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延安时期的“菜金账”
1939年，中共中央颁布《各机关津贴标准》，规定了各机关部队的供给制标准。粮食标准分两种：每人每日1.5斤，1.4斤；
菜金标准，按人员类别分四种：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毛泽东的级别应该享受每天1角的标准，即每月3元菜金。
可当时毛泽东的客人太多了。前线回延安的部队首长，都想见见毛主席，毛泽东也需要向他们了解前线的情况；
各部门的干部也经常来家跟他汇报工作；
各界人士甚或普通民众，也常到主席家串门。为了详细地了解情况，毛泽东一谈起来就废寝忘食。只要赶上吃饭时间，毛泽东都热情地留他们吃饭。“每月3元的伙食费本来就少，最怕的是招待客人，往往到了月底，主席就没钱买菜吃，有时只好烧点辣椒，蘸盐面当菜吃。”
为了管理3元菜金，严防超支，毛泽东让炊事员老周学着记账。毛泽东交代：“老周，你不要每个月才结算一次，这样一超支，就没办法了，以后你每十天一小结，每月一大结，如果前十天超支了，以后十天还可以想办法节省出来，最后十天超支了，也超不多，下月还可以节约出来。”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熬夜写作，身边工作人员总想为毛泽东改善伙食，但毛泽东不同意，说：“伙食标准是供给部门统一规定的，大家都一样，我怎么能特殊呢？现在虽然边区的情况好了些，可是河南还闹灾荒，蒋管区的人民生活更苦啊！我们每月3元钱的伙食费也就不算少了，井冈山时期，每天才5分钱呢！”他始终遵循3元菜金标准的规定，并“不断检查老周记的账目”。
（春华摘自《百年潮》2022年第12期，杨彤、葛长银文）
陈云：“没有事后诸葛亮就没有事前诸葛亮”
1961年10月14日至11月3日，陈云在北京主持召开煤炭工业座谈会。为彻底摸清煤炭工业中存在的问题，陈云在座谈会一开始就说明：“这是调查研究的座谈会，根据典型的情况（从61个直属矿选了6个矿）找出若干问题，专门讨论，可以得出共同的意见，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共同意见也不作为决定。”“讨论方法是先由各单位报告，再作专题讨论，重点是专题讨论。”
座谈时，在陈云的鼓励和引导下，大家卸下了思想包袱，各抒己见，对事关煤炭工业发展的规章制度建设、生产指标、工资奖励等许多重要方针政策，阐述了看法。听完大家的汇报后，陈云归纳出18个专题，请大家进一步讨论。
讨论中，一位同志讲到因对材料设备问题估计不足，导致基建未完成，影响煤炭产量，说“我这是事后诸葛亮”。陈云插话说：“没有事后诸葛亮就没有事前诸葛亮，事后诸葛亮是总结经验。”他后来又强调指出：“有正面的经验，有反面的教训，好好总结都会有利于我们的工作，会对我们的工作起积极作用。”
座谈会准确地找出了当时煤炭工业问题的症结所在，为整个行业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煤炭工业逐步走上正轨，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作出重大贡献。
（鼎甲摘自《秘书工作》2022年第2期，王颖文）
曾联松1950年收到的两份“公函”
1949年9月，曾联松从《解放日报》上看到了套红的国旗方案。他虽然觉得眼熟，但由于没有写他的名字，且左上角那颗大五角星里面没有“镰刀锤头”图案，也就无法确定是自己设计的那幅。
1950年9月27日，曾联松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公函”，邀请他参加国庆一周年庆典活动。来函附有一份红色的观礼请柬、一份绸质的观礼券。观礼券背面贴着一张手写电话记录单，内容为：“请协助通知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经政务院领导批准，请他在本月二十九日上午去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并请代买车票或飞机票。动身时，电话告诉全国政协秘书处办公室，电话666908，以便派车去接。”此时，距离曾联松投稿的日子已经过去了13个半月，迟来的喜悦依然令他心跳加速。
参加国庆观礼活动回到上海，曾联松仍然沉浸在幸福之中。11月1日，他又接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公函”，内容为：“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國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此致敬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一九五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500万元是当时的旧币，相当于一个熟练技术工人一年的工资。曾联松用这笔钱给妻子买了一块手表，余下的全部买了粮食。他把这封公函用心珍藏了起来。
（秋实摘自《纵横》2022年第1期，朱彦、闫树军文）
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的创作初衷
