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驯象师牵引下，5头大象走进表演区。热闹的人群中，黄楠神情严肃，她举着手机录像，不仅追随表演的大象，也密切关注着驯象师。身旁的曾祥斌提醒她，注意看驯象师手中有没有钉子——这是驯象常用的工具之一，扎在大象耳朵、屁股等部位，刺激它们作出表演动作。
和周围游客不同，曾祥斌和黄楠来到野象谷并非游玩。此前，环保组织北京市昌平区多元智能环境研究所（簡称“环境研究所”）就野象谷实施动物训练及表演等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他们认为，其中存在虐待等行为。曾祥斌和黄楠担任了环境研究所代理律师，他们此行正是为该案调查取证。
2023年4月10日，该案在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开庭，这也是中国大陆首例反野生动物虐待公益诉讼。庭审持续6个多小时，但法院并未当庭作出判决。
大象，被迫营业
在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大象表演最为常见。2017年，一部名为《黑象》的纪录片，揭示了泰国大象表演背后的黑幕——当地用于驯服野生大象的工具包括铁链、象钩、斧头等“任何能让大象痛苦并害怕人类的东西”。
准备这场公益诉讼时，曾祥斌查阅了很多资料。他逐渐意识到，大象表演、与游客的亲密互动，背后是大象的痛苦和创伤。对于亚洲象而言，“不虐待无表演”。
根据世界动物保护协会2020年发布的《东南亚旅游从业大象福利现状调查》，旅游业圈养和繁育大象收益丰厚，大多数圈养大象都是专门为商业旅游而繁育。
报告显示，这些圈养大象经受着痛苦的虐待，包括强行分离母象和幼象、残酷训练、限制活动范围、有限或没有兽医护理、剥夺社交需求以及惩罚措施等。之后，它们会供游客骑乘、表演、喂食等“友好”互动。
“养的野生动物通常都要经历长时间和高强度的训练，才能进行表演，这严重伤害了动物的生理、行为还有心理健康。”在2022年“亚洲象与反野生动物虐待”讨论会上，世界动物保护协会野生动物项目经理郑钰说，“所以，野生动物表演就是动物虐待。”
是否存在虐待
这起诉讼的被告方——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由云南金孔雀旅游集团有限公司100%持股。根据西双版纳生态旅游管理所提供的资料，这里既是中国境内唯一能够安全观看到亚洲野象的景区，也是西双版纳亚洲象监测研究和野生动物救护研究的科研基地。
据报道，野象谷景区开设了投喂大象、“大象学校”表演、“雨林牧象”等游客与大象近距离互动的收费项目。在旅游点评软件上，游客对野象谷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一些游客感觉观看大象表演与骑大象“有趣”“适合小朋友”；
亦有多位游客反映参演大象状态不佳，“目光空洞”“骨瘦如柴”。
在起诉书中，环境研究所认为，亚洲象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野象谷景区实施的动物训练及表演、动物零距离接触等，属于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
曾祥斌表示，和其他景区不同，野象谷位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期活动的野象有70多头。从调研中获得的证据以及相关资料显示，野象谷不仅开展大象表演，也涉嫌在驯化过程中虐待大象。
环境研究所提供的证据中，包括野象谷于2017年申请的发明专利《一种大象培训和驯养的方法》。其中提到，为了驯化大象完成特定动作，需要使用象钩、矛、钉子等工具。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林柳曾开展大象野外生态和行为学研究工作，他指出，在训练中为了让大象听话，很多驯象师会用铁钩敲打其头部和耳部，或者用铁链给它拴住，对大象来说，这些都是非常痛苦的体验。
黄楠表示，在庭审中，野象谷方代理律师辩护称，上述专利并未投入实际使用；
并且，在“大象学校”演出的大象均从东南亚进口，有进口的海关凭证，而非野生亚洲象。
民间力量的觉醒
这起公益诉讼，光是筹备就历时一年多。
梦蝶是云南本地人，看到亚洲象北迁新闻后，开始关注云南的大象。梦蝶曾在一个景区见到3头展出的亚洲象，它们瘦骨嶙峋、目光呆滞，其中1头小象腿部已经完全僵直。这样的场景让梦蝶痛心，她多次拨打12345热线投诉，希望景区取消对大象伤害性大的表演动作，但投诉都石沉大海。她只能把大象表演的照片、视频发到社交平台，希望能让更多人关注这个问题。
像梦蝶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在“拒绝动物表演”微博超话里，已经有1.6万名志愿者和1.9万帖子。这些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自发地关注不同地区动物表演问题，搜集和发布涉嫌虐待动物的证据。
据《关于中国大陆圈养大象表演产业的公众参与报告》（2020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不完全统计，国内有67家公开的固定场馆圈养着335头亚洲象，其中26家有大象表演，涉及102头亚洲象。
梦蝶发布的帖子得到很多人评论和转发，也有一些人主动联系她，询问帖子中的详细信息。邵文杰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名环保公益人士，也担任着环境研究所的监事。大象北迁事件后，环境研究所收到许多志愿者发来的亚洲象遭受虐待的线索，希望他们能够关注此事。
2021年6月，环境研究所开始组织志愿者前往野象谷调研，并且联系了长期关注环保领域的律师曾祥斌。野象谷案例的出现，曾祥斌也等了很久，他一直希望能就野生动物保护的问题，进行公益诉讼。很快，他和环境研究所达成一致，为亚洲象打这场官司。
邵文杰表示，和之前的公益诉讼相比，这起关于亚洲象的公益诉讼获得了很多公众支持。在立案后的公示期，共有30余人向法院递交了个人起诉支持书。只是，公众的支持与司法诉讼并无直接关系。邵文杰等人清楚，想要帮助大象打赢这场官司，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艰难的诉讼
在起诉书中，环境研究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方停止对大象的表演训练及表演项目，对园区内野生动物受到的长期心理创伤、身体创伤进行赔偿或者给予心理与生理长期康复治疗，并对符合放归条件的亚洲象放归自然。
黄楠表示，对于原告方提出关于“虐待”的指控，被告方予以全面否认，并对证据来源提出了质疑，称原告方出示的视频资料是“别有用心”的人拍摄后，“剪辑加工”而成的。“取证难是诉讼过程中的一大阻碍，因为无法进入野象谷后台，我们在现场调研中搜集的证据十分有限，难以达到认定虐待的标准。”
邵文杰也表示，法律诉讼讲究证据，在公益诉讼中，原告方通过调研获得的一手证据非常重要，这始终是环保组织开展公益诉讼面临的最大困难。
在中国，相关法律依据仍十分模糊。2010年，住建部就已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的意见》，坚决叫停动物园表演，2013年印发的《全国动物园发展纲要》中也明确规定，动物园应当“杜绝各类动物表演”“为动物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让动物能够表达自然行为”。不过，这些都属于部门层级的规定和意见，约束力有限。据曾祥斌介绍，在法律层面，中国并未禁止动物演出。
“在公益诉讼中面临的困难都十分正常。我们并不认为通过此次诉讼可以全面禁止野象谷大象表演，而是希望通过这次诉讼，倡导提高动物福利，推动相关法律的完善。”曾祥斌说，从根本上而言，动物保护还需要国家从立法层面来解决。
（摘自《看天下》黄晗奕、熊韧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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