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 雪
(徽商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董事会治理作为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核心，对于银行提升绩效和降低风险承担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表明，银行的特殊性使其公司治理不能简单采用一般企业的模式，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更加复杂，对董事会职能的要求也更高[1]。目前国内关于银行董事会治理的研究还不够完善，董事会治理的实际效果也不够理想，尤其是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明显下降，不良贷款率攀升，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研究董事会治理对我国商业银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繁忙董事会(busy boards)指董事会成员外部席位(在其他公司兼任董事)较多的董事会。梁上坤等[2]都用董事外部席位数量来刻画董事会繁忙程度(busyness of the board)。繁忙董事会近年来日益成为公司治理的研究热点之一，引发了许多国家监管机构的关注。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繁忙董事会对公司绩效和风险承担具有重要影响，但对其影响机制的研究不够充分，而且针对银行的研究相对较少，因而研究繁忙董事会对银行绩效与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由于研究视角、样本选取或实证模型方法的不同，国内外关于繁忙董事会影响的认识主要有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非线性影响三种观点。声誉假说和资源依赖理论分析了繁忙董事会的正面影响，而繁忙假说[3]与委托代理理论指出了董事会成员外部兼职过多造成的负面影响。董事会规模和经营绩效面板门限模型则分析了繁忙董事会的非线性影响。
声誉假说[3]认为，多席位董事的个人声誉和专业水平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为公司战略决策提供更科学的指导，有利于银行长期绩效的提高。声誉机制加强了多席位董事的监督动机，改善了董事会治理效果。资源依赖理论[3]也指出，繁忙董事会的外部席位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往往能帮助银行获取各项关键资源，比如同业合作和政府的支持等，从而帮助银行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基于此，本研究提出H1。
H1：繁忙董事会提高了银行绩效。
繁忙假说[3]强调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是董事履职的必要条件，过多的外部席位工作可能摊薄董事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降低董事的工作尽职程度。另外，多席位董事形成的公司间利益关联可能会降低董事会监督动机，并影响董事会战略决策的前瞻性。关于多席位董事网络的研究[4-5]还发现，位于关系网中心的企业往往会为其他关联企业消耗一定的资源，银行往往是众多企业的资金提供者，因而银行付出的各种资源是一种很大的“隐性负担”，这意味着繁忙董事会可能会降低银行绩效。基于此，本研究提出H2。
H2：繁忙董事会降低了银行绩效。
声誉假说[3]指出，繁忙董事会具有较强的监督动机，同时繁忙董事会的社会资本提高了公司应对风险的能力，多席位独立董事还能通过声誉机制增加股东价值，帮助公司获得投资者的信赖和投资。另外，外部席位较多的“专家”董事往往具有深厚的行业背景和洞察力，对公司的战略指导也可能更具有长远眼光，从而降低企业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的战略风险。董事会战略决策职能十分重要，对于行业内竞争日益加剧的商业银行而言更是如此。银行作为规模庞大、管理复杂的大型企业，更是需要董事会的战略指导或规划建议。基于此，本研究提出H3。
H3：繁忙董事会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
基于繁忙假说，繁忙董事会的监督动机可能比较弱，再加上银行董事会规模一般偏大，繁忙董事会中的“随大流、搭便车”现象可能更严重，使得董事会战略决策职能与监督职能进一步弱化。同时，多席位董事可能代表各自利益集团进行博弈，有可能导致银行做出短视决策，从而加大长期的风险承担。另外，在由多席位董事形成的企业关系网中，其他企业对银行资源的隐性索取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司的风险承担。还有研究[4-5]表明，多席位董事为了与高管维持良好关系，倾向于维护高管薪酬与业绩的高关联度，从而间接鼓励了高管采取激进的经营策略，导致银行风险承担加剧。基于此，本研究提出H4。
H4：繁忙董事会加剧了银行风险承担。
(一)变量的选取
1.繁忙董事会
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本研究用董事外部席位数量刻画董事会繁忙程度。本研究借鉴王晓亮等[1]、谢永珍等[3]及Abbottl等[4]的方法，分别用绝对测度、相对测度与定性指标定义繁忙董事会。绝对测度指标Ap指董事会成员的外部兼职总数；
相对测度指标Rp指董事会的人均外部兼职数；