《夜幕下的哈尔滨》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以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首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斗争的故事。小说的作者是东北地区的作家陈玙。那么，陈玙为何要写这样一部反映中共地下抗日斗争的小说呢？
1950年，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陈玙接受了写中朝人民并肩战斗打击日军的话剧的任务后，就开始着手搜集这方面的材料。
话剧写完后，素材只用了一部分。而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又时时萦绕心间。陈玙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父辈艰苦卓绝的战斗事迹充分表现出来，于是便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陈玙回忆：直到1960年，“鞍山市市长李维民同志找到我，要我为他整理革命回忆录。李维民同志在伪满时期一直做地下工作，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是我平素非常敬重的老革命。他要我整理的回忆录，内容上正和我要写的长篇小说相吻合。我决心先熬下心来，埋头为李维民同志整理好回忆录，再争取实现早年的愿望”。
在整理革命回忆录的过程中，陈玙再次下定决心要在整理完回忆录后，创作一部以哈尔滨为地点、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1963年，革命回忆录《地下烽火》完稿。
1979年，陈玙认为酝酿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的时机已经渐趋成熟。他立即去哈尔滨搜集创作素材，再度开启了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的创作。
1980年初，春风文艺出版社向陈玙提出重新整理《地下烽火》，说要作为重点书稿发排。陈玙先是投入这部革命回忆录的修改，接着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夜幕下的哈尔滨》的创作。
（筱蕾摘自《炎黄春秋》2023年第1期，杨毅文）
人称“天牢”的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
中央军人监狱于1931年初开办，属国民政府军政部管辖，人称“天牢”，是国民党关押政治犯的最大集中营。“狱中之狱”的南监，关押着从全国各地转来的重要政治犯，刑期一般都在10 年以上。这里的防范尤为严密，从南监牢房到监狱大门竟有13道铁门。
据1937年春不完全统计，该狱中被判处15年及无期徒刑的犯人就有200余名，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在这里被长期囚禁过的有王凯、陶铸（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曹瑛（曾任中纪委常委）、李丰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惠浴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苏省省长）、刘顺元（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等大批共产党人。恽代英、马克昌、刘西雨、陈仲模等人正是在中央军人监狱的刑场遇害的。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共的多次交涉下，南京当局才被迫释放了全部政治犯。
（牧童摘自《文史精华》2021年第10期，王东梅文）
歌曲《在太行山上》的诞生
1937年8月，桂涛声赶赴山西，投入陵川县抗日宣传活动。在负责抗日宣传工作的这段时间，桂涛声身处“母送儿，妻送郎，上战场，打东洋”的感人场景中，感受到团结一心的太行军民才是真正的“銅墙铁壁”。桂涛声和陵川抗日儿童宣传队师生一起登上了被誉为“太行第一峰”的佛山，恰逢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于是，《在太行山上》这首宏伟诗篇应运而生。
1938年夏，冼星海为《在太行山上》谱曲，此曲在汉口抗战纪念宣传周歌咏大会公演期间获得巨大成功，迅速传遍大后方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鼓舞了广大民众积极投身抗战。冼星海曾这样描述《在太行山上》：“现在太行山的游击队以它为队歌，老百姓、小孩子都会唱，到处听到‘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的句子！”
《在太行山上》这样一首荡气回肠的抗战名曲，展现了抗日战场上八路军在太行山的英雄事迹与豪迈气概，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坚强意志。
（洹漳摘自《学习时报》2022年7月15日第4版，姜涛、李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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