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学
（韩山师范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联系是指事物或现象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结、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在对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关系的探讨中，大致包括三种观点，分别认为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单向路径、双向作用的适切匹配，以及动态发展的耦合协调[1]。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耦合理论为深入了解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关系的现状，掌握两者关系的规律，以及对两者关系进行预测等打开了思路。本研究基于耦合相关理论，试图通过分析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内涵、特征与评价，进一步明晰概念、发现规律、精进方法，为加快推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进程贡献力量。
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是指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达成的系统内外协同发展状态[2]。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本质上是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间的关系与质量。其中“耦合”明晰了两个主体间的“关系”，“协调”则强调了这种关系的“质量”。因此，要理解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内涵，需要从上述两个维度进行讨论与分析。
（一）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表征了两者的“关系”
在不同的研究范畴，关系所包含的内容各不相同。从作用方向上来看，可以分为单向、双向和多向的关系；
从关系的形态来看，可以分为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
从相关的程度来看，可分为零相关、不完全相关和完全相关；
从关系的类型来看，则可分为人际关系、经济关系、地缘关系等。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本质上是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间双向动态的、互为因果的不完全相关，这种相关涉及教育和经济两个领域，因而也可以纳入社会关系的体系予以理解。
由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组成的关系形式表征为耦合关系。与一般的关系相比，耦合关系具有更强的指向性。一方面，耦合关系通常特指系统间的关系。由于“系统”涉及的范围一般都较大，因此，耦合关系也主要用来表征中、宏观层面的主体，且这些主体自成体系，具有一定意义上的一致性、完备性与特定性。另一方面，耦合关系表征的是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即系统间双向或多向的互动。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生教育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间接推动其承载能力的动态上升；
二是产业结构的发展通过提供办学资源和就业机会等对研究生教育发展产生约束作用，表现为产业结构在其承载能力范围内发展研究生教育，控制过度教育。
（二）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蕴含了两者关系的“强度”
作为一种关系，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程度通过强度大小来展示。在耦合系统中，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是两种用来衡量耦合强度的指标。首先，耦合度是对系统间关联程度和协同程度的度量，取值在0～1之间。系统间联系越大，耦合度越大，说明系统间的联系程度及依赖程度越密切，其耦合性越强，即表示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间作用强度的大小。一般认为，根据耦合度可将系统耦合分为紧密耦合、非耦合和松散耦合，反映在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紧密耦合是指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的系统联系过于紧密，以至完全融为一体，研究生教育失去自主性和独特性。非耦合是指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没有任何联系，研究生教育是一个封闭系统，与产业结构发展完全脱节。松散耦合强调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基础上发生系统联系，但为避免发生“系统事故”，应注意系统联系不能过于紧密，以切断一些微扰放大、迅速发展、不可逆转的扩张的可能性。因此，松散耦合的系统之间独立性与关联性都一般，表现为中等耦合程度，耦合度通常在0.3～0.5之间[3]。根据周光礼对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的阶段划分[4]，我国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松散耦合阶段。其次，耦合协调度实质上是耦合作用下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协同演化的现象，表达的是两系统各耦合要素间达到良好的状态，取值也在0～1之间。耦合协调度是耦合关系强度与耦合关系质量的统一，因此越大越好。在系统耦合中，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内部的充分发展，以及系统间的协调发展同样重要。一方面，系统内部的充分发展是系统间协调发展的依据。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2020年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的召开，为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走向新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石。我国经济总量、增长速度位列世界主要国家前列，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也不断提升，近年国家将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列入六大发展战略之一。两个系统内部的规模扩张、结构优化和有序发展，是两系统各耦合要素共生、互动和匹配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是系统内部充分发展的条件。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意味着两者进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良性动态。在两者的动态互动过程中，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通过耦合要素建立联系，彼此促进，共同发展。
（三）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体现为有“质量”的关系
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表达的是一种关系，且是一种追求高质量的关系。一方面，耦合关系本身就是对质量的一种表达，如研究者将耦合关系看成是系统间通过相互作用和影响达到“协同”的现象[5]，是各个子系统的“良性互动”[6]，由此可见，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关系涵盖了部分对系统关系质量的要求。另一方面，“协调”是系统或系统要素间一种良性的相互关联，是系统间或系统内要素间配合得当、和谐一致、良性循环的关系，是多个系统或要素保持健康发展的保证[7]，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则是系统或系统要素间良性互动的表征。
