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张喁 图源_网络
20世纪到中国讲学的西方学者中，罗素的口才堪称绝佳，杜威则“不善辞令。许多学生都认为他的课讲得枯燥无味。”（胡适语）
但是，作为哲学家与教育家，杜威在中国待了两年多（1919年4月30日到1921年8月2日），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演讲超过200次，涉及教育、文化、政治、社会等领域。更为关键的是，他的中国学生中，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陈鹤琴等，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
胡适曾说过：“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这位“西方的孔子”（蔡元培语），是20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史上绕不开的重磅人物。而他在华的五大讲演，百年后的今天，仍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机能主义心理学和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
即便是杜威来华正赶上五四运动，这件很能扯人眼球的历史花絮发生已经一百年，《新京报》《经济观察报》等主流媒体去年做了100周年纪念专题，然而报道与探讨在知识界并没有激起多大涟漪。
在西方，杜威的衣钵继承者，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把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并列为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三位哲学家。但在中国，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谈论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一直是时尚，而谈论杜威，则充满了风风雨雨。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已沦落为一碗老鸡汤。作为第一个提出“教育哲学”的哲学家，杜威理所应当被视为西方大教育家。他的名言，今天的教师都能看懂——
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
教育是要对生命成长有帮助的，而不仅是为了谋生……
在学校中求学的真正目的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如何制造新知识以应需求的方法……
不难看出，今天所讲的“快乐教育”“素质教育”等概念，正是从杜威的说法而来。然而我们忽视了一个大前提，哲学家的论述不可离开对象和环境，忽略上下文的断章取义则等于放弃了批注前提、判定范围的批判性，不假思索地采用，离其精微往往谬以千里。理性的言传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述而不作的心传。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杜威，成为美国学术界的耆宿，尤其他的教育理论被美式教育应用，但在冷战的环境下也迅速调整——快乐的素质教育，毕竟不能像苏联那样领先造出载人宇宙飞船。
何以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杜威教育哲学，在军备竞赛上就不实用了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前一个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后一个实用（practical），并非一个意思。
说起来，一个“实用主义”因文害意，导致杜威毕生的哲学经验，似乎沦落为“应用学科”，颇有“包治百病”的江湖郎中嫌疑。一定是翻译出了问题，更何况，杜威认为“实用主义”更好的名字应该是“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或者“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
直到我们有了原创的“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这个“实干”多有杜威的正义，或许是直到现在，杜威的学说对我们才真正具有了“实用性”。
杜威来华，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离去则是1921年8月初，两年多的时间，他的“实干”内容就是马不停蹄地在中国各地举行了两百多场讲演，这着实让百年之后的我们惊讶。
尘埃落定之后，幸而我们可以返身去看，当年杜威在中国到底讲了些什么，在时代的波澜壮阔之后，又何以至于大梦了无痕。
杜威来华，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三位中国海归学生胡适、蒋梦麟、陶行知联合邀请的。当时，杜威正在日本访学，这几位海归回国后分别在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等教育机构高就，杜威本想趁着学术空当，到中国稍事访问和讲学。
