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辉
成立于1908年的交通银行，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也是民国时期的四大银行之一。虽然马克思主义在银行业的传播并不始于交通银行，银行业第一个中共支部也不是诞生在交通银行，但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共组织的建立，对这家当时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国家银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今天，回顾中共组织在交通银行萌芽和发展的历程，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领略信仰的坚定和力量，仍有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中共中央的长期驻扎地。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此后，中共上海中央局接连遭到6次重大破坏，到1935年7月，也不得不停止活动。[1]忻平、张仰亮：《合力与消解：中共中央长期驻于上海及最终迁离的动因》，《史学集刊》2018年第1期。这一时期，在国民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银行里，虽然马克思主义尚未得到有效传播，但革命的星星之火已在全国各地呈燎原之势。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作战。[2]《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第170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受全国人民拥护，有力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此时上海的党组织虽已遭严重破坏，与党中央也暂时失去联系，但“星星之火”并未就此熄灭，大部分党员也未曾丧失斗志、动摇信仰。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感召下，他们依然独立地、英勇地开展斗争，做好发动群众、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3]王悦玲、陈向新：《刘晓在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岁月里》，《上海党史研究》1994年第3期；
李三星：《刘晓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重建》，《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05年第5辑。
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发行部办事员杨修范，是较早具备觉醒意识的文化青年。早在1929年秋，他就与沙千里、许德良等进步青年一起，组建过青年之友社，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影响和领导下的职业青年文化团体；
青年之友社被国民党当局查处后，1930年12月，杨修范又与沙千里、李伯龙、许德良等成立蚁社，成为全国性的以职业青年为主的文化团体；
1934年，杨修范和蚁社的部分骨干一起，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苏联之友社，与进步人士共同组织哲学座谈会、国际问题座谈会、妇女问题座谈会等；
1936年2月9日，杨修范又和沙千里、章乃器、许德良、李伯龙等成立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这是由商业、银行、保险等各界职员组成的抗日救国团体，主要进行抗日救亡和团结职业界青年的工作。[1]毛志辉：《旧银行里的新火种——交通银行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杨修范》，《中国银行保险报》2021年11月26日。在进步活动的实践中，杨修范深切感受到抗日救亡是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一切爱国力量团结起来，才能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经受了种种斗争考验后，1936年10月，杨修范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成为交通银行最早入党的职员。[2]王自慎等：《解放前上海交通银行的职工运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三编）·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718页。当时上海的环境十分险恶，据杨修范回忆，新中国成立后顾准曾告诉他：“你入党时，上海组织已遭严重破坏，与中央已失去联系，当时由王尧山同志去安徽和党接上关系的。”[3]杨修范：《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情况纪要》，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071页。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杨修范在参加抗日救亡的同时，也在交通银行内外从事秘密活动。他的言行举止和以身作则，不仅成为金融业中党员的楷模，也感染带动了交通银行内的一批青年，逐步在行内形成一股进步思潮，为这家旧银行带来了新气象。1937年8月，经杨修范介绍，张承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承宗后来担任了上海金融党委首任书记，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4]张幼芬、张亚林：《走热烈的光明的猩红的血路——父亲张承宗投身抗日救亡爱国活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研究中心、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编：《民族脊梁——父辈的抗战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8页。杨修范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当时职业界救国会的中共党员约有10人，分别编为几个党小组，杨修范、王明扬、陈敏之在同一个党小组。[5]韩洪泉著：《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0页。杨修范团结银钱业进步青年张承宗、袁君实、杨子发、王心明等，在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有序开展进步活动，凝聚了一批银钱业的爱国进步同人，为日后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的成立做好了准备工作，也为更广泛地团结组织银钱业的职员群众奠定了基础。[6]陆志仁：《关于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一些情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417页。
