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文峰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继两宋之后，元明清三代的诗歌继续向前发展，在不同时期有着独特的风采和成就，“虽不复有李杜一般光焰万丈的巨星，却也群星闪耀，多姿多彩”[1]2。
在西方世界，唐诗宋词是汉学家译介和研究的重点，各种唐宋名家诗词单行译本、翻译选集与专论极为丰富。美国汉学家齐皎瀚（Jonathan Chaves,1943-）是最早将目光投向元明清诗歌并进行译介及研究的少数学者之一。他编译的《哥伦比亚元明清诗选》（The Columbia Book of Later Chinese Poetry:Yuan,Ming,and Ch’ing Dynasties(1279—1911),1986，又名《哥伦比亚中国帝制晚期诗选：元明清》，以下简称《诗选》），是西方世界第一部针对“非经典”中国古诗编选和译介的专书，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元明清三代诗歌英译选集。《诗选》集中体现了齐皎瀚对元明清诗歌的评判，其翻译方法又独具特色，取得了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
齐皎瀚是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翻译家，曾任华盛顿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主任。他硕士、博士均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华裔汉学巨擘夏志清（C.T.Hsia），治学领域为中国古代及近代文学史，并专攻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学术与翻译并举，著译等身[2]。他先后以《云天历程：袁宏道兄弟诗文选译》（Pilgrimof the Clouds:Poems and Essays from Ming China by Yuan Hung-tao and His Brothers,1978、1992）、《一石一天下：黄山和中国 游 记》（Every Rock aUniverse:The Yellow Mountains and Chinese Travel Writing,2013），获得美国文学翻译类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1994）与美国文学翻译协会卢西恩·斯特里克奖（Lucien Stryk Prize,2014）。这为他在英美汉学界赢得至高声望。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齐皎瀚把中国古诗研究的焦点放在元明清“非经典”诗歌之上。他在美国《亚洲》（Asia）、《安提阿评论》（Antioch Review）、《哈德逊评论》（Hudson Review）等主流文学学术期刊上发表沈周、袁宏道、钱谦益、刘鹗等人的诗歌译文。在此基础上，他编选翻译的《诗选》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东方经典译丛”（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ental Classics）之一出版，可以视为华兹生（Burton Watson）《哥伦比亚中国诗选：早期至十三世纪》（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urton Watson,1984）的续编，共同勾勒出完整的中国古诗发展图景。齐皎瀚关注的中国古代诗人词人中，既有被文学史家给予经典化地位者如温庭筠、杨万里、梅尧臣等，也有翁卷、文同、吴历等相对“默默无闻”者。齐皎瀚更倾向于推介“非经典”诗词，他明确表达道：
我不喜欢把大家都知道的经典著作拿出来再翻译，我一般都是选择没有人涉足的领域。我关注的中国诗人，梅尧臣、袁宏道、杨万里、吴历名气很大，但是却没有人翻译他们的诗词；
而知道汪洪度的人恐怕寥寥无几。……（别人）已经翻译过的经典之作，不需要重译。[3]
《诗选》一共遴选42位诗人词人的605首作品，其中包括7位元代作者的诗歌83首、25位明代作者的诗歌371首和10位清代作者的诗歌151首。
