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就整体而言，书籍的确比我们自己更能实现无穷，甚至连那些糟糕的书籍也能比它们的作者活得更长。
这主要是因为，较之于它们的写作者，它们占据着较小的物理空间。在作者本人早已变成了一把尘土之后，它们常常还披着尘土站在书架上。然而，这种形式的未来仍然胜过几个健在的亲戚或几个不能指望的朋友的怀念，促使一个人拿起笔来写作的动机常常正是这种对身后意义的渴望。
说到底，用来写作一本书——一部小说，一篇哲学论文，一本诗集，一部传记，或是一本惊险读物——的东西，最终仍只能是一個人的生命：无论好坏，它永远是有限的。有人说，理性的思考就是死亡的练习，这话是有些道理的。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借助写作而变得更年轻。
同样，也无人能借助阅读变得更年轻。既然如此，我们自然总是倾向于选择好书的。然而，这样一个事实却构成一个悖论，即在文学中，如同在任何地方一样，“好”并非一个独立自在的范畴，因为它是由它与“坏”之间的区别来界定的。
于是，一个作家要想写一本好书，他就必须阅读大量的低级书刊，否则他就难以获得必需的标准。在最后的审判到来时，这也许能构成对于坏文学的最佳辩护。
既然我们全都是将死之身，既然读书费时甚多，那么我们就必须设想出一个系统来，可以使我们达到某种程度的效用最大化。
当然，无可否认，我们在阅读一本大部头的、情节缓慢的平庸小说时也可能会得到快乐；
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可能同样欢乐地沉溺于时尚。最后，我们阅读，并不是为了阅读本身，而是为了学习。因此，就需要简洁，需要压缩，需要融合——需要那些将人类各种各样的困境置于其最敏锐的焦点之中的作品；
换句话说，就需要一条捷径。我们怀疑这样的捷径是否存在，因此，作为这一怀疑的副产品，在现有印刷品的海洋中还需要某种罗盘。
罗盘的角色，当然是由文学批评、由评论来扮演的。唉，这罗盘的指针摆幅很大。时而北方，时而南方，时而是其他方向；
对于东方和西方来说也是一样，其摆幅甚至更大。一个评论家带来的麻烦（至少）有三重：
一、他有可能是一个雇佣文人，像我们大家一样无知无识。
二、他可能对某种特定的写作方式持有强烈的偏爱，或者干脆与出版业一同去牟取私利。
三、如果他是一个天才作家，他就会使他的评论文字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就是一个例子，于是，你就止于阅读这些评论而不会再去阅读那些书籍了。
无论如何，你都会发现自己正漂浮在那海洋上，四面八方都有书页在沙沙作响，你紧抓着一只你对其浮力并不太信赖的木筏。
因此，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就是去发展你自己的趣味，去构造你自己的罗盘，去使你自己熟悉那些特定的星星和星座，它们无论暗淡还是明亮，却总是遥远的。然而这需要大量时间，你会轻易地发现自己年岁已老，头发花白，腋下夹着一本糟糕的书正向出口走去。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悲伤与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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