全面抗战爆发后，金融业职工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这与党组织的领导密不可分。经过中共上海三人团的过渡，1937年11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江苏省委正式成立。根据党中央确定的白区中心城市党组织的建立和恢复，不以地区而以产业与职业划分工作的有关指示精神，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不再按地区建立区委，而是按照不同系统设立了6个系统党委。[7]《中国共产党上海历史 第一卷（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第490页。6个系统党委中，职员运动委员会与银行业密切相关。上海地方党组织逐步恢复和发展后，尽一切可能打开广泛的群众运动新局面，马克思主义在上海银行业也得到了更为迅速的传播和发展，为金融业基层党支部的创建奠定了基础。1937年下半年，中共在辛泰银行建立了金融业第一个支部，随后于11月成立中共银行业支部。1938年初，鉴于“银联”组织不断扩大，中共江苏省职员运动委员会决定在“银联”成立中共银联党团。[8]上海市金融业党史资料征集组：《上海解放前金融业中共组织的发展概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市金融业职工运动史料》第三辑，1990年，第16—33页。7月，中共银行业支部扩建为中共银钱业总支委员会（以下简称“总支”）。“总支”除了直接领导银联党团外，还在1938年下半年陆续成立了4个支部，分别为银联班会支部、保险业支部、中国银行支部、“北四行”联合支部。在“总支”的领导下，党的秘密活动和在群众团体中的公开活动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1]张承宗：《“银联”创建五十周年纪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银联十三年》，1986年，第1—75页；
梁廷锦、王仲夫：《解放战争时期四行一会同人交谊会活动概况》，《上海市金融业职工运动史料》第三辑，第137—165页。
虽然党的基层组织在金融业发展较为迅速，但在交通银行却显得相对“落后”，这主要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上级党委十分注重工作重点，避免平均使用力量，先期将中国银行（国家银行代表）、金城银行（“北四行”代表）、浙江实业银行（“南四行”代表）、新华银行（中、交合股设立，“南四行”代表）等作为重点单位来抓。[2]杨世仁等：《上海金融业地下党工作的几点经验》，《上海市金融业职工运动史料》第三辑，第3页。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是当时体量最大、声誉最高的两家银行，职员间交流较多、关系密切，交通银行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大多参加了中国银行党支部组织的职工进步活动。另一方面，作为一家具有较久历史的银行，交通银行的老职员待遇较为优渥，岗位较为稳定，因此，老职员大多安于现状，对业务比较专注，较少关心政治。
1933年开始，交通银行通过考试招录了几批“甲种试用员”和“乙种试用员”[3]交通银行总行：《交通银行招考乙种试用员简则（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份）》，《交行通信》1933年第1期；
交通银行总行：《本行招考乙种试用员记略》，《交行通信》1933年第4期。，他们虽然是作为低级职员和练习生进入交通银行工作，但文化水平较高、爱国热情较强、思想较为活跃，有学习业务和参加文体活动的愿望。年轻人的大量进入，给交通银行带来了新的气象，不仅同事间的感情变得“泄泄融融”，还时常结伴旅行或开联谊会，为进步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4]朱德隆：《进行一年半的回忆》，《交行通信》1935年第3期。
交通银行的不少青年在群众工作中表现出较大热情，被党组织列入了考察和发展的对象。例如，1934年以“乙种试用员”考入交通银行无锡支行、1939年因战事而撤退到上海的办事员储祖弼（后改名为储伟修），平时积极发动交通银行职工参加“银联”话剧团的活动，组建了由交通银行职工组成的话剧团第14分队，反响良好。同时，储祖弼还是“乙种试用员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和民国路支行办事员孙震一一起，在行内联合王厚渭、朱德隆、王毓钧等人，组织开展阅读进步书籍、举办歌咏比赛、练习乒乓球等文体活动，深受职工欢迎。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他们组织的“雪影读书会”，一方面针对当时的一些进步书籍进行阅读和分享，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斯诺的《西行漫记》等；
另一方面写稿揭发斥责当时伪华兴银行所发行的钞票，指出该银行的目的在于欺骗民众、掠夺物资并破坏中国的金融。在孙震一入党后不久，1939年5月，孙震一又介绍储祖弼入党。[5]《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三编）·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第717页。1939年12月，孙震一被派往湘行服务，储祖弼划归金融党委委员江春泽、叶景灏联系领导，秘密从事金融党委的组织工作。1940年初，储祖弼又介绍1934年2月入行的“乙种试用员”朱德隆入党。[6]王福国：《解放前景德镇的交通银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珠山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珠山文史资料》第1辑，1989年，第45—47页；
《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三编）·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第717页。1943年，经金融党委江春泽介绍，总管理处业务部办事员游凤起入党。[7]《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三编）·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第717页。
交通银行的党员学历不高、经济条件欠佳，但普遍有着敬业的精神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因而在职工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实际上，具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和职业能力，享有群众威信，既是党组织对党员的要求，也是发展党员的重要标准。抗战时期，地方党委明确要求基层党组织：“选拔出那些群众中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分子……以便得到好的发展。”[1]朱华等著：《获得权威——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而这些党员，也在进步活动中得到锤炼和成长，成为交通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业内生生不息的“星星之火”。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组织遍及全国、充满活力和政治上成熟的政党。如何按照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同时在组织上建党的要求，加强党的支部建设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2]徐建刚等：《中国共产党加强支部建设的历史考察》，《党政论坛》2020年第5期。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从重庆回迁上海，建立交通银行支部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