齐皎瀚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关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传统划分方式虽然可以展现“黄金时期”（Golden Age）文学的鼎盛体裁，但是，这种方法也遮蔽了鼎盛期文学体裁前世“初长期”和后世“影响期”的代表作家作品。盛唐诗歌在历代评论者心目中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定论。尽管晚明时期诸如袁宏道兄弟对此提出质疑和挑战，但是明代“前、后七子”的诗学主张依旧祖述定论，师法唐诗。即使在挑战传统诗学的群体中，真正支持、拥护元明清诗词者少之又少！[4]1-2在当代海内外学界，齐皎瀚之所以重估元明清诗词的价值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汉学“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吉川幸次郎（Yoshikawa Kōjirō）的点拨和启发。吉川幸次郎曾阐述道：
我认为，所有这些（“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划分），都是一时性的偏向，不是正确理解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之道。即使在这个时期（元、明），被意识到的文学中心，因此成为最真切的情感表现场合的，依然是诗以及非虚构的散文。尤其是诗。……因此，在元代以后文学的研究中，首先应当重视的，也是诗。至少，抽掉了它，就得不到正确的认识。[5]138-139
吉川幸次郎持有此说，是对“用语的差别也就决定了文学价值”主张的反拨。现当代学界以文言与口语（白话）为标准，贬抑后宋时代（元明）的诗词雅文学，褒扬小说、戏曲俗文学。加之元明清诗词的基调传承自唐诗宋词，具有保守、拥护“封建性”传统的立场，因而备受现当代学界的冷落。齐皎瀚对此深信不疑，并且提出，不仅元明诗词往往遭到冷遇，清代诗词又何尝不是有同样的遭遇？所以，将元明与清朝三代诗歌贯穿起来，方能为“非经典”的后宋时代诗歌发出更为合理的呼声。
英国当代著名诗人兼评论家斯塔布斯（John Heath-Stubbs）一语道破文集编选者主体性发挥的依据：一切优秀的选集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编者的个人好恶和偏爱[6]5。齐皎瀚也坦言，编纂元明清诗歌选集需要在海量诗人诗作中甄别、筛选，不同的选编者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版本。他最重要的选译标准是符合自己诗歌趣味（taste）的作品，又是可以被切实有效译出的诗篇[4]11。齐皎瀚的“诗歌趣味”，或曰中国古诗研究的主要视角有二：一是重点关注元明清三代诗人画家的作品，从书画与诗歌的相互关系中剖析诗作；
二是发掘元明清三代师承唐诗宋词的正统诗人诗歌，同时兼顾反对诗学传统、革新诗风的作品。
齐皎瀚认为，中国古诗至少自唐代王维开始，逐渐形成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一律”的传统，尤其在宋代苏轼的倡导下，此后的元明清时期涌现出大量诗人画家。在齐皎瀚眼中，“中国不仅有优美的诗歌，中国的国画和书法也是美的化身，而这三者结合起来更是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华”[3]。他进一步提出，书法属于广义的“绘画”，书法之于诗歌创作同样意义重大。所以，书画诗三种艺术形式融合统一的观念深入元明清文人心中，书画家的诗歌成为这个历史时期一个独特的文学范畴。《诗选》中至少超过半数的诗人词人属于书画家，所选作品多与书画相关，甚至包括为数众多的题画诗、论画诗。齐皎瀚盛赞元代的吴镇与倪瓒属于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画家，比如吴镇在绘画与诗歌中成功塑造了渔夫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形象[4]5。齐皎瀚概括道，时至明代，沈周、唐寅和文徵明三位画家诗人以及书法家祝允明等人将书画诗推向新的高度。尽管学界对他们的评价不一，但是齐皎瀚坚信，这些风格各异的明代书画诗人诗歌正是宋诗的延续和发展，是中国古诗“诗脉”的一条线索[4]8。及至清代，齐皎瀚分析道，恽寿平、石涛、金农、郑燮等人的书画远比其诗歌出名，可谓“诗人书画家”[4]10。