就耦合的发展阶段而言，耦合关系代表了较低级水平的耦合阶段，系统耦合与耦合系统则分别表征了耦合的两种更高级状态，是对耦合关系的更高质量表征。所谓系统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相似性质（同质耦合键）的系统，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新的高级系统——耦合系统的系统进化过程[8]。这种通过系统耦合结合而成的新的、高一级的新系统就是耦合系统，有人称之为复合系统。在复合系统中，系统势能延伸可使不同系统实现结构功能的结合，产生新的功能，它不是原系统量的增大，而是具有新质的较高层次系统[9]。由于复合系统的组成更为复杂，结构更为合理，因而可以强化系统的整体功能，放大系统的整体效益[10]。具体到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协调上，系统耦合是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一体化的桥梁，其政策含义在于将研究生教育视为开放系统，在促进研究生教育系统变革的同时，不断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产业结构对研究生教育的承载能力，实现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提高。
因此，通过上述对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内涵的探析，可以把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理解为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达成的系统内外协同发展状态。
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亦是经过肯定、否定和新的肯定，通过曲折的形式而实现的前进运动，表现为两者发展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体现出共生性、区域性和波动性。
（一）共生性
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在与产业结构发展的多重互动中不断碰撞、适应，最终走向融合。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共生性特征，一是水平方向的互联互通、准入、包容、扩张。这既表现为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内部的共生性，如研究生教育系统和产业结构系统作为主体的开放，学校向企业提供技术与人才，企业向学校提供经验与导师，又表现为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作为耦合协调的整体，在与外界环境保持开放中共生。随着外部环境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结构逐渐趋于复杂，功能不断增强，而多元化、弹性化、国际化、实用化正是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必然过程。通过开放，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组成的系统耦合，基本适应了社会、经济、科技、国防对自身的需求，为现代化建设形成人才与经济的互融互通，共同促进社会向前发展。
二是时序性上的共生。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是历史的产物，这种关系从研究生教育诞生即开始存在，并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与产业的发展而日渐明显。从时序性来考虑，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从历史走来，带着过去两者协调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印迹，而当前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又将带着时代气息走向未来，成为未来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一部分。在这里，过去、现在、未来不断更迭，后者不断兼容前者，伴随着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的发展始终。
基于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共生性，要求在促进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同时，以开放的视野和方式，实现产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协同合作，形成共生共长的教育生态圈，促成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向更高程度的耦合协调发展。
（二）区域性
区域性是我国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重要特征。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高等教育在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下发展也很不均衡[11]。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我国明确提出要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推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省级行政区域是落实区域研究生教育中省级教育统筹的执行单位，在发展区域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时具有先天的地缘特性，必然也遵循区域发展差异演化的基本规律，即两者耦合协调的发展必然从低水平均衡走向不均衡再到达高位的均衡，呈倒U型曲线变化。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耦合协调的区域性，一方面，表现为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与经济、科技两个结合紧密的因素之间的耦合协调，既包括区域结构整体的耦合协调性，也包括各省市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科技发展的协调性。另一方面，各区域研究生教育生源地区结构和就业流向，也是体现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区域性的观测指标，可以通过考察各区域研究生教育功能发展状况，判断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耦合协调状况。可以预见的是，区域间的差异将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水平呈倒U型曲线变化，一定时期内的差异扩大是正常现象，但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区域间的差异将逐步降低。
（三）波动性
首先，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内部的耦合协调呈现出动态波动特征。一方面，由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可知，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70年来，在规模结构、科类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经历了多次调整，这些调整是因应研究生教育的内部发展规律及外部发展规律而作出的相应改变。因此，研究生教育内部各因素内部平衡是其在某个时间截面的暂时状态，而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及其社会服务功能的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内部协调一直处于动态平衡状态中。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始终处于复杂多变的发展轨迹中。三大产业结构按比重排序经历了一产、二产、三产，二产、三产、一产，到三产、二产、一产的发展历程，在上述任一发展阶段，三大产业结构的排序处于相对稳定的可变状态。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犹如两个齿轮，每个系统都以其固有的内在规律方向运转，方向相同但速度、步调不一，从而导致两个系统协调发展处于绝对的动态状态，表现为两者不协调时，各要素会在内部运行规律的作用下促使不协调转为协调状态，而当外界条件发生新的变化时，协调状态将会被打破，即这种协调状态始终在协调—不协调—协调的循环演进中运行。
