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辉
吳大辉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
作为与陆海空天并列的人类活动“第五空间”，网络世界已经成为主要军事强国打赢现代战争的必争之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期间，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遭受网络攻击，其国家电网计算机主控系统失灵，40多座变电站“脱网”，引发较长时间大范围停电，20多万民众生活受影响，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乌克兰守军指挥控制系统陷入瘫痪。
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进一步扩充了负责电子战的第16中心和主管信息安全的第18中心。170所俄罗斯大学开设信息安全课程。在这些大学中，只有5所是军事院校，其余均为高等国立理工院校。此前的2013年，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成立网络部队，大批学习信息安全的理工科毕业生加入进来。俄陆军还在为无线电技术情报部门培训人员的军事学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无线电高等军事学校增设网络战课程。俄国防部的部分军事合同也授予私营网络公司。2015年，卡巴斯基实验室被俄国防部选为病毒防护的主要保障单位。
2022年1月14日，乌克兰危机尚未全面爆发，约有70个乌政府部门网站因遭大规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而陷入瘫痪。为增强乌抵御网络攻击的能力，欧盟国家派出专家成立援乌网络快速反应小组。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后，西方许多专家判断，俄将利用其强大的网络战能力削弱乌军。然而，这在后来没有得到太多事实验证，网络空间迄未成为俄攻击乌的重要作战领域。有分析猜测，或许乌网络空间受到西方保护程度要比预期强大，或许俄没有利用其网络攻击能力对乌发起广泛攻击，是因为俄将其对乌作战定义为“特别军事行动”，而非“常规军事行动”，抑或是为将来对乌采取更强硬措施留后手。
乌克兰危机仍在持续中，目前尚难对俄网络战的成效作定论，但可以看出，迄今为止俄没有通过网络战力量获取乌军事潜力的准确情报，也没有对乌国家级网络系统形成战略致瘫或压制。究其原因，以下几个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俄缺乏统一的网络战指挥机构。早在2012年3月，俄副总理罗戈津就谈到建立军事网络司令部的必要性，认为不应将网络战力量分散到各军兵种当中。2013年绍伊古宣布打算建立网络司令部时，要求俄军总参谋部提供建议，还将2014年底设定为建立网络司令部的最后期限。然而，尽管俄拥有了网络部队，但司令部迟迟未能成立。虽然俄总统办公厅和安全会议协调不同部门的网络行动，但它们并非类似于美军的网络司令部，没有明确区分业务责任和统一的报告、问责制度。相反，俄网络行为体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非正式的关系体系来实施管理，在这个体系中，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可能会压制运营效率，还存在不同部门之间争人才、争资金、争任务的现象。
其次，俄不同军事和安全部门的传统组织结构和战略文化不适用于网络行动。俄对外情报局和总参情报局这样的机构就经常服务于国内任务，联邦安全局则在国际上较为活跃。缺乏真正的网络指挥机构似乎意味着，安全与军事部门更倾向于对网络空间采用传统办法，而不能建立起适应网络空间的指挥和行政体系。
第三，俄罗斯的网络行为者——无论是国家的、准国家的，还是非国家的，都源起于苏联的无线电和电子情报系统，当年的运作模式持续影响着今天的行为习惯。与此同时，国家在人员招募、技术培训和应用方面严重依赖私营部门，且所有网络特勤部门的招聘对象大多来自同一专业群体，很多时候网络业务人员只是从同系统中的一个机构转隶到另一机构。
俄在网络空间的最大资产仍是其人力资源。苏联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程师群体，为其庞大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提供服务。苏联解体后，这个庞大体系并没有崩溃，只是经历了严重的人才外流，许多工程师离开军工综合体的严格控制，开始了新的商业生活，创办起众多网络技术和安全公司。他们与俄安全和军事部门开展网络技术合作，但更看重商业利益而非国家责任。今天，习惯于依赖传统军事力量的俄领导层正在摸索网络战的发展新路径，其情报界和军方积极利用政治、财政和技术资源全面培养复合型的网络战人才，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不拘一格的招聘方法，以更有效地吸引私营部门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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