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却加 封 颖 任菊兰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所关注的话题，也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村落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所积淀的丰厚的文化遗产。将研究焦点置于传统村落之上，探索村落社会文化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自2012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传统村落的全面调查，先后五次确认并公示的传统村落共计6813个。在青海省123个传统村落中，同仁市江什加村是2012年首批13个被入选的中国传统村落之一。江什加村在同仁地区素有“藏戏之村”和“藏靴之乡”之称，是同仁地区藏文化鲜明且具有典型性的藏族村落，村里有州县级、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12人，传统文化资源丰富。这些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背景下如何被村民自觉传承和保护，除受外部的一些因素影响外，还与村落社会结构中自然存在的一些象征体系和社会功能有密切联系。更为重要的是，解决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有效传承和发展时所面临的困境，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传统文化是传统村落的核心价值所在，自1970年以来相关研究在社会学中受到社会现象学、符号互动论（俗称“主观主义”或“语义学派”）潮流的影响，聚焦于关注人类行为主观和间主观的生活世界，并解释和理解其经验意义。继之又受观念、功能、教育等社会学研究视角的冲击，将文化视作资本而提出文化再生产论[1]。而后工业化时代的今天，社会价值的重点从“物质中心”逐渐转变成“非物质”的社会。后者表示的是“生活的质量”“兴趣”“用心”“生活方式”等，从“生产中心”到“重视消费”的转变也与其相关，但在消费领域，比起物品本身的外在价值，很多时候人们追求的是作为文化符号的意义、威信、形象等内在价值。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不管是在国家体系还是学术研究中都将“传统”与“文化”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从其本质来看，文化是人们社会生活经验的总和，服务于人们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当它不能满足其生活需要时，对于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的载体——“人”而言，也许守住一个没有效益的文化是无意义的，甚至会蒙受损失。因此，为有效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合理运用村落潜在的社会功能显得十分重要。这必须在传统村落社会结构的空间背景下进行反复实践，才会被人们自觉地接受和传承。
我国自2012年启动国家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调查后，传统村落的文化传承与发展路径研究迅速成为学界主要论点之一，先后产出大量的学术成果，主要以如何保护、如何传承、如何发展等内容为论点展开。在如何保护方面，有学者提出应该根据不同村落的个性和特色，采取景区形式、居民博物馆形式、生态区的形式、纯粹博物馆的形式、分区保护等方式去保护传统村落[2]。也有学者认为传统村落整体保护的关键是如何将其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进行有机结合[3]。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其历史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现代性原则、发展性原则、主体性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等[4]。可见学界一直将文化传承和发展从有机结合的角度进行讨论，即为了更好地传承文化并探索有效发展的路径，需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利用传统的智慧方法来构建特色传统村落的文化创新模式，通过将传统文化转化为生产力以实现传统村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5]。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于优秀的民间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体现其“原真性、完整性和活态性”[6]。其基础是传统村落的原建筑和环境的保护，合理控制旅游容量等[7]。然而，重要的是对地方性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言，不管以生态区和博物馆的方式保护和传承，还是以旅游与产业开发的方式发展，为避免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我们必须将问题放置到村落社会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的现实中进行考虑。
村落社会蕴涵的文化资源建立在地理区位的基础之上，与其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江什加村位于青海省东南部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曲库乎乡，距省会西宁市189公里。根据笔者于2022年的调查，全村211户，共1078人，位于九曲河峡谷中农牧交汇区，南高北低，以农业生产为主牧业为辅。全村共有1200亩耕地，旱田与水田各占一半①，2003年以后村里所有的旱田因退耕还林不再耕种，目前只剩600亩左右的水田耕地。2017年，青海省G0611同仁至西卜沙高速开工，村里再次失去部分耕地。因此，全村目前仅靠农牧业维持生计的较少，对此村民积极响应三江源生态保护方面的国家政策，利用仅剩的耕地筹办育苗植树合作社。从2011年开始，村里183户参与育苗合作社，每户参股3000元，共购买100万株树苗，现有植树面积53亩，参股每户每年有500元不等的收入。除此之外，村民通过外出务工、采挖冬虫夏草、创业等方式创收，收入来源逐渐呈多元化。村内对教育的投资规模也较大，目前村里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220人。