在元明清三代中，齐皎瀚最为重视明代诗歌，将其视为中国帝制晚期诗歌的繁荣鼎盛阶段。元代时间短，诗歌相对较弱。《诗选》中所选诗歌大致来自致仕的戴表元与入仕的赵孟頫、虞集、杨维桢等人。明诗不仅数量多、质量高，颇具盛唐诗遗风，仅就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观之，已然令元诗、清诗无法超越。“前、后七子”中如李梦阳、何景明等伟大正统（orthodox）诗人拟古的诗歌有之，反对“诗必盛唐”、反传统诗学的“公安派”如袁宏道“性灵”诗歌亦有之，书写时代、反映家国的官宦如杨士奇、沈周诗歌更有之。尤其是“公安派”提倡诗人可以自由书写时代和人性，在明代诗坛别树一帜[7]。齐皎瀚评价道，在清代诗人中，王士祯是承袭正统诗歌风范的代表，更是诗体风格大师，擅长运用历史典故，其山水诗又颇具王维诗风。钱谦益、吴伟业是继承晚明诗风的清初代表诗人。以游记诗为例，钱谦益延续了宋诗（甚至更早）以来山水景物描写和现实主义叙事的诗风，类似于绘画诗或纪行诗的风格[8]。袁枚温和、简洁、幽默的诗歌以个人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白居易开创的个人真实写照型诗歌勃兴于宋诗，并一直延伸到以袁枚为代表的清诗。晚清文人刘鹗的诗歌被齐皎瀚视为中国封建社会诗歌的终点。他发现，刘鹗的诗歌带有白居易、袁枚诗歌中令人愉悦的幽默，并能捕捉到瞬间的诗歌灵感。刘诗形为古体，内容却具有时代的真实性和新奇性，包括他游历日本的域外纪行诗[9]。
齐皎瀚在回顾自己汉学生涯时，重点说道：“我最先接触到的翻译作品来自英国人韦利（Arthur Waley），他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他的作品是我学习和创作的灵感来源。我认为韦利翻译的中国诗歌是经典之作”[3]。韦利毕生有三部中国古代诗人研究专著，前两部专治李白、白居易诗歌，最后一部则是他晚年的成名之作《袁枚：一位十八世纪的中国诗人》（Yuan Mei: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1956）。韦利对袁枚诗歌的译介与研究在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韦利对袁枚这位清代诗人的关注，也引起了齐皎瀚的高度评价。他指出，多年来，韦利《袁枚》是西方世界为数不多的关于中国帝制晚期诗人的专论，袁枚犹如白居易一般把诗歌创作用于记录日常生活点滴，又不乏幽默[4]440。韦利的中国诗歌翻译在汉籍西传历史上竖起一座丰碑[10]115。
作为中国古诗研究与翻译并举、著译等身的专业汉学家，齐皎瀚明确阐发了他的中国古诗英译思想——翻译就是重现原诗之美：
研究伟大的诗歌，不可能离开翻译，而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重现原诗的美感。现在大量的英文翻译作品只是生搬硬套，翻译出来的作品完全没有美感可言，只有空洞的意思，这样是不可取的。[3]
对于如何传递原诗之美，齐皎瀚并未进行更加深入的阐释。但是，他的翻译思想源头却可以追踪到韦利的中国古诗翻译观念和实践。韦利曾集中阐释中国诗歌的英译理念道：
原诗的基本特征应该再现于译诗之中，方法是直译，而非释义。译者必须传递原诗的情感——诗人的情感诉诸诗歌的意象、音韵和语言，译者如果肤浅地译出毫无节奏的表层含义，看似“忠实”，实则完全曲解了原诗。[11]152
在此，韦利强调了语义、音韵与意象在中国诗歌英译中的重要性，是再现原诗诗学审美的关键性环节，做到既要“达意”，又要“传情”。在本质上，齐皎瀚的“重现原作之美”译诗理念溯源到韦利的中国古诗英译“诗学特征再现”思想。
以袁枚诗歌为例，比读译文，梳理齐皎瀚对韦利诗歌翻译方法的师承与创新。
（一）语言转译与语义多样性
袁枚擅长以诗歌记录日常生活点滴，语言通俗易懂、浅易质朴，具有口语化特征。韦利与齐皎瀚均青睐语言朴素的中国诗歌，一是翻译实践中的难度较小，二是与当代诗歌崇尚简练语言的传统相契合。他们认为，不加雕饰的中国古诗语言更易于抒发诗人真挚的情感。《随园杂兴·其十》的翻译（部分）如下：
原诗：君莫笑楼高，楼高固亦好。君来十里外，我已见了了。君来莫乘车，车声惊我鸟。[12]112-113
韦译：
Don’t laugh at my tower being sohigh;
Think whatpleasure Ishall gainfromitsbeinghigh!
Ishall not have to wait till you arrive;
Ishall seeyou clearly ten leaguesaway!
But when you come,do not come in your coach;
The sound of a coach scares my birds away.[13]48
齐译：
Donotmock mefor buildingthistower tall:
of coursea tower should betall!
If you approach from three miles away,
already I’ll seeyou fromhere.