当时，重庆的接收人员到达上海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沦陷区人员加以歧视。金融党委反复研究后，决定带领行局职工发动一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相结合的反歧视斗争。[3]周耀瑾：《解放前中共上海中国银行支部史料》，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四行二局职工运动史料》，1987年，第124页。在持续几个月的斗争后，党领导下的行局职工取得完全胜利。[4]毛志辉：《“第二条战线”中的峥嵘岁月（一）》，《中国银行保险报》2022年2月18日。同时，金融党委抓住时机，迅速开展行动，于1946年3月3日成立上海市四行二局员工联谊会（简称“六联”），为广泛深入联系群众、开展经常性的进步活动提供了一个新阵地。交通银行职工中的约三分之一都加入了“六联”，并积极参加“六联”举办的各项活动。[5]上海市中央、中国、交通、中农、中信、邮汇员工联谊会：《第二届征求会员委员会第二次报告》，《联讯》1947年第14期。
通过在“六联”的锤炼，一批积极分子得以涌现出来，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时，还有几位党员从不同途径转入交通银行，地方党组织党员人数不断增加。1946年4月，上海分行打字员罗经北由复旦大学罗经文介绍入党；
随后，游凤起介绍上海分行办事员宋书元入党；
11月，党员王自慎考进交通银行，被派在总管理处会计处工作。不久，党内成立行局总支，由中国银行刘善长任书记，中国银行周耀瑾、交通银行王自慎任委员。1947年4月，原在老闸分局做便衣警的党员陈品梅进入上海分行当便衣警，成为交通银行工友中的第一位中共党员。[6]《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三编）·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第724页。9月和10月，工友中的积极分子任龙生和李经芳先后由陈品梅介绍入党。12月，总管理处信托部试用生冯宝豫、虹口支行雇员严孝修先后入党，组织关系也转入交通银行。[7]刘冬冠著：《严氏一脉严孝修：一位银行家的前世今生》，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第209—220页。这些党员都在各项活动和斗争中发挥了突出作用。1948年2月，行局总支建立行局工友支部，由陈品梅任支部书记。
1948年3月13日，中国银行职工罢工斗争后，国民党当局意欲取缔“六联”。为了做好斗争应对工作，同时加强交通银行内部的力量，5月，金融党委把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储蓄股办事员葛一飞的组织关系转到交通银行，并随即成立中共交通银行支部，由王自慎兼任书记，葛一飞任组织委员，冯宝豫任宣传委员。[8]《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三编）·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第725页。交通银行支部的建立，标志着这家旧银行里有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
在保卫“六联”的斗争中，交通银行支部的党员们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不仅扛住了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压力，而且组织积极分子和群众，采取灵活主动的方式有效化解了多次正面冲突。在“六联”被限令解散后，他们又改变策略，避免和国民党当局硬拼，转向分散活动，继续开展斗争。正是在交通银行支部的领导下，以党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交通银行内先后成立了“交通剧团”“员工互助会”等职工组织，同时，还广泛开展政策宣传、情报收集等工作。在斗争中，交通银行支部的党员队伍也不断壮大。1948年9月，交通银行霞飞路支行实习生张凤仪的组织关系转入支部；
下半年，陈品梅介绍高岐山、许学连、吴海涛、郑泉、凌永浩等5位工友入党。1949年2月，经葛一飞介绍，唐荣钰入党，同时，总管理处信托部东大名路仓库的临时雇员刘奋之（1946年10月入党）和虹口支行提篮桥办事处的临时雇员杜梦陵（1948年10月入党）的组织关系分别转入交通银行支部和行局工友支部。[1]交通银行总行、国家历史档案馆编：《交通银行史料第一卷：1907—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1699页；
《严氏一脉严孝修：一位银行家的前世今生》，第219页。中共交通银行支部的党员队伍日益壮大，他们进一步团结职工，凝聚人心，为迎接解放做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便于党和群众组织更灵活有力地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上海市委于1949年2月开始，在党内普遍开展会师教育和城市政策教育，使每位党员明白，党员的任务主要是配合和协助解放军，上海解放后，应立即在思想上、组织上与解放军结成一体，形成新的组织系统来统一领导。[2]江柯林：《里应外合解放城市的范例——论上海地下党迎接解放斗争》，《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5期。
根据上级指示，交通银行支部全力做好里应外合的配合工作。支部首先布置葛一飞，通过她的哥哥、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业务室专员葛师良搜集交通银行的股份组成、人事派系、投资去向等相关资料。[3]《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三编）·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第726页。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渡江后，支部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广泛调查收集交通银行的资金、财产及仓库物资储存情况，以及交通银行机构邻近地区的国民党军政机构动态。在接到上级统一部署后，支部进一步组织党员深入搞好调查研究，在东大名路交通银行仓库工作的党员刘奋之和积极分子曹尔阶对仓库内的储存物资进行登记造册，并对仓库管理人员的简历和政治态度进行排摸；