村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被列为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之一，得益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村落传统文化的良好传承。但随着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以传统村落为主体衍生的文化遭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一方面二者之间产生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另一方面村落文化也显现出更多的生机与活力。江什加村在现代性社会背景下适应新的社会与环境的过程中与其他的传统村落一样，既迎来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因此，笔者以江什加村作为个案，基于文化适应、调适与整合的理论，试图探析村落社会潜在的社会功能在传统文化传承时所产生的效应。同时，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以此为个案展开研究，能够为其他类似情况的民族地区在促进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路径选择上提供一定的借鉴经验。
文化适应理论最早应用于人类学的研究之中，由人类学家Redfield于1936年提出，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通过一系列持续且直接的文化接触，从而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8]作为同仁市第一批列入国家保护名录的传统村落，目前，江什加村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1人，州县级传承人11人，其文化传承内容形式多样，主要包括藏戏、藏靴、石刻、传说、民俗礼仪、生活习惯、民间游戏、宗教信仰等。江什加村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戏、藏靴、雕刻本身具有村落社会潜在的自我适应功能，并在其文化传承模式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1.藏戏
藏戏是一种古典的非宗教性歌剧，与西欧的歌剧非常相似。藏语称“阿吉拉毛”（a ce lha mo）。相传，约公元7世纪由西藏地区一位伟大的造桥师汤东杰布创立，后来传入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流派和各具特色的剧种，在中华千年优秀文化中独具魅力。在青海涉藏地区称其为“南木他”（rnam tar），具有安多地区特殊的唱腔和舞蹈表演形式。拥有“藏戏之村”的江什加村从1975年成立民间藏戏团，先后在国内各地上演7部自编自导的歌剧。根据藏戏团创始人回忆：
1949年我于隆务寺出家为僧，在寺的时候学习并参加过藏戏团，后来又去拉卜楞寺学习，当时在拉卜楞寺也见过藏戏表演，并对其产生了浓烈兴趣。那时私下学习藏戏的故事情节、唱腔、人物等，一段时间后八大藏戏基本已学会了。1975年，我和东知加②老人从甘肃拉卜楞寺还俗回村，并开始筹办建立村里的民间藏戏团，当时条件简陋，没有服装和道具，成员也都是男性，基本都是帐篷巡演，那时候每巡演一次，当地群众会给我们一些食物和肉类作为报酬。在20世纪80年代时，我们的藏戏团小有名气，被尖扎县和循化县等邀请去很多地方巡演，当时还得到十世班禅大师和夏日仓活佛等人的重视。2004年开始同仁县政府资助我们并购买了很多服装、道具、化妆品、录音设施等③。
江什加村藏戏团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短时间内就获得地方政府的肯定和群众的认可，以及宗教权威人士的鼓励，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
江什加村民现任藏戏团团长称：目前团里有32位成员，除一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先加老人（80岁）外，还有州县级传承人3人。成员中年龄最小的是10岁上小学的孩子。每人每年至少有2000元的收入，2012年在黄南州文体局等资助下，村里专门创建民间藏戏展演中心，2015年之后江什加藏戏团又在黄南州文体局的安排下被编入黄南藏族州民族歌舞团分团，并在州歌舞团的带领下近两年前往全国各地巡演。此外，为了更好地传承藏戏，他们在本村的小学中也建立江什加村小学生藏戏团，于每年六一儿童节或一些节庆期间表演藏戏④。
江什加村的藏戏在传统帐篷巡演的基础上搭建舞台，引入现代化服装、道具、录音设施，内容、形式上有很大的改变。从藏戏团建立到现在虽然依旧保持每年巡演的惯例，但事实上没有太多的经济收入，不能给村民和成员带来经济效益。但国家和地方政府对非遗的认定，以及相关单位的支持为他们的演出赋予了意义，使传统文化扎根村落。将传统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融合，实现了孩子们的自我文化认同上的教育，传统文化以一种村落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得以传承，已形成一种传统村落自觉的传承模式。
2．藏靴
青藏高原的皮革技艺历史久远，根据其地域特色至少可以分为安多、康巴、卫藏藏靴三种类型。江什加村在同仁地区享有“藏靴之乡”的美誉，其起源和发展过程与民族文化交融之时代背景有关。据江什加村村民描述：
我的外曾祖父（部希汉⑤）是汉族，大概在19世纪20年代从江苏无锡入赘到江什加村，虽然不知道是何原因入赘到江什加村，但外曾祖父确实从汉地带来了手工鞋的技艺，在加入藏文化的元素后把他的技艺教给全村人，村民将其带到周边的牧区以此换取肉类、奶制品等，使以前只能依靠种地和砍柴为生的村子一下子成为本地区最富裕的村落。目前他的后人在江什加村将近有10户人家，他们共同构成了加阔仓（汉家系）氏族⑥。
由上可知，江什加村的藏靴技艺已有200年的历史，是汉藏文化交融之结晶。19世纪跨越地缘入赘至江什加村的“部希汉”的实践，使村内诞育出新型的血缘集团。藏靴文化的传统以此集团作为媒介成了全村人的经济来源，这样被创造出来的文化，并没有被本地人歧视，反而在与本地文化的交融下形成了引以为傲的传统。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江什加村藏靴技艺的传承逐渐削弱，多数人放弃了藏靴技艺。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渗透，使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发生变化，藏靴作为商品并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乃至技艺人的经济需求。