对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情况进行评价，具有了解现状、发现问题以及引导发展等作用。在由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所组成的系统耦合中，包含了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两个子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所形成系统整体等多重关系，这些关系共同表征了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
（一）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核心测度
1.子系统内部的自洽度与内聚度。作为子系统，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的自洽度指的是两者内部的协调一致程度，即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内部远离矛盾、方向一致的程度。和自洽度对“协调、一致”的要求不同，内聚性反映的是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内部各要素间彼此结合的紧密程度。在研究生教育子系统，自洽度与内聚度主要体现在研究生教育规模、投入与产出等要素上，两个指标取值较高时，系统内部表现为规模适度、投入充分、产出有效，且三者关系紧密，共同指向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在产业结构系统，两个指标则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发展与升级中，高级化、合理化与生态化的实现程度。当系统内部各要素高级化、合理化与生态化程度较高且有机统一，共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时，则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内部自洽度与内聚度。
2.子系统间的差异度、影响度与响应度。由于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本质上表征的是两者的关系，因此应着重从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比较、相互作用情况进行评价，其中差异度、影响度与响应度是主要考察指标。一方面，基于研究生教育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发展不均衡的现实，两者间存在难以消弥的剪刀差，这种差异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个子系统发展的相对快慢程度，具体体现为研究生教育实现了前瞻性还是产业结构实现了引领性。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互相影响，又同时对对方的影响予以反馈，从而形成影响度与响应度并存的局面。其中影响度强调作为主体的子系统，对其他子系统所施加的作用；
响应度则强调子系统作为客体，对其他子系统所施加作用的反馈。影响度与响应度同时存在，互不相悖。由于教育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而现代社会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联系日益紧密，两者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趋势日渐清晰，因此，子系统间差异度、影响度与响应度的理想状态是，研究生教育系统综合评价指数高于产业结构系统，且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影响度、响应度均较高。
3.系统整体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评价系统耦合的运行情况，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是较为适宜的指标。耦合度考察的是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间的关联程度，强调系统内部的动态性、整体性与关联性。耦合度能有效反映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程度的高低，耦合度越靠近1，说明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系统间关联程度越高，反之则表明关联度愈低。耦合协调度则是用来测度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所形成的系统耦合内部是否匹配适当、良性循环的指标。耦合协调度代表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协调一致的程度，体现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因此，除了表征系统耦合关联程度之外，耦合协调度还能揭示其质量高低。耦合协调度越靠近1，说明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所形成的耦合系统整体关系越紧密，关系质量越高。
（二）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测量方法
在教育科学研究中，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是两种常见的研究方法。但由于具体研究情境的差异性，适宜的研究方法也各有不同。在教育经济研究领域，有研究者推崇质性研究，如崔万龙认为[12]，相较于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作用的显而易见，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支撑则只可质性理解，无法通过量化手段分析。而在另一些研究中，研究者更倾向于量化的研究方法，如王战军[13]等就采用纯量化的研究方法，对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与高技术产业发展耦合协调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方法的取舍，一是基于研究方法本身的考量，如质性研究方法无法给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测度提供明晰的、可操作性强的概念与手段，但在政策文本分析等领域却具有先天优势。而量化研究有指标清晰、界限明确等优点，因此在对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对照研究时有明显优势，但其弱点在于摒弃了事物的特殊性。二是基于研究对象性质的考量。梳理已有文献，可见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所涉及的差异度、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等指标，均已有较为成熟的公式与流程，且其在多个学科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是历经验证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呈现规律的指标。而自洽度、内聚度、影响度和响应度等指标，则很难完全用数字进行描述，如在回答“针对农业现代化推进，研究生教育作出了哪些回应”时，政府的宏观政策就很难用一串数字彻底讲清楚。因此，综合量化与质性研究的数据对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情况进行评价，是一种较为适宜的方法。具体而言，在测度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差异度、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时，宜在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后，采用熵值法、综合评价指数模型、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一系列操作后进行计算，在测度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自洽度、内聚度、影响度与响应度时，宜根据数据性质选取扎根理论、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或者相关分析法、回归分析法等量化研究方法。总之，在对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进行测度时，不可拘泥于某一现成研究方法，应根据研究目的与材料性质，选取恰当的方法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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