When you visit,comenot in a carriage:
thecarriage’sracketwill terrify my birds.[4]444
原诗每一句以“君”起始，是为第二人称叙事。韦利与齐皎瀚均在译诗中复制了第二人称“你”的叙事角度。如此，译诗与原诗一样，娓娓道来，增加了诗歌抒情的亲切感。从译诗诗行的语言句型结构来看，韦利译为祈使句之处，齐皎瀚也译为祈使句。“楼高固亦好”句的译文，两位译者不约而同地译为感叹句，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由此可见，齐皎瀚对韦利译诗在语言叙事角度和句型结构方面几乎做到了完全继承。
齐皎瀚曾说：“虽然他们是古代诗人，而我当时身处20世纪的美国，但却感到他们是我的知音”[3]。这种跨越时空的古代诗人与当代译者之间的诗歌因缘，是一种“由古而今”的跨语际转译。齐皎瀚坚持以当代英语语言翻译中国古诗，以当代英语语义释译古诗的语义。韦利所译袁枚诗歌比齐皎瀚早30年，在古诗翻译的释义方面也存在差异。齐皎瀚认为，古诗语言本身具有语义的多义性，加上时代不同造成的语义迁移与变化，必然出现古诗释译中语义的多样性。这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14]。原诗中的“楼”，韦利与齐皎瀚均译为“塔楼”（tower），这比“楼”（building）更高，方能与下文中“放眼十里”相呼应。“十里”的“里”是中国特有长度单位。两位译者均以英语世界常见的距离单位“里格”（league）和“英里”（mile）加以归化翻译，而且“league”原指一种古老的水陆距离测量单位。“车”分别译为“coach”“carriage”，是“马车”的两种同义词。使鸟惊的“声”原是马车的嘈杂声。韦利使用普通名词“sound”对译，而齐皎瀚则译为“racket”（喧嚣声），更加形象、传神。
（二）自由诗体与弹性节奏
韦利翻译中国诗歌正值英语诗坛“新诗运动”蓬勃开展、现代自由体诗迅猛发展的时期。19世纪至20世纪初盛行于英语世界的格律体英译中国古诗的传统终结，以自由体诗移译中国古诗的风尚逐步确立。其中，韦利的自由体译诗堪称经典。他舍弃整饬的尾韵与节奏，在自由体诗的译诗形式中以重音还原原诗节奏，是为“弹性节奏”（Sprung Rhythm）。具体而言，即在译诗中以相对宽泛、自由的重音数，对应原诗中的“四言”“五言”“七言”。弹性节奏比以重音为单位的音步划分更加宽松，甚至不计弱读音节的多寡。因而，韦利译诗的节奏更加灵活。
韦利对中国诗词的句读与停顿节奏极为熟悉，曾有专文《论中国古诗格律》（Notes on Chinese Prosody,1918）。简而言之，韦利在译诗中，以“二二式”还原原诗的“四言”节奏，以“二三式”还原原诗的“五言”节奏，以“四三式”还原原诗的“七言”节奏。“自20世纪初开始，大部分中国古诗英译都带有韦利译诗试用重音与无韵的印记”[15]218。齐皎瀚的中国古诗翻译也不例外，直接师法韦利译诗的节奏。《随园杂兴·其十》的部分译诗如下：
原诗：君来莫骑马，马口食我草；
君来毋清晨，山人怕起早。[12]112-113
韦译：
ˋWhen youˋcome/ˋdonotˋrideyourˋhorse;
ˋForitmightbeˋhungry/andˋtryitsˋteethonmyˋplants.
ˋWhen youˋcome,/ˋdon’tˋcome tooˋearly;
Weˋcountryˋpeople/ˋstayˋlate inˋbed.[13]48
齐译：
Andˋwhenyouˋvisit,/ˋdon’tˋcomeonaˋhorse:
theˋhorse’sˋteeth/willˋdeciˋmate myˋgrass.