2015年以来，村里先后成立两个藏靴制作公司，并获批2个省级和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在此，藏靴制作公司聘请了村里的老人制作藏靴，并给部分年轻人传授技艺，然其经济收入并不理想。据传承人所说，只有同仁地区的部分村落在夏季举办“六月会”时才会购买，平均每年仅有不超1万元的收入，现如今，村里只有少数人将其作为副业。藏靴技艺本身在历史时代的需求下创造并发展出来，但在现代性背景下其传承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其产业化只是为适应现代社会而做出的努力，其结果可想而知。
3．雕刻
江什加村的雕刻技艺不同于藏戏和藏靴文化，全村只有一户人家代代继承雕刻技艺，是江什加村唯一的雕刻家族。据雕刻传承人李加他描述：我从小跟随父亲在家里学习从爷爷那一辈传承下来的石雕技艺，后来又去泽库县和日村石雕艺术大师贡才处拜师学艺，系统掌握了雕刻基础技艺技法。在此之后，逐渐在省内各地，包括四川、甘肃等地承接不同规模的佛教经文和佛像石刻工程。另外，我每年都会承担村里的所有玛尼石的雕刻工作，同时也招收附近村落的一些学员学习石雕技艺。我爷爷那辈全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雕刻，但现在，光靠雕刻挣不了钱，只能添加一点生活补助⑦。另外，笔者还发现除了这一位传承人以外，村里还有两人拥有雕刻技艺：一位是传承人的学生，已经熟知雕刻技艺；
而另一位则是根据其兴趣自学成才，闲暇时间承担一些外部订单，但根据两人的描述，雕刻本身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高。可以说其状态仅仅停留在“传统”和“传承”上，如上所述的“创新”和“发展”并没有实现。因此，江什加村所谓自觉式传承模式处于一种没有保障且危险边缘的状态。而传承人非常清楚自身所面临的问题，报道人称：目前像我这样拥有雕刻技艺的人在其他村落里不是太多，而且需要我们作品的人也很少。如果我们传统雕刻技艺成功走向市场的话也许能改变现状，但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唯一的方法就是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更多年轻人喜欢的作品才可以。除此之外，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而我们一个普通村民根本拿不出成立一个私有企业公司的钱⑧。村民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传统文化的创新及其经济效益等问题，只是为此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以及相关专业人士的引导，具备这些保障，才有可能完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整体来看，江什加村在现代性社会背景下，经历了大量农地整顿后，仅靠农牧业维持生计的村民越来越少。村民选择了一种转移焦点的社会适应方法来应对所面临的困境，而这并非是土地荒废、弃耕或传统产业的转型等方式，而是依然将农耕作为主业并实行多元化副业模式，致力于教育、创业、务工、采挖虫草等方面。在此过程中，江什加村潜在的自我适应功能使得传统文化的传承呈现出一种动态性的状态，即藏戏的舞台化、藏靴的产业化等。虽然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但依旧缺乏相应的保障和发展。
换句话说，人们一直试图去适应社会的变化，不断从村民与村落、村落与政府及社会之间进行互动并探寻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能力；
也有些村民把文化作为突破口，将文化资源活化，进一步转化为文化资本，试图得到经济效益、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但并没有看到改观的迹象。因此，从现状来看，江什加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仅停留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和支持等层面，并且其中还存在着部分传承人有技艺却不懂其历史文化背景，另一部分人技艺知识兼具却评不上传承人等现象。需要强调的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不只靠传承人，更需要政府、村民充分的参与和支持，传承人的认定也需地方政府配合。
文化传承与发展必须要结合时代进行相应调适，并以村落社会为中心进行多方资源整合才有可能实现。而从江什加村的案例中我们看到所谓的自我适应是一种没有对文化本身进行调适，缺少文化链接整合资源的结果。
（一）呈现：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困境
随着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快速渗透，传统村落的本土文化在原有基础上受到很大冲击，在此背景下，传统文化如何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得到调适，是其当下所面临的艰难挑战。据统计“因现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传统村落大量消失，现存数量仅占全国行政村的1.9%。我国230万个传统村落中，目前已由2005年的约5000个锐减至3000个”[9]。文化本身是人们以自然环境为媒介在日常生活中反复行为的经验总和，传统文化植根于传统村落中自然环境与社会结构的总体空间内。因此，传统村落本身的消减意味着附着于传统村落的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消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市化的影响。城市化进程是造成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发展二者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全球化社会的今天，涉藏地区的村落社会中出现大量的人前往城市上学、务工、就业、创业等现象。就江什加村而言，每年大部分时间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以20岁至40岁间的大部分青年人由于上学、工作、创业等原因常年在外，只有节假日回村。且村里很多老人因子孙教育问题搬到城镇居住，“空巢化”现象日益严重。村民呈现出双重身份，即农忙期间回村务农，此时他们具有村民的权利和义务；