陈品梅则与许学连等人调查搜集仓储情况及邻近地区国民党军政机构地址，写出了详细的书面材料。[4]毛志辉：《“第二条战线”中的峥嵘岁月（七）》，《中国银行保险报》2022年4月15日。这些材料，为上级党组织系统掌握交通银行的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交通银行支部还积极争取上层分子留沪，发动群众组织起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和生活。
在上海临近解放的最后几天里，敌我斗争十分尖锐。交通银行支部和行局工友支部的党员们全力以赴为迎接解放、协助接管做好准备。当时，汤恩伯派出部队日夜不停地抢运中央银行库存的金银外币、证券帐册准备逃跑，工友支部的党员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对搬运工人进行说服工作，动员他们尽量慢装少装，“留一点，好一点”，起到了组织怠工的作用。陈品梅还以负责收藏保管为名，集中控制了交通银行警卫班的全部枪支弹药，并组织工友和警卫人员站岗巡逻，防止破坏。5月24日，解放上海的战斗在郊区打得激烈。当晚，王自慎带领陈品梅来到江海关，向上海人民保安队总部领取到人民保安队袖章几十个和《上海人民》报数百张，起到了迎接解放、稳定人心的积极作用，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强大政治力量和组织力量。[5]《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三编）·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第728页。
5月27日，上海解放，接管旧金融机构的队伍随同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6]中国人民银行编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第125页。解放次日，军代表储伟修、副代表杨修范进驻交通银行总管理处，执行军事监督及办理一切接管事宜。[7]交通银行总行编：《交通银行史料第二卷：1949—1986》，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第17页。军代表进驻交通银行后，立即向交通银行支部了解情况，听取对接管工作的意见。[8]吴景平、张徐乐：《接管上海官僚资本金融机构述论》，《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支部党员积极配合接管，并发动和团结在交通银行工作的进步职工和爱国的高级职员，为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贡献了力量。[9]陈穆：《接管上海官僚资本银行概述》，《前进中的金融事业——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第102页。此后，随着新的中共交通银行支部成立，原交通银行支部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上海解放时，整个上海金融业有中共党员163人，分布在43个单位，[1]杨世仁等：《上海金融业地下党工作的几点经验》，第11页。其中交通银行职工党员22人，分别为交通银行支部的王自慎、葛一飞、游凤起、冯宝豫、罗经北、严孝修、唐荣钰、刘奋之、张凤仪等9人，行局工友支部的陈品梅、任龙生、李经芳、吴海涛、高岐山、许学连、郑泉、凌永浩、杜梦陵等9人，以及党组织关系在外的杨修范、王正安、钱祖恩、笪中等4人。与此同时，支部在交通银行职工中还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积极分子。
1949年11月1日，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和上海分行复业。依据“能称职的地下党同志则大胆提拔”“在解放后工作中表现良好的积极分子也酌量选择提拔”的原则，原交通银行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均得到了重用，如杨修范担任上海分行副理，葛一飞担任上海分行人事课长，张宗祜担任上海分行襄理兼业务课长，吴志本担任上海分行襄理兼文书课长等。[2]《交通银行史料第二卷：1949—1986》，第140—142页。
从抗战初期到上海解放的十几年中，以交通银行支部为代表的中共上海基层组织在旧金融机构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在严峻、险恶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不断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成长蜕变。这是上级党组织正确领导和广大职工群众拥护支持的结果。同时，党员群体理想坚定、素质过硬，党支部重视自身建设、不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这一时期中共上海基层组织在旧金融机构的萌芽和发展，有许多做法值得总结。第一，党组织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善于将银行职工争取生活改善的日常利益与争取民族解放的根本利益有机结合，通过各种进步活动广泛发动和组织职工参与，这样在应付恶劣的政治环境和进行经济、政治斗争中也就拥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二，党组织重视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让原本趋向保守的银行职工破除幻想，大多数人在斗争过程中逐步打破了安于现状、明哲保身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倾向革命；
第三，党组织还通过银行职工的各种关系开展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争取到不少上层人士和中层人员对进步活动有所同情与支持，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土壤；
第四，党组织的工作方针一直因应形势而灵活调整，一方面注重保护党员和骨干，另一方面通过宣传教育和组织斗争持续扩大群众基础，在保存有生力量的前提下不断改变斗争形式、壮大革命队伍；
第五，党组织善于总结斗争经验，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方面都有了质的进步，在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方面也有了明显改善，从而能够较好地发挥党在群众中的核心作用，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当然，马克思主义在旧金融机构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和坎坷。然而，正是在各种职工进步活动和反抗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日益显现出真理的光芒，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而为交通银行第一个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上海解放后的顺利接管、清理和整编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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