计算定性指标时，将Ap大于样本均值的董事会定义为繁忙董事会(Dap取值为1)，再将Rp大于样本均值的董事会定义为繁忙董事会(Drp取值为1)。需要说明的是，某董事的外部席位数量不包括其在本公司董事会的席位，但包括其接受本公司委派在子公司董事会任职形成的席位。用多种测度定义繁忙董事会的优点如下：绝对测度指标便于描述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相对测度指标考虑了董事会规模的影响，从人均角度更客观地反映了董事会成员外部兼职数量，避免了繁忙董事会定义标准的主观性；
定性指标更直观地体现了繁忙董事会对银行绩效与风险承担的影响方向。总之，本研究对繁忙董事会的度量与定义方法有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2.银行绩效
财务指标主要代表银行过去的经营成果，而市场价值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对银行未来绩效的预期，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国内外相关研究中运用最广泛的银行绩效度量指标是季度总资产收益率ROA，一般用ROA考察财务(账面价值)绩效。ROA相比ROE不容易受到会计操纵，而且ROA能全面反映银行对各项资产的运用。而Tobin′sQ等于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价值之比，该指标从市场价值的角度衡量公司绩效。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本研究选用ROA和Tobin′sQ分别度量银行的财务绩效和基于市场价的绩效，ROA和Tobin′sQ数值越大，表示银行绩效越好。考虑到Tobin′sQ计算方法的适用性及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仅用Tobin′sQ得到的研究结论作为ROA的参照，并将相应的模型估计结果列在稳健性检验部分。
3.银行风险承担
借鉴相关研究，本研究选用不良贷款率和违约风险指标Z-score衡量银行的风险承担。不良贷款率越大，表示银行的风险承担越大；
而Z-score越大，表示银行自身的违约风险越低。信用风险是银行面临的最主要、最复杂的风险。贷款业务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收益和风险来源，而不良贷款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银行面临的借款人违约风险，所以不良贷款率能很好地反映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不良贷款率越高意味着银行信用风险越高。本研究借鉴李晓[5]的计算方法，采用Z-score衡量银行的风险承担，作为基于不良贷款率的研究结论的参照，并将结果列在稳健性检验部分。
4.控制变量
参照Kim等[6]、梁权熙等[7]及Mehrotra[8]的研究方法，本研究还加入了董事会结构(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银行规模、高管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及宏观经济变量。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银行性质可能影响银行绩效与风险承担，但本研究采用的固定效应模型能很好地控制银行个体因素与年度因素，所以本研究没有将银行属性作为控制变量。
相关变量的符号、名称及定义详见表1。其中：Ap表示执行董事的外部兼职总数，从绝对数量的角度刻画董事会繁忙程度；
Rp表示执行董事会人均外部席位数量，从相对数量的角度刻画董事会繁忙程度；
Dap和Drp从定性的角度刻画董事会繁忙程度，当某银行某年度的执行董事的外部兼职总数Ap大于样本均值时，Dap取值为1，表示该银行董事会为繁忙董事会，当执行董事人均外部兼职数Rp大于样本均值时，Drp取值为1，表示该银行董事会为繁忙董事会。
表1 变量符号、名称及定义
(二)模型设计
1.繁忙董事会与银行绩效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了模型(1)至模型(4)来考察繁忙董事会与银行绩效的关系，以此检验H1与H2。四个模型的区别在于采用了不同测度的解释变量，模型(1)和模型(2)分别从绝对测度和相对测度考察董事外部席位数量与银行绩效的关系，而模型(3)和模型(4)从定性角度考察董事外部席位数量与银行绩效的关系。
ROAi,t=α+β1APi,t+β2Apsqri,t+β3Controli,t+ε，
(1)
ROAi,t=α+β1Rpi,t+β2Rpsqri,t+β3Controli,t+ε，
(2)
ROAi,t=α+β1Dapi,t+β2Controli,t+ε，
(3)
ROAi,t=α+β1Drpi,t+β2Controli,t+ε。
(4)
2.繁忙董事会与银行风险承担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了模型(5)至模型(8)来考察繁忙董事会与风险承担的关系，以此检验H3与H4。这四个模型的区别在于采用了不同测度的解释变量，模型(5)和模型(6)分别从绝对测度和相对测度考察董事外部席位数量与风险承担的关系，而模型(7)和模型(8)从定性角度考察这一关系。
NPLratei,t=α+β1Rpi,t+β2Rpsqri,t+
β3Controli,t+ε，
(5)
NPLratei,t=α+β1APi,t+β2Apsqri,t+
β3Controli,t+ε，
(6)
NPLratei,t=α+β1Dapi,t+β2Controli,t+ε，
(7)
NPLratei,t=α+β1Drpi,t+β2Controli,t+ε。
(8)
(三)样本的选取
考虑到研究结论的代表性，本研究选择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