而当在城镇居住时，则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和权利，因此他们又具有居民的特征。村落正在向城镇化过渡，这种双重身份使村民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发生改变，年轻人逐渐对传统文化持有一种不懂、不感兴趣、与我无关的态度。村民作为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重要载体，缺乏他们的参与，不利于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是过度商业化。传统村落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关键在于如何活化文化和振兴文化。在现代传统村落文化活化进程中，国内外学者广泛提出文化、旅游、产业等融合发展模式，特别是传统村落民俗文化的商业化加速，给部分地区带来经济效益，并有效保护和传承了传统文化。对于适合商业化和旅游化发展的村落而言，这是最有效的全方位发展模式。然而，我国依旧存在很多旅游和产业开发失败的地方。从江什加村的案例来看，在经济效益上不管是藏靴和雕刻的商品化，还是藏戏的舞台化并没有达到期望效果。虽然在理论层面上并没有不合理的现象，但藏靴与雕刻在内容和方法上未能创新，只是凭借已有的技艺推向市场。这种过度商业化的发展模式，导致公司面临销量低下、资金链断裂等挑战。
三是传统技艺的缺失。江什加村有诸如藏戏、藏靴和雕刻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村落居民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进行生活实践的智慧结晶，也是当地民族文化的重要呈现。然而，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与发展力度不够，导致传统技艺的缺失。一方面缺少地方政府等相关部门和专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选拔与培养，江什加村的文化传承内容形式多样，但是传承人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堪忧，并且正朝着后继乏人的趋势发展；
另一方面，即使有传承人，对于一些传统技艺，例如藏戏表演与藏靴制作，能够熟练掌握的人非常少。至于雕刻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如果不能与适应市场需求有效结合，传统技艺将会面临失传的危险。
四是缺乏资金支持。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在传统村落社会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短缺。村落偏远，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对于当地村民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能为他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并不能完全满足日常生活开销，只有适应市场需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进一步带来经济收益和发展。因此，相关方面的投入资金量大，而传承人作为传统村落普通农民，显然没有能力承担起这一投入。传统技艺仅仅停留在“传承”层面而不能得到有效“发展”时，既不能适应市场需求，也不能满足技艺人的生活开支，此时的文化对于社会生活而言已失去其服务社会需求的功能。
（二）方向：传统文化传承必须以文化链接整合资源
作为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大家关心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共同的目标和方向应该是“提升传统村落的文化认同、培育文化产业、建设文化队伍、构建文化转化合力、保护和生态环境”[10]。为此，有学者提出“要落实相关法规政策，为其发展注入动力；
将村落中优秀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乡村文化发展的过程之中，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提升村落的造血功能；
建设创新型人才队伍，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以规划村落整体格局与核心保护区；
倡导村民回归、民俗回乡，促进传统村落的活态利用，同时做好对外宣传工作；
增强文化自信，既强调居民的主体地位，也不能忽视保存于村落中的各种习俗”[11]。结合江什加村的案例，笔者认为必须要因地制宜，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传统村落在文化调适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努力方向是通过文化链接整合各种资源，主要可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由于城市化发展，造成城乡二元之间的差异，与农村相比，城市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教育又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极大的变化，导致传统村落中“空巢化”现象出现。为留住村民，政府部门出台了相应的具体政策，给予优秀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鼓励，以此对传承人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村民作为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绝不能忽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在政府主导下，江什加村带领村民充分挖掘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加强对村民的引导，以唤醒他们对自身文化价值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
