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萍
(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4)
《孟子》是我国重要的古代典籍，位于“四书”之列，集中体现了孟子的儒家哲学思想。《孟子》英译起步于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的翻译，经过近两百年历程，推动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对外传播。
2008年，美国学者万百安(Bryan W. Van Norden)英译的《孟子》(MENGZI:WithSelectionsfromTraditionalCommentaries) (下称万译本)由哈克特出版公司(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于美国出版。万译本以南宋朱熹的《四书集注·孟子集注》(下称《集注》)为基础，辅以译者本人的注释，并融入了中西儒学研究成果，着重对孟子的哲学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的阐释，万百安称其译本是“唯一一部具有现代哲学注释的《孟子》全译本”。[1]X.V.目前学界对《孟子》英译本的研究聚焦在19、20世纪的经典译本，却鲜见对21世纪新出译本的研究。①
翻译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相关研究应关注“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和影响，它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以及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2]。本文从文化视角出发，首先概述《孟子》英译史及万译本的形成背景，然后通过文本细读及不同译本的比较研究，重点考察万百安如何运用注释以阐释孟子的哲学思想，最后对万译本的创新及读者接受做出分析。对《孟子》新出英译本的研究有助于及时了解儒家思想在现代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情况，同时为我国儒学现代化研究和典籍翻译提供借鉴。
19世纪英国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通过翻译中国典籍学习汉语，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产生了两部《孟子》英译本：一是柯大卫(David Collie)的《中国古典：通称四书》(TheChineseClassicalWorkCommonlyCalledtheFourBooks，1828)，收录了《孟子》的首个英文全译本，但该译本注释带有尊耶贬儒的倾向；
二是理雅各(James Legge)的五卷本《中国经典》(TheChineseClassics)第二卷为《孟子》，于1861年出版，至1895年再版两次。理雅各从柯大卫的“攻儒”转变为“合儒”，其译笔严谨、考证翔实，被中西学者奉为“标准译本”。[3]21
20世纪上半叶《孟子》英译译者主体为英国汉学家，翻译更注重可读性。译本有多种，主要译本包括赖发洛(Leonard A. Lyall)的《孟子》(Mencius，1932)，韦利(Arthur David Waley)的《中国古代的三种思维方式》(ThreeWaysofThoughtinAncientChina，1939)收录了《孟子》节选，翟林奈(Lionel Giles)的《孟子》节译本(TheBookofMencius，1942)。
20世纪下半叶译者群体扩大到海外汉学家、海外华人学者和中国大陆学者，主要译本有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的《汉语文言进阶》(LiteraryChinesebytheInductiveMethod，1952)收录《孟子》节选，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的《孟子》节译本(Mencius，1959)，美国汉学家魏鲁男(James Roland Ware)的全译本《孟子说》(TheSayingsofMencius，1960)，加拿大汉学家杜百胜(W.A.C.H. Dobson)的《孟子》(Mencius:ANewTranslationArrangedandAnnotatedfortheGeneralReader，1963),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Wing Tsit Chan)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SourceBookinChinesePhilosophy，1963)收录《孟子》节选，美籍华裔学者翟楚(Ch’u Chai)和其子翟文伯(Winberg Chai)合作出版的《儒家经典》(TheSacredBooksofConfuciusandOtherConfucianClassics，1965) 收录《孟子》，中国香港学者刘殿爵(D.C. Lau)的全译本《孟子》(Mencius，1970) ，美国汉学家亨顿(David Hinton)的全译本《孟子》(Mencius，1998)。20世纪末国内有赵甄陶等译的全译本《孟子》(1999)(为《大中华文库》之一)，及何祚康和蔡希勤编译的《孟子》(1999)。
进入21 世纪，《孟子》英译的形式趋向多样化。