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本研究将样本时间区间定为2009年至2020年。本研究以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9年至2020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原始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银行年度报告及银行官方网站，部分缺失信息来自巨潮资讯网。
(一)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数据样本区间为2009年至2020年，共计145个有效观测值。表2是对本研究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ROA与NPLrate采用百分制表达。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解释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为了防止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专门对解释变量进行了Pearson相关性检验。表3是本研究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
由表3可知，除了Ap、Rp、Dap与Drp之间相关系数很大，绝大部分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很小。另外，模型(1)至模型(8)每次只会用Ap、Rp、Dap与Drp中的一个来度量董事会繁忙程度。因此，本研究任何一个模型都不存在解释变量多重共线性问题，以上变量可以放在同一模型中回归。
表3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Pearson 相关系数矩阵
(三)回归方法的选择
一般而言，面板数据的回归方法要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之间做出选择。本研究通过豪斯曼检验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由于篇幅有限，本研究仅报告模型(1)的豪斯曼检验结果，回归结果详见表4。模型(2)至模型(8)的豪斯曼检验结果与模型(1)的类似。
表4 模型(1)的豪斯曼检验
表4下方检验结果“Prob>chi2=0.0338”表示豪斯曼检验p值为0.0338，故强烈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支持本研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另外，根据Elyasiani等[9]的相关研究，董事会特征因素可能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中国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安排明显与国外不同，尤其是国有控股银行的董事会安排具有一定的外生性。苏坤[10]认为，中国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制度的推行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和强制性，所以具有典型的外生性。因此，本研究在回归分析中不考虑繁忙董事会的内生性问题。
(四)回归结果分析
1.独立董事和执行董事外部席位数量对银行绩效与风险承担的影响
本研究分别考察了执行董事、独立董事外部席位数量对银行绩效与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执行董事外部席位数量对银行有显著影响，而独立董事外部席位数量对银行的影响不显著。本研究以独立董事、执行董事为样本，分别计算出基于独立董事、执行董事数据口径的繁忙董事会指标，并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基于独立董事口径的繁忙董事会变量与银行绩效及风险承担的相关性均不显著(因篇幅所限，没有列出)；
而基于执行董事数据口径的繁忙董事会变量对银行绩效与风险承担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详见表5)，本研究设计的四个度量繁忙董事会的指标Ap、Rp、Dap和Drp均与银行绩效显著负相关，Dap和Drp均与Z-score负相关。以上结果表明，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执行董事外部兼职对银行的影响大于独立董事外部兼职对银行的影响。随着执行董事外部席位数量的增加，董事会更倾向于表现出繁忙效应,并降低银行绩效，加剧银行风险承担。这与Sarkar等[11]、Liu等[12]的研究结论一致，即执行董事的外部席位数量与公司绩效负相关，特别是当繁忙董事会对公司治理产生负面影响时，执行董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比独立董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
表5 繁忙董事会对银行绩效、风险承担的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执行董事外部席位数量对银行的影响远大于独立董事外部席位数量对银行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接下来针对执行董事展开研究，以基于执行董事口径的数据计算繁忙董事会指标Ap、Rp、Dap和Drp，用模型(1)至模型(8)研究繁忙董事会对银行绩效与风险承担的影响。这8个模型之间的区别在于采用了不同测度的解释变量。