ˋAlso,whenyouˋvisit,/ˋplease,don’tˋcomeatˋdawn:
weˋmountainˋfolk/ˋhatetoˋrisetooˋearly.[4]444
上例中的韦利、齐皎瀚译诗均为无韵自由体。在节奏上，齐皎瀚完全模仿了韦利的译诗：诗歌系逐行翻译，每行五个重音，形成五个音步，与原诗的“五言”对应。每行译诗中，前两个音步与后三个音步彼此独立，形成“二三式”的节奏。而且，韦利译诗第三行中还使用了逗号切分停顿，既明确标识了“二三式”节奏，又舒缓了节奏，使得前后译诗诗行舒缓有度。同样，齐皎瀚译诗的第一、三行也使用了逗号作为节奏的间隔，使得四行译诗的节奏体现出“徐缓→快捷→徐缓→快捷”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原诗张弛有度的情感节奏，也更加强化了译诗的阅读感知体验。
（三）意象传译与情感再现
韦利与齐皎瀚都强调意象与意境在中国诗歌的重要性，将其喻为诗歌的灵魂。他们在翻译意象时灵活处理，极为审慎，基本做到忠实还原。意象的翻译不止字面或词典意义的传递，更多的是在译诗中营造出原诗多种意象所聚合出来的意境。归根到底，这有利于在译诗中传递诗人的情感。比如《还杭州》的翻译：
原诗：翩翩小翰林，容色如朝霞。胡为久不见，一老如斯耶?舆夫言未终，我心生隐痛。[12]537
韦译：
‘Brisk you were,a little Han-lin scholar,
Your young cheeks rosy as the morning glow.
Why have we not seen you for so long
That then you were a boy and now are an old man?’
He broke off;but before he had finished speaking
A great depression suddenly came upon me.[13]103
齐译：
Now that scholar,so young and handsome,
has changed appearance like the morning mist.
How is it that the second time we meet
I should have become so very ancient?
Before the bearer has finished talking
a secret pain is born in my heart.[4]450
《还杭州》写袁枚中年返回故乡之后，与青年时的故人“舆夫”交谈。“舆夫”谓袁枚衰老至此，令诗人心生岁月流逝、韶华易老的感叹。“舆夫”称袁枚年少新婚时为神采飞扬、面容宜人的少年，而今却“老如斯”！对袁枚外在形象进行前后对比。“翩翩”指袁枚青年时风流倜傥的样貌和举止。韦利译为“敏捷的、清新的”（brisk），齐皎瀚译为“年轻的、英俊的”（young and handsome），颇为传神。“舆夫”又称其少年时的面容宛若“朝霞”，韦利与齐皎瀚均直译为“晨曦”（morning glow/mist），前者侧重表达“红光满面”，后者带有些许西方文化中的浪漫色彩。与之对比的“老如斯”，韦利通过扩展释译，译为“当年的少年、现在的老人”（then a boy and now an old man）,体现了“少与老”的变化。齐皎瀚则以“ancient”译“老”，是为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意为“古老的、极老的”。“舆夫”所言令袁枚感慨万分，使他悲伤的情绪油然而生——“我心生隐痛”。齐皎瀚的该句译诗几乎为字对字的翻译：隐痛（a secret pain）生（is born）我心（in my heart）。韦利对该句的翻译则属于意译，舍弃了原句中“隐痛”“心”等专属抒情的意象，仅仅意译为“一股巨大的悲伤突然袭来”。
通观译诗案例可见，齐皎瀚的翻译方法继承自韦利，并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我国著名学者吕叔湘曾赞誉道：“诸译家中，韦利以平实胜，原诗情趣，转易保存，亦未尝无工巧”[16]10。这个中肯的评价对于齐皎瀚的译诗，也是适合的。
图书馆是图书流传的主要渠道之一。图书馆的馆藏量以及分布可以作为衡量图书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对图书作为知识载体进行检验的最佳标尺[17]。目前，全球最大的图书馆馆藏信息检索系统是“联机联合目录数据库”（Worldcat），它覆盖了全世界180多个国家地区近90000家图书馆。笔者检索该系统，统计出《诗选》在全球24个国家的883家图书馆有馆藏记录。