没想到杜威来了之后，对这个原本了解不多的新兴共和国，以及她正处其中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再延长归期，而且并不在学校机关里呆着，而是深入当时的满洲和南方的广州乃至衡阳等地，多达十多个省市，进行考察讲演。
对几位热情的中国学生来说，这可真是一份喜出望外的“拼多多”啊。
这些讲演，一半多是马不停蹄之际的专场和单场，为了深入，杜威在能够停留常驻较长时间的北京、上海等地，则做了连续的专题讲演。每次专题讲演，连续进行两三个月，总共几堂到十几堂不等，实际上完全够格高等课程。
大部分的讲演，由得意门生胡适现场口译，另安排专人笔记。每次讲演完后，笔记会立即发往《晨报》《北京大学日刊》等报纸，及时进行连载。不能亲临讲演现场的人，可以说有了一份函授课程。
这样的专题讲演，一共有5个系列，最后结集成书，就是《杜威五大讲演》。
1919年5月5日，杜威在江苏省教育会做了首场讲演之后，由任职北京大学的蒋梦麟陪同到杭州游览和讲演。7日，蒋梦麟收到电报，方知北京的学生运动在4日爆发，要求他立即返京。杜威也由此知道发生了学生运动。
5月30日，杜威抵达北京，目睹了学生等各界人士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军阀政府，他感到震惊和兴奋。
五四运动提出中国最需要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说这和杜威的系列讲演以及媒体传播密不可分。那么，杜威是否为动荡中的中国带来了一服就灵的灵丹妙药了呢？杜威系列讲演从《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开始，却不是针对中国的对症下药——毕竟，杜威对中国所知不多——而是首先强调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总在变易之中，没有通则。
譬如，全世界渴望运用西方的经济学原则，实现成功复制，杜威却指出十九世纪的原则并非适应上下古今，时代在变，通则也会变。
又譬如，杜威知道彼时的中国正处于火烧眉睫的情势之中，他指出，国家主权、秩序、法律是17世纪西欧的产物，但到了十九世纪，还在对之过分崇拜，最终点燃了一战的导火线。
杜威来华不到一周，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
杜威在华期间
科学从质疑和反思开始。杜威强调，没有永恒不变的独占的真理。因此，任何学说，必须（一）注重事实，（二）不尚武断，（三）不敢以为是最后的结论，（四）不扯什么天经地义。
所以，今天我们以为，经由胡适，杜威为中国带来的是西式自由民主，此种自由民主是盛气凌人的，是不由分说的，是不接中国的地气的，这真的是一种恶劣的解读——即便是这种质疑，也是杜威首先带到中国的，而这种总否定总攻击，则是杜威竭力警示的。
某种秩序对自身的总辩护，及其对对面的个人的颠覆秩序的总攻击，在杜威看来，都是宗教、政府、经济、家庭、地域独占此种秩序的最大弊病，比如无限权力政府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冲突，其根本病因是社会缺乏共同生活。
什么是共同生活？譬如在没有法律限制的情况下，人和人对过，能够自自然然地让路，这是一种自然的限制，但能让人自律和自在。这种共同生活，才是作为生活方式的真正的民主，而不是靠法律来保障互相让路的发生。
杜威进而指出，一味空想规则的政治，缺乏人性需要做标准，如果航海缺乏地图和罗盘，只会无功而返，一次次跳不出总辩护和总攻击的怪圈。
《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16讲之后，两年时间内，还有《教育哲学》《思想的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伦理讲演纪略》四个系列的讲演。就内容而言，这五大讲演绝非杜威兴之所至，或将美国的教案拿到中国照本宣科。这五大主题之间，自有其内在的关联。
《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在于帮助青年人认清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阶段、自身命运在历史上的坐标，以及参考西方先行发展的经验教训，指出行动上需要避开的雷区。如果再说简单一点，就是多学习，多观察，不着急。
《教育哲学》则是眼光往后，运筹帷幄，至少为三四十年后的国家、社会做智力资源上的储备。有据可考，当时不到而立之年的毛泽东至少听过两次杜威的教育讲演，而且在自己开办的长沙文化书店里售卖多种杜威著作，彼时毛泽东是将教育作为自己的终身志业的。
《思想的派别》，则是眼光往前，回顾西方思想史，其作为软件是怎样促使社会、全世界发展成近现代的样子的。
《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则是讲西方哲学近世和当世的最主要的三个星座——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杜威作为实验主义者詹姆士的高足，没有一句提到自己或自夸，而对当时也在中国访学的罗素，却奉以如此高的地位。
《伦理讲演纪略》，是立足道德大国中国，阐明人类普遍的道德生活中的责任和义务。
百年回首，杜威五大讲演在毁弃和雷鸣之间犹难确认，在迎接世界改变的当下，重温杜威，或可疗治刚愎自用或六神无主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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