二是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江什加村的藏靴和雕刻依然停留在传统技艺层面，村民在面对藏靴和雕刻文化商品化模式的挑战举措乏力。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地方传统文化的产业化，只有在传统文化能够服务于生产生活和经济效益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具体来说，传统文化要想在现代化的潮流中继续发展下去，就要创新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根据山东临沂的民间柳编经验，“村民在国内外艺术设计人员及编织农户的共同开发之下，传统民间柳编从功能、形式相对简单的农用、日用筐篮转化成了品类品种各异且花色多样的用品，除了筐、篓、篮，还涵盖了餐具、家具、家居装饰、旅游[12]。而对于江什加村而言，也需要引进专家对其传统技艺进行指导，以推进与其文化相符合的特色产业的发展。藏戏的传承与发展，还需要考虑受众的需求，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呈现，达到更好的效果。结合实际，江什加村的村民借助六月会的契机，通过多样形式扩大对藏靴的宣传，实现藏靴的创新性发展。
三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江什加村藏戏的舞台化是相对成功的案例，尤其与乡村教育体制的结合使其文化价值得到有效传承和发展。村落内部要持续宣传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功能，乡村社会潜在的文化调适功能是通过家庭、学校、村落等社会教育和制度来实现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与学校教育及地方文化中心、图书馆等合作的方式，定期开展相关教学、表演、讲座、交流等活动，携手传承和发展拥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与此同时，政府与专家也提高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选拔与培养的重视程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除了当地的传承人之外，还有来自毕业于艺术院校的年轻人，他们会给予传承人一些全新的智慧与启发的资源”[13]。江什加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选拔和培养，亦可考虑与高校合作，建立创新型人才队伍，高校志愿者提供的专业知识与传承人自身的技艺相结合，更好地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四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任何技艺的传承和创新都离不开传承人本身的文化自信，更重要的是他者的认同和支持。城乡二元之间的差距，致使传统村落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没有资金保障，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就会受到制约。政府部门落实了相关法规政策，解决了传统村落资金短缺的问题，为其文化发展注入动力，即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利用村落社会网络筹备资金，以保证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的经费持续投入，与此同时也需要兼顾产业和文化的平衡关系。
江什加村的传统文化在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城市化、过度商业化、传统技艺的缺失、缺乏资金支持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文化调适时出现问题。为此，社会与村落自身必须合理利用文化整合功能，通过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等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即对其赋予价值才有可能服务于村民的社会生活并得到有效的传承和发展，而同时，也不能忽略村落社会自身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事实上，江什加村在现代社会变迁的空间下以其多元且动态性文化传承模式适应了现代社会，并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有效的文化传承，这是一种自觉式传承模式，其特点是传统村落社会潜在的文化适应功能在发挥作用，是村落社会象征体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亦是传统村落优秀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传统文化在适应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要积极面对外部因素的冲击并相应地做出调适和整合，不断在其生活方式和文化实践等方面与主流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保持一致，才能有效衔接传统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战略。
注释：
①这里的水田并不是指种植水稻的耕地，而是拥有人工灌溉设施的耕地。旱田则是指没有人工灌溉设施，靠天然降水种植的耕地。
②江什加村村民，创立江什加村民间藏戏团人，已去世。
③李先加，男，80岁，江什加村村民，创立江什加村民间藏戏团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笔者于2022年4月5日江什加村内访谈。
④李先才让，54岁，江什加村村民，藏戏团团长，笔者于2022年4月6日江什加村内访谈。
⑤部希汉，“部希”为无锡的藏语音译，而“汉”即汉人之意。
⑥夏吾卡先，65岁，江什加村村民，笔者于2022年4月7日江什加村内访谈。
⑦⑧李加他，56岁，江什加村民，笔者于2022年4月6日江什加村内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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