除万译本外，主要还包括美国学者穆勒(A. Charles Muller)网络版译本SixChineseClassics(2003)收录的《孟子》节选(Mencius)②，丹麦学者华道安(Donald B. Wagner)作为教材的《孟子》译本(AMenciusReader:ForBeginningandAdvancedStudentsofClassicalChinese，2004)，美国学者柏啸虎(Brian Bruya)和蔡志忠合作的漫画版译本《孟子说：乱世的哲思》(MenciusSpeaks:TheCureforChaos，2005)，美国学者华蔼仁(Irene Bloom)的《孟子》全译本(Mencius，2009)，美国学者韩大伟(David B. Honey)的编译本《孟子》(Mencius:CollectionofCriticalBiographiesofChineseThinkers，2009)，万百安的节译本《孟子精粹选译》(TheEssentialMengzi:SelectedPassageswithTraditionalCommentary，2009)③，美国学者伊若泊(Robert Eno)面向高校教学的网络版《孟子》全译本(Mencius-Translation,CommentaryandNotes，2016)④。21世纪国内《孟子》译本以编译为主，出现了多部孟子语录和故事集等，包括金沛霖主编的《孟子语录》(2006)、王恒展等主编的《孟子语录》(2008)、王天星等译的孔子学院教材《孟子名言精选》(2008)、陶黎铭主编的《孟子智慧故事》(2011)等。
全译本有吴国珍译的《孟子》(TheWorksofMencius), 收录于《孟子 大学 中庸：平解·英译》(2018)。
迄今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孟子》英译本近30种(包括全译本、节译本、编译本等，未统计重印本)。从20世纪下半叶起，海外汉学研究的中心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译者身份更为多元，《孟子》英语全译本和单行本增多，形式多样。译本在注重可读性的基础上，对原著文化和思想的关注亦不断增强。
20 世纪 60年代，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的《中国传统研究资料选编》(SourcesofChineseTradition, 1960)、陈荣捷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等多部从哲学视角译介中国传统思想的著作在美国问世，使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儒家思想丰富的哲学内涵，同时推动了新儒学在美国的发展。[4]90年代，信广来(Kwong-Loi Shun)的《孟子与早期中国思想》(MenciusandEarlyChineseThought, 1997)等具有影响力的儒学研究著作相继在美国出版，注重揭示儒家思想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意义，促使中国典籍翻译迎来一个高潮期。
万百安是美国瓦萨尔学院哲学教授，著有《中国古典哲学导引》(IntroductiontoClassicalChinesePhilosophy，2011)等十多部专著。他曾师从著名汉学家倪德卫(David S. Nivison)、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和李耶理(Lee H. Yearley)，在译作序言中他致谢道，正是这三位学者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对《孟子》的阅读方式。万译本始于1991年起他所作的“刘殿爵英译《孟子》评论及纠误”(Comments and Corrections to D.C. Lau’sMencius)系列论文。刘殿爵译本(下称刘译本)是西方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目，在多年教学和研究中万百安发现了其中存在的误译问题。[1]ix
万百安借助“厚翻译”⑤方法对《孟子》的哲学问题给与了充分关注，其译本的鲜明特色是贯穿全文的哲学注释。万百安指出《孟子》一书语言雄辩流畅，虽然受到现代读者的喜爱，但有些部分迫切需要哲学注释。在万译本中，万百安大量征引朱熹的《集注》，并在翻译中运用自己的中西哲学思维对其进行诠释，旨在为现代读者阐明源文本的基本面貌。[1]xiii-xv同时，译文注重语言的地道可读，其目标读者是普通读者。可见，万百安翻译的首要目的是通过现代化的哲学阐释，使广大西方读者能够理解中国儒家哲学思想，为他们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原貌。
万百安的注释分两类，一是文本外注释，一是文本内注释。
(一) 文本外注释
注释一般指评论性或者解释性的注解。狭义的注释包括翻译中的所有注解，如脚注、夹注、头注、尾注等。广义的注释则除了狭义的注释外，还包括译文的前言、序、后记、附录等。[5]139本文所说的“文本外注释”指的是狭义注释之外的广义注释。万译本编排按照原书的顺序，共七章十四卷。在正文前，译者依次提供了序言、介绍、年代表、研究文献，在正文后还补充了术语表，且在每卷开头加了卷首语。
在译文序言中万百安除说明翻译缘由外，还详细介绍了翻译体例，指出其翻译方法注重功能性而非直译，如度量衡翻译采用归化译法；
区分词汇的哲学含义和普通含义，如“德”带有哲学意义时用大写的“Virtue”，而泛指美德时则小写。[1]x-xi
接下来的介绍部分十分详尽，长达32页。万百安首先向读者说明了阅读这部新译作的必要性。《孟子》已有多部译本，其中理雅各和刘殿爵的译本尤为出色。然而理译本的维多利亚写作风格在当今显得怪异，另一方面，虽然刘译本十分地道，但万百安不赞同其中某些关键段落的翻译。万译本介绍部分其余各节内容分别为“孟子的历史背景”，介绍书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孟子的哲学”，介绍孟子思想的核心主张和概念；