2.繁忙董事会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表5中模型(1)至模型(4)的回归结果表示繁忙董事会与银行绩效的关系，结果支持H2：繁忙董事会降低了银行绩效。具体来看，董事会外部席位总数Ap、人均外部席位数Rp及繁忙董事会二元变量Dap和Drp都与ROA显著负相关，尤其是人均外部席位数Rp的系数绝对值较大，说明董事人均外部席位的增加对银行绩效有明显的损害。
模型(1)至模型(4)中控制变量的符号及方向也符合相关研究的一般结论：独立董事比例、银行资产规模与高管薪酬激励都对银行绩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规模对ROA没有显著影响。虽然资产规模lnA的平方项也显著，但是这一U型关系的底部拐点约为6.27，而本研究的描述性统计中lnA的中值约为7.45，这意味着大部分银行资产规模对ROA的影响处于U型右侧的上升区间，说明在本研究的样本中，lnA主要与ROA正相关。同理，可以判断出高管薪酬lnP主要与ROA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ROA显著正相关，GDP增长率与ROA关系不显著。
3.繁忙董事会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表5中模型(5)至模型(8)的回归结果表示繁忙董事会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结果支持H3：繁忙董事会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但稳健性检验表明，这一结论并不准确)。具体来看，董事会外部席位总数Ap、人均外部席位数Rp与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而度量繁忙董事会的二元变量Dap和Drp的系数为负，说明繁忙董事会与银行的信用风险弱负相关。
模型(5)至模型(8)中控制变量的符号及方向也符合相关研究的一般结论：独立董事比例、高管薪酬对银行风险承担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中，董事会规模的系数不显著，独立董事比例与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资产规模与不良贷款率相关性不显著，而高管薪酬lnP与不良贷款率呈倒U型关系，倒U型顶部拐点约为4.86，lnP的中值约为6.22，说明样本中高管薪酬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位于倒U型右侧的下降区间，即高管薪酬主要与不良贷款率负相关。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在以ROA衡量银行绩效、以不良贷款率NPLrate衡量银行风险承担的基础上，本研究换用基于市场价值的指标Tobin′sQ衡量银行绩效，以违约风险指标Z-score衡量银行风险承担，上述检验结论与前文结论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具有稳健性。
(一)研究结论
1.繁忙董事会显著降低了银行绩效
根据表2与相关分析，繁忙董事会的四个度量指标均与银行绩效显著负相关，其与ROA的负相关程度尤为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繁忙假说，表明在国内商业银行董事会治理的现状下，执行董事的外部多席位会损害银行绩效。
究其原因，执行董事要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需要更专注于本公司的事务，因而外部兼职数量增加导致的繁忙效应在执行董事身上的表现会十分明显，特别是对于管理工作十分复杂的商业银行而言，外部多席位更容易导致繁忙效应。尽管执行董事的外部席位也可能对公司有益处，但在目前国内董事市场声誉机制不完善的前提下，繁忙董事会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总之，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繁忙董事会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
2.繁忙董事会显著加剧了银行整体风险
繁忙董事会显著加剧了以Z-score度量的银行整体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表 5表明繁忙董事会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繁忙董事会对不同维度的风险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繁忙董事会加剧了银行的整体风险，而作为繁忙董事会主要成因之一的执行董事外部多席位却降低了银行的信用风险。这一结果的成因主要是风险维度的不同形成的结论差异，也不排除小样本统计推断造成的误差。
3.执行董事外部多席位对银行绩效与整体风险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表5的回归结果表明，执行董事外部多席位对银行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银行风险承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执行董事外部多席位降低了银行的信用风险，加剧了银行的整体风险，而独立董事对银行绩效或风险承担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也比较符合相关理论研究与我国商业银行董事会治理现状。江新峰等[13]、王营[14]的研究结论表明：独立董事的外部席位数量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而执行董事的外部席位数量与公司绩效负相关，执行董事更容易表现出繁忙效应；