《诗选》最大的馆藏量来自北美洲，771家图书馆有馆藏记录，占其全球馆藏总量的87.3%。741家美国图书馆入藏了《诗选》，占其全球馆藏总量的83.9%，这表明美国图书馆对《诗选》的高度重视。一方面，《诗选》的编译者、出版方都具有哥伦比亚大学的背景，尤其是书名中专门标注“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大学作为美国汉学重镇的权威性和号召力自然使得《诗选》受到青睐。所以，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具有汉学研究传统的高校图书馆及其汉学系、东亚系图书分馆均有《诗选》庋藏，以备中国古诗研究与参考之需。另一方面，《诗选》实现了美国50个州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全境图书馆收藏分布。这不仅得益于该书在美国境内出版、便于被本国收藏的地利之便，更体现出其文献价值与图书借阅价值。除了高校图书馆之外，美国国会图书馆、各州与主要城市的公立图书馆对《诗选》多有收藏。这证明在中国古诗研究的汉学专业领域之外，尚有普通大众读者对《诗选》的阅读需求。
除了在北美洲的集中馆藏之外，收藏《诗选》的图书馆还遍及亚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呈现出“集中在美国、遍布五大洲”的格局。英文《诗选》在英语世界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有集中分布。而且，《诗选》能够流传到非洲，也得益于南非、塞拉利昂官方语言为英语的便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仅限于英语世界。在英语为非官方语言的国家，《诗选》也体现出广泛流布的特点。譬如欧洲德国、荷兰、法国等11个国家以及亚洲中国、日本等4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并非英语。这也证明英文《诗选》在非英语国家仍有一定的阅读需求和影响。
《诗选》出版之后引起了国际汉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汉学名宿的评价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选材新颖、编排得当、意义重大。《诗选》总体上选录了元明清三代的代表性诗作，数量颇丰，其中不乏首次被译介给西方读者的诗人诗作，是西方学生、学者研究中国古诗的不二之选[18]。齐皎瀚敢于打破陈规，精心编选《诗选》，以驳斥学界“唐后无诗”（明李梦阳语）的迂腐成见[19]。《诗选》显示了元明清诗歌的重大成就，彰显了它们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20]。二是译诗优美、翻译水平高超。齐皎瀚对原诗的理解、翻译准确，更能抓住整首诗歌的意境与情感，译诗本身成为优美的诗篇，是为“译诗为诗”[21]。《诗选》译诗融诗歌艺术与文学知识于一体，堪称“翻译艺术的典范”[20]。
2022年8月，作为全球最大的网上图书销售平台，亚马逊图书网在线出售的《诗选》数量依然十分可观，共计有36本同时可供订购，其中包括全新书17本、二手书19本，在该网出售的中国文学类图书中排名第1071位。图书市场上的销售活跃程度证明了《诗选》在出版36年之后仍然在读者群体中保持较好的阅读需求和较高的受欢迎程度。国际读者对《诗选》的平均赋分为4.4分（满分为5分），证明了普通读者较高的满意度。2014年，一位意大利读者卡洛·阿瑞吉（Carlo Arrighi）在购买、阅读《诗选》之后，发表了长篇评论。他指出，《诗选》的选材广度值得高度称赞。在1980年代的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中国宋代之后的诗集出版。《诗选》的选材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诗人画家（poetpainter）之作较多，二是部分词、曲也纳入“诗”的范畴之中。齐皎瀚所选的清代诗歌颇有见地，选取了很多十九世纪（袁枚之后）的佳作，令人称奇。论者指出，《诗选》没有选译女性诗人诗作，但是元明清时期的女性诗人词人不乏其人。他总结道：即使在21世纪之初的今天，《诗选》对于“晚期帝制中国”元明清诗歌的奠基性（fundamental）译介之功仍然不可磨灭，历史地位不可取代（irreplaceable）。[22]
当唐宋诗词译介与研究成为西方汉学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时，汉学家齐皎瀚慧眼独具，将目光投向了不甚被重视的“非经典”古代诗词——元明清诗歌。他编译的《诗选》是中国古诗在欧美传播的重要译著。他以书画诗人诗词为主要切入点，构建起了元明清三代诗词发展的框架。他的中国古诗翻译方法传承自韦利的自由体译诗，忠实又不乏灵动，在语义、节奏、情感等方面再现了原诗之美。事实证明，《诗选》在国际社会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不仅在全球五大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有流布，更是得到了域外汉学界与普通读者的一致认可。在文明互鉴、平等交流的视野中，齐皎瀚元明清诗词研究与译介的视角、路径、方法，对国内学界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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