“从孟子到朱熹”，解释朱熹解读“四书”所特有的形而上学观；
“朱熹的重新阐释”，指出朱熹因受其形而上学观的影响，有时对儒家思想产生了误读。[1]xiii-xliv
此外，万译本还提供了从尧帝一直到清朝的中国历史年代表、孟子和朱熹研究文献及其他相关文献。书末还附有英汉对照术语表，详细列出了《孟子》哲学术语的英译、拼音、汉字和用法，对儒学研究者及普通读者都颇有帮助。在每卷的开头还加入了卷首语，概述该卷的主要思想、主要人物和事件等，以便读者更好理解文本内容。
(二) 文本内注释
万译本的文本内注释包括脚注和夹注。正文脚注共189处，涉及书中所引典籍内容的出处、译文注释涉及的文献、对哲学问题的引申讨论、人物关系说明等。脚注还对书中出现的一些成语做了简要解释，如“五十步笑百步”等。
万译本的夹注位于相应段落的译文后，用方括号标出，并用斜体以示与正文的区别。夹注中既有大量对《集注》的引用，也有译者本人贯穿全文的注释，融汇了中西儒学研究成果，对孟子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讨论，下文将着重对万译本的夹注特色加以分析。
首先，万百安在夹注中对朱熹的《集注》做了选择性引用和现代化解读。《孟子集注》是朱熹的孟学代表作，共引赵岐、程颢、程顿、尹焊等“三十四家”之说，融合儒、道、佛，以理学思维对《孟子》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形成了新儒学。[6]10-11万百安虽然充分肯定朱熹在儒学发展上的贡献，但他同时却也指出朱熹的形而上学观受到了佛教影响，使其有时步入歧途。[1]xlii因此，万译本的注释对《集注》并非全盘照搬，而是加以自己的解读，删略了其不认同的地方。如，朱熹的心性论将心、性、情分开，以心为枢纽，统摄性、情。心包含“性”和“情”，有“未发”和“已发”之分。[6]27-32见下例：
原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集注》注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7]221
万译本：The feeling of compassion is thesproutof benevolence. The feeling of disdain is thesproutof righteousness. The feeling of deference is thesproutof propriety. The feeling of approval and disapproval is thesproutof wisdom. [ZhuXi…suggests, “Compassion,disdain,deference,andapprovalanddisapprovalareemotions.Benevolence,righteousness,propriety,andwisdomarehumannature.Theheartiswhatlinksthenatureandemotions.”][1]46-47
朱熹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属于“情”，是仁、义、礼、智这些“性”的表现，故朱熹认为“端”就是“绪”，即内在之“性”的外在体现。对此万百安并不认同，在其注释中删略了朱熹对“端”的解释，仅说明了朱熹的心性论。万百安辩驳道：“朱熹由此使我们将内在‘德’的反应视作已完全形成、为私欲遮蔽的‘德’的‘绪’(体现)。但对孟子而言，我们与生俱来最初的‘德’犹如植物的嫩芽，需要培育、直至成熟。”[8]他认为孟子采用“端”这一隐喻是为了体现一种积极性及对环境的敏感性，[9]125这些正是“德”开端的特点。因此万译本特意采用了“sprout”(苗，新芽)一词来翻译“端”，他认为该词能完美地体现出这些特性，而刘殿爵将“端”译作“germ”(萌生)，也不够确切。
其次，万百安通过比较哲学视角，在夹注中不时穿插其对书中核心概念的现代化哲学阐释，使读者关注其中蕴含的特殊哲学意义。如下文:
原文：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孟子·梁惠王上》)
万译本：The King said, “What must one’sVirtuebe like so that one can become king?” Mengzi said, “Onecares forthe people and becomes King. This is something no one can stop.”[“Virtue”isasortofethicalcharismathatinducesotherstosubmitwithouttheneedforcoercion.SuchVirtueiswellillustratedbyKongzi’scommentsthat“OnewhorulesthroughthepowerofVirtueisanalogoustothePoleStar:itsimplyremainsinitsplaceandreceivesthehomageofthemyriadlesserstars” (2.1),and“theVirtueofagentlemanislikethewind,andtheVirtueofapettypersonislikethegrass—whenthewindmovesoverthegrass,thegrassissuretobend” (12.19).Seealso2A3.][1]8
刘译本：“Howvirtuousmust a man be before he can become a true King?”