执行董事对公司的影响比独立董事更大，特别是当繁忙董事会对公司治理产生负面影响时，执行董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比独立董事更大。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董事会治理实际效果还不够好，执行董事作为公司实际经营管理的参与者，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大于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制度的种种不健全，使得独立董事发挥的作用很有限，这在本研究中具体表现为独立董事外部多席位对银行绩效与风险承担没有显著影响。
(二)政策建议
1.合理控制董事外部兼职数量，努力提高董事兼职质量
银行应当适当限制董事外部兼职数量，努力提高董事兼职质量，尤其应当减少执行董事的兼职数量，减少董事长和行长的兼职数量。国内外相关研究和本研究的分析表明，繁忙董事会对银行绩效和风险承担的影响有利有弊；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的相关规定对上市银行董事的兼职行为也有一定的限制。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还是从监管合规的角度，商业银行都应当控制董事兼职数量，将其维持在合理水平，并着力提高董事外部兼职的质量，从而促进董事的外部兼职更多地为银行发挥正面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银行应当减少执行董事兼职数量，尤其应当减少银行董事长和银行行长兼职数量。执行董事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保证有效履职，而执行董事的外部兼职会明显影响其有效履职。特别是董事长作为银行的法人代表，应当确保全职以提高履职质量。因此，有必要限制董事长兼任其他企业董事长。另外，董事长也应当减少在银行下属或控股企业的兼职数量。同理，银行行长也应当减少在其他企业的兼职数量。
多席位董事和独立董事有助于提高董事会的治理效率。特别是对于银行而言，银行的独立董事大多具有金融领域背景，在改善公司治理上比一般企业的独立董事更有优势。但不少实证研究表明，独立董事比例或独立董事兼职数量与银行绩效负相关。实际上，部分上市银行独立董事和一般企业的独立董事一样存在兼职过多的问题，再加上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存在责权利失衡的缺陷，使得独立董事在行使职责时有后顾之忧而不敢积极发表意见，这就更使银行的独立董事机制流于形式。
银行在积极利用多席位董事的社会资源的同时，应适当控制独立董事兼职数量，可以适当聘请具有较多社会资源的多席位独立董事，但不必盲目追求声誉极高的“明星董事”。虽然兼职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董事的专业能力和社会资源，但是能力的发挥还是要建立在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的基础上，过于繁忙的独立董事不一定会对银行尽职尽责。总之，银行在聘用独立董事时不能只关注其多席位数量或社会资源丰富程度，也应当关注其履职质量。
2.积极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
在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实践中，独立董事制度并未对改善银行治理做出太大贡献，这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背景有很大关系。国家推行独立董事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却没有充分考虑其对董事会治理效率的影响。具体到银行业，很多银行设立独立董事职位仅仅是为了从形式上满足监管要求，这最终导致独立董事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作用。监管机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有效手段推动商业银行改善独立董事制度建设。商业银行自身也应对独立董事的角色和职能重新定位，切实提高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地位和发言权，本研究建议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商业银行应当从政策层面为独立董事的履职创造良好环境，给予独立董事更多的内部信息渠道，为独立董事充分了解本企业提供便利。同时，激励独立董事对重大事项进行有效表决，从而使其更有效地发挥监督和战略决策职能。
二是商业银行应当改进独立董事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薪酬激励和声誉激励机制。尤其是在薪酬激励方面，银行应当因地制宜地制定一整套与其战略目标相匹配的薪酬激励制度，改善对独立董事的薪酬激励数量和形式，以切实提高薪酬激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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