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快乐的原因时,我发现这些人大多具有和谐美好的社会关系。”[31](P6)60%的欧洲人每周与朋友、家人或同事聚会一次,而丹麦人这一比例为78%。我国乡村社会虽已经过巨大的社会流动和城市化改造,但熟人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构建良好人际关系的先天条件是优于城市人口的。
总之,GDP并不能代表社会的真正进步,GDP和国民幸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增加GDP,一直加速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自然资源的私有化运动,GDP有可能增长,但国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可能下降,同时还要付出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的代价。我国乡村振兴中的发展和绩效评价有必要、也有条件实现模式转换和路径创新。
2.基于终身学习和学习型乡村理念的乡村教育振兴:提升农村幸福感的必由之路
当前我国正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繁杂的任务是在农村,最广泛深刻的基础是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是在农村。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提出在收入增速上要维持农村居民快于城镇居民,在乡村教育和乡风文明方面,提出“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明确了乡村文明和乡村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中的独特价值[32](P62)。
近年来,各级政府基本实现了由“取”到“予”的历史性转变,逐年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农业生产补贴的投入力度。但是,乡村振兴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在提升乡村功能和价值的同时,让农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说,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检验乡村振兴成果的最终标准。幸福有多重含义:一方面,要让农民享受更多的发展红利,大幅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建设学校、医疗等基础设施,营造美好的文化生活氛围,使人民的社会福利得到切实保障,从而实现物质与精神双层面的幸福。尤其在追求精神文明方面,提高农民的生活幸福感、获得感,变得愈加重要[33](P34)。
为此,要加快农村成人教育转型发展,明确农村成人教育体制改革,在建设学习型乡镇的基础上,开展与农业、科技、乡镇党建等多方面的项目合作,由“技术关注”转为“社会关注”阶段,由 “单一发展”转为“多方发展”。另外,基础能力的建设对成人教育机构具有必不可少的独特价值。成人基础能力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基点和支撑,其核心目标是让农民群众有依可学,学有质量。研究发现,“中年危机”和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教育程度越高,“中年危机”来得越晚,危害也越小。因此,提升乡村幸福感的关键人群是农村中年人。在重点方面和重点人群上加强培训,推进“成风化人”“移风易俗”等方面的建设,着力建设农村成人教育队伍专业化。把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当作农村成人教育的出发点,准确定位,强化特色,自身转型,在政策扶持上夯实基础,关注关键人群的归属感、控制感,从而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乡村振兴的GNH指标将得到有效落实。
当然在教育内部仍有大量工作急需配套和调整,建议将学校课程调整作为抓手,新建以GNH为核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试点,在乡村振兴试点省市部分农村先行先试。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教育沦为实现GDP增长的工具。新时期的农村教育要告别功利主义,努力培养具有批判能力、想象力和同情心的现代居民。
总之,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GDP驱动模式都不利于我国乡村振兴实践中维持和提升新农村人口的主观幸福感。伊斯特林悖论在我国乡村居民群体中是普遍存在的。我国新时代乡村振兴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应研发并以国民幸福总值绩效评估体系取代GDP绩效评估体系。重点发展乡村教育,丰富乡村成人文化生活,针对重点人群,通过全面提升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和乡村关键群体的幸福感认知,建成以终身学习理念指引的学习型新农村,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和优选策略。理论探索方面,当前尤其重要的工作是,借鉴国内外相关成功经验,从农村成人教育方面入手,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构建基于终身学习理念,指向学习型新农村,适合中国农村特色的GNH指标体系。
猜你喜欢伊斯特幸福感教育国外教育奇趣华人时刊(2022年13期)2022-10-27题解教育『三问』当代陕西(2022年4期)2022-04-19奉献、互助和封禁已转变我们的“幸福感”英语文摘(2020年11期)2020-02-06比泰坦尼克号还惨大自然探索(2019年11期)2019-11-22和下属谈恋爱，麦当劳CEO被开除环球时报(2019-11-05)2019-11-05教育有道——关于闽派教育的一点思考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9期)2019-05-28史蒂夫·伊斯特布鲁克 麦当劳CEO与下属谈恋爱被炒东西南北(2019年24期)2019-02-10七件事提高中年幸福感中国生殖健康(2019年7期)2019-01-06办好人民满意的首都教育北京教育·普教版(2018年1期)2018-01-29让群众获得更多幸福感当代陕西(2017年12期)2018-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