“He becomes a true King bybringing peace tothe people. This is something no one can stop.”[10]54
上段体现了孟子的王道与仁政思想。万百安在夹注中指出“德”具有一种道德魅力，无需胁迫而使他人甘愿顺从。为说明这种特性，他在夹注中还引用了《论语》中的语句：“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万百安将“德”译为大写的“Virtue”，以凸显该词在此处特殊的哲学意义，而刘译本的“virtuous”(道德高尚的)则淡化了“德”的哲学意味。此外，《集注》对“保”一词的解释是：“保，爱护也。”[7]193万百安将“保”译为“care for”，既体现了一种情感状态(爱护)，同时也是一种行为(保护)。“保”与上文的“德”呼应，表明只有真正具备“德”的君王，才会发自内心爱护并保护百姓，而刘殿爵的“bring peace to”(给……带来和平)未体现出这种道德内涵。又如:
原文：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
义之实，从兄是也；
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 (《孟子·离娄上》)
万译本：Mengzi said, “The core of benevolence is serving one’s parents. The core of righteousness is obeying one’s elder brother. The core of wisdom is knowing these two and not abandoning them. The core of ritual propriety is the adornment of these two.The core of music is to delight in these two. If one delights in them, then they grow. If they grow, then how can they be stopped? ...”[Mengziholdsthathumansinnatelyhaveincipientdispositionstowardvirtue.…Buttheseincipientfeelingshavetobecultivatedsothatthey“grow”or“extend” (1A7.12)toallrelevantlysimilarsituations.Thispassagesuggeststhatpartofwhathelpsthisgrowthisdelightinginthemanifestationsofthesprouts,insteadofdenyingthatonehasthemorcondemningthem(4A10)][1]101
刘译本：Mencius said, “The content of benevolence is the serving of one’s parents; the content of dutifulness is obedience to one’s elder brothers; the content of wisdom is to understand these two and to hold fast to them; the content of the rites is the regulation and adornment of them;the content of music is the joy that comes of delighting in them. When joy arises how can one stop it?…”[10]127
万百安认为刘殿爵对“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的翻译“When joy arises how can one stop it?”(当喜悦产生，又如何使其停止呢？)存在明显的理解错误。他指出孟子哲学心理学(philosophic psychology)的核心为儒家的“德乐一致”思想：当我们的行为符合“德”的标准时，我们是最快乐的，而这种快乐会进而加强我们的“德”。因此对此句的正确理解应为：当一个人对“仁”和“义”感到喜悦时，它们才能生长，就像草木的枝条萌发生机后便不可遏止。[8]因此万译本改译为“If one delights in them, then they grow. If they grow, then how can they be stopped? ”(“them”和“they”指代前文所言“仁”和“义”)。同时，在夹注中万百安指出孟子认为人与生俱来有向善的最初品质，但必须得到培养才能成长并“推恩”至其他场合，而使其成长的重要一部分便是对于“端”的美好表现(“仁”和“义”)感到喜悦，而非自暴自弃。
再次，万百安的夹注还旁征博引，融汇了古今中外的儒学研究成果。他借鉴了葛瑞汉(Angus C. Graham)、贾德讷(Daniel K. Gardner)、艾文贺、信广来、班大为(David W. Pankenier)等现代知名汉学家及其本人的著述，并参考了其他中国经典《孟子》注疏和书籍，如汉代赵岐《孟子章句》、清代焦循《孟子正义》、朱熹《朱子语类》等，融汇了古今中外的儒学研究成果。如，在对“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告子上》)一句的翻译中，万百安在夹注中引用了三种不同的诠释加以说明：其一为焦循《孟子正义》的观点，认为人性本无义；
其二为信广来《孟子与早期中国思想》一书中的观点，认为义要达到外，就必须从外部世界的某些特征中获取对义的认识。其三为朱熹《集注》的观点，[1]145万百安赞同其观点，认为义并非外在的东西，“故仁爱之心生于内，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学者但当用力于仁，而不必求合于义也”[7]305。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万百安还常将儒家思想与西方现代社会问题相联系，呼吁现代西方读者从古老的中国儒家思想中汲取养分。如，在全书最后一段的夹注中，万百安说道：“孟子教诲我们，具备才赋的人肩负着为社会进步做贡献的责任，而不应只考虑个人的进步。他告诉我们需从内心寻找最好的趋向，并加以发展……如同两千年前一样，孟子的伦理教导在现代依然具有意义。我们何不接受孟子提出的挑战，去传承古人的‘道’呢？”[1]197
《孟子》英译的历史迄今已近两百年，从19世纪初作为传教附属活动、以直译为主的译本，到20世纪上半叶由英国汉学家主导、注重可读性的译本，再到20世纪下半叶至今译者身份更为多元、更为关注儒家思想内涵的译本，不断推动着儒家文化为英语世界所了解和接受。
倪德卫在1980年发表的“论《孟子》的翻译”(On Translating Mencius)一文中, 对理雅各、刘殿爵等人译的七种《孟子》英译本做了评价，指出其或多或少存在误译问题。他强调评价译本的“试金石”应是准确性。有了准确性，可读性才能成为优点。倪德卫指出《孟子》很多章节难以阅读，但对理解孟子的道德哲学至关重要。他呼吁今后能有译本不仅关注《孟子》的语言和历史问题，还需分析其中的哲学问题。[11]93-112可见，对倪德卫而言，优秀的译本首先应确保准确性，在此基础上兼具可读性，同时对难以理解的部分，尤其哲学问题，译者应提供注释帮助读者理解。
如前所述，万百安注重翻译的准确性，其英译《孟子》的初衷之一就是对先前译本的不确切之处进行修正。同时，万百安重视译文的可读性，旨在使普通大众也能看懂中国古代典籍，其翻译注重功能性，而非死板的直译。万百安采用“厚翻译”方法，通过几乎包罗万象的文本外和文本内注释，不遗余力地为现代读者阐明《孟子》一书深刻的哲学思想，试图揭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原貌。可以说，万译本并非单纯的翻译，而是面向西方普通读者、帮助其了解儒家文化和孟子思想的入门读物。
万译本获得了较高的读者接受度，在美国“好读网”上不少读者表达了对这部译作的喜爱，如网名为Ilari的读者评论道：“这无疑是《孟子》最好的英译本，虽然我对万百安的术语翻译不完全赞同，但我认为他在选择和撰写注释方面特别出色，十分有益而流畅。这些注释，及其与中国哲学之外的联系，对阅读《孟子》的读者而言不啻为一次新奇的体验。”⑥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劳悦强(Yuet Keung Lo)撰文评论道，万百安的译文清晰流畅，非专业读者也容易读懂，涵盖了对理解孟子哲学必不可少的历史和哲学的几乎所有重要方面。但同时指出万译本在理解上存在个别差误，有些地方存在“过度哲学化”(over-philosophizing)的问题，如将“理”尽数译为对应的哲学术语“Pattern”, 但有时该词意义仅为“常理”，而非新儒家特殊的哲学含义。[12]
王宁认为通过“阐释性的”文化翻译,精英文化越来越走向大众,文化变得越来越多元和“混杂”,因此翻译所能起到的各文化之间的“协调”和“互动”作用就变得越来越不可替代。[13]8万百安注重中、西文化的融合沟通和互相促进，借助比较哲学、史学等理论视角，旨在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发掘儒家思想的特质，为西方读者揭示中国文化的原貌，并促使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面对现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译本虽仍存在个别理解问题，但瑕不掩瑜，万百安通过其详尽完备的现代化哲学阐释，使中国典籍走近英语世界的普通大众，使古老的儒家文化不再遥不可及，真正为西方广大读者接受。另一方面，万百安中西合璧的哲学诠释方法也为我国儒学现代化研究和典籍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益借鉴。
注释：
① 截至2022年7月，在中国知网共检索到《孟子》翻译相关研究文献196篇，其中以“理雅各”为主题词的26篇，以“刘殿爵”为主题词的6篇，理雅各和刘殿爵是被研究最多的两位《孟子》英译者。尚未见针对21世纪新出《孟子》英译本的研究。
② 美国学者、东京大学教授穆勒的SixChineseClassics包含《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道德经》《庄子》六部典籍的英译，网址为：http://www.acmuller.net/con-dao/mencius.html，最近一次更新日期为2019年7月15日。
③ 2009年万百安的《孟子》节译本基于其2008年的全译本精选部分章节，并简化了注释。
④ 该译本网址为：https://scholarworks.iu.edu/dspace/handle/2022/23423。
⑤ 阿皮亚(Kwame A. Appiah)提出为了真正理解和尊重他者文化，需采用“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即一种“通过添加各种注释、评注，使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的翻译方式”。[14]赫曼斯(Theo Hermans)认为可以借助“厚翻译”来对抗文化侵略，并指出术语和概念的翻译尤其需关注文本意义的多重性和复杂性。[15]380
⑥ 书评链接为：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5758114-mengzi?from_search=true & from_srp=true & qid=0dsDuavkvS & rank=1，最近一次访问日期为2022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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